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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从山上赶到一户人家门口，庸仲还没有回来。有人喊：派八个人看住他们仨！让他们跪在地上不许动！有几个人看着我们，其他人一窝蜂进屋开会。有封信还在我身上，趁他们没注意，我赶紧塞进嘴里，拼命往肚里吞。有个芒康人，是贡嘎喇嘛强措的助手，叫土登，他吓唬我：吃的什么？我说吃的虱子。一会儿，他们把我悬空吊在梁上，每个腿上绑着一口袋盐，把衣服也扒下来，然后用鞭子抽。那个叛匪头子喇嘛强措过去知道我。他们抽我的时候，他就翘起二郎腿冷笑：有人说你带了枪和信？我说我听不懂，我是个要饭的人。他们继续抽我，抽到51下的时候我昏过去了。在梁上吊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放下来。我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帐篷里，康定人安珠·贡保扎西弄了点糌粑糊叫我吃，他跺着脚嘲骂我是相信魔鬼的人，是魔鬼的狗腿子，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衣服是美国人发的。是坐飞机回来。还说飞机是什么什么，想飞哪就飞哪，说我是糊涂了，他们要我清醒过来。最后。还是让我交代信、枪哪儿去了，让我动员工程队投降。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要饭的，只是路过此地，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索县领头的就是热登寺的绒布·丹增囊珠，他问：“信呢？枪呢？你们单位多少人？有多少枪支？不交代就罚你。”有个人在石头上磨“堪贝”，是个吃糌粑的小铜勺。他走过来说：你不交代？我不吭气。他用磨利的勺子割开我的眼皮，问道：说不说你们单位多少人？我说不知道，是要饭的。他又用勺子割开另一个眼皮：再不说就挖你的双眼，剥你的皮。我当时横下一条心，反正也活不了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人抠出我的眼珠，一拉一放揪了三次，疼的钻心，眼球原来是有弹性的，它们垂落在脸上，还有些微弱的视力。人已经看不清了，只能看到自己的鲜血流得到处都是。我激动起来：你们说共产党是魔鬼，你们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这么折磨我，共产党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服穿……，没等我说完他们便气急败坏地挖掉了我的双眼。这以后，我失去了知觉。醒过来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架子上了，手脚绑得还很紧。我用下巴在地上拱了一个小坑，鲜血很快流满了小坑，我喝了自己的血，感觉清醒了一些。旁边看守我的人发现我在喝血，大叫起来：这个家伙实在太顽固了！过了几分钟，随着耳边“嘶”的一声，眼眶一阵刺疼，我又昏了过去了。是他们用烧开的酥油浇到我眼眶里。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醒过来。有一个叫罗丹的叛乱者，过去我们认识，他妹妹才仲我也认识，醒来时发现才仲在我身边。她说：“你这个人呐，上次叫你投降你不投降，弄成这个下场，太可怜了。她帮我解开绳子，我想站起来，脚却是软的，我一步一瘸地走到乌坚的家门口，乌坚拿出些糌粑给我，还给了我一块肉，他让我藏在他家附近的青棵草垛里。当天晚上，有几个叛匪路过那儿。发现了我，又把我吊起来。他们议论要剁掉我的手和下巴，在手上和下巴上捅了几刀，现在还有疤痕。有个人说：你是个死不了的人，还想跑？看来腿还没有给你卸下来，我们来帮你卸一下，说完就在我腿上捅了一刀。这一次，吊了7天7夜。才仲给我送了一次用元根做的土巴。每天都要折磨我一次，用带刺的“杂马洛”抽我的背，用火烧烤我的脚。现在，背上的伤疤还在。……再次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身边坐着很多人，有的扶着我，我依然是迷迷糊糊，旁边有人在走动，有人在弄水。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有个声音很粗，说“金珠玛米”，还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胸章上，放在他的军帽上，我不敢相信真的是解放军……
当然，比起当时参加叛乱的人，布德这样的人那时肯定是少数，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藏下层人民可能的趋向。一旦他们真地相信了共产党的主张，认识到共产党的力量，并敢于重新审视西藏的传统生活和把旧西藏的社会结构判为不合理，他们是不难被共产党动员起来，并且陷入革命的狂热之中的。借助先进的武器和作战技术，中共军队可以在几十小时之内打垮集中在拉萨的藏人武装，但是肃清游击于雪山草原之间反抗者却远为困难得多。中共兰州军区一个主力团在藏北草原迷失方向，电台摔坏，断了联系，失踪45天才被飞机找到，其间只能以野兽野草充饥，却没有找到一个“叛匪” 。没有及时截断通往国外的道路，还使得相当一部分反抗者携带武器逃过边境，以印度、尼泊尔等国为基地，不时返回西藏进行作战。反抗战士熟悉地理气候，多为骑兵，善于游击，有群众基础，可以就地筹措给养，这些都是中共军队无法企及的，所以最终彻底平息他们所称的“西藏叛乱”，时间长达几年。面对西藏特殊情况给军事行动带来的不利条件，为了尽快稳定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西藏和藏区，中共除了加紧军事围剿，还必须同时切断西藏老百姓对叛乱的支持，使叛乱者无法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难以藏身。不切断这种支持，“平叛”将是无止境的。中共当时从两个方面着手做这件事，一是发动它所称的“民主改革”──即穷人翻身，通过废除劳役、均田分地、斗争“三大领主”争取西藏底层百姓转移立场，分化他们与西藏上层的传统效忠关系，摧毁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从而使西藏上层领导的武装反抗失去群众基础；二是实行恐怖政策，对一切与叛乱有关联的人给以严厉镇压，通过剥夺生命（处决）或剥夺自由（关押）消灭叛乱方面的人力资源，并在西藏人中间造成人人自危的气氛，使老百姓不敢给叛乱者以任何形式的同情和支持。当时中国内地正处于“大跃进”之后的严重困难时期，饿死了上千万人，问题成堆，危机重重，中共急于摆脱西藏“平叛”在背后的牵制，使其不惜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极端方式，加上中共体制决定的“宁左勿右”、“层层加码”之倾向，最终导致中共的“平叛”成为对藏人一次波及广泛的大迫害。受株连的藏人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十世班禅喇嘛虽然在西藏叛乱时期站到了中共一边，并在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取其地位而代之，但是他最终也无法忍受中共对藏人的残暴行为，于1962年写了一份著名的“七万言书”，向中共最高层发出抗议和指责。在“七万言书”中，他这样指控“平叛”对藏人的迫害：
有些人在叛乱时住在叛乱地方或者去过叛区，或者只因路过叛区住了一下，就被戴上叛乱份子的帽子。关于同叛乱份子的联系方面，不分黑白地把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同康人和安多人有过新旧往来关系，甚至给路过的康人安多人借过宿的也都算作与叛乱份子有勾结的人；对于出于害怕而给过叛乱份子财务的，和被股匪抢劫过的，以及奉原西藏地方政府或宗奚本，地方上的叛乱领主之命，不得己而支援过叛伍的，也都戴上和自愿支援叛乱者相同的帽子。还有严重的是对一些人毫无原因的也被干部或积极份子随意捏造罪恶，加上了叛乱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的罪名。例如对我和与我一样的知名爱国进步人士，也竟被无中生有的称为反动派，那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对于大部份可戴可不戴叛乱帽子的，和不少不应戴帽子的好人，都被冤屈地扣上大帽子，逮捕关狱，没收其占有的财物等，同叛乱罪魁一样处理……
我曾经在青海藏区的下日乎寺遇见过一个云游喇嘛，名字叫洛珠。洛珠的汉话说得异乎寻常地好，在藏人尤其在喇嘛中是少见的。当我夸他的汉话好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不仅会说普通话，还会说上海话和广东话，走遍中国没问题。问起他怎么学的，才知道那完全归功于“平叛”。当时十几岁的他被当作“叛匪”抓起来。关了十多年，在柴达木的荒滩戈壁上“劳动改造”。他在的劳改小队里只有他一个藏人，另外十三个劳改犯是来自中国十三个不同省份的汉人。为了一块劳动和生活，他不得不学汉话。那时普通话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他得同上海人讲上海话，同广东人讲广东话，同北方人讲普通话，就这么学了好几种方言。后来同队的汉人之间彼此讲不明白话时，还需要他给翻译。洛珠自己不承认他参加过“叛乱”。即使是他真跟所谓的“叛乱”有些瓜葛，十多年的关押也重得过份了。他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顶多是跟着起哄的角色。我在与洛珠分手的当天晚上，住在黄河边一位木匠的帐房里。他姓杨，是羌族人。羌人的传统文化与藏人有很多接近之处，两个民族常常混居在一起，所以西藏叛乱时不少羌人也卷了进去。老杨的爸爸和舅舅从国民党的黄浦军校毕业，是羌族早年的军事首领，那时也一块投身于反对共产党的叛乱。叛乱失败后，两人都逃往印度。老杨那时大学刚毕业，虽然他跟叛乱一点关系也没有，倒霉却全落到了他身上，先是挨整，然后开除公职。在得知即将抓他的消息时他逃跑了，从此常年在藏区到处流浪，白天装成个只会干活的文盲，夜里偷偷听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后来他娶了一个藏族牧女为妻，生了一堆孩子。他说他的一生都被共产党给毁了。虽然后来邓小平的改革政策解除了政治迫害，他的生活方式却已经无法改变。他曾带着妻子孩子试图回四川定居，但妻儿只习惯高原生活，无法忍受内地的炎热潮湿，只好全家又搬回来，重新在黄河边支起牛毛帐房。我在一天之内打交道的两个人都在“平叛”时受牵连，由此能对“平叛”涉及的范围略见一斑。“平叛”对藏人就像“文化大革命”对汉人一样，凡是稍微有点地位或文化的人，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牵连。与我那些藏人朋友谈起来，差不多人人都有亲友在那时被杀或被关。我有一个朋友是位藏族县长，名字叫昂强，她爸爸是当年果洛一个小部落的头人。她告诉我她爸爸一直比较喜欢汉人，也拥护共产党，所以在整个果洛全部参加叛乱时，只有她爸爸管辖的部落没有参加。但是厄运照样落到他头上，他被抓走并且死在了监狱。昂强说：“那时共产党威信最差，见人就抓，过路的人抓，放牧的人抓，到监狱送吃的人也抓，连给他们押送犯人的人也抓，只要是藏民，抓起来就凑数，可能是有指标的吧。当官的都是汉民，藏民怕汉民，敢怒不敢言。”青海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塔尔寺有十个活佛，平叛时被抓起来八个，最小的当时才十多岁。按班禅喇嘛的说法，当时“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他在“七万言书”里指责道：
在关押犯中，除去在西藏军区关押的一部份上层和一般监狱内有少数管理人员能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执行外，其余大部份监狱中对关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其主管这类问题的负责人或管理人员不关心，加之看守员和干部对那些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抹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对年在五六十岁，体质衰弱，已接近死亡的年老关押犯，也让进行十分苦而重的体力劳动。当我回来走动之际，看到这种痛苦情景时，虽然心中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悲愁，和想“难道不这样不成吗”的怜悯之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那场“反叛乱”的清洗运动无疑是以非法治和非人道的方式进行的，即使以中共的标准，也存在大量冤假错案。然而对于中共实现从政治上迅速地控制西藏，却是十分有效。那场清洗彻底地打垮了西藏上层社会——不仅是从阶级和政治上打垮，而且通过大规模地逮捕和关押，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使他们从西藏的人间消失，不再成为中国统治的隐患。在“叛乱”和“平叛”中到底死了多少西藏人，这是一个目前说不清楚的数字。举三个不同来源的数字为例，彼此相差几十倍。吉柚权的数字是“击毙、击伤和俘、降叛乱武装人员93000余人” 。反对中共政权而赞成西藏独立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曹长青在他主编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序言中，提供的数字是“八万七千多藏人被中共杀害” 。而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白皮书，称“不计饿死及政治迫害而死的藏人，仅死于平叛战场的藏人人数即达四十三万二千七百○五人” 。吉柚权的数字来自西藏军区档案，但是死、伤、俘、降的数字混在一起，平民被杀是否包括在他所界定的“叛乱武装人员”之内不得而知，另外没有计算死在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西藏流亡政府的数字似乎又有些夸大，我不知道其来源何处。不过可以暂且抛开数字争论，当时整个藏族人口不到三百万，即使按最低数字考虑，被杀二、三万人，就是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已经足够骇人听闻。吉柚权提供“平叛”中中共解放军阵亡数字为1551人（其中军官68人），伤1987人（军官200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中共的地方人员阵亡或被杀。
5、行不通的“一国两制”
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提出了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斯特拉斯堡建议”除了重申9个月前他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还对中国表达了一个重大妥协，即同意由中国负责西藏外交，并同意中国在西藏保留军事设施。这是达赖喇嘛流亡之后第一次公开做出此种允诺，等于承认了（虽然是含混和不得已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一位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把“斯特拉斯堡建议”与《十七条协议》做了比较，认为二者在本质上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他建议中共与达赖双方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基础。虽然达赖喇嘛后来（1991年8月19日）又在瑞士撤消了他的“斯特拉斯堡建议”（理由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表示任何要答复的意愿” ），但他仍然多次重复他的想法──西藏可以保留在中国之内，表明他实际上没有放弃“斯特拉斯堡建议”的立场。只要中国能够真正给予西藏完整的自治权，他会交出西藏的主权作为交换。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为此专门设计了一种未来中国与西藏的“邦联关系”，以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蓝本。不管名目怎么变化，其实都在“一国两制”的框子里打转。把“斯特拉斯堡建议”与《十七条协议》进行比较研究的思路是有意思的，但是建议再回到《十七条协议》的基础，是没有认识到1959年“一国两制”失败的必然性，而把导致当时结局的原因仅仅归于双方缺乏诚意和对协议的有意破坏，似乎只要双方能够真正自觉地遵守协议，西藏与中国的“一国两制”就不会失败。不否认双方肯定缺乏诚意，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导致拉萨与北京彻底决裂的“叛乱”是起于拉萨统治范围之外的藏区。不管北京心里怎么盘算摆脱《十七条协议》的束缚，至少在拉萨事件之前，它在噶厦政府管辖的地盘上基本遵守了协议。问题不是出在对“一国两制”遵守与否，而是出在“一国两制”本身。如前所言，北京在受其管辖的藏区实施与中国内地一样的制度与改革，从法律角度难以指责。但假设康区和安多与西藏本土是隔绝的，人民和信息都不能自由往来，在那里实施改革引发叛乱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及早消灭叛乱也容易）。或者反过来说，即使那些藏区发生叛乱，也不会蔓延到西藏本土，因此也就不会引发拉萨事件，北京和拉萨的关系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这里显露了实行“一国两制”的必要条件──“两制”之间必须相互隔绝。如果人民可以在两种法律和社会制度之间自由流动，所谓“一国”和“两制”最终就难以并存的，要么分成两国，要么合成一制，而在这或分或合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激烈的冲突和震荡。我认为“一国两制”对西藏之所以行不通，就在于西藏不可能实现这种必要的隔绝。偌大西藏不可能像弹丸香港那样，以铁丝网和边防武装实现隔绝。那一是成本太高；二是即使付得起那种成本，又怎么可以人为切断西藏与其他藏区千百年来作为同一民族的文明一体、血缘关系和民间往来呢？把一个民族分在两国造成隔绝也许可以，也有先例，然而把一个民族在一国内隔绝开来；则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点，我认为达赖喇嘛坚持大西藏的统一──即把目前中国划分的西藏自治区和分属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四省的藏区合在一起进行自治的构想是有道理的。在“五点和平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中，达赖喇嘛提出未来统一的西藏将有一个民主制的政府，拥有决定一切西藏事务的权利；其政府三权分立，由一名民选的行政官、一个两院制的国会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组成；保证言论、集会、宗教的自由；西藏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应该根据西藏人民的愿望来决定等 。很显然，在允诺中国保留对西藏主权之同时，提出这样一套与中共统治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典型的“一国两制”。达赖喇嘛的“一国两制”与《十七条协议》的不同，在于他要把“两制”的界限从过去的“行政范围”扩展到整个“藏人居住区”，使全体藏族人民统一在一个制度下，而不再像五十年代那样被“两制”割裂。那么，是否就能避免不同制度的冲突，以及所导致的“一国两制”的失败呢？遗憾的是，即使实现了“大西藏”的一体化，同样问题也还是照样存在。因为四省藏区不少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汉藏混居地区，如果把那些地区划归西藏管辖，藏人统一于一种制度了，同时却将有在那些地区居住的总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的汉人 随之被置于西藏的制度之下。原来对藏族存在的问题就转移到了汉族一边──如果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