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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没什么，有时侯甚至还唱唱歌跳跳舞；但是不管唱歌也好，跳舞也好，都不高明。波布特连科是个酷爱军歌的人，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收罗了些什么人啊？没有一个过得去的舞蹈家，没有一个拉得好的手风琴手。他们一开口唱歌，你只好跑开……”
后来我们弄清楚了，由于想心事，他们才唱不好，跳不好。
支队的指挥员们和省委会委员们常常带了各种各样无病呻吟的报告来看我。
例如，巴拉贝报告说：“我去查岗。一个身体结实、年纪不到四十、庄稼汉似的姓普的战士，按照土耳其人的样子坐在地上，把步枪搁在一边，自己张开大嘴，望着天空。我去了，他连睬也不睬，好象我不是指挥员，只是一个散步的人。我问他：‘你是不是想禁闭？’他却用家常的、低低的声音答道：‘我在想，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我不跟红军一起走是毫无理由的。在我一方面讲来，留在这里是太幼稚了。德寇会把我们向苍蝇般打扁的！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您瞧，我在跟太阳告别。
我有过一次十分值得注意的谈话。
战士史某把我引到一边。他看来不笨，从前当过区国民教育科科长。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您评判评判吧。我想到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我病倒了，医生们又把我判了死刑，那该怎么办？”
我警惕起来，这个人在想些什么啊？
“你决不能相信这种判决，”我答道。
他接着说：“然而，如果确实是毫无疑义的话，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吧，就宁愿早死。费多罗夫同志，我宁愿在诊断以后马上就死，马上开枪自杀。”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丧气话呢？”我问。
“这个……”这时史某真是热情奋发地说话了：“因为，要是党派定我们在这里牺牲，为建立丰功伟绩而牺牲，那么让我们快些想出这些功绩，完成这个功绩吧。”
你要注意，这位同志是清醒的，并不是在说梦话。我不得不对他解释，他是个无病呻吟和新年不坚的人，党不是派我们来作任何牺牲，而是派我们来跟敌人作战的。
“您这是什么话？！只要您发个命令，脊柱，我就准备象著名的剧本‘敬礼，西班牙’里的情形一样，让自己和敌人的司令部同归于尽。”
一年过去，这位同志学会了怎样爆炸德寇的司令部和军车，自己却没有受丝毫损伤。一九四四年，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有一天，我对他提起这次的谈话。
“说真的，”他说，“那时我不相信咱们能够给予德寇重大的抵抗。我想，咱们既然命中注定要死，就死得痛快些，壮丽些！”
关心类似的壮丽的不仅仅他一个人。关于切尔尼多夫戏剧演员瓦夏·克诺华诺夫的事，我上面曾经提起过一笔。他现在还活着；仗打得很好，受过奖，但最初……有一次夜里，他和一批演员来到切尔尼多夫省委会，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请求吸收他们加入正在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我把他编进了名册，他当夜就领到了步枪，就这样带着步枪回家告别。后来他自己在游击队的篝火边说：“回家的时候，我的心情是豪壮的，怀着这种心情去打仗才好哩。然而应该躺下睡觉了。我带着枪上床躺下了。”
许多青年人是这样幻想地领会自己加入游击队的。当那时本来应该对这些年青人指出战争的艰劳，应该教会他们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在这些大家难过的日子里，我和格罗明科有过一次倾心的谈话。
他已“休假”回来。在和指挥员们会议之后，我才让他离开的。他带着游击队的礼物到他妻子那里去。我们给了他一些蜂蜜、奶油、冰糖和糕饼；还给了他一百发子弹、两支手枪和两颗手榴弹。
格罗明科去了五天。往返得四天，在妻子那里总共只待了一夜和大半个早晨。
他简短地报告说：“第一分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已经假满归队，一切都好，准许我到职工作吗？”
两小时以后，我在第一分队的战士们中间又看见他。他让战士们坐成一个圈儿，正在热心地讲着什么。我也坐下来旁听。
格罗明科对我说，他在作政治讲话，然后接着说：“同志们，我们每个人应该重新回头检查一下自己的一生……”
“他打算讲些什么啊？”我暗忖着。“跟战士们谈哲学问题干么？”但是我没有开口，接着听下去。特别是因为从战士们的脸部表情看来，格罗明科的谈话使他们感到津津有味。
“不论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但我们现在全都在考虑许多问题。事实上，怎能不考虑呢？我们正常的生活已经中断，家庭已经分散；我们准备了多年的专业，现在已经不需要。无论如何总得到胜利以后再说。所以我们觉得很痛苦，很多人都这样。我听到马尔提纽克同志讲起自己的一个梦：好象他女儿跑来要他抚爱，她一面哭，一面紧贴着他。马尔提纽克同志醒来了，发觉正在抚摸着自己棉袄的一只袖子，而那支袖子给眼泪沾湿了。马尔提纽克同志，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战前是干什么的？”
马尔提纽克生得短小结实，留着铁青的小胡子，从他坐着的圆木头上站了起来，眨了眨眼说：“有过这件事。”
“我请您报自己的年纪和职业。您不必着慌。我并不是为了您梦见女儿而责备您。我自己也梦见过过去的事情。您瞧，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不是梦见拌种，便是修剪苹果树，或者……”
“昨天，”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突然打断了分队指挥员的话，“我梦见对德国队踢了一场足球。足球就象是个地雷——会得爆炸。老实话……”
大家都笑了，马尔提纽克也微微一笑，接着说：“指挥员同志，我今天四十四岁。我的专业是铸铁翻砂工人。请大家原谅，我把梦告诉了别人，把他们的心搅乱了。我一定要回顾一下生平，请其他的人也这么做。我们的女儿是在我已经三十八岁、我的老婆三十四岁上生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但是一颗德国炸弹把她炸死了……准许我坐下吗？”
我站起身来走开了，没有和格罗明科说什么，也没有打断他的谈话。虽然我认为他搅乱自己战士的神经是毫无益处的。
那天晚上，他凑着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自己跑来看我。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恳求说：“我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并且象跟老同志那样和您谈谈？我觉得您对于我今天早晨进行的谈话不大喜欢。”
“走吧，格罗明科同志，让我们到林子里去散一会儿步吧。”我向他提议说。
他欣然同意了。我们走到离开营地大约二百公尺的地方，在树墩上坐了下来。
下面便是他告诉我的话：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是个农艺家，这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个庄稼汉，是农民的血统，受农民的教育。总而言之，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我想，我不能不思考。当我在种子检验所工作的时候，我不仅把种子了解成面包，不，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了解到种子就是人民的劳动。米丘林的想法是要使小麦变成多年生的植物，假使不能使小麦或谷类变成这样，那么也许会在它们旁边栽培面包坚果的……我十分了解这种思想。这就是我的理想。”
“实际上，我要和您谈谈其他的事情。我要叙述一下关于到我妻子那里去的旅行……但我不能没有一个开场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觉得，只有深入钻研职业上的知识，才可能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忠诚老师，我工作，把自己整个儿献给了事业。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不，不仅认为，而且确实是幸运的。因为家里一切都好。
我记得，斯大林同志共青团员伊凡诺伏的复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不仅第一次相当，并且感觉到，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一定要起来反对我们。但您可以体会这点。我想了一想，就依然生活下去了。甚至于用我在工作并且用工作本身，就是说，巩固国家，来宽恕自己对未来的斗争的冷淡态度。我没想象自己会做个军人，也没准备打仗，这就是我的情况。
我志愿参加了游击队。这您也知道。于是我们就落在森林里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究竟不能说在未来以前我们一无成就吧。雅列明科同志的确是热心地安排印刷厂的。小伙子们英勇地从科留可夫卡把铅字偷了出来。从开始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行为。而且这种英雄主义是诚实的。
巴拉贝在一次对十个德寇的搏斗中几乎牺牲。巴利茨基冒充是小学教师，手无寸铁地到德寇占领下的村子里去，一面宣传，号召老乡们起来反抗，一面为我们嵬集情报。波布特连科……我认为，与其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指挥员，不如说是全民的仇恨心的表现。他热血沸腾，要不是为了对支队、对人们的生命的责任感，我相信他一定会不加思索地投入最激烈的战斗……但这已是对指挥员的批评，这个题目，我不想再说下去。咱们还是回头来谈谈我的事吧。
为什么要隐瞒呢？我开始感到我们游击队的挣扎是毫无意义的。不，我不是缺乏胆量，或者恐惧畏缩，问题并不在这里。但是怎么说才好呢，我当时感觉到自己就象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里的神甫，您记得吧，他喝得醉醺醺地爬上机车，碰了一下操纵杆，就飞也似地开起来了。他既不能驾驶，也不会煞车，又害怕跳下来。
再说我和老婆的事吧。我没有能把她疏散。说实话，她已经快要分娩，在那种情况之下不能长途旅行了。她很生气，因为我在那种时候居然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她虽然生了气，但毕竟懂得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为了免得我顾虑，她突然收拾收拾动身到村子里去了。我不知道她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我的种种胡思乱想上面又加上一种暧昧的痛苦。
格罗明科叹了口气，问我是不是懒得听下去。
我们抽着烟，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
“我离开您的时候，我们商量好，我决不对那个村子里的任何人暴露身份。您记得吧，您曾经禁止我进行鼓动。那是正确的。要开始这种工作，你首先必须四面观望，认清人们。我不想把往返的情形告诉您了。我比较顺利地到了那边。不错，有过小小的互射，但这算不了什么。
我认得我老婆可能住的房子。我从小就熟悉这个村子，那里的人全都叫我的名字。我在暗中轻手轻脚地打从菜园走向那座房子，我相信谁也没发觉我。夫妻重逢，流着泪拥抱在一起。小孩子已经生了一个月零三天了。大家认为他生得‘和爸爸一模一样’。游击队的礼物送得合时。可是我的老婆大概暂时还没挨饿。她有一些存粮……我们悲喜悦交集，谈着彼此的遭遇。但是，您要注意，从一开始起，我们就一直是低声交谈。
最初，小孩子是睡着的。我想，我们不要吵醒他。但是他醒了，老婆照旧继续谈着。此外，她急忙整理床铺。我高声说了一两句话，她对我摇摇手，立刻吹熄了灯。
我问：‘怎么回事呀？’她回答我说：‘你听听，再看看窗外吧，外面漆黑一片，静悄悄没有一点儿声音。人人都在害怕呢。’‘可是村里并没有德国人啊。’‘德国人没有，有的是自己的混蛋，所有的败类都聚在一块儿了。’她才把这几句话说出口，沿着街道有一群醉鬼尖声叫着骑着马过去了。他们骂着爹娘、又威胁着什么人。
这是些什么人呢？我的老婆一开始数说着哪些人在乡间过着老爷生活，我立刻就火起来了。噢，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想象一下吧，我们那里有个伊凡·德罗勃内依，真是个浮尸、恶丐和醉鬼。大家已经不记得他父亲有个时候当过地主的狗腿子。在这里逛来逛去的就是这个半疯半癫的德罗勃内依。哦，他是最下流的酒鬼，当他酒后头痛，并且一文不名的时候，就会在任何人面前跪下来，求讨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现在大家倒怕起他来了。
沙尼科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里头，在切尔尼多夫发达起来，开了一家皮革厂。最近一个时期，他不知是乐器厂还是省工业委员会的会计员，我记不确实了。我在城里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那么低声下气。”
我打断了格罗明科的话：“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惊奇？难道你想德寇会派你我管理乡村事务吗？显然，他们正在搜罗各式各样的坏弹。事实上，除了坏蛋，谁会去替他们工作呢？
“问题不在这里，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不是要要讲这件事。使我震惊的是这个：要知道在我们这里森林中还继续是苏维埃的生活，不论人们也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好——全都是苏维埃式的。我在那个我熟悉、而且把他当作故乡的村子里待了几小时。我甚至没有和那些恶棍见过一面。只是我的老婆通宵央求我不要高声说话、不要走动，掩住婴儿的嘴，自己浑身发抖……第二天天一亮，她便催着我‘动身’。您会同意吧，就是这件事也足够闷死人了。我被迫在什么人面前发抖啊？在那些最卑鄙 的小人的面前发抖，简单说来，什么是占领，我已得到了现实的概念。”
“这是对的，”我说，“但我还是不很明白，你想跟我商量什么事。”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要谈的是，我们自己从来弄不清楚的资本主义方面的复辟。在战前，在我们的学校里，在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培养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憎恶还不够。这样就对战争的准备也不够了。比如说，我吧，能扔手榴弹，懂得军事条令，研究过防御毒气；也决不能把我算作政治上的文盲。我看过很多书，并且爱看。但是我们的作家没有助长我的想象力，没有一本书指出过这种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多么可怕……因此我和战士们才进行了这场合谈话。”
格罗明科告诉我的，对我说来已经不是新闻。我自己在到支队来的路上，也犯过这种毛病。不错，我们的人自然应该不仅通过脑子，而且应该衷心理解德寇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秩序’。
“从今天的政治讲话中，您得到了什么结论呢？”我问。
“结论是这样的：不能在这种卑鄙 的制度下面生活。我们必须行动，而且愈快愈好。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分队，已经决定请求您尽可能快些派我们瑁去独立自主、认认真阵地打一仗。请准许我提议，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当我把所有那些现在正在我们村里发号施令的坏蛋的丑史告诉了本队的战士们时，您要知道，我们可真想好好收拾收拾他们一顿。”
“换句话说，你们想用自己的分队去对这座村子实行游击性的袭击，扑灭那里的伪村长和伪警吗？”
“不错。”
“作为具体的鼓动工作吗？”
“有些相象。我熟悉到那里去的所有进路。我在回来的路上和一些老乡们谈了一阵天，谈得听对劲。我还侦察了情况。为了这一战役，我们要不了多少时间和武器……”
“格罗明科同志，想一想你所说的话吧。开头是对的。你的内心告诉自己，这种行动是必要的。但是结果怎样呢？每一个指挥员将带领自己的战士们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因为那里报复是具体的，他知道那些无赖们的名字。要是我们按着这些标志去行动的话，那我得把你们全体带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附近的洛茨门斯卡耶·卡明卡①去了。”
【 ①卡明卡：费多罗夫的出生地。】
“同志们会十分失望的，费多罗夫同志。您可以不管我的委屈。但是您会同意，游击斗争的有利条件致意在于我们是在自己的地区里作战……”
我对格罗明科解释说，他所打算的作战行动还没有列入指挥部的计划以内。他反对这件事，因为计划是由人拟定的，是可能改变的。他甚至责备我缺乏决心，说我不懂得响应群众的主动精神。
我不得不打断这次开场这么好的谈话了。我不得不用很坚决的说法来对格罗明科解释游击队的纪律。
他苦恼地走开了。在告别时，他说我不能容受批评，是个缺少敏感的人；但他还是服从命令。
这次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双重的印象。很好，我们的指挥员们都是有思考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了我，我很高兴。
我喜欢格罗明科这样的热情和真诚，喜欢他对侵略者的泼辣的仇恨心，喜欢他对作战的渴望。但在同时，他对于游击斗争的幼稚和轻率的态度，却使我惊讶和气愤。
假如只有格罗明科一个人那还好！不，有许多十分严肃的人，那些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都不能理解游击队就是军事组织，而且它既不是志愿的团体，也不是为了扑灭第一批来到身边的侵略者的劳动组合。
当时，省委放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为遵守最严格的游击纪律、为反对自由散漫现象、松弛现象和不负责现象而斗争。
我们不得不对某些人解释，党决不能让游击运动自发子流。党对每一个游击队员的高度的精神上的要求是严格的纪律、计划性、组织性，支队与支队之间、战士与战士之间的互助，而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求得尤其高。
共产党员应该到处是共产党员。不论在森林里也好，在地下活动中也好，在友伴中间也好，在家庭里也好——总而言之，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无权放肆，无权忘记党章，并且在任何环境之下永远应该是共产党员。
在有些支队里，特别是在沦陷以后组织起来的一些支队里，发生了党早就谴责过的选举指挥员职位的方法。有一个不大的支队，甚至不选举指挥员职位，而举行某种类似抽签的办法：由抽中的人当指挥员。
省委谴责了推举指挥员职位的实行人，并且要求驻扎在切尔尼多夫省地区的所有支队应和省司令部保持联系，以自己的行动来配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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