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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总是此消彼长的。当突厥奥斯曼、萨非伊朗在战争中呈现出颓势之时，两河平原地区的形势就会呈现出对西北方面有利的态势，‘萨非伊朗’还能不能坚持打下去也是个疑问了。
十月，两河会战局势急遽转变。
波斯湾北岸岬角的‘阿巴丹’是‘萨非伊朗’的重要海港，联结着‘萨非伊朗’在波斯湾东西两岸的国土，尤其是在西北已经占据了‘报达’的情形之下，‘阿巴丹’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平虏军利用起雾、涨潮的时机，由‘和尔木斯水师’突然发起登陆行动，同时五万骑兵佯动到卡伦河口的‘阿瓦士’。经一日激战，和尔木斯水师袭占‘阿巴丹港’。‘阿巴丹港’失守，平虏军从‘报达’长驱直下，南面波斯湾，几乎切断了‘萨非伊朗’东西联结的中轴，是为萨非伊朗最大的挫败。
萨非伊朗派遣在两河会战的各部队，要么沿波斯湾海岸撤往南方腹地，要么就是穿过平虏军并不‘严密’的防线，撤往东岸。这时战局已呈崩溃之势，萨非伊朗的前方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追击的平虏军给予萨非伊朗军侧背的威胁极大，再无兵力可以抽调应战。
溃败的军队，乱哄哄的，大部分军械丢在路边，扔到河里。少数还能带着军械撤离的士兵，也是到了歇脚点，倒头就能睡着了。兵败如山倒的时候，甚至连个岗哨都没有。大多数溃散的萨非伊朗士兵惊慌失措，极度困顿，一听到马蹄声，就如惊弓之鸟一般四处逃散，只留下一地狼藉。
至此，继库尔德斯坦会战、亚美尼亚会战之后，两河会战也行将落幕，西北幕府内部已经在讨论建置‘两河行省’‘毛夕里行省’和‘报达行省’等等，分划省界疆域，遴选省府（州）县的正印佐贰官员和胥吏，流官与土官的平衡等等，如此种种，又是一番喧扰争斗。
大局已定，西北幕府在这一回合的交锋，不仅让突厥奥斯曼、萨非伊朗伤了元气，而且得到了实利，成功夺占了几处兵家要地，西北在全局形势上愈发有利，地利、人和都已齐备，在西域的战事也是该消停消停了，毕竟几场会战打下来，西北消耗了多少物力、财力，损耗了多少牲畜军械，就是以西北储积之富，也是颇感吃力了——西北也想息兵罢战，休养生息一番了，接下来就是三方和议，败者慢慢儿躲回家去舔舐伤口，胜者也得歇口气，再考虑其他的方向。
西面是一派海晏河清，几场会战打下来，至少可得三十年太平。
喧嚣之后的西北，慢慢沉寂下来，蓄力养士，用心储积，等待着下一次的爆发。
第六章（三）潼关！潼关！
德澧直隶府。
将南方七大总督区纳入西北版图数年之后，平虏公雷瑾在甘霖十六年冬十月南巡，第一次携夫人及其他公府姬妾入驻‘德澧’的原莫卧儿皇宫，建置行辕。
入城礼仪自然是无比隆重显赫的，夜宴连台是不须说的，西北幕府在南方诸行省的高级文武官，除了缅地三大总督以道途遥远，雷瑾事先就有谕令其地总督守土勿来之外，其他皆齐聚‘德澧’，排班觐见，一一述职，喧喧扰扰好几天才算一个完。
治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对任何君主而言，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雷瑾在治国理政上其实并不是那么勤力的人，而且他的治国理念乃是儒法道百家杂之，霸王道兼有，但比较偏于黄老无为之道，也强调施政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及‘圣人不言而民自化’，当然其含义不完全是儒家或者道家的传统解释，而是以雷瑾的解释为解释。其实，也就是在法理上和事实上厘清划定了官方与民间的大分野，俾使官民各守本分，各司本业，既各自相安，又彼此相辅相成；另外西北还秉承雷瑾之意，明文承认了民间在某些事务上的自主之权，官方不能再直接插手——虽然民间的某些自主之权，一直以来都是各方默认的既成事实，但却只是潜在的规则与惯例，中央官员和地方守令随时可以耍无赖，否认官民共识的存在，因为法无明文，查无实据。西北一改旧例，明文承认民间某些自主权力的存在，其好处当然就是从此省了官府的事儿，省了官府的人力，省了官府办差人等的粮饷，再说也尽量减少了官吏设置，亦是与民休息的恤民之举，更局限和堵塞了当今与后世的官吏们某些可能的贪贿之路，‘事’和‘权’总是相依相伴的，管的‘事’越多，‘权’自然也越大，若是没有了‘事’，自然就无‘权’可言，而无‘事’则无‘权’，官吏又焉能有借口上下其手贪墨索贿哉？
虽然说在用人任事以及赋税、军队上，雷瑾会相对抓得紧一些，在其他方面他就放得比较松了，但也并不是真的就无所作为——雷瑾曾经对世子雷浩说过‘亡国非一人之罪，治国非一人之力’，治国理政当思集大众、合群力、统人心之法，也就是‘放权于下，垂拱而治’，良好而充分的分权和放权其实也意味着良好的集权，或者说在信任与监察督导架构良好的前提下，对臣僚充分的授予权力、赋予权力是西北幕府走到今天的保证。‘犯错也该是他们（臣僚）犯’，雷瑾有是语。
南来‘德澧’直隶府，这还是雷瑾主政西北以来，第二次大张旗鼓的‘南巡’。上一次大张旗鼓‘南巡’，其实是在‘塞外秋猎’发动之前，一次主要针对北方鞑靼‘鄂尔都司’万户吉囊的佯动和欺骗，同时也是对云贵四川地方上那些不肯安分者的一次大清洗，安内攘外，双管齐下。而这一次南巡于天竺故地，实际上也是一种安抚南方形势的政治手段。因此，在南方诸行省高级官员排班觐见之后，雷瑾又连续接见南方的土邦王公、各教派的首脑人物以及驻守南方各部队的一些将校，一时都不得闲也。
雷瑾在德澧直隶府足足停留了一月有余，这才动身前往‘榜葛剌’直隶府、‘师子’直隶府等地巡视——
这除了处置各项军政公事以外，也是因为平虏公府在德澧附近拥有大量的土地，德澧府治下属于公府名下的各种庄园坞堡、作坊工场、商铺字号，大概连雷瑾自己都搞不清数量，也是需要一点时间走走看看，以做到心中有数。
雷瑾多年治国理政，在作育人才上，已经逐渐摸索形成了一整套长期不懈的选才、用人、任事、考核、考察、观察、考验、评估、审查的成熟章程，薪火相传的后备接替人，如同一茬接一茬的庄稼，三两年就是一茬儿冒头，不断的培养提拔，不断的汰选择优。就如同大浪淘沙一般，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其中的优秀者自然是破格提拔予以重用，而不合式者则打入另册，仕途之路自然也是差不多到头了，以后再难有大的进步，除了苦熬仕途资历慢慢晋升或者其人突然开窍大器晚成之外，打入另册者将难以再次获得上层的青眼和关注，重要以及关键的职官差遣亦将几乎与他们无缘，他们也几乎不会再有破格提拔的机会。同时，这套选才用人的章程，还不仅仅局限于官场之中，而是在西北各行各业中，都在有意识的和主动的推行这套选才育才章程，虽然不曾大张旗鼓，但也着力甚深，其目标显然是要一批接一批、一茬接一茬地培养、储备、造就、汰选出各行各业挑大梁当重担的精英人才，避免出现任何青黄不接的情况。就是平虏公府名下所属的各种私家产业中，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行着这套选才用人的章程，而在南方七大总督区，在公府名下的营生产业中，就有着相当多已经被列入观察名单的商事经营方面的几批后备人才，雷瑾既然来到了南方巡视，自然也是要看一看，相一相，把把关的，为的是确保能够通过这种对人才的选拔、任用方式，达成对公府名下的南方各产业实施有效控制的目的——泰阿倒持奴大欺主的局面，或者欺上瞒下的行径，初始的原因和主要的原因都在于上位者识人不明、用人不当。用好了人才，用对了人才，事情也大多能够遂心如意——对于人才，长期、持续、细致、深入的多方面考察和实际事务的考验都是必要的，但面对面的审视观察也必不可少，正面、反面、侧面、背面，公开以及秘密的接触了解，甚至一己之好恶，都是识人用人的基础。
雷瑾在德澧的一个多月，日理万机之余，还断断续续抽出了不少时间陪着一干夫人姬妾，一起巡查了平虏公府名下以及内眷们各自名下在德澧的产业字号，除了香料、茶叶、粮食的种植园和作坊工场之外，雷瑾其实主要是看桑园、蚕园、丝绣工场，毕竟生丝除了织造绸缎缣帛之外，还可以制造弓弦、制造纸甲、练甲以及战袍、衬里、旗帜、披风、油绸等等。就是纸甲，虽然主要使用绵纸、纸筋制造，但也需用到丝料，纸甲其实就是简装的练甲，也是缺不得生丝料的。因此，雷瑾有理由看重并关注这些个事。当然，雷瑾另外还着重看了看德澧附近的铜铁矿山，这也是征伐四方不可缺少的军国储积物料，倒是钱庄银号仓场货栈水陆码头之类赚钱的商铺字号，他没怎么在意。雷瑾在巡查中主要看的就是人，形形色色奔走做事、听命执役的人，各产业字号的掌柜、执事、主管和列为后备的人才，能力如何，品行怎样，潜力怎样，是他深为关注的——大事业要想蒸蒸日上，关键在于知人得人、信而善用。平虏公府历年积累生发的产业家当已经相当庞大，如果没有大批人才竭力经营主持其事，衰败起来也是很容易的，自然不能轻忽，况且雷瑾也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私家产业的经营，也就只能在选人用人上作足文章了。多年执掌权柄历练出来的心胸城府、眼力和威势，也足以让雷瑾有自信看透这世间绝大多数人的深浅底细，虽然汰选择优、陟罚臧否的，仅仅只是对自家名下庄园作坊工场的掌柜执事仆役之流而言；并不是什么军国大事，但为自家的私事，上点心思，也是人之常情不是？治国平天下固然是大事，修身齐家其实也不小，公而忘私与大公无私，未必就有多么伟大，此等悖逆人性之常的事，上下数千年又有几人可以真正一生奉行不悖，到死也不错半点主意呢？公私分明都已经勉乎其难了也
闲话略过不提，尽管雷瑾南巡，并没有明说用意，但有心人都能够看出来，公爷很是着紧南方七大总督区的局面，而这么着紧在南方七大区的部署，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从北到南，天灾频仍，旱灾、蝗灾、地震、鼠疫，三四十年来频频爆发，触目惊心，还有愈发苦寒的气候，农耕艰难，北方甚至有不少地方的农民已经弃种原来的冬小麦而改种春小麦了，原因不过是天候太冷，冬小麦不出粮或者少出粮，还不如春小麦靠得住。西北虽然这些年大修水利，但大量田地粮食减产也不可避免，毕竟农耕收获，除了水、肥、劳力、畜力、农学要术之外，天候过于寒冷也会造成粮食减产。
西北休兵息战的几年间，虽说府库储积渐渐充足，兵士养锐也有多年，粮秣具足，已堪一战，然而面对北方灾害频频的艰困局面，这战端也是不好贸然发动的——好战必危，指的就是这种状况——看起来可堪一战，实际上却是隐伏着重重隐患，弄不好就是后院起火难以收拾，忽剌剌大厦崩塌，譬如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前秦君主苻坚，决意南征之时何等意气风发，数十万大军号称可以‘投鞭断流’，然而淝水一战，大败亏输，前秦王朝就此一蹶不振，旋即泯灭在群雄争逐之中，便是明证。
如此一来，南方七大总督区的情势反而胜出一筹，气候温润，有着稳定的粮食产出，无论是香料、茶叶、生丝、粮食，还是布匹、铜铁、甲胄，乃至牛羊牲畜等等物产，都可源源不断地接济和弥补西北当下的不足，因此由不得雷瑾不着紧南方的几个总督区。
再一个，西北在征服南方七大总督区后，逐渐将前莫卧儿帝国土著民当中精通侍弄农活的农民以及各种手艺工匠，直接纳入管辖，单独编管为‘匠户’籍。要说“匠户”之制，在中土帝国，其实是已经落后，濒临衰败的官方管领工匠制度。在生活以及匠役的重压下，世代匠户的中土工匠对待工匠手艺的热情往往很低，完成上官定额之后就绝对不会多做半点活计，到现在匠户之制在中土也已经慢慢衰落松动，尤其是中土朝廷田赋一条编改制，允许工匠以银代役之后，‘匠户’制更是急剧衰败。然而在南方七大总督区这么神奇的天竺故地，将精通农活的农民以及手工匠人全部编为‘匠户’，却等于普遍提高了那些‘低种姓’土著民工匠的地位，他们的身分也跟着提高，而且他们还有机会以技艺获得西北的民爵，成为公士。落后的‘匠户’制反而激发了低种姓土著民的热情，成为西北幕府分化南方七大总督区土著民，瓦解原莫卧儿帝国反抗的一个利器。西北拉一群，打一片，生生造就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贵阶层，‘匠户’以及由‘匠户’晋升的民爵公士阶层，这些‘低种姓’出身的新贵，他们的利益与西北捆绑在了一起，想不认同西北都没有可能。因此，被孤立开来的前莫卧儿皇朝余孽，以及遗老遗少们，就是再不甘心也很难翻起大浪了。尤其是在大种植园、大矿山，被编入匠户的低种姓土著民，都很有干劲，这也大大加快了西北幕府府库储积的步伐，因而也由不得雷瑾不着紧啊。
再次，南方七大总督区的当地土著，性子虽普遍驯而不坚，可堪为兵者不多，精锐强悍者更少，能够被西北军队选入‘扈从军团’充为仆兵的土著，至少也得是一百个精壮能挑出一两个，甚或一千个人里面挑出一个可堪从军的仆兵也勉强，但不管怎么样，土著民虽难说精悍，从军征战也难以与西北的精锐‘北兵’相提并论，但是也还是能从土著民当中挑选出不少精壮男丁补充军队缺额的，至少军中的营垒辎重之类苦力活有人干了，也就能将其中的锐士精兵抽调到其他方面去，等于变相增强了兵力储备，因而也由不得雷瑾不着紧，南方数千万丁口毕竟也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兵源，再怎么挑三拣四的招募兵员，总能挑出不少勇锐敢战之士，尤其是土著山民，骁勇剽悍者还是比较多的；其次，土著士兵不管他们以前的种姓如何低贱，地位如何低下，如果能够在征战中获得军功、战功，地位自然水涨船高，成为西北军功爵阶层中的一员，也等于从原来莫卧儿帝国的种姓社会中彻底分化出来，同化为西北军功土地勋贵的一份子，也许两三代人的同化之后，他们的后裔就会自认为中土汉人了。土著士兵这种身分上的大转换，也是由不得雷瑾不着紧。凡是兵事相关，岂能不慎重对待之？毕竟，兵者凶器，士兵是否忠诚乃是重中之重的要点，土著出身的士兵是否认同并忠诚于西北，更是尤为重要。
有这几个原因在，雷瑾重视南方丝毫不足为奇，西北所占据的北方疆土，受旱、蝗、极寒以及地震、鼠疫的威胁，物产所出有限，用兵征伐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南方诸省的物产，譬如云、贵、川、缅北、缅中、缅南，再譬如莫卧儿故地的七大总督区，由于地处南方，旱蝗及极寒天候的影响比较小，在物产上对西北储积的贡献自然很大，甚至已经略有超过北方。
整个西北蓄势以待，或许是在等待一个东进中原的借口，而雷瑾则为此预为部署，待机而动——然而就中土形势而言，北方破败，南方凋零，西北是否值当倾尽全力与群雄相争，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雷瑾在南方足足呆了一年，这才率众北返。雷瑾南巡期间，除了镇慑安抚南方形势以外，就是督促南方各大区的总督及各行省的执政们，大筑官马大路、整修水路航道及码头、大建粮米仓廒、大蓄驼马牛骡、大造河船海舶，许多工匠都从各省各府调集过来开工。另外，大量官奴隶以及以‘雇役’、‘助役’等方式征召的役夫，在官吏、士兵和工师的驱使下劳作，不但要将七大总督区的水陆道路全部修造连接起来，俾使诸行省四通八达，无远弗届；同时还要将南方七大总督区诸行省所修筑的驿道与西北幕府在北方各省所修的驿道全部连接起来。这可不是一两年内就可以完工的大事。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着眼于不久的将来。
甘霖十八年，雷瑾自河中直隶府东返长安直隶府，平虏公行辕暨平虏大将军行辕的东移，昭示着西北幕府介入中原混战的倾向已经难以逆转，平虏公现在唯一差的，或者是一个合适的借口，一个东进中原的借口。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高踞于安定城门的长安西大街北面的‘长乐宫’上，顾长卿一人独酌，身边没有召伎女相陪。
如今西北虽然不禁酒，但粮食酿造酒却课以重税。早前的西北酒课，曾经对粮食酿造酒课征‘十税其八’的重税，搞得许多酿酒作坊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后来虽有放宽，粮食酿造酒分为两档课税，大米、小麦等主粮酿造的酒，酒作坊的酒课是‘十税其五’，至于一般杂粮如高粱、青稞、大麦等等酿造的酒则是‘十税其四’，也算是很高的酒税了。因此，市面上的粮食烧酒，价格都是极昂，然后便有不少烧酒坊尝试用番薯、土豆等酿酒（番薯、土豆等都不在酒课重税之列），蒸馏过滤后就是市面上出售的各种‘红苕纯烧’、‘地瓜纯烧’、‘纯薯烧酿’，之所以一律加上‘纯’字，就是强调有一个‘过滤’的工艺，出酒绝无异味——村酿的‘红苕烧’、‘豆薯烧’，没有‘过滤’，总有股子番薯红苕或者土豆的烧糊味，卖不出好价钱。
除了粮食酿造的烧酒，西北常见的便是各种‘葡萄烧’以及用其他鲜果酿造的烧酒，这些由果子酒蒸馏而成的烧酒，不耗粮食，所以课征的酒税较低，一般是‘十税其二’上下，看年景情形而定，两三年会有一个调整，最高不会超过‘百税廿五’，最低可以低到‘十税其一’。
由此一来，西北治下许多人喝酒都是选‘红苕纯烧’或者‘葡萄烧’。顾长卿喝的壶中佳酿，就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