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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精神上多兴奋呢，到你那儿就变成平淡无奇了。到底应该怎么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如果单纯从物质的角度讲似乎比较容易，可是人生不能单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比如你阔得流油，整天吃山珍海味，这就表示你幸福了？恐怕不单纯是这样，百万富豪不也有跳楼的吗，所以他们也有烦恼，也有痛苦。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却是振奋的，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
几年以后我读到那些17、18世纪的法国人性学者（moraliste）的书，幸福论、爱情论，他们喜欢谈论这些题材，我也曾想：将来我也要写一本幸福论，也写一本爱情论。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当然一个人离不开物质，没钱饿死了，活不成的。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实行过一阵吃饭不要钱，结果把食堂吃垮了，所以吃饭还得要钱，没有钱行不通的。可是反过来，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到了长沙以后还得继续上学，因为我是从北京去的，总觉着我们湖南的学校土气，虽然他们的国学根底很好，可是有关近现代方面的知识就闭塞一些，所以我不大想在长沙入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整个湖南中学水平是很高的，尤其古文非常之好。我们在北京上学的时候，用的是铅笔或者钢笔，携带方便、使用也方便，可是湖南的学生都用毛笔，连写英文都用毛笔，说起来也挺滑稽的。
湖南原是比较落后的内陆地区，一直到清朝中叶，经济、文化都不甚发达，文化上也相对落后，可是清朝中叶以后，湖南的地位忽然重要起来，而且人才辈出，包括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到黄兴、宋教仁，再到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我没有能解释，几十年以后，历史所有个很熟的朋友，也是湖南人，他给出一个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他说，太平天国以前，中国主要的南北交通线是走江西，下赣江、九江，从南京走大运河到北京，可是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使得这条路断了，陆路就得走湖南，所以湖南的经济跟着交通的发展繁荣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打太平天国的主力是湘军，而主要战场在江南一带，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湘军一去，不但掠得大量的财富，还把大量的图书、文物都弄到湖南，于是湖南一下就有了发展的条件，很多湖南人一下子变成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湖南的政治地位和以前不同了，文化也上去了。总地说来，文化总是跟着政治、经济走，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如20世纪初很多诺贝尔奖是英国人、德国人的，可是今天大多是美国人的了。抗日战争以前，湖南的中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但是只有一所湖南大学，所以湖南的中学生毕业以后，如果上大学的话，近的就到北边上武汉大学，所以武汉大学的湖南籍学生占第一位，湖北学生反倒是占第二位，不然就往南走，到广东上中山大学，那里广东学生占第一位，湖南学生占第二位，或者再远一些，到上海、南京、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来上学。
年轻时我对这些不大了解，虽然也考了长沙高中，可是不愿意去上，恰巧南京的中央大学附中搬到长沙。那时候，国民党政府有意把中央大学建成全国最大的大学，院系设置非常齐全，包括美术系、音乐系、体育系都有，附中的水平也相当不错，教师都是中央大学出身的。上海、南京被日本攻占以后，中央大学迁到重庆，附中迁到长沙，就在湖南大学的南面。我姐姐对我讲，中央大学附中在南方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我就改上这个学校。解放以后，中央大学改成南京大学，工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都独立出来，附中跟着师范学院走，变成今天的南京师大附中，所以我上的两个中学是南北两个师大附中。
我们先在长沙读了一年，到了1938年秋天，日本人开始进攻武汉，中大附中又从长沙搬到贵阳。后来听说日本人还没打到武汉，中国人一把火自己先把长沙给烧了，那是学莫斯科的办法。拿破仑军队打来的时候，莫斯科一把大火把自己给烧了，结果拿破仑进来是一座空城，吃的、喝的全没有，在莫斯科待不下去又撤退了。所以中国就学莫斯科，坚壁清野，让敌人来了一无所获。其实这是万不得已才用的办法，国民党当局操之过急，日本人还没有来，先一把火把整个城烧了，使自己受到不应有的很大损失。
北洋时期学校里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到了国民党时期开始推行党化教育。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以南京为中心，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还有江西、福建、湖北、河南几个省份，其余的，如山西、两广，西北和西南地方军阀的势力大，有点半独立的性质，党化教育要少许多，而北京因为地位特殊，思想意识的控制力量也很小。中大附中是个不错的学校，可它是在国民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我一进去就感觉到南方学校的气氛和北方的自由化气氛的确不太一样。学校管理军事化，学生全部住校，早上起来军训教官带着跑步，然后是唱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类，然后喊口号，最后一个口号总是“蒋委员长万岁”。晚自习以后也是排队点名、唱歌、呼口号，然后熄灯睡觉，全部都是军事管理。可在北京不是这样，虽然也住校，也有军训，但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都没人管，吃饭的时候也不用排队，可是到了南方就管得非常严，对于我这种自由散漫惯了的人很不习惯。
我们那时候有个训育主任，专门负责学生的政治和品德工作，大致相当于解放后的政治辅导员。有一次，我们的训育主任从重庆回来，说是见了罗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罗也是我们的校长了，北京师大附中也是这样，师范大学校长就是我们的校长，然后附中里有个主任，相当于中学校长。训育主任给我们讲话，说：“我在重庆的时候见了罗校长，我请示了罗校长对中学的意见，罗校长说：‘我希望你们办成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学校。’”……这话也许低年级的同学不懂，就不要问了，可是你们高年级的学生应该懂得我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怕学生左倾，怕学生搞民主、闹革命。还有一件事，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要做纪念周，上来就是背诵《总理遗嘱》，有点像文革的时候每天要背《再版前言》，一般都是校长带着背。有一次校长不在，训育主任就领着我们背，可是背着半截他忘词了，结结巴巴背不下去，结果弄得非常之尴尬。后来我听一个同学说，南京官场里的那些人每到星期一的早晨都先在家里把《总理遗嘱》背熟，怕到时候给忘了词。不过好在那篇文也不长，背起来也容易，你想我们从小学就开始背，一直背到中学毕业，早就滚瓜烂熟了，所以我现在都背得，一个字都不错。
不过总地说来，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并不很严格，同学之间还是很开放的。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是赞成左，还是赞成右？”我说：“我赞成左。”如果意识形态控制严格的话，我说这话就犯罪了。国民党有时候也抓人，可是很多事先通气就跑了。记得高二的时候有一次作文，我在里面写：“社会的进步也有它的规律，要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的五个阶段。”这是当时进步书刊介绍的新思想，我刚从上海生活书店的杂志里读到，而且对全世界都要走入社会主义这一点深信不疑，于是就写了这么一篇文。按理说，那时候标准的讲法应该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把社会发展五阶段论里的东西搬出来当然是离经叛道，可是老师并没有驳斥，或者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之类。一方面那时候的控制不是很严，另一方面，国民党虽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可实际上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也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所以它对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真正感兴趣。不过我现在的理解，五种生产方式马克思确实提过，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必然规律，而只是作为“经验的事实”，它是西方历史经历的事实，但并不是说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必须经过这样五个阶段。我想马克思没这个意思，可到了斯大林就变成了客观规律。我举一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毛泽东自己说过，小时候他念的是四书五经孔夫子那套，青年的时候接触了西方康德的唯心主义思想，到了后来他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我想他说的这些话在他那一辈人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可是你不能说这是一个规律，认为所有人的思想都必须经过这三个阶段，比如到了我这一辈人，小时候就很少接受或者信仰孔孟之道了。
2。西方教科书
和现在一样，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也讲求分数，大多数同学考虑的也是哪一门功课最能拿分数、是最吃紧的，其余的课都不重要，像历史、地理，临时背背就行，反正不会不及格，也不会得什么了不起的高分，至于更次要的课程，比如歌唱得好不好，那就更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三门主课，国文、英文、数学，国文又是其中最不重要的。因为第一，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会说中国话，都会写中国文，第二，国文是最不见分数的，一般都给个70来分，好的给个80多分，差的也不会不及格，所以最吃紧的两门课就是数学和英语。数学是死的，出五个题目，全答对是满分，答对四个就是80分，英文也是，比如这句话应该怎么讲，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那是很过硬的。而且这也是后来上大学时最要紧的两门课，学理工科的，数学过不了关就没法学，学文科的，除了中文专业，外语过不了关也看不了教科书。
我们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美国本，中学也是，虽然有的是有翻译的，但实际上那些术语，像什么速度、加速度，数学里的无限大、无限小之类，都用英文。因为经常用，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词，倒也不费劲。比如中大附中教我们化学的那位老师，他教得很好，所有的术语都用英文，说是为了将来上大学看书方便。的确是这样，当时中国没有多少化学书可以研究，而且后来西南联大理学院的许多课程，像姜立夫先生讲微积分，周培源先生讲力学，都是直接用英文讲。再比如数学，初中学几何的时候，课本是由三个作者合作的，因为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S，所以叫“三S几何”。高二的时候学大代数，用的是Fine的本子，叫“范氏大代数”，那也是美国的教科书，写得非常深，尤其是后面的部分，几乎是高等数学，而且编排得不好，系统性很差，忽然讲这个，忽然讲那个，不是很连贯。除此之外还有一本代数书，是Hall和Knight两个人合编的，更是零零碎碎的，所以不是必修。可是这本书有个优点，它介绍了很多非常巧妙的方法，我零星地读过一些，没有全看。后来有个叫上野清的日本人把这两本书综合起来，写了一本很完整的教科书，叫作《大代数学讲义》，汇集了前两本书的优点，而且编得很系统，所以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学里边非常流行，凡是数学拔尖的同学都读，叫作“开小灶”，不过我没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在准备跳级统考，课业太重了。
上高中以后，大家就开始看点英文的课外读物了。起初看些简单的，比如TalesFromShakespeare（《莎士比亚故事集》），当时译成《莎氏乐府本事》，作者是19世纪初年英国文学家CharlesLamb，他把莎士比亚的剧本编成故事，等于是剧情的说明，写给一般读者看。不过我现在回想，学那个英文并不很合适，只不过因为在北京看过电影《铸情》（即《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以就认定了要读莎士比亚。再如德国19世纪Storm的《茵梦湖》（Immensee），一个小薄本子，很流行的，大家都看这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是开浪漫主义先河的作品。本来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来讲，故事并不值得赞美，最后主人公还自杀了，不足为训，可是浪漫主义有其浪漫主义的价值，让我们接触了一点新思路：哦，原来浪漫主义是这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本书，而且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非常好，经常向年轻人推荐，就是Gulliver'sTravels（《格里佛游记》），作者是18世纪初的英国作家JonathanSwift，可是有人往往不欣赏，觉得那是给小孩子看的。这本书是我读高二时英语老师推荐的，我现在还记得这位先生的名字，叫程君涵，鲁迅曾回过他一封信，收在鲁迅全集里。以前我看过这本书的中译本，叫《大人国，小人国》，程先生说：“唔，你可不能小看这本书。别看它是一本童话，它的文字非常之好，你们一定要很好的学习。”所以我又把这本书的英文本找来读，发现这本书的文字确实极好，非常之简洁，非常之清楚，非常之明白，很难得的。后来我在杂志上看到，二战的时候有一个有名的英国记者，驻柏林的，他在德国时间长了，英文慢慢生疏，写文章时就先读《格里佛游记》，然后才能写出漂亮的英文。的确是这样，用这本书来做英文范本非常之好，不但学英文，就是学中文也应该这样。有的人过了一辈子，可是文字好像总不太通顺，我想还是应该从写得清楚明白入手。等到年纪再大一点，我又知道，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童话，更是一部犀利的讽刺。比如里边讲大人国的皇后是大人国的第一美人，可是他一看见就觉着可怕极了，她的一根毫毛就像一棵大树一样，非常可怕，可是小人国里的人却都精致美丽。其实这是个讽刺，越是大人物越丑，越是小人物越美，可惜我读的时候太小，不大了解这些，只是看热闹，除了表面上清明如水的文字，还不能体会其中深层的寓意。
3。逃离“修道院”
1938年春天，日本人攻占徐州，武汉的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因为长沙离武汉比较近，许多学校都搬家了，像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成立的临时大学搬到昆明，中大附中就搬到了贵阳。
过去有句形容贵州的俗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我在贵阳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个晴天，除此以外天天都下雨，细细的毛毛雨不断地下，所以我对那三个晴天印象非常深，日子我还记得。1939年2月4日，万里晴空，真是没有想到，那天日本飞机来轰炸，炸得非常厉害，几乎炸了贵阳半个城。接下来连续三个晴天，天天拉警报，我们就跑到山洞里躲着，印象非常深。“地无三里平”，确是实情，贵州除了山就是山，而且什么都种不了，那真是穷山恶水，所以非常之穷。明朝旅行家徐霞客的游记写过贵州，后来丁文江，他是我们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了，也写过贵州游记，非常逼真而生动。他说，贵州的穷你想象不到，贵州任何一个小饭铺只有两种东西可以下饭：一碟盐巴，一碟干辣椒，真是穷得要命。
为了躲避轰炸，我们在一个叫马鞍山的山里念书，离城里相当远，就更闭塞了。一来物质生活十分艰苦，衣服没有新的，冬天都不穿袜子光着脚，二则精神生活也很单调，等于与世隔绝，给我的感觉就像修道院一样。宿舍里是上下铺，住得满满的，早上一吹号就得起来军训，吃完早饭上课，上午、下午都上课，晚上自修，到了9点半钟熄灯睡觉。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念教科书，课外读物几乎没有，学校图书馆的书就那么几本，而且信息不灵通，顶多就是看看一两份报纸，知道一点新闻大事，不像战前在北京有那么好的条件，可以去北京图书馆，可以逛书店，可以看电影、看戏，接触很多东西。中大附中的教师还是高水平的，…》小说下栽＋。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