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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准时飞达埃及11个机场及雷达站的上空，在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奠定了整个战争胜利的基础——埃及空军在地面就被炸毁殆尽。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军队也受到了类似的致命打击。
阿米特在局长任期内，还针对这一时期刚刚露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为摩萨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后来当阿米特退休时，大多数西方情报机构的首脑都致信给他，高度赞扬了阿米特的情报局局长生涯，认为他成功地遏制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并为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有效防范的典范。
“六日战争”前的“准外交”活动为摩萨德以及阿米特赢得了无比的荣耀，但另一次“准外交”活动的参与，却让阿米特最终丢掉了摩萨德局长的宝座。
1968年3月，摩西·达扬想秘密访问伊朗，与伊朗国王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谈。鉴于摩萨德负责与伊朗方面的关系，于是达扬找阿米特替他作出安排，并要求阿米特对其行踪严格保密。阿米特局长满足了这位国防部长的要求，但却将“密”保到了以色列总理的头上。艾希科尔总理发现此事后怒不可遏。尽管他极为欣赏阿米特的情报才能，并认为阿米特丝毫不逊色于前任伊塞·哈雷尔，但还是没有让他连任摩萨德局长。
力量蕴藏在弱点之中的兹维·扎米尔
1968年夏季，以色利情报界爆出了冷门：战绩斐然的情报专家梅厄·阿米特，未能像其前任的哈雷尔那样连任局长，而毫无情报工作经历的兹维·扎米尔将军，却接替他成为摩萨德第四任局长。
兹维·扎米尔1925年出生在波兰。出生7个月后，他便随同父母迁居巴勒斯坦。1942年，17岁的扎米尔参加了帕尔马赫冲锋队。1946年，他在奉命为沙伊德一次偷运军火行动放风时被英国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继续在犹太军事组织工作。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他指挥一格旅团，承担了打开通往耶路撒冷通道的任务。
1950年，兹维·扎米尔成为高级军官进修班的教员。1953年，他又到英国高级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步兵学校校长。1956年，他在国防部训练司令部担任高级军官，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曾在西奈战场任某旅旅长。1957年、扎米尔离职去希伯莱大学攻读文科学士学位，学业完成后被晋升为准将，并主持训练司令部的工作。1962年，他担任了南方司令部的领导职务，成为以军独挡一面的前线指挥官。在此期间，他曾几度身入加沙地带所谓“恐怖分子老窝”进行侦查。1966年7月，扎米尔又被任命为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扎米尔虽然没有情报工作经历，但在艾希科尔看来，扎米尔的力量却恰恰蕴藏在他的弱点之中。在过去的20年里，摩萨德一直是由自命不凡的间谍大师当家，无论是伊塞·哈雷尔还是梅厄·阿米特，都是说活算数的超级强人。这些行家里手在情报工作方面的高效率固然可去，但当这种高效率影响到政治家们的决策时，他们宁可挑选一个更为听话的人来担任情报总管。摩萨德首脑毕竟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家，他们不过是为政治家们执行任务的工具，而工具就必须用起来得心应手。
从外表看，扎米尔秃脑门、招风耳，身材修长，几乎有点干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可能患有胃溃疡或胃下垂之类的疾病。他不苟言笑、离群索居，据熟悉他的朋友说，他“在家时总是独自呆在地下室里”。总之，扎米尔谈不上魅力，是以军中缺少风采、毫无情趣的人物之一。
在就任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一职期间，扎米尔负责从英国购买军火的所有事务。同英国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使扎米尔受到了绅士风度的熏陶，以致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透露出一种英国上议院勋爵们所特有的那种潇洒风度。他这种衣冠整洁、服饰讲究的气质，与穿着随便、不休边幅的以色列特工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会显得格外招眼。但扎米尔却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即使率领特工队行进在40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中时，这种风度也不减分毫。
兹维·扎米尔就任摩萨德局长时，恰值法国刚刚宣布了对以色利实行武器禁运令，因此摆在新局长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为“纺织厂”（这是以色列迪莫纳核反应堆的对外名称）搞到铀。这可关系到以色列核武器研制成败的大问题。
因此，在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为武官扎米尔举行的离任告别宴会上，当年轻的肯特公爵问起扎米尔将有何高就时，扎米尔以其特有的幽默回答说：“我将进入纺织工业。”
扎米尔上任后，立刻从阿米特手中接过了搞铀工作。早在哈雷尔下台前夕，这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为以色列制造原子弹搞铀的工作，在经历了摩萨德前后三任局长之手后，最终在扎米尔手中完成。扎米尔在担任摩萨德首脑时的最大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他冲破了法国人的武器禁运，使“舍尔斯贝格”运铀货轮“改变航向”，200吨氧化铀矿石被偷运到以色列。此外，窃取法国“幻影”歼击轰炸机蓝图的任务，也是在他手中最后完成的。
另外、扎米尔在摩萨德局长任上还有两项引起世界瞩目的功绩：一是成功地实施了将5艘导弹快艇，从法国海港里偷出并运回到以色列的“诺亚方舟”行动；另一项则是遍寻世界，将“黑九月”恐怖分子斩尽杀绝的报复行动。
自豪的将军局长伊扎克·霍菲
1974年，兹维·扎米尔5年摩萨德局长任期届满后，便无声无息地退出了以色列最大的情报机构。刚刚出任总理不久的伊扎克·拉宾挑选了自己的一位老熟人——伊扎克·霍菲少将出任摩萨德局长。
新总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在证明他极力回避“赎罪日战争”的阴影。在一年前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由于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大意而使得以色列在埃及、叙利亚等国的突然进攻面前被打得措手不及，从而丢尽了情报部门的脸面。因此拉宾总理决心挑选一次与这次奇耻大辱毫无关系的人，来出任新的摩萨德局长。
霍菲是以色列高级将领中唯一的在战争爆发起前，极力敦促其上司注意叙利亚部队调动的将军。他当时正担任北部军区的司令，在预感到战争局将爆发后，曾请求增援他的坦克和炮兵部队，但是这一请求却未受到理睬。
战争爆发后，突遭袭击的以军在初期陷入了被动，但霍菲将军及其手下的部队打得异常英勇。他们顽强地阻止住了叙利亚军队的凶猛进攻，并很快就收复了谢赫山和戈兰高地，甚至打到了叙利亚境内。因此，在这次让以色列人丢尽了脸面的战争中，霍菲变成了少数能为其行动感到自豪的人。
霍菲建国前也曾加入过帕尔马冲锋队，并且参加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作为一名伞兵指挥官，霍菲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参与了以色列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几次冒险行动。当时的空降旅旅长就是后来当上了以色列国放部长的阿米尔·沙龙将军。
1965年，霍菲在西奈半岛当过空联部队副司令。之后，他作为一名制定计划的高级官员，参加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准备工作。1968年，霍菲晋升为准将，随后又晋升为中将。
1974年7月，脸圆体胖的霍菲离开了部队，只有少数知道他是到摩萨德当局长去了。由于摩萨德局长的任命及行踪从不见诸报端，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从此便销声匿迹了。严格地讲，霍菲并不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对他非常的尊敬，这主要是出于对他在工作中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勤勉和认真态度的敬佩。
伊扎克·霍菲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协助政府成功地开展了秘密外交活动。
阿米特为摩萨德开创的“第二外交部”的传统，一直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拉宾就赋予了摩萨德一项新的任务；协调他同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秘密会晤及其他官方接触。这些都是以色列外交政策中最敏感、最机密的一面。
1975年3月，摩萨德安排侯赛因国王和拉宾总理，在两国边境线上尘土飞扬的阿拉瓦平原进行了会晤。双方会谈的情景都被摩萨德用隐藏的摄像机和窃听器录了下来。有关这次秘密会晤的录像带、录音带及文字材料，到现在还被锁在以色列政府的档案馆内。
随后，摩萨德又受令安排了拉宾总理秘密出访摩洛哥。1976年，以色列总理乔装打扮，头戴假发，取道巴黎飞抵拉巴特。拉宾总理请求哈桑二世国王设法说服埃及总统萨达特坐到谈判桌边来。
虽然这次出访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是以色利和摩洛哥之间的秘密合作却得到了发展。摩萨德取得了与中央情报局同等的权利：他们的特工可以在国王的领土上自由行动，其中包括与可能有用的阿拉伯人来往、建立无线电侦收站以对北非各国的行动进行电子侦察。而摩萨德所给予的要求是，就摩洛哥国内安全事务，向国防部及其高级官员提出建议。
霍菲还继续执行着以色列传统的“外围战略”，但有一点已变的更加清楚：以色列需要与阿拉伯国家本身发展关系。不久，摩萨德与约旦秘密警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交换有关共同敌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绝密情报。此后，摩萨德曾多次向其传递了巴解组织企图刺杀侯赛因及其内阁部长的阴谋计划。
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工党中政客们都把“利库德集团”（当然包括贝京本人）看作是一个“会把阿拉伯人吞掉”的恶魔，一个会挑起以色列与其邻邦之间可怕冲突的战争贩子。但贝京却让人们相信：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就在他上任几个星期后，一项试图与以色列最大敌人埃及和解的计划便开始实施。贝京一心想实现其前任一年前访问摩洛哥时未能实现的目标。
作为该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摩萨德局长霍菲、副局长戴维·金奇被称为和平使者派往摩洛哥。在伊弗兰宫中，霍菲见到了与世隔绝的哈桑二世，并使国王同意作为东道主，促使一次埃及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罕见的会晤。
就在当天，埃及副总统哈桑·托哈米和情报局局长迈勒·哈桑·阿里将军，应哈桑国王之邀来到了摩洛哥。在伊弗兰王宫，摩萨德首脑与埃及副总统进行了秘密会晤。由于此次行动是极为机密的，就连身为埃及情报局长的阿里将军也被拒之门外。阿里当时差点给气疯了。回到埃及后，阿里向萨达特大肆抱怨托哈米故弄玄虚，没想到埃及总统却大笑起来。据阿里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见过总统这样大笑过，而且直到这时候萨达特才对情报局长讲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霍菲的摩洛哥之行，摩萨德的一份秘密报告出现在贝京总理的办公桌上，贝京阅后吓了一条跳。报告指出，1977年4月，卡扎菲同在利比亚首都的苏联克格勃特工达成一项协议：利比亚将向苏联提供舰船停靠安全和飞机着陆权，以便他们能向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苏联方面则负责向利比亚派遣一支克格勃特工部队，并负责训练巴勒斯坦、德国和日本的恐怖分子。而这些恐怖分子的刺杀目标，就是被卡扎菲称为“阿拉伯事业的叛徒”的埃及总统萨达特。
以色列方面很快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埃及情报部门。埃及人起初不大相信，于是向利比亚边境地区派出侦察机，他们在一块绿洲中果然发现了摩萨德所说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1977年7月25日，埃及特种部队摧毁了那个克格勃基地。萨达特随后向耶路撒冷表达了谢意。
摩萨德送出的这把火，终于融化掉了以埃两国的最后一块坚冰。
8月27日，埃及外长赛义德·马雷访问了罗马尼亚，而贝京总理在摩萨德的巧妙安排下，“恰好”也在同一天访问了该国。这对中东天敌在布加勒斯特的秘密会晤，将两国的和解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77年9月，摩萨德又为以色列外交部长德西·达扬的最后冲刺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9月中旬，埃及副总理托哈米乘飞机来到了摩洛哥。此时，达扬也正准备前往美国，进行他出任外交部长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9月16日，达扬乘坐的飞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作短暂的停留，与北约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举行了会谈。下午4点30分，一支摩托车队护送他来到机场。比利时航空公司的一辆贵宾专用轿车已经恭候多时，准备把达扬及其夫人直接送到即将飞往纽约的DC…8型客机下。然而，达扬却拒绝享受这一特殊优待，决定步行登机。
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最后一刻，一辆黑色雪铁龙DS型轿车突然疾驰而来，又嘎然停在了转机旁。此时，达扬正站在舷梯旁尚未登机。已在机场卫生间化妆的达扬，此时带着一副特大的太阳镜和假胡子，帽沿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两名身者便衣的摩萨德特工将他拥进了轿车，随即驾车拐上了另一条跑道，一同登上了摩洛哥空军的一架飞机。当飞抵纽约的飞机上只走下达扬夫人一个人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拼命地寻找达扬的踪迹。而此时他早已在摩洛哥，开始同埃及副总统托哈米会谈了。托哈米转达了萨达特总统的问候，并通告了总统同贝京会面的唯一条件是：以色列政府必须声明，同意把已占领的西奈半岛还给埃及。
翌日，达扬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巴黎，但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数小时后，他飞往特拉维夫，晋见了贝京总理。9月18日，达扬乘坐一架飞往纽约的班机，准备去美国同夫人会合。当班机在苏黎世的机场中途着陆时，达扬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会晤了来自开罗的一名代表，向他转达了贝京的承诺：以色列愿意归还西奈半岛。这一信息的传递，为两个月后萨达特总统对耶路撒冷的历史性访问铺平了道路。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访问了以色列，标志着埃以两国走上了和解的道路。
尽管摩萨德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同埃及和解的全过程，但对于这些内幕却一直秘而不宣。1980年，萨达特第二次访问以色列，副总统托哈米陪同前往。在欢迎宴会开始前，霍菲与托哈米见面时候好像互不认识，只是象征性地握了握手，甚至连头都没点以下。
当时在场的一位以色列电视台记者，他完全了解正是这两个人在摩洛哥的秘密会晤，发起了中东和平进程。他用肘轻轻碰了一下霍菲，悄声说道：“不用装腔作势了，这已经载入史册了。”
霍菲领导摩萨德进行秘密和平外交的同时，也进行着反恐怖主义斗争，而后者则在非洲的纵深地区达到了成功的顶点。
1976年6月27日，两名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和两名西德“都市游击队员”劫持了一架法航客机。恐怖分子最后将飞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飞机上共有二百五十多名乘客，但是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却从中挑选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作为人质，而将其余的乘客释放了。
为了营救人质，摩萨德策划了史无前例的“霹雳行动”。1976年7月3日夜晚，空军的3架“大力神”运输机载着几十名“塞雷特”突击队员，在飞2000公里后悄无声息地降落在该机场。几分钟后，突击队员立即冲进了旅客候机室，干掉了全部恐怖分子，救出了人质。
这是一次令人惊愕的成功。尽管它与1972年特拉维夫卢德机场的营救行动极为相似，但行动却更大胆，奔袭距离更远，并且是在敌国作战。以色列特工突袭乌干达的成功，恰恰发生在美国国庆节（7月4日）的前一天晚上。全世界都在为这次辉煌的成就而轰动，以至于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也显得黯然失色。
在这一时期，摩萨德还密切关注着伊拉克人的核工程计划。
1978年，摩萨德利用美人计成功地获取了伊拉克核机密，随后先是派特工去法国炸毁了为伊拉克生产的核反应堆，又为以色列空军提供了准确情报，使之一举将伊拉克建设中的大型核反应堆“塔穆兹1号”夷为平地。这一行动的成功，使以色列继续成为中东唯一的核国家。
霍菲在摩萨德局长任期内所作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与黎巴嫩长枪党民兵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黎巴嫩是以色列北面的邻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起了军事基地，用以色列的话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中之国”。巴解组织对以军的炮击和对以色列边境的骚扰令以色列极为恼火，于是，以色列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略。
黎巴嫩是中东阿拉伯各国中唯一不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因为该国只有51％人信仰伊斯兰教，而49％的人则信仰基督教。黎巴嫩的穆斯林及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与基督教派之间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于是，为共同对付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阿曼）自1974年起，就与黎巴嫩最大的基督教民兵组织——长枪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81年，贝京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命令霍菲扩大并加强同长枪党的联系，而作为以色列最好战的国防部长沙龙则走得更远，一直策划着与长枪党联手，试图将聚集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一举歼灭。以色列陆军和空军也摩拳擦掌，期待着采取报复行动。
摩萨德最初反对军事冒险行动，认为这将导致以色列军队直接面对驻扎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但沙龙坚持认为，这一行动将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令人奇怪的是，一直同沙龙唱反调的霍菲局长，最后竟然同意了沙龙的观点。
1982年6月3日，以色利驻伦敦大使在出席一次外交宴会后，遭到巴勒斯坦人的伏击，成了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为沙龙的入侵提供了借口。6月6日，以色列军队越过边境，大规模入侵黎巴嫩。这完全是一次战争行动，但以色列军方却为之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加加利和平行动”。
战争并没有像沙龙事先保证的那样，以闪电战一举解决问题，而是遭到了巴解组织战士和黎巴嫩穆斯林的顽强抵抗，闪电战的梦想化为了长达数月的消耗战。尽管在以色列军队和美国人的扶持下，贝希尔·杰马耶勒登上了黎巴嫩总统的宝座，但三个星期后，新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