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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被焚毁。12月18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连在营长杜效模带领下护送山南分工委干部和给泽当守备分队运送物资，行至贡嘎遭到伏击，牺牲营长以下官兵三十七人，伤二十二人，毁汽车七辆。12月19日，解放军某部两个排在副团长殷春和带领下到山南地区执勤，在扎囊遭到伏击，牺牲副团长以下官兵五十六人，伤十二人，毁汽车两辆。自1959年1月25日起，中共山南分工委所在地泽当被叛乱武装围困七十四天。1959年1月份，中共扎木中心县委被叛乱武装围攻十个昼夜。1959年1月至4月，中共丁青具委被叛乱武装围困九十四天。
那一段时间，小规模的解放军部队几乎不敢外出，最多一次曾组成六、七百辆汽车的武装车队，才敢到拉萨以外运输物资 。拉萨城内也不太平。从1958年下半年起，越来越多的反抗战士和难民涌进拉萨，城里城外搭满帐篷，到处是携带武器的反抗者，紧张气氛不断上升。对涌进拉萨的成千上万造反战士，噶厦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拉萨的局势迟早要爆炸，只是等待一个引信。达赖喇嘛当时的心态不得而知。不过即使达赖的内心想与北京继续维持良好关系，他也会在局势面前身不由己，因为他既是西藏的灵魂与象征，有一条底线就是他不可能逾越的——一旦矛盾不可调和，出现决战局面，他就只能坚定地站在西藏一方。爆炸局面的引信出现于1959年3月10日。原计划达赖喇嘛那天去中共西藏军区看演出。但是西藏人中间广泛地传开了中共打算乘机绑架达赖喇嘛的消息。10日上午，上万藏人和藏军围住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事态逐步扩大和失控，激动的群众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协议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处死了几名他们认为是叛徒的西藏人。西藏政府官员、藏军和叛乱战士也随之公开联合，并在后来几天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向全体藏人发出起义命令。后来的流亡藏人的政府将每年这一天（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中共是否真要绑架达赖，因为涉及到拉萨暴乱的起因，成了几十年争论的一个公案。我倾向于那是一个谣言。在激动和恐慌的群众中间，产生和传播谣言是不奇怪的。可以比较另一个实例：1995年2月2日，一个藏人在拉萨一家回民开的清真餐馆吃面条，发现面条里有一块人手指甲。那本不奇怪，也许是厨师不小心切掉的。可是很快，藏人中便谣传那家清真餐馆用人肉做菜，已经发现了两颗人头等。各种谣言随之出现──“回民不但在自己开的饭馆里卖人肉、人血，还用天葬场烧死人的木炭烤羊肉串。回族这样做的目的是彻底毁灭我们藏族，霸占西藏”、“我们康巴人失踪了一百多人，都被回族杀掉了，用藏人身上的肉给藏人吃”……随后拉萨连续几天发生多起聚众打砸抢回族饭馆和商店的事件，常常造成数千人围观，并与当局派出的公安和武警发生冲突。1995年的一小块指甲引起如此骚乱，可想1959年“绑架达赖喇嘛”之说会在藏人中造成什么效果。我相信绑架达赖是谣言，还因为那对中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找不到中共绑架达赖的理由。不管怎么样，达赖喇嘛那天没有去看演出，无法确定他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在第二天给中共西藏军区的政委谭冠三的信上对发生的事件表示“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并表示“反动分子正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12日他的另一封信说：
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就在他逃亡印度的前一天，第三封给谭冠三的信上还这样写道：
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出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过几天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就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在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共一直以这三封信件为据，争辩达赖是被劫持出境的。直到达赖流亡印度五年半之后，中共方面才正式宣布解除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开始其称为敌人。此前北京并非真地信任达赖，而是出于策略。同样，达赖写这样的信也完全可能只是缓兵之计，或是按下属拟好的稿子照抄的。关于决定逃亡印度，达赖喇嘛后来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再怎么办。第二天，我再度请示神谕。令我大吃一惊，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处于恍惚状态的灵媒蹒跚地走向前，抓起纸笔，相当清楚而明白的绘出我该循什么样的路线离开诺布林卡宫，直奔印藏边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预期不尽相同。神谕结束后，担任灵媒的名叫罗桑吉美的年轻和尚就颓然倒地，代表金刚扎滇已离开他的身体。就在这时，彷佛要强调神谕的威力似的，两枚炮弹在宝园北门外的沼泽中爆炸开来。回顾三十一年的往事，我确信金刚扎滇早已知道我必须在十七日离开拉萨，但他怕泄露天机，一直不肯明讲。没有计划就不会走漏消息。但我并没有立刻准备逃亡。我首先要确定神谕正确无误，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谟，结果与神谕完全相符……
接到“神谕”的当晚10点，达赖便乔装成普通僧人，在六百余名随员和士兵的护卫下出走，经过14天的跋涉，最终到达印度，从此走上不归之路。达赖方面一直指控，1959年3月17日下午4点，中共方面向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首先发射了两发迫击炮弹。这个指控是否属实，是两方多年不断争论的一个焦点。北京一直断然否认，并说那是西藏叛乱者发射的。直到1993年，中共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中校干事吉柚权在他写的《西藏平叛纪实》一书中第一次透露，那两发炮弹是中共方面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的经济警察雷惠山用六○迫击炮发射的。当时拉萨运输站连续三次受到叛乱者枪击，雷惠山气愤之下未经请示便自行以两发炮弹回击 。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吉柚权以其军人身份，受到的保密限制比较少，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内部档案。他的书出版后，他本人因“泄密”而受审查和处分，更可以证明材料属实。可以相信中共不是有意打那两发炮弹，中共一贯重视得到“不打第一枪”的道义优势，只是没有管束住下边的人，尤其雷惠山又不是纪律严明的军人。达赖出逃印度的途中没有受到中共方面任何拦截，西方和印度的新闻媒体大量渲染西藏出现“神秘的云雾”，保护了达赖的队伍不被中共飞机发现。但是按那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的李觉将军回忆却是这样：“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借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吉柚权的书则是这样写：1959年3月10日拉萨暴乱开始以后，北京将情况电告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说：“果然等到了今天。”3月12日，毛泽东电报指示中共的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
照此形式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叛乱集团的策略是：在拉萨搞暴乱，将我军驱走。这一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以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如果他们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北京设在香港的“新华分社”（实为中共驻香港的最高机构）原社长许家屯“六·四”后出走美国，在其回忆录里谈毛泽东的想法非常人能料时，也举了这个例子：
毛泽东有些想法和考虑，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举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负责解决“西藏叛乱”，当时达赖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因为电报抄告各省、市委，我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看到了这份电报。毛要张国华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指定这条路由布达拉宫经何处，直到中印边境，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电报很详尽地规定了张国华如何做，什么时候开始，佯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达赖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这样的指示，出乎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识之外。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
只要达赖留在西藏，无论对中共的“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之目标都是障碍。他不仅是凝聚西藏人精神世界的领袖，而且也被传统赋予了世俗权力的无上地位，他可以随时利用至高无上的号召力对北京造成威胁。北京虽然有废黜他的实力，却难服藏人之心，与中共自己的“统战”形象也有矛盾。所以从当时的利弊衡量，最方便的结局就是达赖自行出走。活捉达赖固然不难，但是抓了又该如何处理？把达赖打伤，问题就更大。那不仅将跟整个藏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国际舆论上也无法交代。放走达赖，某些方面与毛泽东后来放走林彪的思路是相同的。二者的不同在于，林彪的飞机人算不如天算地坠毁在蒙古，使毛泽东既免于背上黑锅，又除掉了后患，而达赖却是安然地在印度住了下去，并且在毛泽东死后的二十年，重新成为北京不可忽视的强敌。不知道毛泽东当时若能预见到这一天，是否还愿意给他的后任留下这样一份遗产？他会怎样做？或者，达赖喇嘛如果当时没走，西藏的局势又会怎样发展？达赖喇嘛的个人命运又将怎样？有时偶然会给历史造成完全不同的结局，不过历史既是不可重复的，这些问题也就只能作为个人的遐想了。当毛泽东得知达赖出逃，给西藏工委下了这样的指示：
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形式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达赖这块招牌还有可能利用之处。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传，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于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好处。对于班禅，如其参叛，不准打死，更不准其出国。
毛还要求住拉萨的解放军部队不要反击，而且要作出难以支持的样子，给叛军以攻克拉萨的信心，不但牢牢吸住拉萨的叛军，还争取将西藏其他地方的叛军统统吸引到拉萨，同时调动三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从三个方向入藏，对拉萨实行包围，争取一举全歼叛军，从而免除将其打散到全藏，分头进行清剿的困难 。但是这封电报晚到了几个小时，解放军已经在拉萨开火，并在30个小时内结束战斗，歼灭藏方5360人。如毛泽东预料，由于没有完成包围，大部分造反者被打散，流窜到西藏其他地区继续抵抗，全部清剿直到1962年才算基本结束。由于拉萨的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是藏人的圣地，北京一直否认解放军在拉萨战斗中有过炮轰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的行为，但是吉柚权的书却透露了相反的事实：
下午两点，攻打罗布林卡的战斗开始，三○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坐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15公尺位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然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有二百余名骑匪冲出罗布林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另有一千余人冲出罗布林卡经回民林卡向北逃跑。邓少东命令三○八团的炮火对逃跑的敌人实施火力拦阻，不准其逃跑。同时命令步兵一五五团、一五九团现有的部队配合汽车十六团和机械营的部队从东西两面向罗布林卡进攻。三○八团的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将这两股叛匪拦回罗布林卡，又继续对罗布林卡实施续进弹幕轰击。
吉柚权的材料来源是西藏军区的档案，所以他能把火力部署、部队番号、战斗过程和时间写得这样精确，这种档案除了参战部队也许有夸大军功之处，其他方面都会比较真实。对炮轰布达拉宫，他这样写：
在解放军攻打市中心时，住守布达拉宫的叛匪火力不停地支援市区……谭冠三要三○八团想法压住布达拉宫叛匪的火力，并给三○八团参谋长苗中琴提出不能损坏布达拉宫的建筑。苗中琴说那只能用无后坐力炮瞄准火力点打。谭冠三说这样打对布达拉宫有没有损伤。苗中琴说不会，它的爆炸力不大，但杀伤力强，于是谭冠三命令一五九团、155 团、军区警卫营的无后坐力炮全部集中到军区大院，组成无后坐力炮营，由苗中琴指挥。……以后发现那个窗口有火力射击，苗中琴就朝哪个窗口射击，一炮一个，百发百中，扶廷修（西藏军区副参谋长）不停地叫好，说打得准。
其实，是否炮轰了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只是细节，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性质。拉萨事件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共彻底接管了西藏政权，在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对西藏实现了完整的主权控制。
4、“平叛”
对西藏实行了八年的“一国两制”以达赖喇嘛的流亡而告最终失败。中共发现自己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既然最终免不了还是与西藏上层彻底决裂，以枪炮解决问题，当初费了那么多心血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成了多余，如果一开始就以武力“解放”西藏，直接建立共产党政权，仗不一定比后来“平叛”打得多，后来的很多事情也可能不同。当然，不能因此就说“平叛”前中共在西藏的八年是白呆了。仅以它修筑的两条公路——川藏路和青藏路——来说，就使从中国内地进藏所需的时间由过去的几个月缩短为十几天。交通的改善对于镇压西藏的武装反抗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在西藏的八年时间使中共以其穷人翻身的主张，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藏人追随者。那种断言中共在西藏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所有西藏人都忠于达赖喇嘛的观点是偏颇的。一个专门在藏人中间搞实录访谈的记者曾经在西藏《雪域文化》杂志上开了一个“高原人物”专栏，其中一篇是一个藏人在“平叛”中的亲历，可以对当时的情况获得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
那天，大概是（1959年）元月3日。我陪着翻译蔡嘎到索县绒布乡的冈达去，那儿的绒布本（官职）冈青是我们工区的区长，蔡嘎从筑路队牵出4匹马，我们就上路了。骑到仁岗，早已埋伏好的叛匪朝我们打冷枪。我的左肩中了一枪，左脚还挨了一弹。蔡嘎也被打伤了。他们窜出来，截住蔡嘎的马。对方有八个人，我一看，差不多都认识，都是绒布的人，其中四个是喇嘛，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工程队的。蔡嘎当时带着长枪、短枪，还有4颗手榴弹，来不及上手，几个叛匪一拥而上，把他抓起来。我自己有一支英式步枪，没有带，没有料到会遇上伏击。有个叫彭措旺加的叛匪在我背上捅了一刀，我一看他们人多，掉头就跑，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痛。后来听说蔡嘎被他们杀害了。正跑着的时候，迎面遇上个少年，我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不说话。我当时带着砍柴的斧头，就吓唬他，你不告诉我，就劈了你。他赶紧说，别杀别杀，现在叛乱了，领头的是索县热登寺的丹增囊珠活佛，现在正在召集呢，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人都得参加。后来我知道，领头的还有康定人安珠·贡保扎西。那天是个星期天，工人们都休息．工程队有84个人，还有35个昌都的解放军，人倒是不少，但如果没有防备准会吃大亏。得赶紧告诉他们。这么想着，便加快了速度。那一年。我25岁。赶到工程队，我找到翻译白嘎，让人给我翻话，因为我不会汉话。可他不给我翻。我直接找到管理员邓克金，告诉他，叛匪来了。他不相信。我想可能是他没明白我的意思，又去找翻译洛罗，我告诉他刚才遇到的和听到的事情，洛罗又翻译给邓克金。邓克金马上宣布，吃完饭撤退。当时，大部分工人都到山上砍柴去了，在家只有18个人。撤退转移的路上遇到叛匪，准备对打，一接火，就被打死两个打伤两个，只好掉头又返回部队里。太阳已经落山了。工区的几个领导把大家叫到一块，开会商量怎么办。我没去开会，还在为刚才他们不相信叛乱的事生气。我走到院子里。为大家放哨。有人来劝我：你是大家的救命恩人，现在决定派4个熟悉情况的人到雅安多送信，你、安措、诺尔嘎和嘎瓦·庸仲去。你们化装成要饭的，不要带枪。夜已经很深了，我提出走夜路要带枪，大伙说要饭的带枪会暴露身份。就这么上路了。如今，4个人里，只有我和嘎瓦·庸仲还活着。头一天，我们走到娘隆住下了。第二天睁眼一看，山上都是叛匪，已经包围了工程队。白天走路不方便了，第二天呆了一天，夜里出发的。走到巴达松多住下了，第三天，又是白天呆着夜里出发。走到恰夏松多，天已经快亮了，可以看见叛匪满山的走动。我们在山里呆了一天，已经几天几夜没吃东西了，嘎瓦·庸仲说，他又渴又饿，对面山沟里有他的亲戚，弄点饭吃。他走以后，我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个女的，好像是甩了俄尔多（放牧甩石头的工具），不久，就有200多个叛匪，骑着马一群群地跑过来，朝我们这边开枪。这时已无法跑了。我们3个不幸被叛匪抓住。从山上赶到一户人家门口，庸仲还没有回来。有人喊：派八个人看住他们仨！让他们跪在地上不许动！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