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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这位同志紧握我的手，是把我当作党的代言人、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和传达党中央指示的人看待。
我们在一个月里选送了九百多人到各区去从事地下工作。
各区都在积极准备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省委在收到关于撤走工业设备和收割谷物的汇报的同时，还收到有关这类准备的电话和电报的每日报告。当然，准备地下工作的报告是秘密地传达的。
到了七月中旬，霍尔梅区党委书记库罗契卡同志所领导进行的工作，显然比其他人员所领导的好。他是自愿留下来干地下工作的，非常热心地对待一切和准备这一项无人知道的与新工作有关的事情。
有一个由志愿人员组成的歼敌团正在库罗契卡同志的地区里活动。他正确地断定，这些已经在森林里获得对敌作战经验的歼敌战士，在与游击战争相仿的条件下，就可用来组成支队的骨干。歼敌团的二百四十名战士全体同意留在敌人的后方，参加游击队。
霍尔梅区党委会、执委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基层组织，全部参加了未来的支队。支队已经开始联系打靶、掷手榴弹、研究游击战术。在酒精厂的机械车间里，全苏防空防毒会的教练用的机枪都被改造用来作战了。顺便说说：差不多本省全体教练用的机枪都这样改造了；当然，效果并不十分大——总共不过三十到四十挺机枪；但是就这一点儿，也消灭了不少敌人，救了几十名也许是几百名我们游击队员的生命。
在霍尔梅区沦陷的十五天以前，歼敌团和所有参加的志愿人员会合在一起开进了森林，让战线从他们的身边移过。
在科留科夫卡区，克罗特科夫同志是区委第一书记。该区的积极分子在斯大林同志对全国人民的广播演讲以后，没有等到省委的号召，便立即到各村去，准备德军占领以后部署共产党员们和进步的集体农民们跟敌人作游击战。他们预先组织了十一个地下共产党支部。所有同意留在敌人后方的人都得到详细的指示。
诺索夫卡区区委书记斯托拉齐杜德同志，后来是天才的游击司令员之一，在本区沦陷以前好久，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决定：所有初到本区的人，以及全体青年共产党员都被召集到区委会。他们中间，凡是同意留在地下，并适合工作的，都送到没有人认识他们的乡村和市镇上去。同志们到达以后，便在村苏维埃、集体农庄、医院等处担任些次要的职务。这些人组织了几处接头的地点，还在他们的周围结成了抗敌小组。
据奥斯捷尔区来的报告说，一处可以供应一百名游击队员的根据地已经建立好了，藏着约有八个月可用的粮食、枪械、弹药和许多其他东西。区里已经组织好两个支队：一队是十五个人，一队是二十个人。未来的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的全区大会已经开过了。
没有一个区不送来类似的报道。
前任切尔尼多夫省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现在是地下省委之一的瓦西里·洛克费诺维奇·卡普拉诺夫是一个为人十分和善的矮矮的胖子，正在准备游击队根据地。他的活动隐蔽在极端的秘密中。
他在仓库里接收了几十吨面粉，成箱的罐头用品，还有成桶的酒精。卡车到了，搬运工人们把重甸甸的麻袋整整齐齐叠在车上，记算员签发着运货单，可是只有卡普拉诺夫一个人知道这些供应品是作什么用的。
卡车在林边的田野里停下来，卸了货。司机便把车子开回去……当空车开出相当路程以后，便有一辆马车从树林里驶出来，同时有一些人把这些运来的货物转装到马车上。起初这匹耕马沿着村道费劲地拉着，后来便弯进树林去了。押车的人扔下许多树枝和青草掩盖了车辙。但经常是不用马车的：他们自己从路上搬运货物。
这里未来的游击队员们在工作。他们收到了各式各样的物品：食糖、报纸、子弹、机枪、毡鞋、还有印刷用的铅字。
在这以前，卡普拉托夫的受托人做了好多工作：他们挖好了深深的堑壕，并且加固了四周的墙壁……
（卡普拉诺夫的最得意助手是阿芬那希金和巴斯金两同志。——作者）
只有地下省委的委员们——而且还不是全体——知道卡普拉诺夫的给养仓库的布置。后来，当同志们动身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各人才知道邻近的给养站的地点。
我和卡普拉诺夫出发到切尔尼多夫几百公里以外的密林中的某处去过几次。他指着说：“你瞧，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看这里可以吧。最近的村落在十公里以外，而且牲口也不在这里放牧。”
“看林人是个怎样的恩？”
“审查过了。一个可靠的小伙子。他和我们一起留下了。”
同志们带着钻孔机和穿孔器来了——探测地下水深不深。我们的时间非常迫切。假如我们随随便便动手挖掘，接着就发现渗出水来——那么就必须另找新的地点来重挖……不，卡普拉诺夫是个能干人，做事从来不马虎。
标准的给养站看上去好象是一个三公尺深、三十到四十平方公尺左右宽的堑壕。四壁都按照工兵的全部规格，用粗大的圆木来加固。当然，做圆木头的树木不是在这儿附近锯下的，至少得在三百步开外的地方。底部捣固，然后铺上树枝，以防潮湿。泥土给运到远处，不易看出地倒在溪涧或是山谷里。
这样的一座给养站，实际上是一所构筑坚固的地下仓库——是用圆木做屋顶，然后盖上泥土，填得和周围的地面一样平。接着把草根土或青苔铺在上面，栽上一些灌木和小树。
卡普拉诺夫再三领我到这些伪装好的给养站去，但是我没有发现过一个。他把我应当记住的记号和各种特征指给我看。
卡普拉诺夫的人员构筑了九处这样的给养站。他们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后来法西斯匪徒们只发现了一处，而且还是出于偶然的。
区支队总共建立了二百个左右的、范围遍及全省的给养站。
要是这种工作没有预先做好，特别是在最初的组织阶段中，游击队势必困难重重。这些给养站决定了很多支队的命运。居民不能经常供养我们，我们要用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以后，才能开始从敌人手中夺得粮食。
七月十八日那天，省委接到了一个新的指令：除各区的游击队以外，再组织一支一百五十人到两百人的省支队，包括骑兵、工兵和步兵分队。
登记志愿人员开始了。不多几天以后，就有一百八十六个选拔合格的人聚集在市苏维埃的打听里，以便接受最后的训令。
他们是各个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党务工作人员、工程师、机关工作人员、工人、集体农民、演员、音乐家、厨师……他们的穿着也各各不同，与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相称。现在我不打算来描写个别的人物。我后来在德寇后方跟许多人碰过头，跟许多人一起走过几千里战迹斑斑的乌克兰土地。
我们就是这样挑选了人员，建立了根据地。我们仿佛是准备接待“不速之客”似的。但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们有没有理解到，最主要的是人民的支持，有没有理解到，我们的神圣事业要在敌人统治这里的时候，靠拢人民、鼓励人民斗争呢？要知道，我们——共产党员，组织者，不过是个骨干罢了。这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到那个时候，任凭敌人怎样强大的武力也摧毁不了我们。
八月八日的早晨，一部分省游击队从切尔尼多夫出发，开往自己配置的地方去了。天气暖和、潮湿、有雨意。
他们一共是七十个人，有穿棉袄的，有穿呢大衣的，有穿皮大衣或冬大衣的，一起开进了森林。
我给同志们送行，他们现在只是去受训，去习惯一下新的环境。正是这样，这就是给他们的任务。让指挥员和战斗员们都想象自己就是真正的游击队员。让他们去学习隐蔽自己，学习射击，学习爬近“敌方的目标”而不被人发现。
同志们在公路转弯处消失以后，我还长久地望着他们的那个方向。
八月十日，全部省支队抵达制定的地点——科留可夫卡区内，接近斯诺夫河的古林诺。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块地方，是因为根据我们的估计，这里不会发生任何大规模的战事：游击队可以让战线从自己身边移过，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下来。
自然的条件也吸引了我们。差不多全斯诺夫河岸都盖着密密实实的灌木从，十足可以隐蔽一军人。而离河岸两三百公尺的地方就是一座森林。
下一天我便去拜访这些同志。
这一小队的指挥员是库兹纳佐夫大尉，原是从前全苏防空防毒会的工作人员。政治委员杰姆金科同志，是前省委军事处处长，已经给未来的游击队员发放了武器，在有系统地受军事训练，打靶呀、擦步枪呀、学习战争勤务条例和卫戌勤务条理呀……这是一个典型的防空防毒会的野营。目前饭食丰富，没有一点儿危险……好象没有战事一般。
同志们在切尔尼多夫曾奉命不和居民来往，不暴露自己的身分，但游击队员们显然认为这道命令是有条件的，他们已经开始到各村去找牛奶，有些年轻的队员，已经和姑娘们在一起散步了。
一到晚上，野营里的人们就在手风琴伴奏下唱歌、跳舞。不错，大自然是美妙的，天气也暖和。要不是因为架着枪支，简直就象一处休养所。
十二点钟，人们成群结队地涌进了营房：这是一所林务区的设备完全的宽大房屋。指挥员们睡在床上，战士们睡在晒得很干的、有香味的草上。
但是大家刚刚躺下，有的人就睡着了。我下令发出一个“警报”。我强迫睡得昏昏沉沉的战士们排成横行，命令他们立即离开营房，而且永远不再回来。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在灌木从中的棚子里安顿下来，在敌军来到以前，躲起来不让居民发现。
“你们必须善于这样生活，不要让一个人知道你们的存在！”
有人在到我的面前，开始热烈地劝我：“那边是一片沼泽地，大伙儿会伤风的。”
但是当德机嗡嗡地飞到头上，开始投下照明弹的时候，大家就一声不响，蜷缩着身子…
德机飞来轰炸切尔尼多夫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的心境从来没有象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那几天里那么恶劣。
我乘车去交加中央前线军事会议回来。在回切尔尼多夫的路上，我遇到了一队汽车。我拦住了前面的一辆车子，问坐车的人：“你们是什么人，上哪里去？”我们彼此检验了身份证件。原来，坐在里面的都是哥美里省的行政首长，而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爱金诺夫同志也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已经放弃了哥美里，”爱金诺夫同志告诉我。“德军正向切尔尼多夫推进。”
我回到省委会时，饿极、倦极了。有人送了一盘甜菜肉汤到我房间里来，我靠窗坐下，把盘子放在窗台上。
警笛呜呜地开始叫了。最近警报一天得响二十次左右。我已经习惯了，常常懒得进防空洞。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轰炸。
我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望着窗外。我看得见大部分的市区。一看屋顶上面，我发现远远的有几架飞机。而另一群黑色的飞机，从云背后突然出现了，这些德机几分钟以后便到了市空。我看着炸弹纷纷落下来，甚至能准确地确定炸弹的位置：最先被炸得飞到空中的是戏院，接着，轮到省民警局，邮局……我机械地继续吃着。轰炸机群飞过省委会大厦上空。爆炸声、机枪声和高射炮声，汇合成一片可怕的喧嚣……人们沿着街道乱跑，有人恐怖地叫着，我无法断定那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
我离开办公室到防空洞去。轰炸的声音把我震呆了。有几位省委会的同事向我走来，我机械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好象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重担，正在我的两肩上压下来。
一位陌生人在灯光暗淡的走廊里拦住了我：“费多罗夫同志，我一早便在这里了。我是从区里来的……”
“您说吧。”
“我被党开除了，上述书已向省委提上来……现在战事发生了，费多罗夫同志，我怎么能在党外呢？……”
“但是您听到了空袭警报吧，要审理您的案子，我得把同志们叫来，查阅一下文件。同志们都在防空洞里……请您明天来吧。”
“明天就迟了。德寇正逼近我们的地区……”
就在这时候，一颗炸弹在极近的地方爆炸了，我们脚底下的地板都震动起来。
这阵轰炸对这位客人并没有特别的印象。我加快了步子。他继续在我身旁走着。
“同志，您要明白，”我说，“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审查的。”
“是的，是的，”他忧郁地同意了，对我伸出一只手来。
我记不起他的面貌了。可是他的握力很有劲。我真后悔没有能够为他做什么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防空洞里消磨了一整夜。德机来了十二次。我消极地坐着，传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真是一件屈辱的事情。
到早晨，警报虽然还没有解除，我可回省委会来了。
一股一股的黑烟垂在屋顶上面，火舌冲向天空。不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大火。救火员想扑灭各处的火焰，但是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火源发生，而且越来越多，他们能干些什么呢！人们已经无法跟烈火作斗争了。
这个时候，留在切尔尼多夫的总共不过几百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已经疏散了。
德寇指挥部不是不知道这市里既没有军事机关，也没有军事目标。但德寇的飞行员仍然在摧毁每一座显然可见的建筑物，追击他们视界以内的每一个人。他们遵照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纲领来行动。
在空袭的间歇期间，我决定坐汽车去巡视市区。
我们沿着谢甫琴科大街驶去。每隔三四家房子，便有火焰从窗户里窜出来。一匹跛脚马向我们劈面冲来。司机不得不把车开上了人行道，要不然这头疯狂的牲口要撞在汽车上了。
在我们后面不到十五公尺的地方，一道墙倒坍下来。几根燃烧着的横梁拦住了那匹马。
一个戴毡帽、戴眼镜的人，在宽阔的人行道上爬着。我招呼了他一声，他没有回答。
司机把车停下，我又叫他：“同志！”
这时候他爬起来了，用失神的眼睛对我瞅了瞅，然后冲进一幢房子的大门。追他也没有意思。
我们驶进了古比雪夫广场。这里大部分的房屋都在燃烧，有些早已倒坍，甚至在广场的中央，都感到灼热。
广场中央有一个男子，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他张开了两臂站在那里。他的脸部已给烟灰薰黑了。我招呼了他一声。
他没有发觉我。我再交换他，仍然没有引起反映。司机把汽车开到了他的身边，我拉住了这位同志的一只胳膊。他服从地爬近了汽车，然而好久以后，他还不能回答我的问话。
后来，我告诉他，我们怎样把他拉上车的，他耸了耸肩膀说：“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们又驶过了几条街道。当我们到了市府小公园的时候，亨格尔机群又在市空出现了。其中有一架对我们的汽车扫了一梭子。子弹在头顶上面嘶嘶穿过。
我们还救起了另外两个人，有一个不得不绑起来，因为他已经发了疯。
我们巡驶了大约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有两批轰炸机在市区上空掷过炸弹。我们转会省委会去。我怕只能见到一堆废墟。但事实并不这样，省委会仍然侥幸地巍然独存。在两百公尺的半径以内，没有一幢房屋免于损毁，而省委会只有玻璃窗给震碎了，而且只是一部分。
当天晚上，我们决定撤退了。省党委会、省团委会和省执委会应该动身到十五公里以外的鲁卡希夫卡村。我们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电厂已经不能发电，电话的电报的联络也已中断，切尔尼多夫已经和外界隔绝。实际上市区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工厂和机关也早就撤退了。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这座疏散一空、惨遭破坏的城市。
当我乘车经过自己的住宅时，我惊奇地发现房子依然完整无恙。我正将车子停下，想去拿些东西，至少拿两件替换的衬衣和一双高统靴……但是我把手一挥，算了。可是过后不久，我对这件事就觉得相当后悔。
我穿了一件皮大衣、一件军装上服、一条军裤、一双硬头高统靴……我的腰带上挂了个地图夹子。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名游击队员和地下省委委员由波布特连科同志率领，坐了一辆客车和一辆卡车，离开鲁卡希夫卡到霍尔梅区去了。决定要我在后面再耽搁一些时候。
分别时，我跟每一个人轮流拥抱和亲吻。
“我要完成撤退市民和工业设备的工作，把红军带到切尔尼多夫省边界，然后再回到你们那边来。你们尽可确信，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第二天，我们知道霍尔梅区和科留可夫两区都已经被德寇占领了。波布特连科送小队越过了驻扎在那个地区的第十八师的战士的防线。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在我和自己的同志重逢以前，还得吃尽千辛万苦呢。
我要谈一些关于我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事情。我是一个弃儿。德涅泊河上的一个领港兼摆渡的马克西姆·特罗菲莫维奇·柯斯提尔亚收养了我，我得感谢他。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弃儿，自然孩子们也嘲笑我了；虽然如此，他们却怕我，因为我有一双结实的拳头。要不是大革命，我在青年时代一定要受不少磨难的。没有一个体面的姑娘会看上我，会来嫁给象我这样的人——一个私生子。
我住在耶卡捷林诺斯拉夫郊外——现在叫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洛茨曼斯卡亚·克明卡村。
那里的居民到现在还记得我。你要是向他们问我的年龄：“你还记得柴维金斯基吗？”
“当然记得！”他们全会回答。
“柴维金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