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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能，”老家伙答道。“我永远不会出卖自己人，我连垃圾也不会从屋里搬出去的。我不过是问一个问题……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是不是在作友好的会谈？”
他还咕哝了些什么，可是突然 哽住了，发出呼呼的声音，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听到后排一阵骚动，大概有人把他掩住了嘴，象麻袋般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地送出去了。谁也没有打他，不过把他从房间里弄走罢了。但是到了外边，谁知道他出什么事呢？
就在会议结束以前，那个问过用斧头还是炸药的大胡子又发言了，他仍然是用一个问题开头：“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游击队员同志们，要是德国人放火烧光了我们的村庄，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对他叫了：“斯捷潘，你别说丧气话！”
“你们别作声，瞧，他们不叫人发言。连我自己也弄糊涂了。至于德国人会烧光我们，那是一定的。要是有狼，它就要吃东西。游击队同志们，我说这件事，你们可别苦恼。这是战争，再坏不过的战争……我自己带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一切——准备烧灼、准备残酷的死、准备血腥的拷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行的，就是舔德国人的屁股，做他们的牛马。费多罗夫同志，请您把这句话转告给斯大林同志。”
“谢谢你，朋友，我们衷心地致以游击队的致意……苦的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架无线电……还无法把你的话传达到莫斯科……”
“怎样传达，这是你们应该关心的事，”他狡猾地微微一笑。“心心可以相印。我想斯大林同志也会象我们对他一样地相信我们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雅列明科在早晨五点钟光景便把我叫醒：“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有枪声！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起身吧！”
我们昨天便得到消息，说是有一大队德寇侦察部队对彼列柳勃支队发动了攻势。支队已被迫退进了森林深处。支队指挥员巴拉贝求过援。可是他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
顺便说说，虽然各支队已经遵令合并，也已正式称为分队，但是至今仍驻在各自的老地方，并按各支队的习惯称呼他们。
省司令部正在准备一个歼灭德寇大股卫戌部队的计划。但时机未熟便对德寇暴露我方的主力是于我们不利的。我们拒绝支援巴拉贝的原因就在此。
作战的计划正在秘密地拟定，总共只有几个人知道。最近几天来，我们许多人的情绪突然恶化了。的确，直到这时为止，虽然并不是大规模的，但毕竟有过几次行动。虽然并不经常得手，却曾到大路上去射击路过的德寇，爆破过几座桥梁。而现在，新的司令员已经就职，并且在专心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和射击教练。但是德寇并不在睡觉，他们只在等候时机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永志不忘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来到了。
“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雅列明科知道我完全清醒以后，重复说。
地下室里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当然，波布特连科早就跳起来，急忙调查发生的事情去了。省委会的其他委员也出去了。
枪声没有再响。我穿上衣服，带了枪。这时门开了，波布特连科、卡普拉诺夫和诺维科夫闯进了地下室，和他们一起来的是侦察队队长尤尔琴科。他浑身是雪，喘着气，不知是因为跑快了，还是因为激动。
“好，照实说吧，你开过枪吗？”波布特连科逼着他说。
“等一会儿……这里全是自己人吗？就是说没有新人吗？”
“活见鬼！”波布特连科喊了一声。“他老是转弯抹角，弄得你糊里糊涂，你就挤不出这个人一句话！你老实说吧，开过枪没有？”尤尔琴科点了点头。“为什么开枪，为什么在营地里放警报？”
早在昨天夜里，尤尔琴科的一队人就奉命去侦察萨莫图吉村方面的森林。他在自己的路上遇到了德寇的侦察兵，这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地方。你想一想，射击是很少的。尤尔琴科不是个胆小鬼。并不是远方的互射的回声惊动了营地。不是的，整个问题是那几响枪声就在这里附近，几乎就在司令部地下室旁边发出的。
“请原谅，司令员同志，”尤尔琴科终于挤出话来了。“我因为着急才对天空开了枪……”
“你为什么那样着急呢？”按捺不住的卡普拉诺夫问。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请不必要的人出去。地下室里只留下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尤尔琴科和我。尤尔琴科仍旧喘不过气来，无论如何没法找到做报告的必要的言语。我给他喝了一些酒精，他终于可以说出话来了。
“哦，司令员同志，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中间有奸细啦！真的，有个奸细。您叫弟兄们进来吧，他们会告诉您的。”
“慢着，你的弟兄们在哪里？诺维科夫同志，请您立刻去找到他们，命令他们在没有调查清楚以前，不要声张。”
“啊，对的，他们可能乱说一阵……”尤尔琴科同意说。
他是个年青的小队长，理解不到这种性质的消息应该保守秘密，没有预先通知自己的战士们。消息果真已经在营地里传开了。
尤尔琴科报告说，他的小队在三公里外发现了一些德寇。他们正向我方移动。
“我们开火了，他们也回了枪，但是这批坏蛋马上拼命跑掉了……因为有月亮，地上很亮，我们看到在德寇中间……好象有个支队里的小伙子和他们在一起……”
“谁，你照直说！”
“你们是怎样想？”
“你别做迷语啦！”
尤尔琴科说得转弯抹角并不是为了玩儿。正象我们一样，他也希望看错了才好。在过去所信托的人们中，竟会有人投靠敌人，听到这种消息实在令人厌恶。
但是尤尔琴科说出这个人的姓时，我们已经不怀疑了。知道了这个姓我也可以对他指出那个人是谁了。
那是夏德林诺村的小学教员伊萨先科。
尤尔琴科解说，弟兄们注意到一条围巾，看出这条围巾是伊萨先科从前围过的，他围的样子有些特别。
“去吧，”我命令道。“你去吧，可是不要声张。对谁都一字不提。”
早在几天以前，有人报告我说，战士伊萨先科时常到夏德林诺去看他父亲。当然他请假的理由是说他父亲有病，需要照料，但是后来我们接到村里的地下工作者的报告，说这位小学教员的父亲享受德寇和伪警的小恩小惠：伪村长把充公来的集体农庄的家畜给了他一头公牛和两头绵羊。
我当时就把这个儿子给叫来了。我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有罪。他是个年约三十的瘦子，嗓音动听，行动迟疑；但是应不应该根据这些特征来断定一个人呢。他夸大其词地回答了我一些问题：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老实话……我现在向您解说，假如有谁不谅解我，我相信您大概一定会谅解我的。您要知道，司令员同志，我爸爸是个笃信宗教的人。可以说，他是个互相残杀的反对者……他对任何人都是软弱到蠢头蠢脑。他简直是客气地接待德国人，可能客气得过分了。您了解的，军官们就喜欢这一套。他们给他酬劳，爸爸不敢拒绝。他现在竭力想把那头公牛转交给您，那就是说，对咱们、对游击队有利……”
“听着，您毕竟是小学教员，应该了解您‘爸爸’的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结果可能对你不利。放手吧。停止吧！”
“请允许我说，司令员同志，说实话，我一切都明白。但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是想促使爸爸参加地下工作。他是个爱国者，我可以发誓。您不是不知道，有些神甫也……我甚至相信，他外表的低首下心应该被运用来做情报工作，您以为怎样？”
伊萨先科的话是说得通的。他在支队里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但是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他是个卑鄙的家伙。我怎么办呢？噢，他引不起我的同情，他的声音、面貌也不使我喜欢。这究竟不是犯罪的证据。但我还是警告他说：“注意，你一定得停止时常离开营地。别去打扰你信教的‘爸爸’。我们不需要他效劳。”
伊萨先科被我们监视了，一连好几天，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瞧，他又犯老毛病了……
现在我们全都断定他不会回到营地里来了。但一小时以后有人报告说：伊萨先科出现了，甚至还是围着那条围巾。想来，他也许以为人家不认得自己吧。但是最可能还是德寇强派他来的：德寇不需要食客。当然，他立刻被带到司令部来了。
“你上哪儿去了？”
“我得知父亲快死了，跑去看他……”
很适当的谎话。这也可以说明自己的焦虑不安。伊萨先科已经脸色发白。
“那么你有无线电联络还是怎么的？你从哪儿知道这个消息的？你胡诌下去吧。”
“我的小妹妹特地跑来告诉我的。所以……我在父亲的床边耽搁了一下。我意识到这是不守纪律，应该事先得到指挥员的准许。不过那次跟您谈过话之后，我怕他们不放我去。我应当受处分，我懂得这一点，向您说老实话，我……亲情是不适宜的，当……”
“你是单身回来的吗？”
“什么？”伊萨先科刹那间打量了一下地下室。
窗口是很小的，门口站着波布特连科和诺维科夫。
“你这个混蛋，有人看见你和一群德寇在一起。”波布特连科沉不住气了。“你把他们带到营地来是不是，你说，带了没有？”
“不，老实话，我……”
“有八个人认出是你……坦白说吧！”
“我说，当然，我说……是一些德国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们带路，而是他们在给我们带路……请相信我。我决不撒谎……在我回来时，他们把我捉住了……”
“那么您后来设法脱逃了吗？”我问。
“是的，接着我便逃跑了，”他赶快符合着说。“我乘混乱的机会溜走了……”
诺维科夫突然抓住他鼓起的口袋，从那里抽出了一支手枪。
“那么这个玩意儿是德寇留给你做纪念的吗？嘿，你……快把一切真情实话说出来！马上就说！”
伊萨先科啪地跪了下来。
半小时以后，我下了一道命令：把伊萨先科在队伍面前枪决。这是我头一次枪决奸细的命令。
诺维科夫开始劝我：“干么在队伍勉强执行呢？这会使人们产生沉痛的印象。”
“照您说，就象巴拉贝那样做吗？”
发生这件事情的前三天，彼列柳勃支队里也揭发了一个和敌人有联系的新队员，也同样被判处了枪决；但是他们没有敢公开执行。当这个叛徒在地下室里睡着时，他们对着他耳朵开了一枪把他结果了。不待说，出了这件事以后，彼列柳勃支队里就有了很多荒谬绝伦的谈话。他们向人们宣布的是：某某人由于叛变行为而被枪决了。但是人们要求公开宣判是正确的。我们在各方面，完全可以在各方面感到，我们的人员缺乏军人的直率性和严峻性。而且也没有认真地发过怒，显得犹疑畏缩，软弱无能——不，这是不行的。
伊萨先科是在队伍面前被枪决的。
半小时以后，有人报告，有一个新近接受入队的瓦西里·索罗卡，前科济洛夫村伪村长的秘书，从营地里逃跑了。
那时我们同意收留他是因为他带来了几颗手榴弹和一份红军军官家属的名单，这份名单是德寇命令伪村长预备的。我们明白这个鬼计已经太晚了。
营地里人们开始了窃窃私语：“几天工夫出了三个奸细。他们在看什么？怎么会决定吸收外来人呢？”
“你们看，”比沙拉勃的一些拥护者说。“我们原就警告过……”
“但是您要明白，”毕节有理性一点的人答道，“这是没有道理的。依您的说法，假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奸细，就得对所有愿意跟德寇斗争的诚实人关上入队的门吗？”
但是这些惊慌失措分子继续干自己的瓦解工作。进行这种工作的资料在日益增加。
从二十二公里以外的科留可夫卡跑来了一个头发蓬松、眼神痴呆、惊慌失措的共青团员、地下工作者尼古拉依·克利夫达。他说，镇上开来了一支扫荡队，正在到处行凶。
“他们直对着人群扔炸弹，偷东西，刺小孩儿……”
和克利夫达进行谈话，不是在司令部里，而是在林中空地上，当着许多人的面。他们长久不准克利夫达走进营地，使他很愤激动。他在哨所上拼命叫嚷，并且说：“德寇在虐待人民，折磨人民，他们在追我，马上要到这里来了，放我立刻到司令员那里去吧。”
尖声叫、大声嚷，在营地里完全无用。而他又扯上这一套，不管我也好，其他的同志也好，都暗暗生疑。在三次叛变行为以后，我们全都有了不信任的心情。然而，要相信克利夫达，事实上也是不容易的。
他说，有一伙德寇跑到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他们敲门。他关上百叶窗，堵死门，拿着一支手枪躲了起来。
“他们起初用枪托撞门。撞得不耐烦了就扔了一颗手榴弹，也许是在窗户底下扔了一整束吧，房子直震荡，所有东西都着了火了。唉，这下子可完了！我一看，后边的墙壁开始纷纷落下，发生了坍塌，露出一个窟窿来。这道墙对着菜园那方面。我钻过窟窿爬了出来，爬到森林里。这样就跑到你们这里来了……”
我们把他看守了起来。分散时，大家说，看吧，又是一个奸细……但我们还是派了一个由省委副书记巴利茨基率领的、包括四名战士的侦察队到那方面去。在巴利茨基回来以前，科留可夫卡支队指挥员柯罗特科夫的通信员骑着一匹口角流沫的马驰来了。
“从多马什利纳方面，”通信员报告道，“风儿吹来了浓浓的黑烟，看来是大火的火焰。”
那时我和大家一块儿生活和行动，不能够走到一边去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看营地和其中的人们，看看自己。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好象从旁看到了在那种倒霉的日子里的营地。
森林已经变成一片白色。雪虽然不深，但是地面上、树枝上全盖满了。地下室就象是一个个不大的土墩，完全看不出来。只有一些小路呈现着黑色。人们拿着枪，顺着这些地下室之间的小路走来走去。他们有时集成一堆，四面望望，惊惶不安地小声说着话……
在一个跟所有的地下室一模一样的地下室里，指挥员们正在共同商议问题。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商议啦！他们能想出什么呢？他们同样是人，应该懂得：弱不敌强。在我们所有的城市和村庄的四周都是敌人，都是吃得饱、穿得好、身强力壮的德国人。他们开着汽车，打着电话，在坚固的屋顶下睡在暖和的床铺上过夜。就在这儿附近，他们有好几千人，而在森林四周又有好几千；倘若必要的话，他们还可以把坦克和炮队都调来。
指挥员们正在商议。我们的步哨又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带到司令部地下室来了。这个少年的衣服上结满了冰，大声说着话，几乎是在叫喊。
人们从各地下室里跑了出去。
“出了什么事，还有什么新闻？”
首长们都不作声。不要紧，战士们反正在打听。他们问步哨道：“谁跑来了？”
“好象是从科兹列杨奈奇来的。说是姓瓦修克。”
“这是哪一个瓦修克？”
“费多罗夫的副官的兄弟……”
“为什么浑身潮湿的呢？”
“据说他是游水过来的。他说那边的情况很糟。希特勒党卫军的扫荡队已经开到了。”
突然又来了一个人。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根本没有了。
当一辆橇车从林间小路上赶来时，有不少人都笑了，一匹披着霜、毛茸茸的驹子拖着一堆干树枝。两个老汉跟在马车旁边。
指挥员们走出地下室去迎接这辆车子，开始询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打柴的。”
一名步哨插话说：“别听他们的话。他们是运干树枝到森林里来的。”
“请原谅，先生。我们的斧头丢了，所以回来找……”
“怎么你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了二十四年，沦陷了三个月就连‘同志’这个词儿都忘了？”
“那样说，村长和德国人都要揍我的。”
“为什么你的朋友不说‘先生’①也行呢？还是德寇把他当作自己人而不打他呢？”
第二个老头儿冷笑说：“我没有牙齿了。我想说‘先生’，结果却说成了‘牺牲’。我说了一次，就给揍了一顿……”
【 ①俄语‘先生’和‘橡皮筋’的读音相近。这里译的谐音。】
我们拨开了干树枝，树枝下面躺着一个瘦瘦的犹太少年和一个十六岁上下的黑头发女孩子，抱在一起，两个人都冻僵了，哆嗦着，一声不哼……
“这是你的什么货物，喂，‘牺牲’，老实说吧！”
“你们确实是游击队员吗？”
于是这两个老头儿讲了。这两个少年跑到他们的村庄里，自称是共青团员。涅邦尼亚希耶兄妹。他们是从米内逃来的。希特勒党卫军也已经到了那里，在那里枪毙人，绞死人，并且强奸妇女。当地的游击队装备不足……逃散了。
带枪的人们面面相觑，愁眉不展地苦笑着。要知道他们的装备也不很好……
通信员们跑来了，侦察员们也回来了……
德寇已经占领了古林诺。在洛沙科夫和德鲁日宁指挥下的骑兵队没有抵抗便退进了森林的深处。
从八十公里外的多勃良卡来了以马鲁先·斯克利普卡为首的一队人。这一队的阿尔塔泽耶夫，一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知道他的全都这样讲。但是这些同志也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多办勃良卡支队在顽强的战斗中被打散了。指挥员雅夫盛科，同时是区委书记，在战斗中牺牲了。区执委会主席埃普什捷英受了重伤，也许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