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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永达走后，田广荣坐在办公室将祝永达要求入党的事又想了想，他觉得，他对祝永达的估量不够，祝永达不是想混一碗饭轻松吃一吃的，祝永达是有抱负的。但是，他的抱负再大，没有他田广荣的提携不行。经过这些日子的观察，他觉得祝永达是能靠得住的，他谨慎、稳当，和他父亲一样，讲良心、有智慧。他只能支持他入党，妄图把他关在党的大门以外是很愚笨的做法。不只是田广荣身边需要祝永达这样的人。从骨子里说，田广荣还是很爱才的。
祝永达推着自行车走进院门时，父亲正在院子里的电灯光下收拾着锄头把儿。祝义和没有停手中的活儿，他说：“永达，你今日个咋回来得这么晚？”祝永达撑好自行车，说：“田支书和我说了些事情。”儿子到大队里去工作，祝义和觉得很荣耀，他希望儿子能把事情干好，但他从不过问儿子的工作。祝永达一看，父亲专心致志地用圆刨子在锄把上刮动，就说：“咱家的那些家具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问儿子：“是咋回事？”祝永达说：“要落实政策了。”祝义和心里还不清楚：“落实啥政策？”祝永达给父亲解释：“‘社教’那年分去的所有东西和“文化大革命”中抄去的家具都要给咱退回来。”祝义和一听，又惊又喜：“照你说，咱家的楼房（大房）和那三间半厦房都会给退回来？”祝永达说：“不光是房子，按政策规定，桌椅箱柜也要退。”祝义和长叹一声：“真是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呀！”他将手中的锄把掂了掂，紧紧地攥住，半晌不说话了，他的心在翻腾着。
祝义和家里的成分是土改那年给定的。祝义和的父亲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第一次分浮财，将家里的八十多亩土地、五头牲畜和大型家具都分去了。一九六四年，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次“割韭菜”，祝义和家被割惨了，三间楼房、三间厅房和三间半厦房全被分走了。家里的立柜、桌子、椅子、炕桌子、箱架子、木梳、匣子、十不闲、柜子也被抬走了拿走了，拥进门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连铁锨、镢头和厨房里的碗、碟子以及黑老锅、老瓮、席盖子、蒸布也不放过。一家三代七口人只留下了三间厦房。一想起那些寒心的日子，祝义和心里发痛手发颤。
事隔十多年，房子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猛然一听，觉得是天大的好事，他不再愁没有房子住了。可是，他那激动的情绪维持了没有多少时间。他装了一锅烟，咂着烟锅，陷入了沉思：把那些房子要回来，贫下中农同意吗？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这些年来，翻过来倒过去的事还少吗？假如过几年，又要翻过儿，他们一家保不住家产不说，怕连命也保不住了。这样的事，祝义和经见得多了，给他父亲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时，说他父亲做了一辈子大木匠，也算个劳动者，帽子只戴三年就可以摘掉，但一直到父亲死，头上还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次落实政策，究竟是不是好事？他还摸不准。
祝义和问儿子：“田支书同意退赔吗？”
祝永达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他不同意咋行呢？”
祝义和给儿子说：“爹给你说，你叫人家先退，咱家的东西先不要，咱又不是没有房子住。”
祝永达笑了：“你得是嫌多，不想要了？”
祝义和说：“不是我不想要，我是怕好吃难消化。”
祝永达说：“你害怕啥？咱不是偷，不是抢，自己的东西归自己，理直气壮。”
祝义和说：“你不懂，你听我一句话，先不要急着要。咱再做一回鳖大头也没啥。”
祝永达说：“你不想要，我一个人就要了。我不做鳖大头。我不怕，啥也不怕。”
祝义和说：“你不要犟。这事咱让先搁住，走一步看一步。”
世事的变化容不得祝义和细想，该发生的就发生了。他像是在房子里呆久了，猛地出来，看见太阳，就觉得刺眼。祝义和虽然和儿子没有冲突，两个人的想法显然不一样。
在房间里的吕桂香一看，这父子俩的话说不到一搭儿去，她怕他们伤了和气，硬是把祝义和拉扯到房间里去了。
田广荣端着一碗面条边吃边走进了祝义和家。祝义和一家正在吃饭，祝义和一看是田支书，急忙给他让座。田广荣不坐凳子，他顺着房子门蹲下来，蹲在了脚地，只顾埋下头去吃饭，并没有说什么。祝义和明白，田广荣来肯定要说什么事情，他不会吃饭时来串门子。田广荣不开口，祝义和心里就七上八下：是不是儿子做错了什么？是不是落实政策的事要变了？祝义和觉得口中的面条如同木渣一样，没滋味。
一碗面条吃完之后，田广荣放下碗在嘴上抹了一把。祝义和给他让烟锅，他接住，装了一锅旱烟，掏出火柴，点上火，有滋有味地咂着，还是不开口说话。祝义和知道，凡是有能耐的人都能拿得住，都这么深沉，言语都很金贵，要紧处，他们一句话不说却能顶一千句一万句。祝义和从田广荣严肃的面孔上已经捕捉到，田广荣肯定是有什么要紧事要说，他用暂时的缄默不语制造气氛，制造令人紧张、揪心的气氛。这是田广荣一贯的做派。田广荣吃了一锅烟，把烟灰磕掉，站起来了，坐在凳子上，看了祝永达一眼：“永达，你说你要入党，我支持，阻力不会太大的。不过，松陵村的事情很复杂，人心难揣摩，我反复想了想，得动点脑筋，不要把事给弄烂包了，你写申请时，提出让马志敬和田水祥给你当介绍人。马志敬兼着副书记，他当了介绍人就等于支委通过了。田水祥嘛，是三队的党小组长，把他拉扯进来就等于捂住了他的嘴，也抬举了他，他可能有看法，我再给他做做工作，你最近和这两个人谈一谈。咱们经的经纬的纬，事情就做成了。”祝永达没有想到，田支书对他入党的事想得这么周到，他真有点被感动了。他说：“我按田支书说的去做。”田广荣说：“申请写好后，你交给我。”原来，田广荣要说的是这事。这是祝义和未曾料到的，连祝永达也觉得意外。田广荣的每一句话都有板有眼，都为祝永达思谋。说毕，端着空碗回去了。
送走了田广荣，祝义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父子俩走进了房间，祝义和说：“永达，你要入党？”祝永达说：“是呀。”祝义和说：“你入党干啥呀？”祝永达没吭气。祝义和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思。入党不是小事，你要思谋好。”祝永达说：“当年，田水祥连记工员也不叫我当，我现在入党是为了我自己。”祝义和说：“不是我拦你，大队里的那几个干部，不是说谁有多坏，我怕你不好对付。”祝永达说：“你放心好了，谁的人品咋样，我心里亮清。”祝义和说：“只要你亮清就好。”祝义和并不想让儿子出风头，他只希图儿子不缺吃少穿，把日子过浑全就行了。儿子受尽屈辱，想挽回面子，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儿子这样做，也没说的啥。他总觉得，如今，世事好了，谁也不敢再欺负他们，他们活得还算体面，这就够了。如果儿子参与了松陵村的事情，当上了干部，说不定又会挨洋锉，栽倒在心黑的人手里，后悔都来不及了。祝永达给父亲说出了心里话：“如果不是田广荣当支书，我还不想入党哩。”祝永达要求入党是反复想过了的。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说入党是一座高峰，他一心想攀上去，他要用他的行为证实自己是很能干的。
祝永达已经和马志敬谈过了，马志敬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性格直爽，说话从不曲里拐弯，祝永达提出叫他来做入党介绍人，马志敬满口答应了。对于田水祥，他还是有点担心，担心这个二杆子把他挡回去。但是，和他不正面谈谈不行，为了自己，祝永达决定登门去找田水祥。哪怕自己再受一次委屈，他也不在乎了，他甘愿这样做。祝永达正准备去找田水祥，田水祥找上门来了。田水祥来找祝永达给他家的猪看病。他放下了手中的活儿，背上出诊包，来到了田水祥的家里。祝永达进去的时候，赵烈梅蹲在猪跟前，用手在猪身上抚摸着，她一看祝永达来了，站起来说：“你快给看看，打昨日个就不进食了。”祝永达明白，一头猪对于农民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们的日常开销就系在这头猪身上。祝永达从出诊包里拿出了体温计，给猪量了体温，然后，又用听诊器听了听。田水祥问他：“要紧不要紧？”祝永达说：“猪发高烧哩。不要紧。”祝永达给这头猪注射了青霉素和安痛定。注射完毕，他说：“下午还得再打一针。”他没有说请田水祥给他做介绍人的话，就走了。下午，没等田水祥来叫他，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赵烈梅正在后院里喂猪，她一看是祝永达，愁眉舒展了：“永达，真没看得出，你还有两下子，打了一针，猪就吃食了。”祝永达说：“再打一针就没事了。”祝永达照样给猪注射了青霉素和安痛定。临结账时，祝永达给田水祥说：“两次注射费和诊断费钱就不收了，再免你五毛钱。”五毛钱可以买三斤盐，三斤盐就够田水祥一家吃一个月了。田水祥看了看祝永达，大概想说一句感谢的话，又说不出来。赵烈梅说：“看你那愣样子，痴呆呆地看着永达干啥呀？给永达倒一杯水喝。”祝永达说：“不要倒，我不喝。我有几句话要给田队长说一说。”赵烈梅说：“有啥话你尽管说。”祝永达说：“田队长，我想申请入党，请你给我当个介绍人。”还没等田水祥开口，赵烈梅就说：“叫他当介绍人还不是抬举他，这有啥难的？”田水祥瞪了赵烈梅一眼，赵烈梅说：“你瞪我干啥？我说错了得是？你那样子，除非永达来叫你当介绍人，还能不能找到第二个？”祝永达说：“嫂子，你叫田大哥说。”快嘴快舌的赵烈梅已把田水祥逼到了墙角，他就是不同意，也说不出口了，田水祥瞅了赵烈梅一眼，走上房檐台阶，从檐墙上取下来鞭子，将鞭杆拿在手里折了折，还没甩出一鞭子，赵烈梅一把从他手中夺走了：“你拿大了，得是？装啥装？说话呀！”田水祥从赵烈梅手中要过来鞭子，捋了捋鞭杆，给祝永达说：“田支书给我说过了……”田广荣第一次给田水祥谈起祝永达入党之事，田水祥一听，撂下一句话，扭头就走：“不当！打死我也不把地主的娃拉扯到党里头来！”没过几天，田广荣从南堡公社开会回来，在路上，他碰见了田水祥，喊住了他：“干啥去呀？走那么急？”田水祥说：“借粮去呀，今年的口粮又接不上了。”田广荣说：“我前几天给你说的那事，你想好了没有？”田水祥说：“就是叫我给祝永达当介绍人的事？我说过了不当。”田广荣说：“你就想好，不要后悔。”田水祥说：“六爸呀，你真是糊涂了，过去的政策不是明明规定，祝永达这样的人不能入党。啥人都入了党，你不是把咱党弄成一锅搅团了吗？咱都是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入的党，把阶级敌人的娃弄进共产党，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田水祥说着说着动了情，先是咬牙切齿，后来，竟然流下了眼泪。田广荣一看，这事没办法再和田水祥说，就和田水祥擦肩而过了。当天晚上，田广荣打发会计祝万良去给田水祥送了二斗麦子。田广荣做事，从来是人负他，而不是他负人。田水祥当然明白田广荣送粮食的意图。立场再坚定，饿着肚子不行。田水祥收下了麦子。田广荣第三次找到田水祥，他说：“既然你不愿意给祝永达当介绍人，就叫万良当，我不为难你。”田水祥一只手捏住卷好的纸烟说：“你说叫当，我就当。反正，你说了算。”赵烈梅见田水祥又半天没吭气，扯了一把说：“六爸咋说的？你当不当？”田水祥瞅了赵烈梅一眼：“我没说不当。”祝永达的目的达到了。田水祥在开钱时又少开了五毛钱，说等几天有了钱再给。祝永达说：“算了算了，我给你垫上。”祝永达从心里感激赵烈梅，如果不是赵烈梅硬逼，田水祥未必会开口。已经出了院门，祝永达听见田水祥在自己的院子里甩鞭子，鞭子的响声像蔫抹布一样。
当天下午，祝永达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田广荣。
祝永达记得很清，在初中三年里，他总共写了三十六份入团申请书。递交最后一份入团申请书是在一个月色狰狞的晚上，上毕晚自习，他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书记。没几天，团支部书记将申请书退还给了他，这个脸庞窄长、嘴巴开阔的女同学用尖利而干燥的声调对他说，支委们认为，你还不够条件，原因是还没有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毕竟是第三十六次了，伤害的利刃也算被磨钝了，他很平静地接过入团申请书，当着这位团支部书记的面，撕成了碎片。
不是他没有划清界限。这个界限，他永远是划不清的；不是他条件不够不能入团，而是不准他入团，他就是划清了界限也未必让他入团。写了三年申请，从初中一年级写到三年级，他恍然大悟了：他是地主成分，还入什么团呢？能有一口饭吃，能活着就万幸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话不过是印在纸上的十个铅字，是某些人讲话时使用的措词，是做领导的人随意做出的一个姿态，这姿态和人打了一个哈欠没有什么两样，他却认了真，相信了那句话。那时候，他毕竟才十五六岁，太年轻太单纯太幼稚太可笑了。事过十几年后，他想，他为什么要那么迫切地要求加入共青团呢？是为了要求进步？是信仰共产主义？是为了谋求什么利益？当时，他只是被一种虚荣所驱动，只不过觉得入团是很光荣的事情，他不像现在要求入党，目的很明确。
支部大会表决的结果是：同意祝永达入党。到会的四十三个党员，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包括田水祥在内。有几个老共产党员站起来发言，说他积极肯干，能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且举例说，正月初一他也背着出诊包去钻猪圈、钻羊圈，为贫下中农的家畜治病。党员们说，他乖巧顺溜，不是鬼豆豆子，也不是瓷锤子，不论谁到大队里办事情，他都是笑脸迎送，谦和得跟先生一样。有一个女党员说，有一次她去磨面，架子车拉到半路上拉不动了，是祝永达帮她拉到六队去的。坐在角落里的祝永达听到这些话，只是觉得想笑。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他不能笑。原来，做到这些，就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了？这使他反而觉得心理上没有得到最大的满足，仿佛一个大人和小孩子比赛谁的力气大，他赢了，却赢得不荣耀。他一想，坐在这里的都是些农民，他们的嘴里倒不出装扮得很华丽打磨得很光堂的语言。他们都是实话实说。再说，作为一个农民，现在，也不需要你去堵枪眼炸碉堡。也许，每一个人入党时，都要得到一番这样的评价和“褒奖”，就像田水祥那样的党员，你用什么样的话语评价他呢？你能说他好在哪里呢？他应该满足才是，只有他觉得满足了，才能对得起田广荣为了他入党所费的那番心思。为此，他应该感激田广荣。
预备期满后，祝永达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给他当过团支部书记的女同学。他得知，这个女同学在田禾营公社里的供销社当售货员，他就骑上自行车，来到了十五公里开外的田禾营公社。十几年未和这个女同学见面，女同学还以为他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