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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被派到这里来呢？
答：我是个下级官员，计划是不会讲给我听的。如果感到兴趣的话，我可以把军官们的片断语句为根据的一些谈话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都要说吗？……好吧，我们听说在给被俘的游击队员建立大规模的集中营。
问：您过去看到过被俘的游击队员吗？
答：我原先也以为他们不会被俘的。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游击队员，也不知道他们能象正规军一样用大炮和迫击炮来打我们。
问：假如说根本没有被俘的游击队员，怎么能谈到给游击队员建立大规模的营房呢？
答：我可以报告一下，我的远亲缪尔列尔中尉对我说过，他在我们部队里指挥过汽车纵队，此外，作为一个工程师，他还管理过集中营的电气设备。缪尔列尔说，在沼地里，在靠近两道大河的合流出，我们的扫荡队在这个冬季里把很多游击队追集在一起了。他们到河面的冰一化，剩下的事只有投降。我的亲戚约根·缪尔列尔中尉是这样给我说明的。他还说过，打算把这一片广阔的地方全部用铁丝网圈起来，只要把高压电流接上铁丝网，集中营就早好了。这样，你们可以看到，这并不完全是俘虏，而是有些儿特别的东西：技术上的新奇事物。我希望，我的坦白精神会给我带来从宽发落。
Ⅴ 基辅建筑专科学校三年纪生塔济亚娜·伊凡尼茨卡亚的一封信
敬爱的费多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使您不得不回忆到自己的请求，感到很抱歉。我久已打算和您通信，但是又想，我能回忆些什么呢？只想起了在我们院子里发生的事儿。那时，就是一九四三年春天，我还不满十一岁。当然，游击队攻打勃拉金的那一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忘记不了。可是，费多罗夫同志，我看到的太少了，爷爷和奶奶也害怕进城。爷爷出去的时候，我们院子里已经平静下去，而街上几乎完全停火了。他拿来了一点儿面粉、食糖和两块肥皂，都是游击队员们给的。
您请求我，要我就记得的把那一整天的事儿详细地描述一下。好吧，费多罗夫同志，我尽力这样做吧。
第一，我从自己醒来时写起。那时我同爷爷、奶奶和我的姐姐阿尼亚一块儿住在夏天的厨房里。挤得很，因为有很大的炊炉和架子。爷爷和奶奶睡在炊炉上——他们有一个草垫——而我和阿尼亚一块儿睡在地板上。阿尼亚这一夜根本没有睡着，翻来覆去，唉声叹气，低低地哭着。有通知叫她到校舍里去，那里发生了登记青年人的事情。那时阿尼亚刚满十八岁，害怕被抓到德国去，或者被带到兵房里去；我那时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她已经出嫁，有了两个孩子，全家住在加里宁格勒。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把她的地址寄给您。当然，比起我来，她要记得多些。爷爷和奶奶不大爱写，如果能到他们那里去，那又作别论。
我和姐姐为什么流落在勃拉金呢？我们本来住在明斯克，当爸爸被动员参加红军的时候，在离开以前，把阿尼亚和我交给在勃拉金的爷爷和奶奶（我们的妈妈早已死了）。这样我们便落在德寇那边了。也就是说，爸爸参了军，而后来，大约已经两个月以后，德寇就占领了勃拉金和整个德涅泊河的右岸。
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总是很早就起身，是‘主子’的狗来爬门把我们吵醒的。是两条狼狗，整夜在院子里又奔又吠，早晨五点钟光景就来爬门，要我们喂它们。在四月十一日这个早晨，两条狗和‘主子’一块儿来到了，动手使劲拉门把儿。他对于我们把门上锁，总是生气。他来了我们倒不奇怪，因为‘主子’时常和其他的德国人打牌打到天亮。 我把他叫做‘主子’，是爷爷按着高尔基的一篇小伙给他起的绰号。他也是个胖子，红红的脸，只是高尔基写的是俄罗斯人，而这个是德国人，而且爱猪也到了热情的程度。‘主子’不是当兵的德国人，而是个移民，在领土委员办公处服务。他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里来到勃拉金的，把爷爷房里的兵士赶了出去，收拾得干干净净，允许我们住在夏季的厨房里。爷爷、奶奶和阿尼亚都成了他个人的仆役。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别的从监狱和职业介绍所来的俄罗斯人在工作。那些人是由一名德寇或伪警看守的。
四月十一日，‘主子’在早晨六点钟光景来了。他踢着门，并且用下流话辱骂。天已经亮了……爷爷把门开了，‘主子’却用手枪顶着爷爷的肚子。“你们假装睡觉。你们故意伪装是因为听到外面有枪声！”
也许，爷爷和奶奶的确是伪装的，而我可睡得挺香。‘主子’嚷道：“你是个小姑娘，到处爬得，去打听打听，街上为什么打枪！”爷爷说：“不，她不能去，库格里曼先生。”奶奶叫道：“我去，只要不触碰这个孩子！”这时候，在大概离我们很近的一条街上爆炸了一颗炮弹。我们全趴在地上，‘主子’也趴下了。两条狼狗一会儿就浑身弄脏了。这两条狗通常凶恶得很，可是现在象鳗鱼一样打着转，一面哀吠。很快地又爆炸了一颗炮弹，接着又是一颗。爷爷是第一个从地板上站起身来的。我从来没看到过他脸上这样的欣喜。而‘主子’却躺在炉边的地板上，把鼻子伸在我和阿尼亚的被褥里。这时窗玻璃突然当啷一响。奶奶喊了一声：“躺下，老傻瓜！”爷爷就直接倒在‘主子’身上了。他们开始互相扭着滚来滚去，大叫大骂起来。爷爷向墙角扔了一件黑色的东西，叫道：“拿开，亲爱的阿尼亚！”原来是支手枪，是爷爷从‘主子’身边夺下来的。阿尼亚跳起来，到墙角去把手枪压住了。两条狗开始向她扑去，吠叫着；可是并不很厉害，因为她喂过它们。我从来没想到阿尼亚这样勇敢：她向一条狗开了枪。爷爷哑着嗓子说：“对这个混蛋也开上一枪！”‘主子’骑上了爷爷的身子，奶奶也跳起来殴打‘主子’的背脊。我自己不记得怎么会打到这种地步的：我用锅子打‘主子’的脑袋，一面哭着，而他更厉害地在窒死爷爷。这时阿尼亚把手枪顶住了德国人的脑袋。我尖声叫得非常可怕，奶奶也在喊，而且街上还在开着冲锋枪，我没有听到枪声，却看到‘主子’浑身是血，而爷爷却站起来了，脸上也有血，但甚至好像很愉快。阿尼亚把手枪扔在地板上，在水桶里浸湿了毛巾，动手给爷爷擦脸。他哈哈地笑着，奶奶说：“你怎么还能在这样的时候发笑啊？马上停止吧！”
顺便讲一下，那两条狗还没有全都死掉，爬到院子里去了，在那里哀吠尖叫。阿尼亚想去把它们都给结果了；可是爷爷没让她去。“等一等，也许子弹还有用处哩。”‘主子’还是在滴滴答答地流着血。
我们跑过院子，来到我们住房的地下室里，坐在那里议论：“难道是红军来了不成？”
奶奶比谁都更着急的是，‘主子’给打死了，现在德寇突然到这里来可怎么办。阿尼亚因为受了刺激，眼睛变得暗淡无光。“让他们进来吧，我这儿手枪里还有三颗子弹呢！”后来听到打大门的噼啪声，有人闯进院子来了。很多的人声和脚步声。“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阿尼亚第一个叫了起来，从地下室里跳出去了。我也跟着她跳了出去。随后是爷爷和奶奶。都是游击队员。爷爷扑过去和他们接吻，可是他们没有功夫接吻，只问：“有没有德寇？”爷爷把厨房门打开了，给他们看看‘主子’，然后指了指阿尼亚。游击队员们都拍拍阿尼亚的肩膀，同声夸奖着她。爷爷指着棚舍说：“这里有许多猪，十六头，同志们，拿去吧！”游击队员们敲落了棚舍上的锁，猪只都跑出来了。游击队员们说：“嗯，我们去了，你们暂时躲藏起来，战斗还没有结束呢。”但他们毕竟用冲锋打死了五头猪。后来其他的游击队员们跑来，把其中的四头装上了马车，另一头给了我们，其余的猪都跑掉了。
皮革工厂离我们不远，那里制成皮革就送到德国去。这座工厂在燃烧，火星飞进了我们的院子。后来学校附近有很猛烈的射击，接着是在监狱附近。这一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吃、什么也不想吃。阿尼亚要求放她和游击队一起去。奶奶哭了，要求她留下来。这时正好裹着几件军装大衣抬进来一个负伤的游击队员，是个年纪青青的男孩子。他们在喊：“赶快拿点儿水来把伤口洗一下，再拿些干净的破布来！”奶奶和阿尼亚开始给这男孩子裹伤。他恰好哼着惊醒过来，当他看见阿尼亚时，便咬紧牙齿不再哼了。后来就给抬走了。我已经写到爷爷上过街，和游击队员们谈过话，并且收到了礼品——面粉、肥皂、火柴，还有一瓶甜酒。我们全都喝了一些，甚至让我也喝了一口。
费多罗夫同志，您可以看到我记得的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把战斗的一般情形都给写写。阿尼亚没有参加游击队，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她真是遗憾得很。
现在我照您请求的再写一下游击队走后的情形吧。
我们没有立刻就知道这件事。当外面平静以后，我们听到没有枪声，最初甚至很高兴。爷爷一步当先，随后是我跟阿尼亚和奶奶都到屋子里去了。在这段时期里，‘主子’几乎一直不让我们到那里去，但这是我们的屋子啊。天色已经黑了，爷爷就动手点灯，可是他的手直哆嗦，把灯罩给打碎了。看到桌子上放着两支蜡烛和一些零散的地图，他就把蜡烛点上了。爷爷突然呻吟起来（我甚至害怕起来了），并且把一些东西乱扔一阵，一面跺脚，一面咆哮，把桌子上的德国餐具抛得一地。奶奶面无人色地站在那里。“天哪，你怎么完全傻了，米沙！”可是他跑到床跟前，把床上的绣花被单扯下来，也扔在地板上，还用脚踩着把它撕坏。我也想打碎一些东西。桌子上还留下一只烟灰罐，这纯粹是德国制的：样子象厕所里的瓦罐，罐里面也是用磁土做的。爷爷喊道：“你抓住这件东西干么，马上扔掉，亲爱的塔尼亚！”我很高兴的把这件东西给打碎了。爷爷还胡闹了好一阵，把皮箱里的衬衣也都扔在地板上。奶奶抓住了一幅桌布：“不给你！他们把我们抢光了，也给我们留点儿东西下来！”爷爷突然想起来了：“阿尼亚在哪儿？”这时才发现阿尼亚在院子里给狼狗裹伤。其中的一头是活生生的。
然后我们象早先德寇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一样，用那张桌子吃晚饭。只是在这以前，我们在‘主子’那里找到的一切罐头食品、脂油、咖啡，都埋在早先用来养猪的棚胜的粪堆下面。奶奶突然说：“哪怕是一天，也是我们的！”
一位女邻居跑来了。“你们去看看，我的屋子里多么惨！”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去。她那里住过德寇的中尉——职业介绍所的所长。我们都知道他每夜到监狱里去，爱在那里进行拷问。女邻居柳巴维·尼基吉奇娜说，她也象我们一样决定到自己的屋子里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是沙发旁边有一滩血。她一下子没有明白，往沙发底下一瞧，这位中尉就躺在那里，脑袋边放着拿手枪的手，原来是自杀了。起先大概是躲在沙发下面的，后来嚇得爬不出来便自杀了。
不管怎样，我们象老爷一样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了。虽然在这以前，我们忍受了不少苦难，却全都酣睡到早晨才醒。
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原谅，这封信写得太长了，虽然您自己请我写得详细些。以后怎么样呢？当我们准确地打听到城里连一个游击队员也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害怕呢？我那时还小，没有人同我商量，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当着我的面谈。但是我知道，我们街道上的居民们，以前——也就是说，到你们进攻的时候为止，从来没有这样为了要谈话而聚在一起。现在相遇时，彼此相看的目光也变得又坦白、又愉快了，夜里就到随便哪里的菜园子里去谈谈，或者打听打听前线的消息。离我们不远，住着一位从维捷勃斯卡来的前任民警科科长。他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那里，他爱人为了他而被打死了。这件事还是在维捷勃斯卡发生的。德寇去找他，可是他很好地躲过了。那时德寇就把他的爱人抓去打死了，他和孩子们脱身了，作难地走到了勃拉金。他在这里留了胡子；胡子完全白了，虽然他自己并不怎么老，他在德寇那里成了运水夫，而现在把三个孩子分给了其他的居民，自己剃光了胡子上游击队去了。
早先，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踪迹，就意味着被赶到德国去了，或者是被监禁了。现在不然了。奶奶说：“维克多尔·伊凡诺维奇是位看护长，不见影踪了。”爷爷立刻说：“投奔游击队去了。你记好我这句话，他一定在那里。”
在你们袭击以后，所有德寇机关里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走了，再也没有回去服务。许多人干脆就逃出了城市，各走各的；有些人成了游击队员。大家都理解现在不能为德寇服务了，只有最顽固的人才再和德寇混在一起。
还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先前在城里发号施令的那些德寇，十分之九已被打死。死里逃生的就逃跑的莫兹尔、哥美里，甚至请求调到前线去了。而有家属的德寇呢，在你们袭击以后，就永远没有再来。德寇的妻子和儿女从我们整个边区撤回本国去了。
过去爷爷和奶奶要是跟某人谈到游击队员，说到他在当游击队员，总象有些可怜这个人。我那时虽然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例如，我也可怜我的表兄谢列扎·彼特罗夫，他是在勃拉金支队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象他们全体在冬夜里紧靠成一堆，坐在冻结了沼地的土丘上，彼此小声地交谈，而周围埋伏着德寇在看守他们。不，真的，我们为什么可怜游击队员呢？大概是因为德寇大胆地到处往来，都是身体胖胖、嘴脸红红、喜气洋洋的，而且睡在床上；睡前还用香皂洗脸呢。我们很少听见游击队员们打死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但在四月十一日以后，比方说，我就为了我表兄当游击队而骄傲，在和小姑娘们谈话时，总要插进这件事。现在所有的人都为游击队员们骄傲，认为他们是坚强、勇敢的，就象谈起红军一样尊敬地谈起他们。
职业介绍所的青年人的名册完全烧掉了，而进行招募的首长也给打死了。新来的德寇没有很快就安排好这件事，并且，如果抓人的话，他们不用名单，而是简单地排着队向各家院子走去。他们已没有什么统计，在自己的机关里也没有服务多久。服务一两个月就离开。而居民之间的团结却提高了。假如抓人的德寇部队沿街走来，整条街直到街梢都知道。例如，我年纪小，好像是在那里玩耍，手里象拿着旗子一样拿着牛蒡叶子跑，大家都知道了，说：“青年们都藏起来吧！我们的阿尼亚藏在狗窝里，就是那条狼狗在挡着她——它现在懂得俄语的诨名“丁卡”了。
在我们的屋子里，再也没有过任何‘主子’了。有时住了些士兵，可是这总要比地主好些。
费多罗夫同志，这样我就写完了。您已经知道，战后，我读完了七年级，进了专科学校。爸爸从前线回来了，发现我们都还活着。我们没有回到明斯克，上基辅去了——父亲在那里有了新的职务。阿尼亚结了婚——这点我已写过了。我在学习。
如果我这封信对您会有些用处的话，我会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会全部回答的。噢，我根本忘记了：我的爸爸伊凡·谢明诺维奇·伊凡尼茨基是军人——少校。和我们一起住在勃拉金的爷爷是炉工，奶奶主持家务。
再见吧，费多罗夫同志，祝您一切安好。
塔济亚娜·伊凡尼茨卡亚
【 这封信的历史是这样的：我在纪念游击运动的晚会上会见了基辅的一些大学生，顺便谈到了勃拉金的战斗。塔尼亚·伊凡尼茨卡亚向主席台递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游击队进攻的时候，我住在勃拉金。”我们就是这样相识了。塔尼亚实现了我的请求，把写着自己的回忆的信寄给了我。——作者注。】
第二章 游击大学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正是风和日暖的。在勃拉金战斗以后，我们就同柯夫帕克的人员告别，平安无事地渡过了普里皮亚奇河，纵队继续向西前进。丛林、灌木、沼地披着一片青翠，太阳热得灼人；土地晒干了，吐息着蒸气，也许因此人马喘气都很费劲，好像在走陡峭的上坡路。春天使我们大伙儿又高兴，又着急。
在我们这里农民和耕地的集体农庄庄员毕竟比城里人多得多。他们的手总倾向于土地，倾向于工作。不管向什么地方看，一切都使他们想起耕地和播种的季节快要到来；但一切都使他们想起德寇到来的破坏。村庄接连地给烧坏了，到处都是空空荡荡的。宅院旁边果木园里，烧焦的苹果树和樱桃树胆怯地从侧面抽牙发叶。椋鸟在给炮弹打裂了的白桦树附近打着圈子。田地都荒芜着，只有林边这里那里有几片用铁锹掘松的、极小的地段。
人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出现得很突然。他们从树林子里、灌木从中涌到田野上或是森林的道路上。当然，首先是小男孩们，跟着是一些妇女，然后终于有些老头儿。根本就看不到五十岁以下的男子。
“都到游击队里去了，留下来的只是些躺在地下室里的病人。”
“到哪个游击队去了？谁在这儿打游击呀？”
“上个月柯夫帕克老爷子也来过，萨布罗夫也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游逛，这里还有那么一个马列克。而且他们是二十个人一伙、四十个人一群地在独来独往。目前都在打德寇。现在德寇往来至少是一团人。”
“德寇把这儿的村子都烧掉了吗？”
“不。你们走近乌博尔齐河的时候，就可以看见那里还有未曾动过的村子。德寇怕上那儿去。那里离卡尔捷尼奇不远，萨布罗夫本人就住在那里，它周围的树林子都好像在扬眉吐气，每一棵树木、每一从矮林都在射击。”
萨布罗夫渡过德涅泊河右岸以后，在卡尔捷尼奇森林里住了下来，这件事我们早已知道。我们现在正是向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