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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报纸把每一种文件仔仔细细地包好，再用防毒面具上想橡皮把整个包儿扎好，然后放在坑底，在用土填满踏平……
我只保留了一张证书：‘兹证明柯斯提拉·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于一九三九年因盗用公款被宣告有罪，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提前释放出狱……”全部有相应的签字和印鉴证明。
晚上，我请西蒙年科的母亲来考问我。
这时伊凡不在家。老大娘削着做最后一顿晚饭的马铃薯，顺便“审问”我道：“您被捕以前在哪里工作？”
“在顿巴斯·高尔洛夫卡商业机关十六号铺子里工作。”
“是什么铺子，卖工业品的呢，还是卖食品的？”
“是家面包铺子，我是经理。”
“那么你是偷东西呢，还是克扣顾客的分量？”
“样样都干，预审员先生。我又偷，又克扣分量。”
“判了你几年？”
“六年。”
“只判了六年？这是哪一种法院？窃盗而且诈欺人民，只判了六年！？”老大娘真的发火了，使我决计停止这次假审问。显然，我的角色扮得很成功，我的回答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我没有别的机会来试验我的扮演的才干，也无人拿出证件来查问我这个营私舞弊的人。愿意的人可以在基辅的游击队博物馆里看到这份证件。
从我离开波略丁以来，已有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在切尔尼多夫省境也已有一星期。我在这段时间里接触了不少人。
痛苦的是大家还没有积极地活动。和德寇作一次直接斗争的具体活动的渴望，使我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值得继续自己的旅行。现在这个列索沃耶村就有不少人希望和侵略者作斗争。我为什么不在这里组织一支游击落队呢？一开始是个小队，此后邻村的就会和它合并起来。这个计划越想越吸引我，于是有一次我就把它告诉了博契科。当然，他显得很高兴，还说他可以掘出十枝步枪，有一个小伙子甚至于还有一枝冲锋枪和若干备用的弹盘。引诱力是大的，可是我还是不得不放弃那种想法。首先我必须把整个省组织集结于一个枢纽里。它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不久以后，虽然不是十分快，我知道，在我独自四处流浪的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期间，党、团的很多地下区委、几百个支部和抵抗小组已经在切尔尼多夫省活动了；党的努力没有落空。
在本书开始时，我曾谈起有志留下来干地下工作的党的霍梅尔区委书记伊凡·马德杨诺维奇·库罗契卡，读者大概还记得他是多么积极地进行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的准备工作。他那一区的地下工作从沦陷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很协调地一致行动，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受共产党员们的影响，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不起来反抗德寇：农民们拒绝执行德寇的命令，杀死德寇的走狗，帮助被包围或被俘虏的红军战士。区里的每一个居民点都有秘密住所；地下工作领导人的代表们不论到哪儿，都找得到可以信任的老乡。
单是霍梅尔一个村子里，就有四个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地点。这些场所都是普通的集体农庄的房子。房主们总是藏着面包干和腌牛肉以防万一地下工作者必须立刻逃到森林里去。有些甚至藏着衣服。比方说向我费多罗夫这样的人，就会穿着棉外衣来到，穿着短皮袄出去。你瞧，敌人的奸细就迷失了踪迹。
德国当局要求，凡是操作的和带奶的牲口、猪只，以及储存的粮食、饲料、菜蔬和其他集体农庄的财产，必须集中清点。他们说是新政权会来分配的。
地下工作者们决定了勇敢的措施：召开霍梅尔区苏维埃大会，讨论如何保护集体农庄的财产，不致落入德寇手中。我们散发了通知书和请柬，好象周围没有德寇一样，九月十六日白天，集体农庄理事会的代表、积极分子、主席和委员们在霍梅尔开会了。
大会由党的区委书记伏杜彼扬诺夫同志主持。他简要地作了关于战争进程，和留在沦陷区的苏维埃人民的任务的报告。
大会决议用各种方法来反对德寇的命令，并且通令各集体农庄立即把财产分给农民。可以埋的，妥当地埋藏起来，不可以埋的就毁掉。紧接着大会，区苏维埃和集体农庄也召开了多次会议。党的区委书记和苏维埃代表们参加了每一个这样的集会。人们亲眼看到了党和苏维埃政权还存在，还在活动，并且为了人民的利益，颁布自己的决议来抵制德寇的命令。
党的霍梅尔区委第一书记库罗契卡亲自领导所有的抗敌组织，这些组织是由他所熟悉的人员领导的。这时，在这些最初被德寇占领的一个区里，有六个规模不大的游击队在活动。游击队在公路上打埋伏，炸桥梁，消灭了小股敌军。特别可贵的是从沦陷的第一天起，霍梅尔区当地人民便立刻布置了经常有系统地收录由无线电广播的苏联情报部公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非党的积极分子与鼓动员们，每星期至少在各村和农民会谈两次，对农民们说明前方的情况，揭穿德寇的欺骗宣传。
由于领导的能力强，各阶层居民都参加了本区地下工作。村里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最多。教员、学生、农艺家和兽医们都成了热烈的鼓动员和宣传员，他们收录了无线电广播的公报，复写后在居民中间传布，在农舍里朗读。
下面是茹克里村的非党小学教员马洛辛一家的事略。
沙瓦·叶米里扬诺维奇·马洛辛，是个跛脚多病的老头儿，难于走动。他几乎从不离开家门一步。他兼用散文和韵文写传单。他的辛辣而讽刺的小调和快板，无不交口传诵，这些作品不仅在茹克里村歌唱，还在邻近各村里流传。老头儿负责写，他的女儿奥克莎娜和侄女伊琳娜负责分发。这两个女孩子都是勇敢、机智、主动的共青团员。
这位小学教员被“盖识太保”的特务人员们逮捕了，有被枪决的危险。奥克莎娜跑去看司令官，终于使他相信象她父亲那样可怜而多病的老人，决不可能做共产党的鼓动者。他被释放了。可是不久他的侄女被逮捕了。德寇拷问了她，她却没有出卖任何人。她在被枪决以前不久，设法给马洛辛送出了两张字条。她第一张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伯父！
我不怕死，我只抱撼自己的生命太短促，给祖国做的事情太少。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放我回家。可能不放我出去。我受过审问。他们给我看一张阿·乌斯吉辛科村长的声明。伯父，他出卖了我们。但是反正我不怕死，我不觉得死可怕。请您告诉妈，叫她不要哭。要知道我不管怎么着不会和她在一起生活长远的。我有我自己的道路。叫妈妈藏过粮食。要不，德国鬼子会把它抢走的。再见，您的侄女伊琳娜。
一九四一年九月，就在这个霍尔梅区，以理想的名字“生命这样开始”为名的地下共青团组织诞生了。
开始时它是一个不大的共青团小组，但它总是不断地扩充，到后来霍尔梅的所有最优秀的年青人都加入了。
参加组织的每一个人都发了庄严的誓言：“在加入地下共青团组织‘生命这样开始’的行列时，我当着自己的同志们、当着祖国、当着我久受苦难的人民面前发誓：决心与凶暴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和他们作战，直到我们的国土从万恶的德寇手里解放出来。我发誓将忠诚完成地下组织交给我的一切任务，宁死决不出卖同志。”
战前的政治教育视察员科尔雅·叶列明科领导这一组。男女青年们很坚决果敢地干了起来。他们缮写和分发传单，做党区委和游击队之间的通信员、侦察员，还给游击队搜集武器和弹药。
现在，这一小队的队员在切尔尼多夫省被称为“霍尔梅青年近卫军”。是的，他们象克拉斯诺达尔的青年近卫军那样斗争，他们大部分都象英雄一般地为国牺牲了。在下面，我要更详细地谈到他们；现在在这里说的，只是他们开始工作时的情形。
在霍尔梅区，游击队和地下共产党员的活动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所以比全省任何地区发展得更迅速、更顺利。
同时，在许多其他地区，也可以感觉到人民已经起来抵抗德国侵略者。
在奥斯捷尔区，两支游击队在九月十五日曾对德寇的自动枪兵作了初次战斗，帮助一小队红军战士突围。
在格林雅奇区，地下区委居然能够在伪村长‘选举’中组织怠工事件。居民坚决不参加选举会。于是德寇决定不再演出选举的滑稽剧，而自行指派村长。但是被指派在格林雅奇、蒲契基、蒲达、伏罗培耶夫卡和克明斯卡雅·斯洛鲍达等五个村庄里的所有伪村长，都拒绝执行敌人的任何命令。德寇枪毙了格林雅奇的村长伊凡聂茨基同志；绞死了蒲契基的村长卡拉蒲赫同志；还鞭打了伏罗培耶夫卡村的村长费多连科同志。
德军的恐怖行为的传说立刻传遍全区，居民们开始逃到森林里去。
科齐勒茨区的区委第一书记雅罗伏依同志联合了几个小支队，开始跟农村卫戌部队、伪警和几个卖国贼村长进行斗争。
谢明诺夫卡村的共青团地下工作者收集了几十枝步枪、五千发子弹和几百颗手榴弹来移交给游击队。
在伊凡尼察区，游击队非常活跃，使得德寇怕进村子。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在所有的居民点里行施着职权。
乌克兰共产党（布）杜勃良斯克地下区委的战斗小组翻毁了两列军车，破坏了德寇的铁道摇车，还炸毁了几辆敌人的汽车。
后来变成著名任务的瞎眼共青团员雅科夫·巴邱克，在尼真市开始组织一个地下组织。
但是这一切我到后来才知道。在我离开列索沃耶的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我沿着铁道线潜行。这一夜有月亮、有风而且很冷。附近有狼嗷，也许不是狼，但那时在我看来，甚至连大地都应该咆哮。
我走了约摸一公里路，看到了炸毁的科洛米切伏火车站。铁路完全破坏了。四周没有一点儿火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空旷荒凉。我走过站台，穿过小桥，突然听到脚步声：有人在追我。
“老板！喂，老板！”声音好象挺熟悉。
向我赶来的是个瘦瘦的男子，穿着大衣，戴着放下耳盖的帽子，脸上长满稀疏的胡髭。他支着手杖一颠一拐地走。
我摸摸口袋里的手枪，以防万一。
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认得您，朋友，很容易认出您。看您稳健、洒脱的步态就知道了。您在月光下完全和在白天里一样。老板究竟是老板！”
他就是博契科的那位‘客人，我曾暗自叫他’浸礼教徒‘的。
“请允许我和您作个伴儿吧，阿列克塞……我记不起您的父名了……”
“马克西莫维奇，”我恶声恶气地回答。
‘浸礼教徒’哈哈大笑。
“您往哪儿去？我问这个干么呢？您不管到哪儿——到处有人欢迎您，到处有您住的地方，一下子就看得出来您是个老板。而我们异乡人就不然了。您到家乡去走走吗？”
“要是这个家伙独自被派来打我的主意，我随时都能对付得了他。不过他似乎没有把我当做那样的人。”我这么想着，决定给他一个警告。
他乐意地喋喋不休，比在博契科家坦白得多。我发觉他有点儿醉意。
“我按照多年的老习惯在这里车站上安顿下来，”他接着说。“我这一辈子旅行了多少地方……那边有两间没有烧毁的小房间，天气真冷，所以我喝了些土烧酒暖暖肚。你能上哪里去呢？村上人是多疑的，除了土烧酒以外，拿钱也买不到什么，也不肯让你过夜……”
“但是他们为什么倒让我过夜呢？”
“这我知道。我早就想找这么一位同路人。”
“你所谓‘这么’是什么意思，干么吞吞吐吐的？”
他又放声大笑，扫了我一眼，把手一挥。他的笑声使我非常讨厌。的确，你可以根据笑声来判断一个人。
“要我告诉您吗？”他回答了，四面望望。
“为什么不说呢？什么人都没有，当然说呀。”
“我看您是一位真正的老板……我从前有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可是我不及我的父母。我命该遇着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有一个时候我仍旧没有低头。我租了一小块地，造了座磨坊。不是象你们这里小俄罗斯①的那种风车磨坊，而是座水力磨坊……”
“他妈的小俄罗斯是什么样儿啊？”
【 ①小俄罗斯（人），是以沙文主义的观点对乌克兰的蔑称。——译者注】
“我懂得而且有同感，只是情不自禁地用着苏维埃政权下所禁用的词儿罢了。但是幸福不幸福不在乎叫小俄罗斯或者乌克兰，重要的是到底又要有咱们的法律啦！您真幸运。可是德国人哪天会到我们科斯特罗马省去呢？”
我们站在一座铁路小桥旁边，后面耸立着火车站的断垣残壁，车站四周有几间办公用的房子，但整个儿看来是满面荒凉。桥对面伸展着一片草原。大约三公里外，有一座现黑色的村庄，博契科曾对我指点过，那边有一处秘密住所。我望着这位科斯特罗马的富农，不知道把他怎样处理才好。而他继续啰嗦下去，没完没结。
“我这样走遍你们的乌克兰，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我看到——要恢复秩序，还得做许多事情。最初我尝试直率地对老百姓说，我原是老板出身，我欢迎新政权。他们谁也不给我吃一点儿东西，只是没有揍我，也许因为我是‘卖肉的’②吧。不，问题并不在这里。另外一个梁赞少年一下子就找到了安身的地方。我一度想硬着嗓子说：‘呃，来，这是德国的通行证，否则我就去报告当局！’那就更糟了。不，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还得用鞭子那么狠狠地抽他们的脊背，要他们记起沙皇－老子！！！”他说得如此狠毒，甚至声音都变尖了。
【 ②沙俄时代一部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那时乌克兰社会中最瞧不起‘卖肉的’——译者注。】
他显然指望我的同情。我很想就在这里，要当场……我想起了汽车驾驶员们：他们是怎样干脆地把卖国贼解决掉的，可是这个人却急不可待地等着有一天德国人会在他伸出去的手里放进一根鞭子呢。但是那里差不多是在前线，四周还横着几百具尸体，汽车驾驶员的事件并未引人注意。而现在我已经在战线后方一百公里的地方。从普列鲁克来的德国的调查员很可能会出现的。我正考虑该怎么办，富农显然感到了有些不对劲，突然住口了。
“你身体怎样？”我问。
他没有回答，明白事情根本不象他预料那么进行，脸色顿时真的变了：“那么说，你是从科斯特罗马来的？不用害怕，让我们一起走，你跟我走不会迷失的！”
我把一只手搁在他肩上，打定主意和他到草原里去。那里，离开房屋远，可以更自由地结束我们的谈话。
他出其不意地蹲下身子，闪开我的手，跳进横在桥影里的沟渠里去了。我立刻朝那个方向开了几枪，跟着也跳了下去。他大声叫喊起来，呻吟起来，但突然回射过来。
干燥的野草沙沙地响着，正在这时候，乌云好象故意作对似地把月亮遮住了。我在沟底又爬了一会儿，又开了枪。我发觉水沟比我想象的要深些，底面有水，两边长满了密密实实的荆棘，以致在黑暗里什么也分辨不出。况且我又气花了眼睛。我不顾一切地往里钻，给荆棘缠住了。他大概已经靠近水面爬走了。
“我要等到早晨，等到天亮，看你跑得了，你这个坏蛋！”我在黑暗中疯狂地喊道。可是等我稍稍冷静下来时，我这是办不到的。
我爬出了水沟。乌云还遮住月亮；天开始下毛毛雨。但是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看得见一点东西，大路的轮廓也辨别得出了。我又拿着手枪在桥边站了十分中光景。喔，你可以想象我怎样咒骂自己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向前走去。
他随后再没有向我开枪，这件事使我想到他已经被打伤了，甚至是致命伤也说不定。我对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搞得太蠢了。我至今还很惭愧：眼看着一个明目张胆的卖国贼从我面前溜掉。
我怀着抑郁的、非常愤怒的心情在草原上走。雨越下越大，潮湿的风扑打着我的脸。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当天夜里我还会碰上一件相当不愉快的事情。
早上四点钟光景，我从屋后的菜园，进入马洛·捷维察区的列夫基村，敲了一下博契科对我指点过的那座房屋的窗户。
门里有一男一女方的两种声音在相骂。那女的声音是坚决而气焰很高，男的声音是激怒而刺耳。他们没有立刻听到我的敲门声。
“唉，你这个蠢货！”女的喊道。“你原就是个蠢货，现在仍旧是个蠢货。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呀？哼，你为什么不作声？对我说，你脑袋里装着什么东西，臭粪呢还是锯屑？”
男的宁愿把这个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当作耳边风：“马露辛卡，你瞧瞧这件事的根由吧，具体地……”
我敲得更响了。这一对吵架的人立刻不作声了，接着传来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耳语，然后象在移动一件沉重的东西。
不久，女人声音竭力装得挺温和地问：“谁呀？库尔科病在床上哩。”
“开门！女当家的，开门。快一些，自己人！告诉库斯马·伊凡诺维奇，他的老朋友费多尔·奥尔洛夫来了。”
费多尔·奥尔洛夫是我地下党里的诨名。凡是被留在本省做秘密工作的人都知道。
女当家的走开了，显然，是跟男的商量去了。
不久她便回来开门，没有和我打招呼，便指了指火炉那边：“就躺在那边！”
库斯马·库尔科躺在炉台上，除了下巴，浑身裹在被里。他的妻子把小油灯举高了一些，几乎碰到我脸上。
“我知道是费多罗夫，”库尔科说。“果真是，费多罗夫，我和爱人老是等着德国人，所以拟定了一个秘密计划：我‘害了’伤寒病。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