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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叫做埃依利加尔脱的地产。瓦利亚对我们说，在采集水果的时期，给所有的女工都戴上了口罩：好象击剑家用的面罩。
“连这么一点儿的樱桃也不让吃……”
我们的联队在沦陷地区里走了好几千公里。我们的侦察员、地下工作者们向两方面各自展开了几十公里的空间。我们自己没有看到，而且任何人一次也没有给我们讲过存在着哪怕只有一个繁荣的农庄。不用谈繁荣的了，就连多少整顿好的、系统地工作着的农庄，我们一路上也没有看见过。
而在一九四三年这年转移到了德涅泊河的右岸时，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公社里的有组织的播种；地主的农庄连一个也没有遇到。在最后的两个月里，我们在白俄罗斯的领土上活动。我们和当地的省委会地下工作人员们没有保持经常的联络。当然，关于居民生活的情报现在不会象在故乡切尔尼多夫省时那么全面了。但是我们的侦察员们照常工作，按照司令部预定的、随后的行军路线向前走去，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路向后、向两侧走去。总结了他们谈到的农民生活的一切，我和德鲁日宁看到了，这一年度给德国的农业经济‘政策’带来了根本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点可不是那么轻易确定的。下面的一些材料变是我们应该得出结论的基础。
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被粉碎以后，德国的地主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回到德国去了，留下一些管理员来代替自己。但是如果管理员也是个德国人，那么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管理员也失踪了。最有趣的是，就是这些地主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领区回到德国以后，甚至不想用信件来知道‘自己的地产’的事务。他们体会到从这里得不到什么利润，就向他吐口痰，摇摇手不要了：能抽得开脚就算大吉大利了。
法西斯政客们要在苏联的沦陷区中复兴资本主义制度的指望遭到了失败，也没有能够把苏联人民变成奴隶，正是按照法西斯政客们的阴谋，应该在德国监工的鞭子下，为‘高等人种’栽种庄稼的那些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农民，组织了游击队。瞧，他们就在我们的周围。单是在这里，在乌博尔齐河一带，我们的队伍里就有成千上万的难民。而在所有的游击队里又有多少农民啊！有几十万！最杰出的——参加游击运动比较积极的、自觉的、技术熟练的农民力量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们、拖拉机手们、联合收割机手们、生产队队长和组长们。
法西斯的农业政客们理解到这一点吗？未必理解到这一点。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而事实就是这样：不管从地主们那里，不管从富农们那里，不管从‘公社’里面，他们都没有获得按照希特勒匪帮的阴谋应该养活整个德国的大批农产品。而这‘大批农产品’的组织者，那里的各种委员、伪市长、伪警、伪村长和其他的混蛋们，如果还没有被游击队员们消灭，就逃跑、隐藏、改头换面而把地产、‘公社’交给命运去支配。
放弃了整顿农业生产的企图以后，侵略者继续从农村里榨取粮食。粉碎了斯克雷加洛夫的卫戌队以后，我们在德寇司令部里获得了一份极秘密的文件：希特勒大本营关于建立粮食堡垒的命令。
在这个命令的序论部分里说：‘从北高加索撤退的军队往往陷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首先是运输弹药、武器和人员的必要性、游击队员在铁道上的破坏行动所引起的难局，使退却的部队得不到需要的粮食量。有些部队弄得精疲力竭。结果士兵、下级军官，并且有时侯中级军官都忘记了自己的直接责任，为了自谋生活的目的，分散到附近的村庄里去了。在个别的情况下，这就引起了全部的瓦解和丧失战斗能力。”
简单说来，就是官兵们由于饥饿，分散到村庄里去各自拚死找饭吃。
命令责成占领当局在一些不大的城镇里立即建立起保卫得很好的根据地——粮食堡垒，在那里应该经常保存着足够的、这样那样的粮食储藏（下面是一览表）“以防战略撤退和拉直战线”。在不久以前被我们粉碎了的斯克雷加洛夫正就是这样的堡垒。
占领者储备粮食早已没有任何系统，只留下一种办法：土匪性的袭击。
到托尼日村去过的侦察员们叙述了发生在这个村子里的一幕悲剧。占领军‘采办’队封锁了村子，借口实行公民证制，把大多数成年的居民赶进了教堂。到那里去的还有许多带着小孩子的妇女。一共来了二百七十人。这时占领者把教堂的大门关上，用冲锋枪直接向在那里的所有的人扫射。只有一个妇女偶然保全了性命。她被打伤了，但是从尸首下面爬了出来。她的四个孩子都死在教堂里。
这批‘采办员’在教堂里枪杀了被赶进去的人们的时候，另一批正在街道上追赶着留在村子里的居民，又在街上打死了四十个人。把在农民那里找到的全部粮食，以及所有哪怕有一点儿价值的东西都装上了汽车以后，‘采办员’们就放火把村子烧掉了。
大多数邻近的村庄也同样被抢光和烧光。
瞧，这就是现在占领者所选择的‘农业政策’！是掠夺和完全消灭的政策，是建立死角和无人地带的政策。
我们把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全部向会议上的地下党中央委员们作了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还规定了近几个月中每一个联队、每一个独立支队的任务。
打从捷米扬飞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每日接到成顿的辎重：武器、弹药、炸药、瞬发的和定时的地雷、爆炸列车和爆炸桥梁用的地雷、反坦克和反步兵的地雷等等。萨布罗夫的飞机场有时候一天里接受十几架载着沉重物资的飞机。此外，还有许多飞机用降落伞投掷辎重。
我们的联队准备到军事活动地区——科维里区去。把辎重仔细地装上马车，牢固地缚好，上面用华丽的彩色、茂盛的枫树枝条伪装起来。同志们把车辆伪装得那么巧妙，使游击队员们自己有时候在黄昏时分也把它们当作矮树丛。
在约好给我们的东西里面，还缺少一些连、营的迫击炮，几箱冲锋枪，还有可说是最主要的——旧式步枪用的子弹，这些枪是新游击队员们随身带来的；还缺少我们这里也有不少的波兰步枪用的子弹，而且应该更多地考虑到，我们将要去的是从前波兰统治的地区。
这时我们的辎重有开始失踪了：乌克兰司令部的无线电报务员通知我们，装着子弹的箱子已于某日某日投下，但是我们却没有见到。不，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和德鲁日宁、尔凡诺夫、巴利茨基、雷先科，还有几位同志一起到萨布罗夫的驻地去了，我们是气势汹汹的。假如我们在这时碰到萨布罗夫飞机场的任何人，说不定会得发生激烈的争吵。
在萨布罗夫管辖区的边界上，我们看到了向我们走来的骑兵队。当先的是一位将军。“一定是萨布罗夫，”我断定了就向前驰去。“我现在要把一切委屈当面和他说个明白。”
“您怎么啦，费多罗夫同志？”将军用这样的话迎接我。“您别这样严厉地瞧我。来，我们先问个好，要知道我们已经几个月不见了。”
这位曾是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首长的斯特罗卡奇少将是我直接的领导者。在他旁边一起骑马走着的是他的副司令斯塔里诺夫上校，还有几位军人。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耶戈罗夫大尉，将是您从事敷雷工作的助手。”斯特罗卡奇说。
他刚同自己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从莫斯科来到。现在是到我们那儿去。我马上就控诉丢失辎重的事情简直有些不便。但是斯特罗卡奇看出了我们有点儿什么愤激。
“你们这儿怎么样，说吧。总不是来迎接我们的吧？我们没有预先通知就来了。”
“不，不，没有什么……”
“嗯，看来有些猜到了，辎重吧？”斯特罗卡奇笑起来了。“我可以猜到的缘故，是由于我无论到哪一个联队或支队，没有不听到类似的控诉。大家互相责难。怎样来和截留辎重作斗争呢？难道说要成立一个检查机关吗？要派个审讯委员会吗？……你们的弟兄，游击队员，一拿到箱子和口袋，马上就设法把它们藏起了。不用说给别的联队，就是本联队的邻近中队也不肯给。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中队、自己的支队、自己的联队是最强大的，供应最有保障的、富有战斗力的。你们交换个地方，嗯，就是说如果飞机场是你们的，而萨布罗夫的人员到你们那里去要自己的辎重——你们敢保证说他们可以拿到所有的东西吗？”
“那还用说！”
“如果你们那里教育工作进行得这样好，那可得向你们祝贺！”斯特罗卡奇带着讽刺的意味说。“为了避免误会起见，顶好是建立自用的飞机场，”他补充说，接着急转了话题，问道：“你们打算在什么时候到科维里去？”
“拖延我们出发的，只是我们没有收到几箱少不得的辎重。”尔凡诺夫答道。
“原来是这样吗？那么说，没有别的理由了？……那么，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地雷爆破行动的新战术了？你们已经很清楚地想象到怎样在科维里铁道枢纽站地区分配自己的兵力了？”
我早在战前时期就同齐莫菲·阿姆伏罗西耶维奇·斯特罗卡奇相识了，那时他在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当副部长。在战争时期，我们在莫斯科也碰见过几面。他的质朴和诚恳从来没有使他不要求严格，而在必要的时候，会得变成冷酷。现在他和尔凡诺夫的谈话是对我和德鲁日宁说的。他提醒我们关于掌握新技术，巧妙地把它运用在战术上的必要性；他好像着重地说明，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把主要的和次要的混为一谈。在他来到我们这里以后的几天里，斯特罗卡奇还多次回到关于掌握地雷爆破新技术的问题上去，说老实话，只有过了几个月，我们才真正理解到这件事是多么重要。
我们依照斯特罗卡奇的话，建立了自用的飞机降落场。现在我们不依靠萨布罗夫了，而且我们同友军的关系马上好转了。
“这就是消灭无人负责现象的意义！”斯特罗卡奇将军碰到我的时候说过。
有一些飞行员，在我们已经把应该受领的辎重收到以后，错误地向我们的机场投下了别人的、萨布罗夫和柯夫帕克的很多箱子和口袋。由于这些东西往往是在夜里投下的，所以很难看清上面写的地址。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的人员在昏黑中打开了箱子，也不看看木板上写着的名字，就把它在篝火里烧掉了。犯这种错误的人，我们就想法教育，对他们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的飞机场场长尤其常受到我们的责备。但是已经晚了。辎重已经装上大车，并且伪装好了，你试试找找它们吧。当萨布罗夫的代表来找我们的时候，我完全直言不讳地说，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不知道。
这有什么说的。当然，每一位司令员，象每一位企业的经理、机关的领导人员一样，都竭力想法首先“给自己”领到储藏品呀、运输工具呀、设备呀，也就是武装，而且首先是人员——他所需要的、具有高度技术的工作人员，而不管别人的损失。
在我们游击队的领域里，出现了一位奇怪的人物。我起初甚至以为他们来了好几个，而且彼此很相似，好象双生子一样。他们个子都不高，都戴着海员似的帽子，都是摇着手叫喊，总是要求着什么，并且手里摇着嚓嚓作响的机器。事实上，这只是米哈伊尔·格利捷尔——一位‘苏联新闻片’的电影摄影师。他是飞到柯夫帕克那里去的，但现在在各个联队和支队里走来走去。不，他当然不是走来走去，而是用最高的速度跑来跑去，因此甚至在人们的眼睛出现了两三个人。
半小时以前，他在给指挥员会议拍摄，而现在已经坐在树上，也不怕跌下来，在瞄准着一些洗衣服的姑娘。（对我来说，到现在还是个谜：他为什么要拍摄洗衣盆旁边的女子、在自己箱子后面的皮匠、或者操练步伐的游击队员，为什么必须吊在树枝上，贴着肚子躺下，或是钻到坑里去拍摄？总之，就是电影摄影师的这些复什的身体动作，引起了大家奇怪和喜悦的感觉，并且引起了许多人崇拜他的技艺。）毫无疑问，格利捷尔是热爱自己的职业的，从来没有放过游击队员生活中不论多少有趣的片断。
降落伞还在飘着，格利捷尔已经在这儿拍摄了；爆破手们在乌博尔齐河上打鱼——从矮树枝条里也突现出他的镜头。侦察员们准备出动——格利捷尔请求：“把我带去吧。”这件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说明这位小伙子不是个胆小鬼，意味着观众会看得到战斗，看得到被炸毁的敌人的军车、游击队营地被轰炸的情形。
观众会看得到……这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很快就出发了，和柯夫帕克告了别。这说明观众会看得到柯夫帕克的游击队员，而我们的行动就不会印上了。观众就是我们的苏联人民，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真想给他们看一下：看哪，我们在行动！在敌人的深远的后方，他们没有一分钟感到自身的安全。此外，这是一段历史，活生生的历史。过了一两年，在平静的、和平的环境里，我们自己会看到自己的。过了十年，我们的子子孙孙会看到我们那种活泼生动的、没有化妆过的、不是戏剧家或小说家创造出来的样子。而我们就是这样的。
有一次，格利捷尔到我跟前来了：“费多罗夫同志，我可是早就认识您了。”
“那还用说，当然！……”
“您记得，一九一九年我们在五十八步兵师里一块儿打过邓尼金吗？您那时在尼古拉耶夫附近指挥五二零团。”
到这个时候，我才仔细看到了格利捷尔并那么年青，甚至可以说比我大上五岁呢。职业上的灵活性、说话的生气勃勃、豪迈地把‘大尉’的帽子推到后脑勺上——这一切使他变年青了。是的，说老实和，早先我没有看到过他的脸。它几乎经常是全部或是一半被电影摄影机遮住了的。
“您在华尔华罗夫卡亚附近的战斗中的情景，好像现在还在眼前呢，”格利捷尔继续说：“拔出军刀，快马加鞭地冲进了匪帮的深处！”
“我记得，格利捷尔同志。当然记得。这个时候您正是……”
“那时我是您的护马兵……”
“怎么，那是你呀！”
“当然是我，米沙……”
“亲爱的米沙，我怎的没有马上认出是你呀？”
我们象老朋友似地拥抱起来了。我只怕一件事：怕我新得到的这位国内战争中的战友来提起详细情节，并且来问我多大年级。我在他回忆起来的那些日子里是在医院里当担架兵，根本没有想到军功。
但一切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我的老朋友”米沙自己谈起，现在我们应该在一块儿作战。由于他不希望把我拉到柯夫帕克那里去，因此话就转到如何把他从柯夫帕克那里拉过来。
我们几乎是拥抱着一块儿上斯特罗卡奇那里去了。米沙叙述了我们怎样在二十三年前并肩地流过血。我随声附和着。后来格利捷尔给捷米扬讲了我们友谊的一段动人的历史。
结果通过了这样的决议：米哈伊尔·格利捷尔从柯夫帕克联队调到费多罗夫联队。至于谈起友谊，那我们直到现在还交好着。因为格利捷尔是位很好的战友，又是位顶好的电影摄影师。他总和我们在一起，不歇手地一直工作到我们联队解散为止。
这样，我们准备好出动一次遥远的、也许是最后的袭击了。
一切都非常象过节似的隆重。各大队在森林中的旷地上排着方阵。
“立正！”尔凡诺夫发口令。
树枝上的扩音器重复着他的口令。
尔凡诺夫穿着全套的大尉军服，肩上带着肩章，迎着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首长走去。他报告道：“将军同志，零零一五号战斗部队整队准备出动袭击！……”
斯特罗卡奇少将也穿着全套军服，听取了报告，然后向游击队员祝贺，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捷米扬一起检阅了队伍。
要是有人向我们杀，哪怕是在半年以前，在敌人的大后方，在被他们的空军监视的天空下，在敌人认为被政府了的土地上，我们会感觉到这样自由，会这样好好地组织起来——这是很难相信的。
捷米扬在游击队员的队伍前面发表了临别赠言。然后斯特罗卡奇将军以苏联政府的名义，把勋章和奖章授予游击队员们。
当纵队沿着大道开动时，我们的新同志，从莫斯科来的电影摄影师米哈伊尔·格利捷尔带着自己的哒哒作响的家伙站在不大的土墩上。他用拳头威嚇着游击队员，并且喊着：“别看镜头，你们给我糟蹋了底片！”休息时，格利捷尔走到各个中队里去对大家说：“如果你们看到我在摇动机器的把子的时候，就别向我这方面看，扭过头去干自己的事儿！”但是小伙子们不听他，打断了他的话。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在将来的影片上给拍进了没有。
“我拍进了没有？”
“而我呢？”
……六月十二日下午，我们三千人的纵队进入了托尼日村，一边儿向右看，一边儿从合葬坟的近旁走过去，那里面埋葬了这座村子的被枪杀和烧死的居民。
这座坟墓是在被烧毁的乡村教堂的地方发掘出来的。它上面竖着一个大十字架。我们在坟墓上放置了一些用野花扎成的花圈。当纵队从坟墓近边走过的时候，我们联队的指挥人员在它跟前排成了仪仗队，其中有这个村子的活下来的农民，还有那从教堂里的枪杀中逃出了性命的唯一女子。
村子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全体游击队员都还在默默地走着——既听不到歌声，也听不到谈话声。
我们很快地越过了旧国界。遇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穷苦的农庄和村子。
周围是一片极好的、建筑材的森林，而一幢幢民房却是用又细又弯的圆木造起来的，全是用稻草盖的。窗户很小，有些是用牛尿胞绷起来代替玻璃的。
这样的穷苦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