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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杂居，厢房有廊子相连属，所以叫廊下，住在那里也可以说是“住廊上”，那些房屋既有门通庙也有门通街，所谓通街，其实那街就是原来厢房与庙墙之间的夹道，后来两头开通，变成了胡同。隆福寺两侧的胡同，一侧叫东廊下，一侧叫西廊下，我那时从与之垂直的钱粮胡同去隆福寺小学上学，天天都可以穿过东廊下或西廊下来回。当然，北京不止一处庙宇有西廊下和东廊下，据有的红学家考证，荣、宁二府的原型，大体在北京的西北城，则书里贾芸、泼皮倪二等所居住的“西廊下”的原型，很可能是也位于北京西北部的护国寺一侧，这与书里写到的二尤的故事，贾琏偷娶尤二姨安家在花枝巷，都是对应的，花枝巷干脆直接用了真实的地名，现在北京城西北什刹海附近，就还有条一直把名称延续了几百年的花枝胡同。我青年时期任教十多年的那所中学，也就在那附近，所教过的学生，有的就居住在花枝胡同里。我读《红楼梦》，确实有特殊的亲切感。
我感觉，北京的小市民，特别是什刹海一带的小市民，至今身上还延续着贾芸的人格基因，那就是特别善于在夹缝里求生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那斗争有一隙的松缓，就会有人苦中作乐，重新栽种点玻璃翠那样的花草，养几尾小金鱼，而在前海与后海相交的银锭桥畔，就会在早晨和傍晚出现卖碎马掌片（用做花肥）和鱼虫（用来喂鱼）的身影，这是些顽强的生命，在大时代的缝隙里，他们有自己不以言辞表达的生存哲学，他们算什么样的角色呢？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那是些不容忽视的社会填充物。那时候，我在银锭桥头，看到过一辆军用吉普车在一个卖鱼虫市民脏兮兮的钢种盆（钢种是北京市民对铝的代称）前停住，一个军人下车，用二分钢蹦儿买下那市民用钢种勺给他舀出的一勺红粟般的鱼虫，装在了一个薄而半透明的塑料袋里，那军人虽然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年代”，但家里也还是养了金鱼，或者他本人并不喜欢，但是他妻子却喜欢，于是他也就来做一件让妻高兴的事。这说明即使社会已经非常单调板结的情况下，社会填充物（无论是鱼虫还是卖鱼虫的市民），仍是延续超政治人情的一种载体。
我就这样来理解《红楼梦》里的贾芸。他与上面提到的清客相公和账房管事等生命存在还有所不同，那些人身上有太明显的势利眼与贪婪心，虚伪是有损人性的；贾芸却只是朴素地为自己生计着想，他的虚伪只是一种小市民的庸俗客套，即使为了利己，却并不损人。
贾芸在书里，好几次出现在夹道一类的地方。他向贾琏求份差事不成，去向亲舅舅卜世仁求援更遭排揎，但他并未灰心丧气，巧遇醉金刚倪二，意外地从其义侠之举中，换取了向凤姐献媚的麝香、冰片。于是，在同回书里，他又出现在夹道里，这次是在那条夹道的北端，到了贾琏王熙凤那个院门前，“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笤帚在那里打扫院子呢”，正待时机，天赐良机，一群人簇着凤姐出来了，他忙把手逼着（就是双臂下垂手掌紧贴身体），恭恭敬敬抢上去请安，凤姐哪里用正眼瞅他，只顾往前走，随口几句话打发他，他却进一步发挥小市民那嘴里涂蜜的舌上功夫，把凤姐奉承得浑身舒坦，于是，凤姐不但满脸绽笑，还居然停下了脚步，贾芸赶紧边继续奉承边把装麝香、冰片的锦匣举起献上。尽管机关算尽的凤姐并没有马上派他差事，但他后来终于得到了承包在大观园里补种花草树木的美差，他的人生境遇，由此有了个良性的转折。
贾芸认宝玉作干爹，主要是想借机混进大观园，扩眼界，觅生计。还是第二十四回——这回书的主角是贾芸和小红，曹雪芹非常细腻地描写这两个生命的存在状态与人生追求，那种一提《红楼梦》就只记得宝、黛爱情的读者，现在应该懂得，《红楼梦》是极其丰富的文学画廊，即使完全把十二钗的故事暂搁一边，书里仍有非常丰富的人物刻画与极具深度的人生戏剧——曹雪芹写到贾芸又一次来到荣国府，他开始依然只能在主建筑空间外围一带寻觅机会。书里补写出在贾母院仪门外有处外书房，叫绮霰斋。就在那个地方，他有了一次艳遇。而巧遇他的小红，知道他是本家爷们，“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下死眼把贾芸钉了两眼”。在那样的社会里，一对青年男女敢于互相正视，而且你言我语，算是非常大胆，可谓一见钟情。
贾芸和小红的爱情故事，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安排的一个大关目、大过节，读者切不可漠然轻视。八十回后，据脂砚斋批语透露，贾芸和小红有情人终成眷属，贾府被抄家治罪，他们没有被触及，但他们不怕受株连，主动去营救凤姐和宝玉，小红和另一个比她更早离开荣国府的茜雪，到监狱的狱神庙去安慰他们，贾芸则“仗义探庵”。可惜因为那些已经写成的文稿都被“借阅者迷失”，我们目前已经很难想象，贾芸探的是哪个庵（拢翠庵？馒头庵？水仙庵？），探的是庵里的谁？那探望是想达到什么目的？究竟达到了没有？大结局是什么？
曹雪芹所塑造的贾芸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形象，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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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楼梦》进行文本细读，我们会拾回很多过去匆读草读所忽略的文句情节，从而产生出更浓酽的探秘兴趣。
比如，上一节提到，第二十四回，写到荣国府里有一处外书房叫绮霰斋，而宝玉的丫头里，就有一位叫绮霰。绮霰这个名字跟晴雯分明是对应的，就像麝月跟檀云对应一样，但绮霰作为丫头写得模模糊糊，没什么“戏”（檀云也没“戏”），那么，她的名字怎么会与外书房的斋名相重呢？
也有细读后可以有所领悟的地方。比如，因为曹雪芹笔下避免写清代男子的发留辫和长袍马褂，再加上后来改编的戏剧影视多让男角穿戏装，于是有人怀疑书里写的生活景象究竟是不是清代的？上面引用了关于买办钱华在夹道里见到宝玉，“忙上来打千儿请安”，“打千儿”是清代特有的男人向人致敬的肢体语言：左膝前屈，右腿后弯，上身微俯，左臂后背，右手下垂，口中问好。“打千儿”这种礼节名称和方式，在清代以前直到明朝，都是没有的。因此，尽管作者托言笔下所写的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其实却是“大有考证”（脂砚斋语）的，就是写的清朝的事。
还有贾芸引的那句俗话：“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摇车”不是汉族的摇篮，是满族特有的一种育儿工具，男婴出生第七天，要举行“上摇车”的仪式，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摇车”据说是吊在屋梁上的一种摇篮，为什么偏叫“车”？在满语里有特别吉祥的含义，而那“车”里会搁放若干满族特有的吉祥物。这说明《红楼梦》里所写的，是一种满、汉文化互相交融的社会生活。
不进行文本细读，还会忽略一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伏笔。比如第二十八回，这回的主体情节是“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但其中有一个“过场戏”用了三百多个字，篇幅不算很小了，那“过场戏”的空间位置，就在凤姐院门外，那条夹道的尽北头。
宝玉从王夫人院出来，往西院贾母那边去，“可巧走到凤姐儿院门前，只见凤姐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凤姐的肢体做派经常如此，形成她个人的“性格符码”，第三十六回她从王夫人屋里出来，“把袖子挽了几挽，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笑道：‘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接着就跟众人说了一番狠话。但二十八回在那夹道尽头她的院门前，她对宝玉却全是温言软语，她让宝玉进屋去帮她写个单子，要求写上“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上用纱各色一百匹，金项圈四个”。宝玉觉得奇怪，问：“这算什么？又不是帐，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凤姐道：“你只管写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在这类事情上照例是“浅思维”，绝不深入探究，写完再应答几句，忙慌慌去贾母那边院里找林妹妹去了。
凤姐为什么要劳宝玉驾写这么个单子？书里前面早就交代，凤姐有个文字秘书，记账写礼单查书念占卜文等等事情一律都由这个人承担，这人叫彩明，是个未弱冠的小童，本是随叫随到，言听计从的，凤姐的这个单子却偏不叫彩明写而让宝玉代劳。
曹雪芹写这样一笔，难道是在写一串废话吗？当然不是。我在前面分析出，书里实际存在着“日”、“月”两派政治势力，一派是以“义忠亲王老千岁”为首的“义”字派，一派是以“忠顺王”为首的“顺”字派，荣、宁二府在这样的大格局里，其实也是“夹缝里求生存”。荣国府当家人凤姐，她应付宫里面，应付“日”边的元妃，当然不必忌讳，文字方面的事情命令彩明书写就是了；但是，她若应付“坏了事”但余党仍在的“义”字派这边呢，她就不得不格外隐秘，让一个完全不懂“仕途经济”的宝玉帮她写下单子，是非常巧妙的办法。
我以为，曹雪芹把这个“过场戏”的起首安排在夹道里，也颇值得玩味。估计八十回后的情节里，凤姐和宝玉的双双被逮入狱，跟这张“没头脑”的单子被查抄出来，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第二十三回，写到宝玉从贾政王夫人院里听训出来，如获大赦，往贾母院里跑，这段情节跟凤姐没有关系，但有条脂砚斋批语却指出：“妙！这便是凤姐扫雪拾玉处，一丝不乱。”凤姐扫雪拾玉，显然是八十回后的一个情节，从脂砚斋这条批语的口气，以及另外很多条批语，我们可以知道，曹雪芹并不是只写出了八十回书，八十回后他也写了，他在世时，整部书稿已经大体完成，只待进一步修订，剔毛刺，消瑕疵，但出于我们无法细知的原因，八十回后的书稿竟被“借阅者迷失”！凤姐扫雪拾玉，曹雪芹写成，脂砚斋读到，但今天的读者却不得一睹。凤姐怎么会沦为扫雪的粗工？她拾到的是什么玉？曹雪芹写这一笔用意何在？我只想强调一下：曹雪芹几次把跟凤姐有关的情节，安排在夹道、穿堂这样的空间里，不管他主观上有没有那样的用意，作为读者，我们会感觉到，那是对凤姐在“日月双悬照乾坤”的政治夹缝，以及邢王二夫人对峙的家族夹缝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的一种艺术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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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宝玉何尝不是一个“夹缝里的生命”？贾宝玉要由着自己的性子生活。他“懒于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潦倒不通事务，愚顽怕读文章”，他跟父亲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因素之一就是父亲“恨铁不成钢”，怎么把他往仕途经济上引也是徒劳枉然。但如果把贾宝玉笼统地定位于“反封建的新人”，则未必符合书里的描写。
第五十二回，又一次写到荣国府夹道，这回呈现出了值得注意的一幕：宝玉穿着贾母给他的雀金裘，出发去他舅舅王子腾家拜寿，他并不想去，却不得不去。老嬷嬷跟至厅上，只见六个大男仆和四个小厮，笼着一匹雕鞍彩辔的白马，已在那里立候多时，宝玉被他们护卫着上了马，说：“咱们打这角门走吧，省得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这时男仆周瑞就侧身笑道：“老爷不在家，书房天天锁着的，爷可以不用下来罢。”细心的读者会记得，早在第三十七回，还是秋天的时候，贾政就被皇帝点了学差，到外省去了，直到第七十一回，已是再一年的初秋，才交代贾政回到家里，按说第五十二回过年的时候，父亲不在家，宝玉更可以大肆地“反封建”，讲究什么“过父亲书房必须下马”的“破礼节”，偏要大摇大摆骑马从那书房边过一下，示示威！岂不过瘾？但是，书里怎么写的呢？宝玉对周瑞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这就说明，宝玉并不为一个先验的观念去选择生存方式，他只不过是希望父亲也好，宝钗也好，别的什么人也好，不要勉强他去投入仕途经济，至于封建伦常秩序的礼数，他觉得并未怎么伤及他的个性，甚至有时还能从中获得温馨乐趣，他是并不想去破坏、对抗的。
于是，宝玉就骑着那白马，让过书房的位置，出了角门。这时的空间位置应该是在夹道当中了，结果顶头遇见了大管家赖大，宝玉忙拢住马，意欲下马——在清朝满族贵族家庭，服侍过上一辈的老仆，特别是府里的大管家，小辈主子按规定是必须要尽到礼数的——宝玉其实完全可以拒绝这一套，但他并没有丝毫反叛性行为，倒是赖大忙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宝玉呢，还要施礼，“便在镫上站起来”，这是一个替代下马的姿态，并且还携着赖大的手，说几句客气话。
这就是曹雪芹笔下的宝玉。他企图在摆脱封建礼教桎梏个性的方面进行一些抗争，又在遵守享受封建伦常的温情方面表现出一些乖觉，求得在那样一个社会家庭环境中的生态平衡。这实际上也就是在把自己从封建社会的“砖瓦”中抽出，却又仍然还在“砖瓦缝”里成为了一种“填充物”。这种“填充物”并不起到粘合“砖瓦”的作用，从长远的效果来说，由于只是一种寄生状态，是疏松的，随时可能游离的，作为“消极填充物’，它最终可能会起到使“砖瓦”松动的作用，但要达到“忽喇喇大厦倾”，那就还得靠“厦墙”外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力量，跟那样的存在相比，宝玉也好，黛玉也好，就还只能算“夹缝中的生命”，显得脆弱、渺小。
值得注意的是，紧接着这个情节，还出现了一个场景：“接着又见一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个拿扫帚簸箕的人进来，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独那为首的小厮打千儿，请了一个安，宝玉不识名姓，只微笑点了点头儿。马已过去，那人方带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门，门外又有男仆小厮马夫一大群，再出角门，才是府外，前引旁围的一阵风去了。
《红楼梦》里很少出现底层人物，书里的那些大小丫头，从社会阶级属性上可以算做女奴，但跟府外的奴隶们相比，她们的衣食住行就强太多了。书里也还出现了二丫头等农民形象，但惊鸿掠影，一闪而去。夹道里的这二三十个拿扫帚簸箕的小厮，也只偶然露了下脸，且是群像。曹雪芹为什么特意写夹道，写夹道中有这样一些最底层的生命？我想，他是要让读者知道，这诗礼簪缨族、温柔富贵乡，不是凭空存在的。
在“大府戏”里安排“夹道”的场次，说明曹雪芹的确是大手笔，也说明《红楼梦》文本确实是丰厚细密。这“一粒米”，把大千世界呈现得多么精微剔透！
五月之柳梦正酣
1
大观园是怎样的景象？《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对之有细致入微的描写。那些宏大的华丽空间不去说它了，在贾政和一群清客以及贾宝玉初游大观园时，有一笔过场戏性质的描写：转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了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蕉坞……光这些点缀在正景之间的园林小品，就足令人心醉神迷了。
曹雪芹有意不在前面把大观园的景物写尽，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一把子四根水葱”的美人儿来荣府客居，寿怡红摆寿筵，以及第七十六回中秋品笛、黛湘联诗等后面的情节里，他很自然地补充描写了大观园里的许多景物，如秋爽斋、红香圃、芦雪广、凸碧堂、凹晶馆、翠樾埭……
“刘姥姥进大观园”，成为了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俗语。已故著名文学理论家，也是红学家的何其芳先生，曾提出过“典型共名说”，认为衡量一个文学形象够不够得上艺术典型，就看这一形象是否被广大读者当成了一种社会五月之柳梦正酣，生命存在的“共名”，比如贾宝玉，人们读过《红楼梦》以后，往往就会把生活中那种自己特别愿意在少女群中玩耍，而少女们也都特别愿意跟他交往，那样的少男，称做“贾宝玉”，因此判定贾宝玉达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像王熙凤、林黛玉、刘姥姥……都达到了“共名”的效果。“她可真是个凤辣子！”“你真是个林妹妹！”“我可真成刘姥姥进大观园啦！”这类人们在生活里的随口议论，都是这些文学人物因取得“共名”效应而可以判定为艺术典型的例证。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对生活中的某人指认为“真是一个王夫人”，或感叹“哪里跑来个薛姨妈”。王夫人和薛姨妈尽管也是写得颇为生动的文学人物，却还够不上是艺术典型。何其芳先生的立论在当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受到一些人批评，引起不小的争论，有兴趣的人士可以找出当年那些论辩的文章来读，不管读后是否认同何其芳先生的“典型共名说”，但是对何先生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新颖的见解，大概还都是会佩服的。任何学术课题，允许提出新说，容纳“惊世骇俗”的见解，应该是推动学术进步的一个前提，海纳百川，方呈浩瀚。
刘姥姥够得上艺术典型，“刘姥姥进大观园”也够得上是典型的人生处境。所谓“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指一个大老粗，进入了一个他或她本没有机会进入的高档空间，意味着侥幸，也往往表示着“猪八戒吃人参果，那么好的东西却品不出味儿来”的意思。顺带说一下，以何其芳先生的“典型共名说”来衡量《西游记》里的角色，那么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白骨精都能成为“共名”因而够得上是艺术典型，沙和尚难以成为“共名”，因而就够不上。
刘姥姥不仅是侥幸，简直是幸运，贾母把她带进大观园让她逛了个够，问她：“这园子好不好？”她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逛逛。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呢，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刘姥姥比猪八戒强一些，对大观园这个“人参果”还算有点“比年画还强”的审美感受，但从粗陋空间闯进精致空间，她出恭后一个人迷路绕到了怡红院，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