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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很难发现，而在地面上也不容易把我们从那里打出去。
我们让马儿急步小跑，间或也飞奔一阵。就那么轻飘飘地跑了二十公里路。指挥员们还不要紧，他们有皮袄，至少也有很好的皮大衣和毡靴，伤号也都盖得暖暖的，可是普通的战士并不全都有御寒的衣着。有些人穿着破破烂烂的高统靴、或是缚着绑带的皮鞋。许多人跳出去抓住橇车一路奔跑，我们不得不减低一点儿行驶的速度。有些人开始请求停留个把钟头，生些篝火来取取暖。可是情况突然改变了，因此我们不用篝火便暖和了起来。
德寇在森林边上阻塞了我们的去路。他们伪装得很好，我们的侦察员上了当，没有即使发现他们。德寇运用了游击战术：从森林里出其不意地攻击纵队。
看来这种战术对他们是生疏的，要不然就是他们在俄罗斯森林里觉得不舒服：他们比规定的时间早两三分钟开了火。而且德寇还有一件事情没有估计到：严寒惹得弟兄们生气，他们不仅不吃惊，甚至因为有机会打仗而很高兴。
虽然这么说，也许不仅是严寒帮助了我们，而还是因为我们驻扎在那些村庄时，尔凡诺夫没有虚度光阴。他每天要中队的指挥员们从事战斗训练。
我本人看了我方应战的迅捷就大吃一惊。德寇的突如其来并没有讨得便宜。我们没有一个人张惶失措。指挥员发出了明确的命令。战士们展开了散兵线。不到两分钟，我们就以那么密集而准确的机枪和冲锋枪火力来回击，德寇马上转身逃走。那时我们发觉他们不下两个连队呢。
战斗总共延长了十分钟。我们由于胜利感到激动、快乐、自豪，又继续前进。这样又行驶了几小时。当我们从大路上折入森林，开始在深雪里的树木中间乱成一片时，战士们便跳出了橇车：应该帮助马匹。然而有时连人带马都陷在松软的、原封不动的白雪里，一直陷到脖子边。
三点钟光景，我们到达了新驻地。还好，是一个月夜。虽然如此，月光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这个地方长着多年的枞树，它的覆盖着雪花的巨掌，几乎把整个空间都遮上了阴影。
我们找到了伏罗热叶夫支队的一个放弃了的地下室。这个支队在一个多月以前在这儿住过。入口处必须挖开。我们挖开了，走进一道长长的、泥泞的堑壕。里面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看来他们在临走以前把一切都烧光了。可是最主要的是连炉灶也破坏了。好，我们这里有几名炉灶安装工人。一小时以后，格里沙·布拉什已经生起了炉子，再过半小时，地下室里便暖和了；然而，也许与其说是由于炉火，还不如说是由于人口过多吧。
地下室是打算给五十个人用的，而我们单是躺着的病号和伤号就有四十五名。有些战士在路上给冻伤了，也应该快快给他们暖和一下。首长们、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们，还有精神特别饱满的温暖的爱好者们挤满了地下室，所有一些人便不得不被请出去了。
附带说一句，严寒并不是游击队的同盟者。它可能挡住了德寇的攻势，可是我们受它的痛苦却厉害得多。而且这次严寒对我们发动了这样的攻势，以致必须严格地掌握纪律。
现在，当我回想到和雪灾苦斗的那几昼夜时，不知怎的总觉得是极富朝气的，差不多是快乐的。人的记忆乐意推出那些沉痛的情节，相反地，却保留着欢乐的和可笑的情节。
实际上，我们现在集合原先的游击队员们，回想起当时挨冻、受饿、恼怒的人们怎样掩藏在雪地里时，大伙儿总是张开嘴哈哈大笑。
“你记得比沙拉勃怎样叫喊吗？他小胡子上挂着冰柱，胡须给霜染白了，嘴里冒着汽，喊道：‘我，啊哼，真不愿待在这儿！我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我们在列依明塔罗夫卡留着很好的地下室啊！’”
“还记得阿尔先尼·科夫童在雪里挖了一个熊穴，拿手掌把雪拍实了，堵住了进口，躺下去就打呼噜吗？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睡的地方都给雪掩盖了。科夫童在哪儿，他在哪儿失踪了呢？一直等听到他的呼噜声，我们才找到了他。”
“还记得吗，卡普拉诺夫把女护士们集合在一起说：‘姑娘们，谁要是大哭大叫，就别想领到酒精。姑娘们，沉住气，证明跟男子平等吧！’”
不错，她们本来就没有一个人放声哭过。虽说她们大多数人都对烧酒不感兴趣，却总把自己的一份分给小伙子们。
是的，我们回想起来的总是快乐的、可笑的事情。但处境是极困难的。原来我们全队只有七把铁锹、五把斧头和一把铁梃，地却冻到一公尺多深。战士们生起篝火，烧上一两个钟点，再把它们移到一边，去挖掘那块烤过的地面。挖上半公尺深，碰到冻土层了，再点起篝火来烧：对发挥耐心说来，是很好的训练。
绝不是人人都能干建筑工作的。不论在哨所上、不论在侦察队里、不论在军需业务中，都必须派人。你瞧，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在一个多星期中就建成了十六座宽大的地下室，里面造了板床，装了炉子，做好桌子和板凳。
凭良心说，住在这些地下室里是不怎样舒服的。主要是又暗又挤。我们用牛油灯或油纸捻儿来照明，要不然就干脆聚在炉子窟窿边，在休息时互相讲着各种故事。但是，即使在最凶暴的风雪天，我们也不放弃篝火；虽说是在地下室里过夜，黄昏时分却多半在篝火边聊天。
我们在这儿叶林诺森林里打游击打到三月底，这个森林是作为“第二森林城”记在我们的史册里的。大家都记得，那年的冬天是凛冽的。天气经常在零下二十多度！这些日子叫我们喜欢。我们没有寒暑表，是凭所谓眼力来确定的。
不错，我们有位老爹，只是他和我们待在一起并不久。大家管他叫寒暑表。我想，他一生没见过真正的户外寒暑表，就是关于度数也只有极模糊的概念。可是假如你问起，他会不加思索地回答：“二十四度。”
“老头儿，你怎么断定的呢？”
“是看寒气抓着我什么来断定的。倘若抓着我的耳朵，那么是二十度，鼻子在二十三度就开始冻僵了，而当右脚的大脚趾开始扭曲的时候，那就是说超过三十度了。”
那年冬季恼人地拖得长久。切尔尼多夫省有过不少漫长多雪的动机，但是我记不起有象这一年那么长的。假如只有严寒和大学，那还不要紧。这时你又会不由自主地把游击队员和正规军士兵的处境相比较。不可否认，在那个冬季里，红军战士和指挥官们也不得不吃些苦，忍受些苦难，他们也挨过饿，有时也吃得不好，并且由于转移太多，自然也累过。
游击队员除了这些困苦以外，还加上屈辱的、生活上的贫困。不论到哪儿去，不论要拿什么东西，你都要经过巨大的劳动才获得。我已经说过，我们怎样单靠着几把斧头在建筑。可是我忘了说，我们根本连钉子也没有哩。地下室的门都是沿边凿了洞，悬挂在鞣皮带的圈儿上的。
我们水桶也不够，几乎每天必须为水桶属于哪一分队这件事排难解纷。杯子、羹匙和锅子——这一切必须在什么地方找到，在战斗激烈时要记住，不仅应该把德寇身上的冲锋枪、高统靴和军大衣卸下，而且也要捡起火柴、小刀、羹匙和手电筒。
我们用雪洗脸，而且多半没有肥皂。洗衣服是件最折磨人的工作。你自己明白，在外面冷空气里是洗不成的；但在挤得无法插足的地下室里洗也不好，那儿空气太闷。我们盖了一间澡堂兼洗衣房。可是不论是蒸锅，不论是槽子，不论是洗脸盆，好久都找不到。大伙儿开始拿德寇的钢盔当洗脸盆，用粗圆木挖成几只槽子，还用汽油铁桶做了一只蒸锅。这件事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劳力啊！
我们的大娘和姑娘们日子过得也很艰苦。我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是全部也不是经常理解或想要理解她们的特殊的妇女地位。战士们作战归来便走开去休息了，而姑娘们——这些可怜的人儿——便动手做饭洗衣。我们有过这样的命令：男子自己洗自己的东西。但是你能注意到每一项命令的执行吗。倒是姑娘们不喜欢小伙子们和自己一起在洗衣房里洗，不好意思，而有些人是爱惜自己的男同志，看到他们毫无办法地在洗衣槽子面前手忙脚乱，就把他们赶走说：“我们来做吧。”而小伙子们就希望姑娘们这一手。
在这儿叶林诺森林里，我们认识了饥饿。往后还有更糟的时期呢，但是我们在这里是第一次长时期挨饿，特别是刚在吃得丰富多样的食物以后。我们的存粮已经用完，我们已从游击队的地窖里把一切都拿出来，甚至连食盐也拿出来了。
有一部分同志企图从新开始我们完全熟悉的谈话，说是要不是从各方面接收人员，那我们一定可以支持到春天的。可是由于这一点，他们被指挥部十分严厉地斥责了一顿，现在只是小声地互相谈着自己的想法了。
然而窃窃私语也有很不好的效果：我们这里出现了第一批开小差的。我们不得不下令警告，开小差的将完全象军队里一样受到惩治——枪决。
在这里，四周村子的居民并不拒绝给我们支持。比如，叶林诺村的农民便把所有的东西——牲口、储藏的马铃薯和多余的衣服——全都给了我们。真是一个英雄村！它是我曾经看到过的所有村庄中最齐心的一个。德寇没有从叶林诺村得到一公斤粮食。叶林诺村没有一个人去参加伪警。当叶林诺被德寇烧光时，妇女、儿童、老年人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其中一部分体力上不能打仗的人，后来被安顿在其他的村子里。而富有战斗力的男女在红军来到以前都当了游击队员。
在叶林诺森林里，我们的队伍在一个月里增加到了九百人，主要是靠叶林诺村的居民。
我们四周村庄的农民也尽力支持我们。但是德寇已把居民们抢掠一空，以致他们全靠马铃薯活命。暂时还有马铃薯，他们不会反对和我们分享；可是把马铃薯送到支队来就困难了。叶林诺紧接着森林，德寇时常来袭击，但没有在那里驻扎卫戌部队；然而，在图尔耶、格卢博基·罗格、古塔·斯图登涅茨卡雅和其他的村子里，在二十公里到六十公里半径中的地区里，他们总共已集中了将近三个师团。
在伊凡诺夫卡驻有一团匈牙利兵，在索菲耶夫卡驻有一队强大的伪警。这批伪警是在边缘地区招募来的。这样做有一个目的，使居民们不容易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
这一次，占领军包围森林的圈子是相当紧密的，并且在树林四边巡逻。我们只有作战才能获得粮食。为了获得两麻袋马铃薯，有时不得不损失三个人、甚至四个人，仅仅为了要获得粮食而从事大规模作战，袭击敌放卫戌部队，从军事上着眼，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们宁愿到大路上去打埋伏，好占有德寇的粮食车队。但是德寇怕走森林里的道路了。
要养活九百个人是不容易的。每个人的胃口都是有增无减。他们干了许多活，而且都是在寒气里头干，体力的消耗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甚至最瘦弱的战斗员也轻易地吃得下一公斤面包，要是给这么多煮熟的马肉，他也吃得下。我们到手的蔬菜越来越少，至于牛奶和奶油，是根本见不到了。因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马，我们便开始把马肉当了主食。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药剂师泽列克·阿勃拉莫维奇·约西列维奇开始制造针叶浸剂。我下了一道命令——人人必须喝这种浸剂。我们用这种方法避免了坏血病。
针叶浸剂是我们唯一的、用之不竭的药品。几个月后，雪融化了，泽列克开始收集青草，把它煮过再浸在酒精里。而暂时简直不希望有人害病。
然而闹病的事实际上也很少见。甚至老胃病也使人爽然若失。游击队员几乎从来没有感染过象流行型感冒、 疾、咽喉炎之类的流行病。比方说我吧，战前时常害咽喉炎（战后又发作了）；可是在森林里却一次也没有发过。这不仅是我们队伍里的特征，锻炼和无菌的空气防止了游击队员生传染病。象北极人一样，我们多半是害风湿症、坏血病、癞皮病、疮病和牙痛。
啊，这伤脑筋的牙痛呦！我不说治疗了，连拔牙都没有什么工具。有一回，我一连五日五夜没有睡着一秒钟：骨膜早已发炎，总之鬼知道是什么。看护长、药剂师、还有战士中间的业余大夫们全围着我忙作一团。他们把各种废物尽往我嘴里塞。我让格奥尔基·依凡诺维奇·戈罗别茨——我们的修械兵、原先的修船厂厂长给治好了。我感谢他——竟会想到动用铁匠的钳子。他一连给我拔下了两只牙齿，拔下后我马上就睡着了。经过一昼夜醒来，我变得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戈罗别茨也替我们的病号和伤号做了不少事情。当我们发现受斑疹伤寒的威胁时，他设计用汽油筒做了一个蒸衬衣被服的消毒器。这样使我们全体战士和指挥员能够在两天里一无例外的进行了卫生工作：预防传染病。
戈罗别茨既是木匠，又是家具匠，又是机器匠。在几名游击队员的协助下，他从叶林诺村里拆运出一所宽敞的农舍，把它设置在地下室之间。在这唯一的真正的房子里，我们开办了一所野战医院。我们这里关心伤员的事总是占第一位。有单独的床铺、有被单、有营养丰富的饮食。然而，可惜，这所医院还是不够用。这时我们没有外科医生，连作最简单手术的医疗器材也没有。
这儿有一件事，说出来可以作为无限勇敢、钢铁般坚韧的例子。战士格列戈里·马萨雷卡在公路上用地雷炸毁了一辆大汽车，消灭了三十个德国军官。但其中有个军官没有被打死，拿手枪把马萨雷卡打伤了，打碎了左手的一根骨头。不知怎的，马萨雷卡没有及时上医院去。他继续带着受伤的手干爆破工作去了。过了两星期光景，那只手已经发黑到肘以上了，他才去找看护长。
只有用切断才能救他的命。本来应该把骨头锯掉，但是问题来了——拿什么来锯呢？戈罗别茨打听得伊凡诺夫卡有位铁匠。便连夜潜入那个镇市，向铁匠要了一把锯金属用的手锯。这把锯子是生了锈的。他们把它用灰擦过，用水煮过，接着便把这个小伙子的手给锯下来了，当然，并没有任何麻醉剂。看护长、机器匠轮流锯着，当病人忍无可忍时，便自己抓起锯子，几拉便完了事。动手术时我也在场。马萨雷卡皱着眉头、叹着气，间或也呻吟，可是没有大声叫过一次。过了一个半月，马萨雷卡就参加战斗了。
这件事可以作为勇敢精神的榜样。可是要这种榜样不再重演才好。要是战士确信如果受了伤将有高明的医生来给他治疗，而这位医生有做手术用的一切必需品，那么他会打得更勇敢的。 战斗、参加破坏活动、动行军、饥饿、寒冷、拥挤、每天在深雪里进进出出——这一切当然是锻炼人的。但这样的生活并不使人愉快。您找不到多少人会把游击斗争的年代认为自己一生中的幸福的年代。我们自然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当我们能够狠狠的打击一下敌人时，真是全军欢腾；但是我们全体，或者几乎全体都在盼望战争赶快结束，急不可待的等着转折点——红军开始大规模反攻的转折点。
被保卫在森林里、被逼得衣食都几乎全靠战利品的人们，不仅冒着生命的危险，还冒着更严重的瓦解的危险。这首先与那些意志薄弱、禀性反复、政治教育太差或不够的人有关。
这时候，由党预先挑选出来留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员们还只是少数派。现在我们的支队大体上是由突围的人员、脱逃的附录和邻村的农民们所组成的。这些外来人决不是毫无生气的群众。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卓越的战士、侦察人员、破坏工作人员；出现了战斗品质优秀的指挥员。但是我现在不想谈到他们。
在脱逃的俘虏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是自愿投降德寇的。当他们认识到德寇的一切诺言的真价时，已经在营房里喂饱了虱子，挨够了嘴巴，懊悔了。于是他们逃来当了游击队员。我不是随时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全部事情的。当然，极少有人承认自愿去向德寇投降。
这些人前来参加游击队，只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们不求回到德方去；反之也并不怎么十分积极作战。
来到我们这里的突围的人员中间也有些“ 夫”夫妇。这些人是为了某种原因掉队而被独身农妇收容下来的。他们中间也有些很好的小伙子：有一个伤员，她们给了他安身之处，当他复原时，一下子找不到游击队；但是一有机会，便抛弃家务来打仗了。然而也碰到了这样的人：他情愿拜倒在老婆的石榴裙下，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可是德寇征发他不是到德国去做工，便是去当伪警。这种家伙心里一盘算，就给自己作出结论，还是投奔游击队更有利。
悔悟的伪警也开始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亲自去号召他们，悄悄地把传单投给他们。我们写着，要是他们不离开伪警部队，便要把他们象杀狗一般杀死。虽然如此，当这些人来到支队时，还是长期受到特别监视。我们自然没有委派密探去看住他。只是所有的同志都对他们特别注意。
不幸得很，有些其他的游击队员却受到了腐蚀。
我们的不幸在于：需要迫使我们不单拿取那些在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还要特地去猎取战利品。为了消灭敌人而炸毁军车，对德寇汽车队打埋伏，这是一回事；但是为了获得战利品而进行同样的战斗，那就不同了。
游击队员去打仗，既不是为了发财致富，也不是为了吃饱穿暖。他是人民事业的战士，人民的复仇者。假如游击队象正规军那样获得供应，那简直是妙不可言哩。但这是不可能的。
顺便谈谈，同志们不容易习惯穿全部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衣着鞋袜。后来，当飞机开始空投给我们俄罗斯的服装时，游击队员们多么兴高采烈地脱下了绿色的制服和裤子，多么毫不可惜地把它们踏进泥泞，或是投进了篝火啊。
但是在我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