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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伯娘出现，把顺恩嫂接进屋里，作者的透镜焦距就突然缩短。于是我们看到两老妇最细微的动作，听到她们最微弱的叹息。而从她们对白内容，我们得以一窥李家衰败的实际详情。直到接近小说末尾 ，罗伯娘和顺恩嫂到院子里去见李少爷，镜头焦距又遽然伸长，于是我们再一次看到一组给予整体笼统印象的景象画面。
小说里，占据大半篇幅的中间一大节对白，主动功用是供给故事情节。两老妇细谈李家衰败现况时，固然一直是用悼念的口吻，但这篇小说的苍凉悲哀气氛 ，主要还是靠首尾两次的“远景画”（或“远景艺术摄影”）酿造与传达。而结尾，比起开头，气氛又更强调一些。我们已谈过小说开头，现就让我们看看此文结尾。
《思旧赋》的主角，看起来好像是顺恩嫂和罗伯娘两个老仆，实际上却是李长官这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与其所影射之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一个看不见的抽象观念。而作者将此抽象观念 ，予以具体化：表之于物者，即残破的李家住宅——这便是小说开端“远景画”的正题。表之于人者，即变成了白痴，与现实脱节的李家少爷——这便是小说结尾“远景画”的正题。
作者虽没确实说明，我们却可推测，这个少爷是李家惟一的男儿子，惟一可赖以“传宗接代”的人。而他之变成白痴，变成废人 ，不能传宗接代，象征李家的“绝后”，与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征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与传统文化的无人“接棒”。作者对此即将完全断绝的“过去”，既然满怀怆然之悼念，他便在小说末尾，把这个与现世完全隔离的白痴，安置在一个仿佛亦被现世遗忘了的苍凉荒芜的境界。
如此，当罗伯娘搀着顺恩嫂走进院中，“院子的小石径上，生满了苍苔……石径两旁的蒿草，抽发得齐了腰 ，非常沃蔓，一根根肥大的茎秆间，结了许多蛛网，网上黏满了虫尸”。她们走到石径尽头，“顺恩嫂才赫然发觉，蒿草丛后面的一张纹石圆凳上，竟端坐着一个胖大的男人，蒿草的茎叶冒过了他的头，把他遮住了。他的头顶上空，一群密密匝匝的蚱蜢正在绕着圈子飞”。李家既是古文化、旧社会的象征，代表李家的少爷，当然也免不了“古”“旧”之特色，所以他“裹缠着一件臃肿灰旧的呢大衣”（多么重的负荷！）；“大衣的纽扣脱落得只剩下了一粒”（这最后一粒，就是他自己吧！）。从他那“差不多脱落尽了”的一头焦黄干枯的头发，我们可知他是个早已迈入中年的人。然而，露出的“粉红的嫩头皮”，“脸上两团痴肥的腮帮子”，以及他逗玩蒲公英花的动作，都暗示这个可怜的少爷，由于无法逆着时代潮流独力担当持续传统的大任，同时又不肯接受“这个时代就此完结”的残酷现实，而躲避到白痴世界，回返到婴童的心理年龄。
李少爷起先没认出奶他长大的顺恩嫂。他只“张着空洞失神的眼睛，怔忡的望着”。但当顺恩嫂凑近，在他耳边再轻唤他了声，“突然他咧开了大嘴，嘻嘻的傻笑起来 ，口水便从他嘴角流了下来，一挂挂滴到了他的衣襟上”。顺恩嫂替他拭口水，“忽然张开瘦弱的手臂，将胖男人那颗大头颅，紧紧的搂进了她的胸怀”。她呜咽干位，轻唤着他，“干瘪下塌的嘴巴，一张一翁在抖动，一声又一声，凄症的呼唤着”。
小说最后一段，由三四行文句组构的一幅生动远景画面，特别成功地酝酿出广漠苍凉的气氛：
一阵冬日的暮风掠过去，满院子里那些芜蔓的蒿草，都萧萧瑟瑟抖响起来，把顺恩嫂身上那件宽大的黑外衣吹得飘起，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罗伯娘伫立在草丛中，她合起了双手，抱在她的大肚子上，觑起眼睛，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寒风把她那一头白麻般的粗发吹得通通飞张起来。
这段文字里，埋伏着隐约的死亡象征。罗伯娘“白麻般的粗发吹得通通飞张起来”。这句话，创造出一个意象，使人看到死亡的白网，在头上飞张开来。而顺恩嫂，“宽大的黑外衣吹得飘起，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也给人类似印象，觉得看到死亡，或败亡，覆盖了少爷，覆盖了李家，覆盖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事实上，作者在小说一开头，就小心经营制造这里的黑白死亡象征。头一段，作者描写顺恩嫂，就特别留意勾绘她这件黑外衣：“披着一件黑色粗绒线织成的宽松长外套，拖拖曳曳，垂到了她的膝盖上来”，连她携带的包袱也是黑色的：“她的左手弯上，垂挂着一只黑布包袱”（内包白蛋）。而罗伯娘一入场，作者也特别把她那一头蓬乱白发，比喻为“白麻织成的网子一般”。
但这篇小说里最明显的死亡象征，当然还是李夫人事实上之病亡。她的病亡，正如少爷之变成白痴，影射李家的崩溃，传统社会文化的崩溃。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李夫人死前说了一句话：“好冷。”，以象征含义来解释，促使她死亡的，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瓦解的，就是我们现今这一个“好冷”的世界——这个冷酷的，机器般的，为物质与功利而舍弃人情温暖的工商业社会。
然而，李夫人的死，另又牵涉到一个不大容易解说的问题，即隐匿在这篇小说里的那么一点“超自然”（Super natural）含义。首先，我们注意到，顺恩嫂和罗伯娘都相当“迷信”。一见久别的顺恩嫂，罗伯娘大喊一声“老天爷”，便说：“我的左眼皮跳了一天，原来却应在你身上！”顺恩嫂得知李夫人死前，最后说了一句“好冷”，便恍然大悟他说，难怪她一连三夜梦见夫人向她招手，要她拿件风衣来给她穿。得到夫人去世消息时，顺恩嫂在台南“烧了两个纸扎丫头给她老人家在那边使用”。当她得知李家衰败的现况，两次喊“造孽”，罗伯娘则喃喃批评：“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
这样的言谈与思想，当然，完全符合中国旧社会人物的实际情形，而构成十分成功的“写实”。但我认为作者除了写实目的，另又有玄妙含义，隐然向我们暗示，天地之间，蕴育着某种不能解释的，非理性的神秘力量，控制着人类命运。不论是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或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一旦被这命运之神（或魔）烙上“孽”的标印，就不得不走上败亡之途，无可挽回。而作者这种玄奥观念与暗示，使《思旧赋》这篇小说又增添一份神秘不祥的恶兆（ominous）气氛。细心敏感的读者不难注意到，作者描写两老女仆，特别赋予她们一些常人想像中的“巫婆”特征：顺恩嫂背脊佝偻，“两片嶙峋的肩胛，高高耸起，把她那颗瘦小的头颅夹在中间”，双手“鸟爪般瘦棱”，手弯上垂挂一只“黑布包袱”，裹在“一袭骨架”上的黑色宽松长外套，在风中抖索。她“嘴里喃喃念念”，“瘦小的头颅前后晃荡”，来到李宅，她在后门厨房窗下试叫一声，于是，“那扇幽暗的窗户里，倏地便探出了一只头来”。这个罗伯娘，也是一个“老妪”，有“一头蓬乱的白发”，脸皮“像只晒得干硬的柚子壳”。
如此，小说里这两个老女仆，一方面是有血有肉，有长处有短处，十分忠于李家与旧社会传统的现实人物，另一方面又隐隐然是一对超乎自然的，无所谓好坏的，具有不祥性质的“命运之神”（或“魔”）的随从，或探哨员。而这第二种身分，在小说里的作用，和莎士比亚《马克白》悲剧里出现的三个巫婆，颇为类似。正如《马克白》中，巫婆的玄奥对白与神秘预言酝酿出一种震慑人心，令人敬畏的悲剧气氛，当罗伯娘站在长满芜蔓蒿草的院子里，喃喃自语“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我们不禁凛然生畏，恸于人类命运之不可理喻，人类欲望之不可强求，于是，“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我们怎能不“念大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作者的另一个神秘暗示，与我刚才提到的顺恩嫂的梦有关。顺恩嫂是在李夫人病逝之前就退休的，退休后一直住在台南，依赖儿子过活。由于身体虚弱多病，这次是数年来头一次造仿，两老仆谈话间，顺恩嫂若有所思地问起夫人死时有何遗言，当她得知夫人闭目前只说了一句“好冷”，她脸上顿时充满悲戚之色，恍然大悟地点着头，凄楚颤抖地告诉罗伯娘，她一连三夜梦见夫人站在以前南京清凉山那间公馆花园的牡丹花里头，向她招手喊道：“顺恩嫂，顺恩嫂，快去拿件披风来给我，起风了。”如此，作者显然向我们暗示，顺恩嫂这天来访，是受到李夫人灵魂的感召。可是，为什么？李夫人为什么召唤顺恩嫂？离开了世间的她，又有何求？
答案是有的，就在小说的末尾。“病昏了”的顺恩嫂，一直没晓得她奶大的李少爷，由于精神失常从外国回来的事。当她得知，而随着罗伯娘去院中见他，她看见这个可怜的白痴，在如此寒冷多风的冬天，“脱了鞋袜，一双胖秃秃的大脚，齐齐的合并着，搁在泥地上，冻得红通通的”。他“正抓着一把发了花的蒲公英在逗玩，蒲公英的白絮子洒得他一身”。这个景象，和她连做三夜的梦境，暗中相对呼应，站在牡丹花里的李夫人，由于起风天冷，招呼顺恩嫂拿件披风来御寒。坐在蒲公英白絮子里的李少爷，在寒大里挨冻，默然等待顺恩嫂带给他一点温暖。梦里夫人的呼唤，正是少爷心底无声的呼唤。母亲的“灵”，就是儿子的“灵”。母亲，就是儿子。
而顺恩嫂，顺着她的恩人李夫人灵魂的招唤，来到李宅，把温暖带给了与现实脱节的少爷，使得他那“张着空洞失神的眼睛”的“一点表情也没有”的脸蛋，突然问绽开了“嘻嘻的傻笑”。梦里夫人所求的披风，顺恩嫂真的带来给了少爷：我们岂不见，她那件宽大黑外衣，被风吹飘起来，“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
然而有一点，非常具有反讽含义。就是，这件给予温暖的黑大衣，同时也正是死亡或败亡象征。作者如此暗示，惟独我们传统的人情社会，才能使人类感觉温暖。但这种社会，却因不合现代潮流，不得不败亡！
这里，含蓄着人世间的基本困境：注重精神，就导致肉体败亡；注重肉体，就导致精神败亡。而精神与肉体之间，又往往是取或舍的问题，不是常能折衷妥协的。西方工业社会的功利主义和社会的唯物理论，都只重视肉体现实，不重视或根本否认精神的存在。如此，既无“精神”的牵绊，社会繁荣得快，国家兴盛得快，一般平民的物质生活水准也很快提高。不幸的是，组合成社会国家的基本“个人”，却失去“心”，失去“清”，只是“肉”，只是“物”。人间变得“好冷”，人类心灵无法沟通。人，成了养得健康硕壮的行尸走肉。反之，我国传统的文化，与传统社会观念，一向偏重精神，偏重“清”，而十分漠视或轻视肉体现实。于是人间充满温暖；人，由于能够自别于动物和无生物，也就是说，因为是万物之“灵”，而能保持一份做“人”的光荣与尊严，但，正如一个人不能单靠精神过活，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在长期漠视肉体现实的情形下，必然因贫血而不支倒下。难怪残破的李宅，位于“南京”“东路”，而房子大门柱上的一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
白先勇的冷静头脑，清楚明白，我们如果要在现世活下去，就必须接受肉体现实，重视肉体现实。然而他那痴情的心，却固执不肯放弃他显然认为比生命更可贵的“精神”。所以在他小说创作中，我们常可感觉到肉体与精神之间又强又紧的张力。他的人生观显然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完全是和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我看过一篇登在香港某杂志上的讨论白先勇小说的批评文章，作者显然是左派，名叫李黎，论文题目是《殡仪馆的化妆师》。这“化妆师”，指的就是白先勇。李君抨击白先勇的小说题材与小说人物，并特举《思旧赋》为例，指责白先勇的“阶级观念”。李君十分赞成李小姐“唾弃了那个家”，也好像认为桂喜和小王两个年轻仆人，偷窃主人一箱玉器逃跑，是很应该的事。但，最使李君义愤填膺的，是白先勇把痛骂桂喜和小王的话，“塞进如此忠心耿耿的模范奴仆口中来说”，这，等于是作者“强迫被剥削的阶级也与他认同，一起来责备其他不甘于被剥削的人”。
对于这样的“文学评论”，我本来不愿浪费篇幅谈起，我之所以提及，是想用此做个引子，解释一下白先勇为什么选用两个老女仆，来抒发他的思旧怀古之情。
我已相当详细地讨论，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二老女仆，而是李长官家庭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而李家既影射传统社会文化，那么，忠诚悼念传统社会文化的人，就不能是李家自己人，却又必须是十分忠于李家的人。这样的人选，没有比旧式家庭的老忠仆更适当的了。
而顺恩嫂和罗伯娘，正如美国“南方文学”里几个有名的黑人女仆，像《声音与愤怒》中的笛尔西（Dilsey），或《飘》里的“嬷嬷”（Mammy），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的身分是卑下的“奴”。她们只觉得自己是帮助主人做工的朋友，而在这种身份中保持着一份尊严。于是，在她们心目中，主仆之间的恩情，价值远甚于抽象的“人权”观念（正如今日妇女，虽明知“女权”道理，却还为“情”自甘受缚）。我们一般人，谈到美国南北战争，常以为南方人是压迫黑奴的“坏人”，北方人是解放黑奴的“好人”。这实在是曲解了历史。南北战争的真正意义，是北部工商业社会与南部农业社会之争。美国有一大派历史学家，以查里斯·毕亚德（CharlesA。Beard）为首，坚持认为南北战争的成因是经济性的，成果是政治性的，而黑人之被解放，只是附带产生的结果，与道德问题毫不相干。所以，北方工商业社会的胜利，并不一定就是人道主义的胜利，而南方农业社会的失败，也不能说是贵族阶级该得的报应。世界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可能是完美的。各种社会都有优点，有缺点。一个社会的存亡，与“好”“坏”时常无关，完全取决于是否合乎时代趋势，时代需要。
美国南方文学作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对于被时代潮流冲没的南方农业社会，心怀无限惦缅眷恋，我认为白先勇和福克纳的小说作品，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点我已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里讨论过，现在不再赘述，另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是密契尔女士（Margaret Mitchell）的《飘》（Gone With the Wind）。读过《飘》的人，看到里面南北军作战情形，一定比较同情南军，讨厌“北佬”。而实际上，贵族出身的南军领导者李将军（Gen。Robert E。Lee），最后虽然战败，在历史上却成为一个有名的伟人。他的高贵气质，庄重风度和崇高理想，直到今日还被人赞美称颂。这种现象，在美国如此一个只重功利只计成败的现实社会，倒是不常见的。
话已说了不少，离题也远了，就此结束。
《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
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经由对话的内容与口气活生生表现出来。在《岁除》里，白先勇确实以实实在在，自然无比，却又多彩多姿的对话，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可闻可见，十分令人怜悯令人难忘的角色——赖鸣升。
情节推展所囊括的时间，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只是除夕夜赖鸣升在刘营长夫妇家吃的那顿“团圆饭”。但因为喝酒吃饭时“话旧”，我们得知赖鸣升一生的故事。赖鸣升当了一辈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 ，现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即军队里所谓的“伙夫头”。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战争时在四川当连长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参加“台儿庄之役”，死里逃生的经验，是他记忆里最光荣、最神圣的一件生活记录。对于这段壮年时期的回忆，变成了今日年衰运外的赖鸣升藉以继续生存的惟一精神滋养。如此，十分贫穷的他，在这除夕日，却“偏偏还要花大钱”，买酒、买鸡、买蜡烛，老远从台南赶到台北，为的是和刘营长夫妇——知道他许多“过去”的老相识——守个岁，话话旧，重温一次那已经长逝的，却又因已凝成坚固记忆而依旧留存的生命光辉。
赖鸣升是《台北人》里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之一。但他不像《台北人》里有些人物那样趋干自冷。这并非因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龄身份与以前不同，相反的，这一点他倒看得相当清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国家生命的大动脉 ，他的个人命运曾与国家命运紧密维系在一起，于是对他自己怀着一个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当无情的岁月逐渐夺尽他的青春，逐渐侵蚀他的肉身，他却坚持保守那个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赖鸣升所不能面对的现实，并非从连长降为“伙夫头”之事实。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实。他不能接受的，是“时间能改变一切，无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残酷事实。而他的悲剧根结，也在于他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这个与事实愈来愈远离的自我意象；梦想着“改变”只是暂时，好像只要把倒霉的日子赶快催走，就会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赖鸣升本人，一直没觉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们读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现在的赖鸣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