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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通过热线直接要求莫斯科作出答复。”
阿尔巴托夫站起身来。“总统先生，我将立即把您的要求转报回去。但是请记住——华盛顿和莫斯科两地的时差问题——”
“我知道周未刚刚开始，苏联是工人的乐园，但我想贵国的有些领导人可能还会在工作。那好吧，我不再留你了。再见。”
佩尔特送走阿尔巴托夫以后，回到总统办公室重又坐下。
“也许我对他太强硬了一点？”总统说。
“是的，先生。”佩尔特认为强硬得有些过分，他并不喜欢俄国人，但倒很欣赏外交场合交锋时要讲究方式。“我想我们可以说你已成功地把你的信息传了过去。”
“他是知道的。”
“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我们知道。”
“那好啊，”总统作了个怪相。“这场游戏真他妈的太妙了！想想看，过去我把黑手党分子投进监牢以后，我的事业还不是干得挺好挺稳当……你认为他会上我的钩吗？”
“‘合理行动’？他在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的手抽动了一下？抓住这几个字做文章就象一条大马林鱼对一条小鱿鱼紧追不放一样。”佩尔特走过去为自己倒了半杯咖啡，看到这套瓷咖啡具很漂亮，饰有金边，心里很高兴。“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是合理行动……可能是一项救援任务。如果他们把它叫作舰队演习，那他们就要承认违犯了事先通知的协议。如果把它叫作一项救援行动，那这一行动的水平，采用的速度，以及对此保守秘密，这一切也都无可厚非了。他们的新闻界从来不报道这类事情的。我猜测他们会把这叫做一项救援行动，比如说，一艘潜艇失踪了，甚至可能还会说这是一艘导弹潜艇。”
“不，他们还不致于这么干。我们还有一项关于不准导弹潜艇驶入距海岸500海里以内海域的协定。阿尔巴托夫可能早已收到该对我们怎么说的指示，可他总还要尽可能地拖延一番。也有那么一点可能他真是一无所知。我们知道他们的情报在各部门之间限制是很严格的。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太看重他的这种糊弄人的本事啦？”
“我看不是，先生。”佩尔特说，“为了要把谎撤得叫人相信，就必须知道一些真实情况，这是外交上的一条原则。”
总统微笑了。“那好，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耍这场把戏。我希望我这个姗姗来迟的反应不会使他们失望。”
“不会的，先生。阿列克谢本来有点担心你会把他踢出门去呢！”
“我不只一次转过这个念头。他的外交魅力对我从来不起作用。说到俄国人，他们就常使我想起我曾起诉过的那些黑手党头目。全一样，都是没有教养，粗俗肤浅，无耻缺德的。”总统摇了摇头。他不停他说着，又象一头鹰那样了。“不要走远，杰夫。乔治。法默一会儿就要到我这儿来，但是我们的朋友回来时我要你在座。”
佩尔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思考着总统刚才说的话。他心里承认，总统的话可谓是一针见血。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来说，最不堪忍受的侮辱莫过于说他不文明。没有教养——然而这同一个人能够坐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的镀金包厢里眼泪汪汪地看《鲍利斯。戈杜诺夫》，但戏一演完，他却可以立刻转过身来连眼都不眨一眨就下令处决或监禁100个人。但总统也太尖刻不饶人了，佩尔特希望自己知道怎样去磨磨这些棱角，在美国军团发表讲话是一回事，同一个强国的大使晤谈则是另一回事。
中央情报局总部
“‘红衣主教’遇到麻烦了，法官。”里特坐了下来。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穆尔取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瑞安没有看到莫斯科情报站站长写的那张浮签，上面说“红衣主教”为了要把最新情报送出去，他在半途绕开了从克里姆林宫通往美国大使馆的递送环节。这个间谍上了年纪之后变得大胆起来了。“情报站站长究竟说了些什么？”
“‘红衣主教’可能得了肺炎，住院了。这也许是真的，可是……”
“他老了，而那里又正是冬天，可是谁相信巧合呢？”穆尔低头看了看办公桌。“要是他们把他搞去了，你猜想，他们会干些什么呢？”
“他会无声无息地一命归天，那要看谁把他搞去了。要是克格勃，他们可能要从中搞出点儿什么名堂，特别是在我们的朋友安德罗波夫离开克格勃之后，克格勃的威望不如以前了。不过我不这样想，因为只要涉及谁是他的后台问题，就会引起一场不小的争吵。如果是军事情报总局把他搞去了，情况也是一样。不，他们会折磨他几个星期，严刑拷问，然后悄悄地把他干掉。公开审判反作用太大了。”
穆尔法官皱起了眉头。听起来好象是医生们在讨论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他甚至还不知道“红衣主教”长的什么样，档案里有他的照片，但他从来没有看过这张照片。这样事情比较好办。作为一名受理上诉法庭的法官，他从来不必正面去看被告，而只要超然地翻阅一下法律就行了。他努力使自己在中央情报局里也同样行事。穆尔知道，这可能会被看作是胆小，辜负了人们对一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期望。然而，甚至间谍也会衰老，而老人就会良心发现，产生怀疑——这些，年轻人是很少为之困扰的。是离开“公司”的时候了。将近三年了，已经够了。他已完成了他所应该做的事情。
“告诉情报站站长暂时放一下。关于‘红衣主教’的问题什么也别查问。要是他真的病了，那我们还会听到他的消息的。如果不是，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搞清楚的。”
“对。”
里特成功地证实了“红衣主教”的报告。一名间谍报告说，舰队增派了政治官员已经出航了。另一名报告说，指挥该水面部队的是一名科班出身的水兵，戈尔什科夫的密友，他已飞往北莫尔斯克，在舰队启航前几分钟登上了“基洛夫”号。那个据说是设计“红十月”号的造舰技师应该和他一起出发了。一名英国间谍报告说，水面舰只所携各种武器的起爆器是从岸上的普通仓库里匆匆运上舰的。最后，还有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说，北方舰队司令科罗夫海军上将，不在他的指挥所，去向不明。这些情报加在一起，足以证实“柳树”报告，而且还有更多的情报不断送来。
美国海军学院
“斯基普吗？”
“是，你好，将军。一块儿吃点什么？”泰勒朝桌子对面的空椅子摆了摆手。
“我从五角大楼给你带来了一个消息。”海军学院的院长坐了下来，他从前当过潜艇军官。“今晚7点半约见你。他们就说这些。”
“太棒了！”泰勒正好用完午餐了。从星期一以来，他几乎是通宵达旦地一直忙于编制那项模拟程序。约见意味着他今晚就能使用空军的那台克雷…2型计算机了。他的程序就要编制好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先生，我不能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白宫
下午4点，苏联大使又来到白宫。为了避开新闻界的注意，他被带进白宫对面的财政部大楼，然后经由一条鲜为人知的地道进入白宫。总统希望这样做能让他感到忐忑不安。阿尔巴托夫来到，佩尔特也匆匆赶到了。
“总统先生，”阿尔巴托夫立正报告说，总统这才知道他曾从过军。“我奉命前来向您转达我国政府的歉意，由于时间急迫，未能及时通知您。我们的一艘核潜艇失踪了，可能是迷航了。我们正采取紧急救援行动。”
总统沉着地点了点头，作了个手势请大使坐下。佩尔特坐在他旁边。
“这件事真叫人有点为难啊，总统先生。您知道，在我国的海军中同贵国海军一样，核潜艇上的职务是极为重要的，因此，那些被选任上艇的人员都是属于受过最好的教育和最受信任的官兵。在这次具体事件中，有几名水兵——都是军官——是党的高级官员的儿子。有一名还是一位中央委员的儿子——当然，我不好说是哪位。苏联海军作出巨大努力来寻找他们的子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也得承认，这总归是有些无纪律吧。”阿尔巴托夫显出一副尴尬相，装得很到家，象是在吐露家里的一桩大秘事。“就这样，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你们的人把它叫做‘全体出动’的行动。你肯定知道，这个行动实际上是在一夜之间采取的。”
“我明白了，”总统同情地说。“这就让我感到放心一点了，阿列克谢。杰夫里，我想今天够晚的了，给我们大家弄点儿喝的怎么样？来点波旁威士忌好吗，阿列克谢？”
“好，谢谢，先生。”
佩尔特向墙边的花梨木酒柜走去。这个酒柜是件考究的古董，里面是个小酒吧，还有一个冰桶，这是每天下午都要准备在那里的。总统常常喜欢在晚饭前喝上一两杯，这又使阿尔巴托夫想起了他的同胞。佩尔特博士充任总统的酒吧侍者已是老手了。没过几分钟，他端着三杯酒过来了。
“对你说实话，我们也非常怀疑这是一次救援行动，”佩尔特说。
“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让我们的年轻人也来干这种工作。”总统呷了一口酒。阿尔巴托夫则大口地喝着。他在当地的鸡尾酒会上常说，比起他本国的伏特加来他更爱喝美国的波旁威士忌，也许这是真的。“我想，我们已经丢失了两艘核舰艇了。你们丢失了几艘，三艘？四艘？”
“我不知道，总统先生。我想，这方面的情报你要比我灵。”总统注意到，这是他今天头一次讲实话。“我当然能同意你的看法，这种任务既危险，要求又严格。”
“艇上有多少人，阿列克谢？”总统问。
“不清楚，估计100来个吧。我从来没有在军舰上呆过。”“可能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就象我们的水乒一样。由于我们之间的相互猜疑就得让我们这么多的优秀青年去冒如此大险，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回不来的，这对我们两国来说确实是非常遗憾的。可是——不这样有什么办法呢？”总统停顿了一下，转身向窗外望去。南草坪上的白雪正在融化。该走下一步棋了。
“也许我们能提供些帮助，”总统试探着提议道。“是啊，也许我们能利用这一不幸事件多少减少一些相互之间的猜疑。也许我们能把它变成好事，显示一下我们的关系确实得到了改善。”
佩尔特转过身去摸找他的烟斗。在他们多年的交情中，他总也无法理解总统怎么能老是侥幸成功。佩尔特是在华盛顿大学与总统结识的，当时他在那里主修政治学，而总统则是法科预科学生。当时这位行政首脑曾是戏剧协会的主席。业余的戏剧表演艺术确实有助于他的法律职业。据说，至少有一名黑手党大人物被他的三寸不烂之舌送进了监狱。总统提到此事时说这是他真诚的行动。
“大使先生，我愿意向你们提供美国的援助和各种资源来搜寻你们失踪的同胞。”
“那太感谢您了，总统先生，但是——”
总统举起一只手。“哪有这么多但是，阿列克谢。要是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合作，我们还能希望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进行合作吗？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我们的一架海军巡逻飞机在阿留申群岛外出了事，你们的一艘渔轮”——那是一艘搜集情报的拖网渔船——“打涝起了机上的人员，救了他们的命。阿列克谢，我们欠了你们一笔债，一笔人情债，而美国不愿意让人说成是忘恩负义的。”他停顿了一下，以增强说话的效果。“你知道，他们可能全都死了。我想，一次潜艇事故中的幸存机会，恐怕同一次飞机失事差不多。可至少水兵们的家属将会知道。杰夫，我们有没有什么专门的潜艇救援设备？”
“凭着我们给海军的全部经费，完全应当有。我给福斯特打个电话问问。”
“好。”总统说。“阿列克谢，要是期望通过象这样的小事就能减轻我们之间的相互猜疑，那是过奢了。你我两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作对的，还是让我们以此来作为一个小小的开端吧。如果我们能在太空中和维也纳的会议桌上握手，那或许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握手，我们在这儿一谈妥，我就马上向我的指挥官下达必要的指示。”
“谢谢，总统先生。”阿尔巴托夫掩饰着他的心神不安。
“请向纳尔莫诺夫主席转达我的敬意，并向失踪人员的家属致以慰问。我感谢他，也感谢你，把这一消息通知我们。”
“好，总统先生。”阿尔巴托夫站了起来，握手告别后离去了。美国人到底居心何在，他已经警告过莫斯科，将此称作救援行动，他们就会要求提供帮助。现在正是他们愚蠢的圣诞节期间，而美国人都一心向往有个愉快的年终。给这一行动起个什么别的名称不行，偏要叫这个，也真是——让那套外交礼仪见鬼去吧！
同时他也不得不钦佩美国总统，是个奇才，十分坦率，但又非常狡诈。他一般很友好，但又随时可以抓住空子给你来一下。他想起了他祖母讲过的故事，讲吉普赛人如何暗中调换孩子的事。美国总统很有俄国人的特。
“好，”总统等门关上以后说，“现在我们可以非常密切地监视他们了，而他们没得话说。他们在说谎，我们知道——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也在撒谎，他们肯定也在怀疑，但怀疑的不是我们要撒谎的原因。天啊！今天上午我曾对他说，情况不明是危险的！杰夫，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们有那么多的海军舰艇在我们沿海活动，我很讨厌。瑞安是对的，大西洋是我们的海洋。我要让空军和海军象他妈的盖毯子一样地盯住他们！那是我们的海洋，我非要让他们知道不可。”总统喝干了杯中的酒。“至于那艘潜艇，我要我们的人密切注视着；水兵中不营谁想叛逃，我们都要妥为照料。当然，要悄悄儿的。”
“那当然。实际上弄到那些军官同弄到那艘潜艇一样，也是个极大的成功。”
“可是海军还是想要潜艇。”
“我简直不明白，我们怎么才能既搞到潜艇，又不干掉艇上的人员，我们做不到。”
“做不到。”总统用蜂音器告诉秘书。“把希尔顿将军给我找来。”
五角大楼
空军计算机中心在五角大楼的副地下室。室内温度大大低于华氏7O度，这使得泰勒那条腿在用金属和塑料修补的接头处发痛。不过他已习惯了。
泰勒坐在控制台前。他刚刚对他的程序做完了试验性运行，这个程序命名为“海鳝”，这种动物很凶恶，生活在大洋的礁石间。斯基普·泰勒对目己编制程序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从泰勒实验室的档案中取出了陈旧的“恐龙程序”，把它改编成普通的国防部计算机语言——“艾达”（以拜伦勋爵的女儿艾达。洛夫菜斯夫人的名字命名），然后再固定下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件工作要干一个月。他却只用四天就完成了，他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干，这不仅因为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也因为这一项目是业务上的一个挑战。他悄悄地结束了工作，确信他还能从容地应付那个难以办到的最后期限。现在是晚上8点。“海鳝”程序刚刚通过了元值的试验，没有失败。他已准备就绪了。
以前他只是在照片上见过克雷…2型计算机，他现在能有机会使用它，感到很高兴。克雷…2型五组不带任何附件电源的组合装置，每组大致都呈五边形，大约六英尺高、四英尺宽，最大的一组是主机处理程序存储库；其他四组是记忆存储库，呈十字形组合配置在最大的那组周围。泰勒打入指令，输进了他的几套变值。对于“红十月”号的长度、最大宽度和高度，他每项都输入十个互不相连的数值。然后再打入六个差别不大的数值，表示潜艇的体形、舰台与棱镜分析系数。有五套潜函维数，这样就可以组合成3万多个数值排列。然后他输入18个动力度值，包括了各种可能的发动机系统。克雷…2型接收了这些信息，把每一数据都归到其适当位置。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运算了。
“可以了。”他对系统操作员、一名空军军士长说。
“好。”军士长把“XQT”打入了他的终端设备，克雷…2型开始工作。
泰勒走到军士长的控制台前。
“这是你输入的一个非常长的程序，先生。”军士长把一张10美元的钞票放在控制台上面。“和你打赌，我的计算机10分钟之内就能计算好。”
“不可能。”泰勒把他的一张10元钞票放在他的旁边。“15分钟吧，慢慢干。”
那咱俩折中一下吧？”
“好的。附近有厕所吗？”
“出门向右拐，先生，走到大厅，在左边。”
泰勒往门口走去。他走路的样子不可能很漂亮，这使他很苦恼，可是四年都过去了，这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他还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车祸发生在一个寒冷的明净的夜里，在康涅狄格州的格罗顿，离舰船修造厂大门只有一个街区的地方。星期五凌晨3点，为准备新的出海命令而连续工作了20小时之后，他驱车回家。那个造船厂的民工；也已工作了很长时间，中途在一家他常去光顾的酒吧间下了车。他在那里喝多了一点，这是警察局后来证实的。他上了车，发动了引擎，闯过了一个红灯，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横撞在泰勒的汽车上。对他来说，这次车祸送了他的命，而斯基普比他走运些。那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斯基普的行车方向亮的是绿灯，当他看到那辆“福特”汽车的前端离他的左侧车门不到一英尺时，要想避开已经来不及了。他已不记得自己被撞进当铺玻璃窗里去的情景了，接着的一个星期，他住在耶鲁—纽黑文医院里，在死亡线上徘徊，这段时间对他也是一片空白。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醒来的时候——他后来才知道，八天以后他才醒过来——看到他的妻子吉恩正握着他的手。那时，他的婚后生活一直不顺心，这对核潜艇军官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他醒来第一眼看见她时，她的样子实在不能恭维——两眼充血，头发蓬乱——但她从未象此刻这样漂亮过，他此刻才体会到，她是多么重要，要比失去半条腿重要千万倍！
“斯基普？斯基普·泰勒！”
这位前潜艇兵吃力地转过身去，看见一名海军军官正朝他跑来。
“约翰·科尔曼！你可好啊？”
泰勒注意到，现在是科尔曼上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