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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当你说“哲学”的时候，你容易想到德国，不错，这很正常；但是你如果只能想到那块所谓欧洲的腹地，想不到掉在西南一隅的希腊，你最多只能是个爱好者，而不能是个“干”哲学的。
全校的共识：哲学系的女生素来不好看。心照不宣的共识。我想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只有不漂亮的女人才愿意思考。
但这次例外来了——也该来了，就是根据概率也该来了。我的意思是：美女，又愿意思考的，来了。
本来，说“像个希腊美女”就应该说清楚了，但还是想再说一说。她那微拱的鼻梁不可多得，她那微瘪的嘴唇不可多得，她那微翘的下巴不可多得。最不可多得的是那种气质，或者说神韵。当我知道她就是我们重庆本地的孩子时我完全惊呆了，有点神志不清的感觉。
我们本地的女孩子都是疯丫头，大大咧咧，毫无顾忌。广州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杂志《希望》，有一段时间开了一个栏目，写各地少男少女的关系。约稿叫我写重庆的。我的题目叫《不谙闺规VS洒脱大度》。用“不谙闺规”概括重庆女孩，我想我也说清楚了。
关于重庆与美女，世面上的说法已经不少了。其中之一是出色的多，绝色的少。对于这个说法我只在内心嘲笑。因为这说法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绝”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可能想也没有想过。“绝活”、“绝招”、“绝唱”、“绝交”……那么绝色怎么可能多呢？这就同一次比赛要产生三个冠军一样的荒唐。
但是这一个是个绝色。
所以我不能让她，还有其他同学看出我发现了她。不管时代如何进步，人心如何开放，一个老师真的好色还是不好的。你可以笼而统之地说你天然喜欢女学生，但你如果真的去对某一个具体的女学生动心，就不那么好了。所以对鲁沂，我可以开开玩笑。甚至拧一下她的耳朵。她算不得漂亮，所以大家不会往那方面想。这个就不同了。我觉得全班说不定都在看着我会怎么样对待她。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也不能故意不看她。这样的不合常情，就是欲盖弥彰。所以我看到她的时候，目光略作停留，然后很自然地掠到其他地方，仿佛我是在看“同学们”的时候顺便看到了她。如果她的目光和我的碰上了，我也轻轻点一点头，视情况还翘一翘嘴巴。我严防那种情况出现，就是她从我的面前走过，我扭头去看她的背影。这样只一次，你的阴暗心理便暴露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无处不在。
但是有的时候，她是自然而然走在我的前面的。这样我也可以自然而然地看清她的背面。这种时候我总要想起我上大学时候的美学王老师。王老师有一个论点，就是整体美必然有一个统率点的。这个论点没的说，但他举的例子有点……用现在的说法，前卫——我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说决定女性身材的统率点是臀部。因为，臀部的上下位置决定了腿的长短即身材比例，它的大小是性标志（那个时候还不提倡说性感）的强弱，而且能够决定腰部的美感（屁股大就显腰细，屁股翘就显腰往里凹——都是好看的腰），而它的形状能够透露出生命力，而且显出这一个身材的品位……我们在寝室熄了灯以后的议论里，还是承认王老师的说法是正确的。
我是在上了美学课以后才养成研究女人屁股习惯的。
我看着珠兰的屁股，想着当年的王老师。我非常希望他此时在场，用他的标准来为我评点一番。我不多说什么了，我只是说，珠兰的屁股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屁股。那么根据王老师的观点，珠兰的身材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身材。
我想我如果是个皇帝的话就好了。我就可以将她招进宫里，万般宠幸。
还是在这个学期完了的时候我才知道了她的名字。考试，我监考。按照规定，学生得把自己的学生证放在桌子上，以供检查。
她那一排，坐了三个人。很不凑巧，她正好被安在中间。由于怕作弊，学生都隔得很开，这样，要拿到她的学生证，得弯下身子，伸长了胳膊才行。
我只好在这样抽看了好几个人以后，才把她的学生证拿到手。我在进行那种大幅度的弯腰时，想起了毛主席说的“竞折腰”，忍不住笑出了声，把副监考的小老师吓了一跳。
朱兰。重庆市。就是说，还是重庆主城区的孩子。因为，如果是重庆所属的县市，学生证上标明的就是：重庆。我很得意。因为我在一部长篇小说里反复说过一句话：“重庆盛产美女”。而且这部小说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事实上我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提醒全国重庆盛产美女了。我最先说起这个，是用的一个中篇小说，名叫《美人泉华》，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上面。后来还被拍成了电视剧。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中文系的。一般人都不知道，在大学里，恰恰是中文系的人最不写小说。
在我的发言至少十年以后，有关重庆美女的共识才在全国逐步形成。所以，现在我在任何场所都敢于宣布：重庆的美女是我推向全国的。
男人为谁而生？女人。女人为谁而生？男人。
我曾经一千次地设想过，假如这个世界上突然一下没有了女人，男人们会怎样？头五百次我的结论是，男人自杀或者相杀；后五百次的结论是，一部分男人将变成女人。
不要否认这一条真理：男人和女人互为目的。人生目的全在这里，其他都是假的。
不要看叔本华那么清高，他反对婚姻，但不反对女人。他的女人多了去了。
不要看萨特那么独特，那么深刻，其实他所有的哲学的和文学的著作都只说了两个字：男女。
歌德就更不用说了。
拿破仑为什么到处打仗？仅仅是为了向女人证明他是个“伟大的”男人——他身高只有一百六十几公分。他用别人横着的身体增高他竖着的身体。
……可能我的面部表情有些严峻，另外那个监考的小老师有些紧张地向我张望过来。她是眼睛在询问：是不是有人在作弊？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是我在作弊。
但我还是扫视了一下全场。这一扫视让我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女孩子们全都很动人。因为年轻。就是说，对女人来说，要紧的不是美丽不美丽，而是年轻不年轻。我活了这许多年，才发现了这一条天天摆在那里的真理。我这个哲学教师！
我继续在考场踱步。但我已经没有心思再翻看任何一个学生证了。而且知道自己会给朱兰多打几分的。没有一个当老师的不给自己喜欢的学生多打分。说实话，假如我知道一个老师真的不袒护任何学生，甚至，越是喜欢的，越是给人家少打一点分，以示严格要求，那就是伪君子。
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记住朱兰试卷的特点，比如字迹，比如在哪一行有几个什么字，甚至在她交来试卷上的某个地方用指甲划上一道痕迹……办法多啦。哪有你安了心要给一个人好处还没有办法的！
但我什么也没有做。反正打分的是我。
收完卷子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麻烦。卷子卷好了，用绳子捆好了，我要拿走时，小老师，也就是副监考，说该由我送到办公室去。我才猛然想起政策刚刚发生了变化。
其实是在会上宣布了的：从这一学期起，本科生的试卷也要实行密封评分。这以前只有自考生的试卷才这么对付。同时宣布的还有：本科生，大学四年内，只要补考在四科以上（含四科），将不给予学位证书。这一切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因为我光顾了嘲笑。嘲笑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只觉得这哪里像大学呢？完全是公司里的那一套。嘲笑完了也就忘了。
我到了系办公室的时候，小老师已经把试卷交给了教学秘书。教学秘书用了一把很大的订书机，将几十份试卷订在一起。我这才发现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巨大的订书机——大得就像杀害刘胡兰的铡刀。试卷稍微厚了一点，所以教学秘书的动作简直叫人毛骨悚然。
然后他糊上好几张封条。再然后他将这木板似的一摞推到我的面前，满含歉意地冲我笑了一下。我突然就大笑了起来。
我想起宣布了那些新政策之后，系主任反复打招呼，各位老师不可掉以轻心：“校长说了，谁砸了学校的牌子，学校就要砸他的饭碗。”
但我仍然觉得一切相当遥远。砸学校的牌子……老实讲我还想不出可以砸学校牌子的办法。
按照新的规定我只能在学校批改试卷。但系里还是网开了一面，由着我拿回了家。因为我没有住在校内。我住在十公里以外。
我把试卷摆在案桌上，随手翻着，心里又温馨又苦涩。这是我挨珠兰（请允许我从此以后就这样叫她的名字吧，我佛慈悲）最近的时候。我希望找到她的那份试卷，亲吻她本人手书的名字。但我办不到。一条政策将一切化做乌有！
真的吗？政策那么厉害吗？我突然不能服气。老子今天就是要把那个学生的卷子找出来。朕今天就是要把兰妃的卷子，啊不，手绢，找出来！
我研究那摞卷子。我发现一切相当困难。封条是糊在了订书钉上的。而那封条偏偏是一种很稀薄很差劲的软纸做成的。想当初，我看见封条的时候，还在嘲笑当局为什么不用结实一点的纸张来做封条。现在我才明白，当局远远比我聪明。你看，此刻，只要我试图揭开那些封条，它们就会破碎。把它弄湿了再来揭？我选了一处小地方试了一下，更不行，还没揭就已经要破了……就算你居然将封条揭开了，你也无法对付那些书钉。它们刚好勉强扣住了——借助教学秘书，那个东北小伙子，用杀害刘胡兰的动作才勉强扣住的。你只要把书钉撬开了，你决没有那个能力将它复原。
我翻开试卷，看有没有希望窥见密封部分。由于试卷不是叠得完全整齐，所以有些名字可以窥见一部分。当然啦，是下部分。窥见下部分这个想法让我笑起来。但珠兰的下部分我始终没有窥见。就算“兰”字的最下面那一横不容易出来，“朱”字的下部分应该是很好识别的。当然啰，你必须把那一撇一捺和那一竖写得一样齐。
我决定放弃。我想我不给任何人打不及格。一个不及格的都没有，那么珠兰至少不会不及格。“补考四科以上（含四科）的将不发给学位证书”。
我替珠兰担心。她不可能是成绩好的学生，因为她太漂亮。女学生太漂亮了成绩就不容易好。就算她自己不怎么，别人也要来招惹的。这是一个无耻的时代。
我批阅试卷。我尤其小心女学生的；这个嘛，从笔迹上可以看出来。但我发现我的心发慌。真的，就是心慌意乱。我在找到珠兰的试卷之前不可能静下心来认真批阅。我没有料到会是这种心情。那一刻我想到我是老了。本来我是个很有自制力的人。
这么折腾一翻之后，我想横了。朕一定要找到你的试卷。
我还是只能用窥视法。我用家伙撬开一点密封部分。先，我用的是圆珠笔，但粗了一点，容易整个撬翻。几经实验，用铅笔比较好。
我选择了4B的铅笔，因为软一点。我考虑过，要不要把笔芯折断，以免在卷子上划下痕迹。但这样也不好，就是容易把纸戳破。结果我把笔芯磨秃了，撬的时候往上靠一点，就不会在名字旁边留下划痕了。
珠兰到底让我给找出来了。我很激动。像我这样的年龄还会这样激动，自己都很惊讶。同时又很酸楚。因为我很清楚，我只是白白的激动。
珠兰你知道我在为你激动吗？
我甚至连亲吻一下她的名字都办不到。
每一份试卷共四页。我先翻看了一下，看她有没有希望被我弄到八十五分以上。这一翻看让我大吃一惊。老天在上——别说八十五，她连五十五都困难。
我不敢下笔。我想起了还有一条规定：如果试卷上的打分有所更改，必须有相关手续。这是防止老师在拆开密封进行登记的时候做手脚。
我另外拿了一张纸来，先统计一下。
统计结束，我狂笑了一通。如果正常评分，那么珠兰应得四十八分。
如果是中学或者小学，我会担忧她的智商。但我们这里是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能够考入我们学校的智商是不必怀疑的。可以想见这位绝色的美女过什么样的生活了。
但奇怪的是，我并无半点反感。美女就该这样——我佛在上，我这么说可没有讽刺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很自然。相反，我对她的生活很有好感。你想想吧，假如一个绝色女大学生不理会一切，只是拼命读书，那八成她是要考去外国留学，以后嫁给老外。
……这些都是胡思乱想。我不得不保护她，仅而此已。
我平静下来，认真对付。我先确定，给她六十四分。给高了肯定不行，但如果只给六十，或者六十一分，会被大家看作让老师勉强拉及格的。我不愿意她被这样看。
那么，这一道题几分，那一道题几分，就得事先安排好……我安排好了。那么假如真有人来检查（实话说我不大相信），应该能够看出是“自然而然信手打出的”分数。
六十四，我在“总分”那一栏里很随意地填了上去。
我继续批阅。这个班学生挺不错的，一会儿一个八十八，一会儿一个九十一……照此下去珠兰没准是全班的尾巴。不行，我不能让她当这种丢人现眼的尾巴。
我停下了批阅，在剩下的试卷里寻找可以只给六十三分的。没有。即使最差的，也比珠兰好一大截。
我有点难受。因为我决定找两个冤死鬼，也打成六十四。这样，三个人并列最后，大家都不会很难堪的。我难受是由于良心不安。人家那两个，都是可以上七十分的……人生的的确确有很多无奈的。一个人要完完全全问心无愧，是很难的。
经过如此这般的折腾，试卷簿已经松散了。端头有两三颗书钉缩了进去，看不到了。总之，如果上头要认定是拆了封，我也无话可说。
试卷交回办公室的时候，教学秘书很惊讶。我说，试卷簿太厚了，我翻得重，翻来翻去就翻成这个样子了。教学秘书连连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小伙子的年龄可能同我的教龄差不多吧。
现在来说明一下，我上的这门课，叫“美学”。不要以为艺术专业的，或者中文系的，才学这门课。美学这玩意儿其实最先是从哲学里产生的。大家都知道的大哲学家黑格尔，他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就叫《美学》。
因此我的这门课是所谓大课，课时很不少的，要上两个学期的。
因此我在第二学期又可以看到珠兰。我要看看她的反应。你知道还有呢，也要看看那两个冤死鬼的反应。
我万万没有想到，上头的反应先来了。
系里通知我，到教务处去一下，市教委的“本科教学评估小组”要找我谈话。
谈什么话，我问，完全莫名其妙。
系主任沉吟了一下，大概害怕我被弄得很糟，就告诉我，我上个学期的试卷，是被“随机抽查”到了。
那么巧吗？我问。
系主任说，说是随机，恐怕还是有考虑的，可能是成绩特别差的和特别好的，就要查一查。“因为你那一科，不及格的一个也没有，引起了注意吧。”
原来是这样。那么，我想，是不是该把那两个冤死鬼索性弄成补考，恐怕反倒正常了？我笑了起来。但随即我正经了。我想起了校长说的“谁砸了学校的牌子，学校就要砸他的饭碗”。
饭碗，我想，饭碗这个说法，好像是近一两年才冒出来的——我说的是在大学里。是的。以前，好像大学老师没有谁会使用这种社会上的说法。不知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说“饭——碗”，很，很不，很不好说。
但是我也明白，如果市教委真要拿我开刀，我真有可能给砸了饭碗的。
我佛在上。我这个教哲学的，离开了大学，我能干什么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名牌教师——是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常常当面对我这么说的。但是这会儿我有点明白了，大学可以没有我，我不能没有大学。
我佛在上。我有点害怕。我告诫自己，不能意气用事。跟市教委的官员好好解释。老实说，不好解释。如果他们派来的人是懂得“哲学里的美学”的，那么我的评分标准肯定是“显失公允”的。“显失公允”是个法律术语，我在电视上看来的。
我走进学校教务处，一眼看见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周兴伟。我完全没有料到他就是来审判我的。所以我问了一句“嘿你这家伙来干什么？”我记得大学毕业以后他好像去了一个中学，教政治思想品德什么的。
教务处长介绍说，这是市教委的周处长。当然我也就反应过来了：他调到教委，干起行政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他的到来同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很快我也就知道了。周处长和一个叫小林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了隔壁一间屋子。
我很生气。周兴伟你明明知道是我，你怎么偏偏抽查你的老同学呢？我们都是“黄埔四期”的。说明一下：共和国有个叛变的元帅叫林彪是黄埔四期的，我们不知为什么觉得这说法很有趣，于是只要是大学同学，我们统统叫黄埔四期。
周处长基本不吭声。小林非常客气地同我说话。那一摞试卷就摆在小林的面前。
我很快就听明白了，他们要我说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评分的标准并不统一，一个是密封卷被我开了封。
这两个问题，任何一个，都不成问题，但合在一起就是问题了：你为了偏袒，拆开了试卷。他们当然没有这么说，但我能听不出来？
然而既然有了哲学，那么一切都是辩证的：只要我能否定其中一个问题，那么两个问题都将同时没问题。
如果只是面对小林，我就会先否定拆封的问题。但不知为什么我想同当了官的同学较较劲，于是我说，我认为我的评分标准是统一的。
他们就拿出了三份试卷，就是珠兰的和那两个冤死鬼的。
我得承认他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