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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1947年春天，才过了一年半，“二·二八”就闹起来了。第一，日本人占领的时候还没有打仗，所以情形好一点，可是国民党去接受，把人民生活搞得比日本时候还不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第二，国民党到了台湾的时候大陆人并不多，双方都害怕，所以就高压统治，可是你越高压，别人对你越反感。第三，无论是日本人去了，或者后来国民党去了，都带了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姿态，比如喜欢发号施令，什么都得听我的，然后底下的人就不服，更何况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结果造成和当地人之间的感情上的隔膜。另外，陈仪接收台湾的时候和在大陆有一点不同，他是军政合一，又是警备司令，又是省主席，据说陈仪本人是清廉的，而且他有一种政治理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化，而不是像国民党以前靠军队的力量，所以他不带很多军队去。可是作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不可能搞一套完全独立的东西，比如国民党发票子，物价天天涨，你发行台币，不还得跟国民党的币制体系挂钩，所以也跟着贬值。国内人已经习惯了，从1939年起物价就开始飞涨，早上的行市到了晚上就不一样，可是台湾人不习惯，大家都不满意。“二·二八”就是这样，平日积怨太深，一个小小的缉烟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没有几天，很快就哄起来了，没办法，赶紧调军队过去。当时我正生肺病，住在台大第二附属医院，在医院里看不到报纸，听护士跟我讲外边正在“打阿山”（打大陆人），劝我千万不要出去。台北很快就给镇压了，很多人跑到山里躲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政治没有搞好，所以台湾人对大陆在感情上并不认同，“把日本人赶走了，我们团聚了”，好像并没有这种感情，反而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包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陈水扁搞台独，这是明摆着的，他的票数竟然也达到半数。可是我们当年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国民党镇压“二·二八”，所以我们就拥护“二·二八”，这有点过于政治实用主义了，没有考虑到它的副作用。毕竟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跟大陆完全隔绝，国民党政权去了以后又很腐败，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但里面也包括反大陆的情绪，种下了台独的种子，这一点不应该被我们忽略。所以从某种程度讲，台湾一步步走到今天确实也有我们的失误，政治上实用主义总是免不了的，可是过于实用主义的话，从长远上看，“民无信不立”，总是会吃亏的。
“二·二八”的时候我也感到了不安，当地人对外省人好像心里总有个疙瘩，老让我觉着自己是个外人，就像去国外一样，不能融入它的社会，加之天气和语言的原因，所以我在台湾待了半年，1947年春天就和母亲一起回老家了。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垮了，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即使后来跑到台湾也不像是会持久的样子，如果不是朝鲜战争，共产党完全有可能打过海峡解放台湾。那时候美国已经从大陆全部撤出，不会丢了西瓜捡芝麻只保一个台湾，可是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借着这个机缘，连同台湾一起也给保了起来。台湾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朝鲜战争，这是个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台湾可能早就解放了。第二，解放以后大陆进步的速度太慢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人均产值还不到台湾的十分之一，台湾GDP大概有一万五千美元的样子，我们才一千多美元，相差十几倍。解放以后，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人民日报》，不像以前，比如我上联大的时候，不但国外的报纸杂志看得到，就连共产党在重庆发的《新华日报》也看得到，可是解放以后没有这个可能了，所以对外面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了。对于台湾，我们一直还在按旧皇历想，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饭都吃不上，台湾同胞热烈地希望解放，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GDP会比我们高十多倍。当然，台湾的迅速发展也有其自身的优越条件，首先，国民党从大陆搜刮了一大笔财富，撤退时都带了去，对于台湾那么小的地方来说十分可观，成了它日后发展的一大笔本钱。其次，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都跟着去了台湾，如果不是这一大批人才，台湾不会建设得这么快。假设我们大陆今天的GDP是台湾的15倍，大概所谓“台独”就会自行消亡了，这是我的庸俗唯物论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问一个刚从台湾过来的美国人（SusanNaquin女士）——那时候大陆和台湾还不能自由往来，倒是美国人可以两边随便跑，这一点我一直觉得挺别扭——我问：“你刚从台湾过来，你比较一下两边的情况，到底有多大的不同？”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两岸的不同，而是两岸的相同，“两边简直太一样了”。我想这一点倒可以证明，其实还是一个国家，虽然闽南话我们听不懂，但那和上海话、广东话一样属于方言，都是中国话，还是中国人。
日日江楼坐翠微
1947年，我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养了一年病，无业游民一样，算是赋闲了，心绪很恶劣。病重时还经历过几次特殊的、甚至于是有点神秘的体验。午夜醒来，我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到此处的，整个记忆全部丧失干净，只剩了一个自我意识，或者说只剩下一个“灵明”（王阳明语），此外便一无所知。我极力要在一片茫无边际的失忆的海洋之中挣扎，但是枉然无用。好像是挣扎了很久之后，突然一刹那，我恢复了全部的记忆，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这种现象或许是一种虚弱到极点的失忆。一切都是一片空白。我经历了好几次这种体验，深深感到人生之虚无与脆弱。
第二年身体慢慢康复，但是战争已经蔓延全国，北方是回不去了，总得找一个吃饭之所。大姐夫是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的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教英文，我于是重为冯妇。湖南中学的国文根底是极好的，大概远远超出任何其他地方，写英文也大多用毛笔，而且句末不是点一个句点，而是画一个大圆圈。我在北京上学时，小学每天要用毛笔写一篇大字和一篇小字，入中学后就都改用铅笔或钢笔了，比毛笔、墨盒方便得多。湖南学生都很努力用功，但是比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条件要差一些，连《大公报》也没有，图书、杂志和其他文化活动都少得多。
做了教师，每月工资刚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稍微有余。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社会已经完全崩溃，首先便是经济的崩溃，政府不停发票子，可是票子发得越多越不值钱。我一个月工资有七八万，看上去非常不得了，一领就是一大包，不过都是一块钱一张的，那得点到什么时候？于是用绳子扎成一捆，盖个图章，这就是一万元，谁也不去一张张数。买东西的时候对方也不数，照样把这一捆钱再给别人。从1939年一直到49年解放，物价天天涨，所以谁都不要票子，领了工资马上就去换银元。本来银元早已废止了，也不知是从哪冒出来的，忽然又流行起来。银元贩子满街都是，全是单干户，兜里揣两块银元站在那里敲，而且早晚行市确实不同，比如早上一千块钱可以换一个银洋，到了晚上可以变成两千，再到后来都是上万上万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银元有两种，袁世凯时代发行的叫“袁头”，上边有袁世凯的头像，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孙（中山）头”。“袁头”成色好，含银量高，大概实足七钱二的白银，“孙头”不值钱，打个七或八折。我想，如果孙中山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自己竟然还比不上袁世凯？
后来湖南省教育厅发钱给各个学校的时候干脆直接发银洋，我能拿到二十几块钱。如果用银元计算，物价并没有涨很多。比如饭费在战前一个月大约是六元左右，到了这时，一个月大约需七八元。我家对门有个面馆，非常有湖南的风味，而且挺大一碗肉丝面只卖一毛钱，胃口小的话都吃不了。我付一个袁头，老板应当找我九毛钱，可是没有九毛钱，他就找我九个竹篾，下次吃就给再他一个竹篾，有点类似上海老虎灶的竹签。顾客也乐于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它至少可以保证一块钱吃到十碗面，如果找回纸币，当天就能贬值一半，剩下的也许只能吃两三碗了。换句话说，竹篾就是通货。一个近代国家，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发行货币之权，连地方政府都没这个资格，然而在当时，一个小地方的小面馆居然也能发行自己的土货币，可见当时的经济危险到了什么地步。国民党打败仗确实不能单纯看战场。日本的军力比国民党强得多，国民党虽然被打败了，但并没有垮台。国民党的军力又比解放军强得多，毛泽东说“小米加步枪”指的都是最落后的步枪，数量、质量差很多，而国民党却有美式的现代化装备，包括战车、坦克、重机枪、空军。为什么国民党抵抗日本没有垮台，对弱势军队反倒垮了台？从军事上讲，是毫无道理的，主要还是政治、经济的垮台，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再如国民党抓壮丁，抓来又怕他跑掉，拿绳子绑起来连成一长串，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可是请想，这样拉来的人发他一枝枪，他能在前线卖命往前冲？所以连孙科都公开说：可惜党内有的同志，一味迷信武力。
1947到49那两年，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本来以为抗战胜利以后会是一个和平康乐的世界，结果还是乱糟糟的。没有熟朋友，又回不了北京，于是我想到了出国，给瑞士的Fribourg大学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写信，两家都回信表示接受。我对欧洲比对美国情有独钟，美国是个新兴的国家，没有莎士比亚，没有贝多芬，而欧洲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摇篮，历史文化的底蕴深厚，能去欧洲当然非常好。可是一来自己身体有病，二来战乱交通不通走不了，所以心情很难堪。
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诗圣杜甫就有“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名句。北宋范仲庵《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脍炙人口。我家就在岳阳楼的下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下了课没事，常常一个人到岳阳楼上去坐。杜甫《秋兴》八首，其中一首有一句“日日江楼坐翠微”，近曰“翠”远曰“微”，杜甫逃难到四川百无聊赖，于是天天坐在长江边的楼阁上眺望远近的翠微。当时我也体会到这种感觉，每天在岳阳楼上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想想每月就拿二十几个袁头，除了吃饭什么也干不了，感觉很无聊，只能借古人的诗句聊以自遣。
这一时期得不到什么读物，手头仅有的几部书成为我最大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一部是《李义山诗集》。德文本《浮士德》当时我还读不了，但收藏了好几部英译本，凡碰到都会买一本。通常大家都只读他的第一部，演戏也只演第一部，即所谓的《GretchenTragedy》，其实第二部才把读者从爱情的小世界带入了人生的大世界，真正融入了歌德成熟的思想。世界上“一切消逝的，都只是象征”，在病榻的百无聊赖之中，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给我注入了一缕生活的鼓舞和勇气。李义山（李商隐）的诗迷离恍惘，有时候感慨深沉，有时候一往情深，乃至往而不返。历来注家喜欢索隐，总要在他诗的背后找出谜底。我不欣赏这种路数。即使你能找到谜底，又与诗本身何干？正如你听聆一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只需欣赏它本身就够了，何必管它是描写月光，还是向他的情人Julietta倾诉情怀？本来“诗无达诂”，哪怕你就是考证出了这个谜底，也和你享受这支曲子毫无关系。李诗最感动我的，是他的爱情诗和咏史诗。纪晓岚评他的诗，往往毫不留情，如说某句“油腔滑调”，某句“不成语”之类。我承认李诗并不是每一句都好，然而其中最好的一些真是登峰造极，仿佛把人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为别人所不可企及。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可分为四等，一般吟风弄月或别愁离恨，是低等的，即所谓rhyme（韵诗）。李白的诗天马行空、睥睨一世的气魄更高一等，而杜诗则历尽沧桑，感慨深沉，似乎又再高一等。至于那些说出了人生中不可说、不能说的恍惚迷离，乃至肠断魂销、心肝破碎的愁苦和哀怨，应该是诗中最高的境界。记得或许是温德（R。Winter）教授曾说过，真正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只有雪莱、济慈的诗篇和肖邦的音乐，我以为，李商隐也应该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人吧。
这时期伴随我的另一本书是法国邵可侣先生编的《近代法国文选》。这是我上大学二年级时的法文教本，编者Reclus原是北大教授，在昆明时任教云南大学，同时又是戴高乐将军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自由法国”（后改名“战斗法国”）的代表。这本书选得非常经典，有莫泊桑的《项链》、拉瓦锡的绝命书、夏多白里昂（Chateaubriand）的诗篇等，不啻当年法文教本里的《古文现止》，不仅供阅读，更可以背诵。此书原是外文系同级卢如莲学姊所有，我们当时都认为她是女同学里品行最高洁、最值得崇敬的，终日用功读书，从不张扬，毕业后去了重庆工作。1946年复员我路过上海，听说她在联合国中国救济总署工作，有一天在大马路上，忽然瞥见她珠光宝气的坐一辆三轮车飞驰而过，竟来不及招呼。我不禁在心头掠过一丝阴影：难道现在她也变成一个上海的摩登女性了？但愿这不是事实。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和北大的许渊冲、关懿娴学长谈起此事，两位都是外文系同级同学，也都不知她的下落。猜想或许是在海外某处与世相隔，好像这更符合她过去那种独善其身、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风格。
1948－49年之交，国内大局已定，三大战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春末解放军渡江，夏初程潜（国民党元老，时任湖南省主席）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我的家乡岳阳也进驻了解放军，兵不血刃，避免了一场刀兵。这时我的身体已较好，蜇居故乡两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北上回到自己心中真正的故乡北京。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1921年秋天我出生在北京，1937年秋天离开时刚满十六岁，飘泊了十二年，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段童年记忆，仿佛那里才是故乡。1949年我回来了，又是秋天，刚好二十八周岁，向往着回到那美好而安静的北京，可是一下火车就发现和记忆大不相同了，又脏又小又破乱，当然这和多年的战争有关，不过多少有些失望。本来还是想托人找个教书的工作，可是我的妹妹和妹夫说：“还是要先学习。”我想也对，过去我们生活在旧社会，都是旧社会的习惯，现在是新社会了，生活方式、思想方式都已改变，不学习则无法适应。所以经他们介绍，我进了革命大学。
革大本来在解放区，叫北方大学，是专门训练干部的地方。我的妹妹、妹夫1946年从联大去了以后都是先到那里学习，几个月就毕业了，然后是分配工作。解放后，北方大学搬到北京颐和园正门以东的西苑，改名“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革大老师都是解放区来的，学生分两部分，有年轻人，也年纪比较大的人，包括学校的教师，甚至于教授，沈从文先生就在那里，比我低一班，再如师大中文系有名的教授李长之，北大外语系的钱学熙，他们进“政治研究院”，名义上高一级，体育课少一点，吃得好一点。那个时候食堂分为四级，大灶、中灶、小灶、特灶，国家领导吃特灶，各级领导吃小灶，政治研究院的学员可以吃中灶。我的年纪不大，但也算不得年轻，所以就进了政治研究院，享受中灶待遇。
当时进革大读书很容易，考试一概没有，只要有人介绍就能进，来者不拒。我们同班有一个人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职位比较高，来北京以后没有出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以后批示：到革大学习。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介绍来的。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那样。课堂上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还是思想改造，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毕竟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多少总带有许多旧社会的思想，比如过去我们向往自由与民主，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民主，是假的，所以要改造思想，学习人民民主专政。除了自学、讨论，还要当众做思想检查，大家来批判。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志站起来批评我坐三轮车，说是不人道——不过细想起来，要真是大家都不坐三轮车，三轮车夫都失业了，恐怕也麻烦。总的来说，刚解放的时候政治上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真能提出一些问题来。比如讨论党的性质时，有个农民出身的人说：党代表最大多数人，中国农民最多，那么党就是代表农民的。这和后来的标准说法当然不一样，可在刚解放的时候还可以讨论。再比如社会发展史上说劳动创造世界，我们有个女同学四十来岁，是基督徒，课堂上发言，坚持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我觉得“劳动创造世界”这句话确实有些问题，应该改成“劳动创造文明”。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不是劳动创造的，如果强说是的话，大概也只能是上帝创造的了。
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不过上大课不如上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