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实地震那年我才九岁，头天跟二头玩儿得太累了，晚上就睡在二头家。后半夜我晕头日脑地被人从炕上抓了起来，睁开眼只看见门槛从眼前一晃而过，紧接着就是地面上的砖头一块块向后退。原来是二头的叔叔正把我夹在腋下拼命地跑呢，此时另一侧的二头正双手捂着耳朵，惊恐地看着我，那时我以为苏修那条大狗熊真打过来了。
街南头的空场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好多人只穿了条大裤衩，不少年轻姑娘躲在空场角落里哆嗦，老爸找到我时竟一声不吭地给我裹了一条床单。大家都站着，默默注视着夜空，谁也懒得开口。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晚上的天空几乎是全黑的，空气中是股暴躁的焦土味儿，而大人们也从来没那么严肃过。清晨东方竟呈现出一片明亮的血红色，街上人影婆娑，恍惚如梦。
第二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天色暗淡，雨声如吼。解放军来了，大家躲在政府刚搭建好的塑料棚里，不时地有人出去打探消息。街头安上个大喇叭，播音员强做镇静地要求革命群众坚守工作岗位，可大人们跟约好了似的都没上班。我和二头不明白事态严重，继续睡自己的觉，我从没睡过那么大的床，几乎铺盖了大半个塑料棚。后来有人管那床叫社会主义大通铺，这是后话。狼骚儿不敢睡了，那阵子他一天要尿上七八回，几乎是一闭眼就要尿，塑料布积水，擦干净了也是骚气熏人。东街的王大妈一直在骂街，她说狼骚儿是有意破坏公物，社会主义大通铺岂容他如此糟蹋？然而骂了几回，狼骚儿却尿得更痛快了。
中午传来消息，二头家的后山墙倒了，砖墙刚好砸在炕上，房子毁了，连领袖画像都没能幸免。这时有的妇女已经泣不成声了，塑料棚里的气氛凝重得可怕。其实现在想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那个胡同里每年雨季都要倒几个小平房，漏雨倒灌更是家常便饭。但二头家的房倒偏偏赶上了地震，自然就多了层传奇色彩。后来二头的叔叔说如果不是他，我们的两条小命就交代了，似乎房子地震当时就倒了。虽然我和二头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谁也不愿意点透。二头的叔叔说这话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们想，在青海背了十年盐的人能记得那场地震就已经不错了。
我家那个胡同在南护城河外，听说是解放初期为安置穷人盖的，那时叫临时排子房，结果临时了三十多年也不见新房动工，排子房逐渐变成了鸽子窝。这种房型千篇一律，水泥板子房顶，全是隔断房，一盖就是一串儿。除了门牌号不同，各家都找不出什么区别，走错家门是常事。这一带路灯稀疏胡同还特别深，最长的地方有三、四百米，晚上进来的外人就像钻进迷宫似的。也许是怕胡同长，出事跑不出来吧，地震过了一个星期，政府的塑料棚拆了，可还是没人敢回去住。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奇招，自己搭防震棚，于是全胡同的住户都开始忙活了。实际上那时全北京都在私搭防震棚，两三年后还可以看到些破棚子顽强地屹立着。后来人们说，那可能是北京历史上最大的私人建筑热了。
但私搭防震棚也生出不少事端，最大的后果是77年5、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别多，人口专家至今无法解释京城那次突如其来的生育高峰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胡同里防震棚的付作用当时就显现了，结果弄了个一死一伤一监，现在老人们想起来还唏嘘不已。
死的是阿力，跟我年纪差不多，他的死纯属事故。防震棚的确费了老百姓不少心思，很多家做了长期坚守的准备，拉灯通电，甚至连煤炉都搬进去了。棚子盖好后不久天就冷了，人们跟候鸟似的纷纷回迁，但老百姓怕老天爷反复无常，很多家都舍不得拆。于是防震棚成了我们这些孩子捉迷藏的天堂，后来不知哪个坏蛋想出了奇招儿，摸防震棚里安的电门，看谁的反映速度快。阿力在第六次摸电门时终于被粘住了，他的半截胳膊立刻成了黑木炭，人当场就没气了。可惜那天我没在场，后来只看到了他烧黑的胳膊，人已经被白布盖上了。阿力的死使我们第一次领略到了死亡的恐怖，刚才还一起跌打滚爬的玩伴儿怎么就没了，似乎世界上就不该有他。其实我一直怕死，特别是别人挥刀向头上砍的时候，那时我最盼望他的刀能中途拐弯。
二头的叔叔也是因为防震棚进去的，那次他差点把二子打死。
二头的叔叔有一米八几，都管他叫大竿儿，当时也就二十几岁。他因为不愿意下乡当知青，小学毕业后就说什么也不上学了，没事可干就成了痞子，周围总有十几个小兄弟跑前跑后，口袋里总不缺钱花。据说大竿儿为人仗义，冲锋在前，从来不打便宜手，到现在当时街面上的混爷提起他来还得伸出大拇指：“大竿儿，是站着撒尿的！”
第一部分地震（2）
大竿儿揍的那个家伙叫二子，比大竿儿小两岁，也是个痞子。但他和大竿儿不是一条道儿上的，平时谁都没把对方夹在眼里。
地震时二头的老爸正在南方出差，那时革命工作最重要，地震都不让回来，家里的事全指着大竿儿照应。刚开始私搭防震棚时，大竿儿就在胡同拐角处用砖头码了个圈儿，然后就叫上几个朋友到工地偷帆布去了。可回来时却发现他那个地方已经被人占了，二子正带着几个人搭棚子呢。当时我就在附近玩儿，所以大竿儿打人的事看了个满眼。
大竿走到二子身后，轻轻拍了他一下：“兄弟，怎么个茬儿，自个儿动手啦？别累着。”
二子转身见是他，马上掏出盒友谊烟来：“竿儿哥，先抽一根，这可是我托东城的大刚子从友谊商场里买出来的，那是我兄弟，尝尝，这烟倍儿香。”据说二子嘴里的大刚子是当时东城区有名的痞子，后来81年严打时给枪毙了。“听说家里的房子倒啦，什么时候翻盖叫兄弟一声。”二子笑着说道。
大竿儿没接他的烟，反而拍着他的棚子道：“够结实的，比我们家房还结实，再震一回都没事。”
“谁盼着老震呢，老地震还活不活了！”这时二子已经看见了大竿儿拉来的材料。“你也要盖？选好地方了吗？”
“不震了，一样有人不想叫我活呢，”大竿儿目光及其狠毒：“地儿早选好了，可让不懂事的玩意儿给占了，多大胆子？他敢骑我脖子上拉屎！你说他是哪国的种儿啊？”
这时二子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皮笑肉不笑地哈哈着：“谁敢不给竿儿哥面儿？简直青皮到家了。您支应一声，我带几个兄弟兜他一顿，实在不成一板儿砖叫他找不着北。不过您也真是，有个地方就先盖起来再说，瞧我占了地儿就盖，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大竿儿“砰”地踹了防震棚一脚，棚子呼扇几下，差点倒了。“我他妈一把火给你丫烧喽，儿媳妇怀孕，装什么孙子你跟我？”
“嘿、嘿、嘿！说什么哪？”二子仰头看着大竿儿，一脸的不忿。“嘴上挂夜壶了是怎么着？谁招你啦？”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兄弟：“我们胡同尽出这号儿的，整个一车子。”
大竿儿指着二子的鼻子骂道：“我是谁？我眼里不揉沙子，前几年武斗我在两拨人中间拣枪子儿。少揣着明白装糊涂，老实把地儿腾出来，咱什么话都没有，要不……”大竿儿挑着下巴，嘴唇微微颤抖着。
“要不？要不怎么着哇？就你有嘴是怎么着？都是道儿上的，谁也别拿谁不当人。尊你一声叫个竿儿哥，那是给你脸，咱别给脸不接着。”这时二子身后几个帮忙盖棚子的朋友已经围过来了。
大竿儿哈哈一笑，他指着二子身后的几个家伙：“告诉你们几个小逼崽儿，别找不自在。今儿是我跟他的事，我们俩单挑。就算你们是数钢种盆的，找敲，咱也得挨着个儿地来。”说着，他突然轮圆了胳膊，“啪”的一声，二子被他一个大嘴巴抽了个趔趄。二子捂着腮帮子，眼睛立时就红了，他双臂挥舞，像疯狗一样疵牙咧嘴地“嗷嗷”叫着冲了过去。
这时我正站在不远处看热闹，那还是我头一次见到这样荒唐的场面。两个大男人扑在一起，立时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起来，没转几圈儿，大竿儿就被二子一个拨脚别了出去。他仰面摔倒，后脑勺“咚”的磕在地上。二子纵身正要扑上来，只见大竿儿从地上抄起个东西奔他脑袋就迎了上来。我还没看清那东西是怎么砸上的，二子满脸是血地趴在地上蹬腿了。原来大竿儿拣了块半头砖，足足实实地拍在二子的脑门上。帮二子盖棚子的人一看势头不对，扭脸就跑。
大竿儿把砖头扔了，又狠狠在二子的屁股上跺了一脚：“我叫你连屎都拉不出来。”他转身想走，可不知怎么火气又上来了，于是指着二子的后脑勺发狠道：“你不是牛吗？起来呀你？我今天得非弄死你不可，我弄死这丫的。”说着他面目狰狞地满街寻觅自己刚扔掉的那块砖头。“今儿得弄死他，弄死丫的！”后面帮他拉材料的几个朋友赶紧过来，死劝活劝地把他劝走了，临走时大竿儿还狠狠啐了二子一口，此时的二子已经口吐白沫了。
大竿儿当天就跑了，半年后公安在河北邢台把他抓了回来。听说他是和当地一个暗门子鬼混时折的，公审大会时我也去看了。一辆大解放上足足站了十几个插着个牌子的犯人，那牌子的形状我很熟悉，电影里地主老财都喜欢背。大竿儿个儿太高，派出所特地找了个将近一米九的警察押着他。公审员念到他的名字时，警察拽了下他的脖领子，我看见大竿儿居然仰起头冲大家笑了笑。
当天二头在家哭了个死去活来。据说有恋父情结、恋姐情结，二头应该是恋叔情结了。
大竿儿被判了十年，就这样大伙都说他便宜了，要是赶上81年严打，大竿儿可是非死不可的。
二子福大命大，他从医院出来后省心多了，再没听说他欺负别人的事迹。其实大竿儿那一砖头不过把他打成了哑巴，现在还活得挺好，而且见人就笑，光吃不干活，据说体重已经快三百斤了。
第一部分排子房（1）
北京市区也称四九城，以前管理京城治安的叫九门提督，早年间有个说法“富西城、贵东城，穷崇文、烂宣武”。西城富商多，东城王府多，那一带的胡同多半都带些贵气，院子也大多是前檐后脊、饿狮把门的，解放后迁到那一片的人也是有些身份的。至于宣武、崇文则是明朝后期建的外城，基本上是旧时贫民窟，除了八大胡同的红灯区是达官显贵经常光顾的场所外，没什么好去处。而居民大多是拉洋车的苦力、卖艺的把势匠、以及小商小贩，要是住在城墙外又不是当地的菜农的话基本上就属于盲流了。而大杂院也是崇文、宣武的特产，北城出现大杂院则是知青返后的事了。解放后市民的居住格局虽然有所改观，但南北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一直存在，北城人一直把南城人看作半个乡巴佬。我们家就在南城，而且在护城河外，如此算来就属于四分之三个乡巴佬了。
南北城的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群家伙同样耷拉着眼角看人，他们算不得正经北京人，却小母牛坐飞机，牛到天上去了。这些人是军队大院的子弟，动不动就挥着军帽吓唬人的家伙，一般都是成群结伙的，打起架来成编制的上。在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个军队大院，大楼特气派，据说用料是修大会堂剩下的。那里住的孩子一般都穿四个兜的军便服，把我们住的排子房叫鸽子窝，很少和我们交往，打群架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了。
我家住的排子房规模相当大，方圆有几百米，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出奇，少说也有几千户人家。住在排子房里的大多是附近小工厂的工人、建筑公司的壮工，职业最好的是第一排住的几家小学老师。老师家平时不太和我们走动，只有收水电费的时候才打招呼，其他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大家最瞧不起任人不理的张老师，他自己傲得像只猴，可儿子是傻子，大鼻涕总在腮帮子上挂着，忒儿搂起来跟抻面似的特别恶心，我们都管他叫豆子。
其实傻人也有傻人的妙处，豆子人虽傻，可做起事来却非常执着，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儿。有一次我上学时看见他蹲在家门口洗衣服，拽着衣裳领子玩命地搓。可放学回来人家还没洗完呢，最可笑的是那个衣领子已经搓出窟窿来了。小时候我们变着法地叫豆子为我们干活儿，什么洗袜子、跑腿儿、买东西、给二头家的狗望风（那阵子流行打狗队），这傻家伙兢兢业业，比劳模自觉多了。有一次玻璃球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我们便找豆子来摸，他脱鞋就下去摸，结果一口气摸上来三个球，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个。
狼骚儿家就在前排，他爸爸是锅炉工，鼻子边总有一道黑印。每到冬天他爸爸就会用自行车往家里驮烟煤块儿，街坊们没煤了就会到他们家去搬。单位的烟煤没掺土，蓝火苗半尺高，烧的时间还特别长。为这事我的父辈们没少和煤厂工作的街坊们拌嘴，他们说掺土是国家规定，要不蜂窝煤做不出来。大人们可不管那一套，有几个聪明便放出风来，五分钱收购一大块烟煤，于是到煤场去偷煤成了胡同孩子们冬天的一项游戏。本来我和狼骚儿并不是很熟，但上学后我们在一个班，街里街坊的不久便混得很瓷了。狼骚儿除了尿炕外也没别的大毛病，这小子鬼点子挺多，放屁都带调儿。
二头家比较远，与我们那趟街足足隔了四五排房子。我爸爸说他们家根儿上可能跟水泊梁山有点儿关系，几乎每代人都会被判上一、两个。二头的父亲倒是个老实人，见了人不笑不说话，可他弟弟大竿儿却是我们这一带最出名的痞子。据说他的成名作是在沙子口和丰台铁路局宿舍的一伙子弟约架，大竿儿挨了三管儿叉还在浴血奋战，对头被他的声势吓晕，当时就认栽了。那回大竿儿身上缝了三十多针，人家根本不稀罕到医院去拆线，几天后自己拿着把剪子就把线头剪了。后来他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走，我们都以为这家伙养了条蜈蚣呢。二头是老二，家里还有一兄一妹，爹亲叔大，三个孩子的性格都随了大竿儿，没一个踏实的。他哥哥大头四岁时就拿煤球把同伴的脑袋打漏了，妹妹卫宁虽然长得文静，可说起话来像喝了镪水，二头本人就更别提了。。二头家是这一带的刺头，警察想起他们家来头都疼，可他们和我家的关系不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亲戚呢。其实这事多少有些无奈，压缩定量那几年我奶奶接济给他家十斤白面，从此他们便认准了我家是好人，逢年过节肯定提着点心匣子来做客。到了我们这一辈儿，都成了发小儿，关系就更不一般了。有一段时间，二头的爸爸老出差，二头就跟粘在我们家似的，吃喝不算，一高兴就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第一部分排子房（2）
还有个儿时的玩伴也得提一下——山林。山林从小就特英俊，星眉朗目，齿白唇红，爱人肉长得满脸都是。据说在托儿所里哪个阿姨都喜欢他，特别是怀了孕的阿姨天天把山林抱在自己怀里，就盼着生个跟他一样的漂亮儿子。但他有一个地方不好看，嘴角边有一个小肉洞，又黑有深，笑起来时像个酒窝。但山林笑的时候很少，平常从远处看，这个小坑就跟脸上长了个痦子似的，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那肉洞就出奇的凶狠。
山林的家境是我们几家里最惨的，据说他们家祖上是地主，解放时被镇压了。那时候四类分子的子女找工作比母鸡打鸣都难，山林的爸爸在60年代就蹬起了三轮，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小腿肚子梆梆硬，像挂了两个棕色的铁球，喝起酒来就跟喝白开水似的。那时私人蹬三轮属于投机倒把，他父亲天不亮就出去找活儿干，小偷似的东溜西窜，惟恐碰上多管闲事的老太太。后来红卫兵横空出世，山林父亲再精也没这帮孩子精神头大，他们家常常揭不开锅，文革没两年山林他妈就死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饿死的，却没人敢说。我们一直没弄清楚山林这家伙为什么那样傲，他从不拿正眼看人，嘴里最常说的是：“全是傻逼！”
山林和我最谈得来，前几年他在和别人飙车时被撞死了，后事都是我打点的。如果狼骚儿还算是活人的话，他是我们哥儿几个里最短命的。
我上的那所小学离家不远，走着也不到十分钟。很多人年纪大了都掩饰不住对母校的感情，可我毕业后就再没回去过，其原因还是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不招人带见，上五年级时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
我们这几个人里最爱惹事的是二头，他从小就有暴力倾向，而且大多数情况不是因为自己。
有一次我在家写作业，二头不声不吭地溜了进来。他是家里的常客，谁也没拿他当回事，二头坐在我后面的床上，屁股跟开水烫了似的，老欠着身子往外看。我家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三口人住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还外加一个小厨房，那天我老爸正在厨房里做饭。“你看什么？屁股上长蛆啦？”我实在看不得他魂不守舍的劲头，作业根本写不下去了。
“你妈今天回来吗？”二头问。
“不知道。”那时我妈在通县上班，经常不回来。
“我想住你们家。”二头又向外看了一眼。
“你家来客人啦？”
“我把一个小子打开瓢了。”二头生怕别人听见，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我也情不自禁地看了眼窗外：“谁呀？”当时我们在学校里也打过架，但那大多是同学间半玩闹的事，头天打完，第二天又凑在一起了。就连我和二头都对捶过几回，鼻青脸肿地回了家，发誓不再和对方来往，可没三天又一块儿下河游泳了。但把别人打开瓢的事还是头一次碰上，我当时也有些慌了。
“就是东边楼上住的，比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