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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最高处达拔海五千八百多米。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逼人，特别是两只脚冻得实在难熬。高山缺氧更使人受不了，人人头昏脑胀，脑袋疼得好像快要炸裂，胸口好像压着千斤重担喘不过气来，两腿虚软好像陷在淤泥里提不起脚来。牲畜也因为缺氧，胸脯像风箱那样大起大落地喘气，嘴里喷着白沫晃晃悠悠迈不开步子，再加上雪山缺草，牲畜吃不到东西，又冻又饿，体力消耗非常之大。骆驼和马匹走着走着，一下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在低空盘旋的兀鹰一看见骆驼倒下，就俯冲下来先啄掉骆驼的眼睛，然后成群飞来撕食整头骆驼。在过唐古拉山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大批骆驼、马和牦牛死于这种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沿途留下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艰险旅程的路标。
据记载仅是翻那一座唐古拉山，西北支队就死了几十人，骆驼死了上万头。西北支队的另一人回忆当时过黄河源头地区的情况：
到了昆仑山下，经过一道很宽的山梁，山梁上横着很多野牛羊的白骨架子。翻过山梁就进入了黄河源头地区。‘黄河源，黄河源，满目烂泥滩。’在泥沼草地里第一天才走了不到40里，使我终身难忘。那哪里是走路啊，许多地方不是走的，而是躺下趴下滚出来的。这一天，我们连队有十几个同志陷在泥沼里牺牲了，眼睁睁看着往下沉。那喊叫声惨呀。他妈的，死在战场上还落个尸首呢，这算个什么死法。那些同志死都不会瞑目啊！首长下命令，遇上这种情况不许搭救，不然会牺牲更多的人。有个宁夏兵扑腾着，咕嘟一声就让黑泥汤埋得看不见了，只露出一只手——几十年来，多少回梦里都看到这只手。谁要是在我面前猛一下举起手臂来，我就忍不住后脊梁发冷……
除了气候不适，难以获得补给也是所有进藏军队面临的大问题。那时沿途购买马草一斤要两块银元，一匹马一天至少吃十几斤草，按里程计算比当时的飞机票还贵 。绝大部分给养都得在内地解决。军队每前进一程，补给运输线就得延长一程，运输中遇到的困难也越多，常常就供应不上。一位当年从四川进藏的中共军官在回忆录里记述当时如何抓“地老鼠”解决饥饿：
一是掘地半尺，在洞里把地老鼠捉住。但地老鼠洞遍地皆是，往往从这个洞里挖出来，又逃进别的洞里去。二是用水灌，使地老鼠群集高处，一次可捉得一群。但有时水源较远，没水可灌。三是用烟熏，在洞口点燃碎草，把烟煽进洞里，熏出地老鼠。但没有柴草的地方，不能使用此法。最简便的方法，是用羊皮风箱插入地老鼠洞口，用力鼓风，地老鼠受惊后即从洞内逃出，只需用麻袋将其它洞口堵住，地老鼠便自动进入麻袋。
通过这简短的描述，不难看出他们对此所下的功夫。人只有饿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琢磨出这么多办法。相比之下，倒是西藏人从大山深处走出来要容易。他们适应气候，熟悉地形，便于就地解决给养。还因为西藏人是一个善于骑马的民族。在缺乏技术的古代，这一点差别──两脚与四蹄──往往就有决定性的意义。何况西藏的马适应西藏高原的缺氧条件，西藏人还拥有能在高海拔地区负载的牦牛，在西藏高原的机动性超过外人。这一点决定了其在军事上的先天优势。所以当年吐蕃王朝的军队可以自由驰骋地向外扩张，唐朝的军队却很难进入吐蕃的领地。综上所述，千年历史中没有人惊扰西藏，使她得以安然地生活在雪山深处，首先并非因为藏人多么有效地捍卫自己的主权，而是在于西藏的“天”保护了西藏。藏民族除了在吐蕃时期曾有短暂向外扩张，其他时间大都收缩在高原腹地不闻世外之事。西藏高原耸立于周边地区的高度，构成了西藏最牢固的自然疆界。企图进入西藏的外来者，他们最先面对的不是西藏的人，而是西藏的天。对他们来讲，战胜西藏的天比战胜西藏的人要困难得多。
第二章 中国对西藏的控制
到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情况有了变化。清不是汉人的王朝，而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人灭了明，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满族人对汉人进行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异族统治，控制地广人多的汉族地区，不得不联合蒙古人以弥补自己以少治多的力量不足。然而同为北方部族，满清政治家又深知蒙古在历史上摧毁过许多强大王朝，威胁性极强。为了自身安全，满人必须能同时控制蒙古。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满清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了西藏。满人要玩弄连环套的统治术──借助蒙古人在军事上控制汉人，再借助西藏佛教在精神上控制蒙古人，他们就必须不畏西藏的山高路远去经营西藏和控制藏人。
1、清代对藏的经营
自蒙古人的元朝帝王大兴喇嘛教以来，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达赖与班禅也成为所有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领袖。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如果能够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领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蒙古人。反之，如果不进行这种控制，让西藏和蒙古自己联合起来，就很容易形成祸根。轻则失去西部百万里之地，重则威胁整个大清的社稷江山。那些所谓的维护国家统一、坚持主权完整等目的都是后人的杜撰，肯定不是当时清朝皇帝考虑西藏问题的出发点。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对西藏进行笼络，清朝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后来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不过，如果保持客观心态的话，应该能看到在那种表面的尊崇之下，存在着很强的利用之心。以清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作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 除了在目的上表明对西藏宗教出于利用之心，乾隆还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之辞表明自己并非真信西藏宗教。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除了从宗教和感情上笼络西藏，清朝也对西藏采取了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措施，以达到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清初中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国力强大，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周边势力无能与之匹敌。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又值以达赖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急剧扩张，与自元以来一直统治西藏的蒙古汗王发生激烈的权力争斗。各方势力都需要寻求自己的靠山和保护者，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时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双方都争着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清对西藏进行的重大制度变动或人事变动，几乎都是在对西藏用兵之后挟余威而完成的。这是当时西藏与清王朝之间的典型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当时的西藏还有一个抵御外敌侵略的问题，它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实力，不足以威慑侵略者，发生战争也难以取胜。这也使得西藏有依附清廷的需要。有大清的保护伞，可以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为了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清王朝还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仲裁地位，如清初年“蒙强番弱”，故采取“抑蒙扶番”之政策，后蒙古力量逐渐衰落，又改为“扶蒙抑番” 。在西藏内部采取“多立头目，以分其势”的策略，使其彼此牵制，不能擅权。当达赖势力强大之后，转而扶持班禅以为平衡。这种分而治之使各方势力无论求发展还是求自保都不能不依附清廷。从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历185年，从未间断。对于驻藏大臣的角色，今天的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各执一词。北京方面一直宣称驻藏大臣是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标志，是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主权管理的官员。达赖方面则说驻藏大臣不过是满清皇帝的大使，负责传递消息而已，顶多对西藏政务充当一下顾问的角色，从来没有实际权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先引用上世纪末一位名叫达斯（Sarat Chandra Das）的孟加拉校长的描述。1881年，他在西藏江孜目睹过驻藏大臣的一次游行。那次游行是为庆祝大清皇帝登基周年举行的。
一些人抬着大约两英尺见方的木板，上面写着驻藏大臣的官职及对整个西藏行使最高权力的委任状。除了驻藏大臣的随员及侍从外，还有来自卫藏地区的大约三百名高僧及达官显贵。八名中国士兵抬着一顶驻藏大臣的轿子。大约五十名藏兵拉着拴在轿杠上的长绳索。队伍在圣殿及去世圣人的灵塔前致意之后，由傅拉协摆率领从东门走出寺院。政府官员走在前列，军需队尾随其后。然后是中国官员，最后是乘坐着华丽轿子的首席驻藏大臣。在整个行进过程中，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中国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职位较低的驻藏大臣骑马跟在后面，他似乎喜欢看带着沉重镣铐的囚犯，新近受到刑罚的头人们在沉重的木枷下呻吟着。这位驻藏大臣的轿子一样也由八名士兵抬着。他的随员及侍从也与首席驻藏大臣的随员侍从相等。他们的卫兵全副武装着中国的火枪及长矛……
根据当时的感受，达斯得出的结论是：驻藏大臣是“西藏人极为憎恶的人，西藏人从心底憎恨他们。”达斯目睹上述场面是在1881年，那时清帝国已趋没落，弊端丛生，吏治腐败，因此不能就此一例而说自设驻藏大臣以后，西藏人就一直心怀憎恨。但是通过达斯的描述至少可以看出，即使在西藏人憎恨驻藏大臣的时候，也不能不让驻藏大臣摆他的威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1950年11月西藏噶厦政府面对中共大兵压境时发出的《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曾经这样界定清朝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1912年以前的年代里，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好的关系。这种联系和交往是滋生于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的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然而，“追随者”和“信徒”在“导师”的领地如此耍威风，是难以说服人的。事实上，清朝皇帝至少两次革除过西藏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号（六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规定所有的达赖转世灵童都要经皇帝批准认可。清还对原属西藏管辖的地区进行了分割──设西宁大臣治理青海，将东部藏区划归四川、云南等内地省份，在那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缩小西藏的地方势力。至今中共治下的“西藏自治区”，亦是按那时划分的界线。因此，中国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有“政治含意”的。至少在中国皇帝一方，是把西藏当作臣属的，而西藏一方，至少也不敢公开反抗。除此，其他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主张西藏历史上一直保持独立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天高皇帝远”形容西藏再合适不过。坐在万里之外的紫禁城宝座上的中国皇帝，有多少时间顾得上西藏呢？而驻在拉萨的中国皇帝代表——驻藏大臣，对西藏到底有多少实际权力，也的确存在疑问。有一个小故事对此是很好的注解：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朝的驻藏大臣任命了一个名叫然巴的西藏贵族担任政府（噶厦）大臣（噶伦）。根据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有这个权力。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召见了然巴，对他说：“驻藏大臣已委你为噶厦成员，但你不是我的噶厦成员。”这一句话就足够了。然巴立刻离开拉萨，回到他自己的庄园不再露面。于是噶厦就去向驻藏大臣呈报──然巴死了。驻藏大臣当然不相信几天前还好端端的然巴突然会死，可即使怀疑其中有诈，他又上哪去找出然巴，证明其没死呢？最终他只好同意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的人担当噶伦。章程赋予他的权力在实际中等于不存在。这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当时中藏关系的典型写照，充分地表现了驻藏大臣的无奈。但是不管怎么样，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能挺起胸脯对驻藏大臣说：“这是我的国家，我想任命谁跟你没关系。”所以，应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称十三世纪的元朝。
2、是主权还是宗主权
即使把中国控制西藏的起始时间从十三世纪缩短到十八世纪，距今也有近三百年的时间。这三百年的世界版图有很多变动，绝大多数并没有在今天构成问题。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对此常有不平之心：中国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1727年）半个世纪以后，美国才在被白人占领的印地安土地上立国（1776年），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对美国的主权提出疑问？美国占领夏威夷时，夏威夷已经立宪，而且是国际承认的独立国，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为什么就已经听不到异议，而且获得了国际公认的合法性呢？既然如此，为何西方人又认定西藏不能属于中国，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不合理的呢？对此不能简单地以西方霸权来解释，也不能全归于“西藏分离主义者”利用西方传媒操纵舆论。这些因素不是没有，但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受到这么普遍的怀疑，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的史学家论证中国对西藏确凿无疑地拥有主权时，最多引用的根据就是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一个名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简称《二十九条章程》）的文件 。中国史学家宣称，那个文件表明清代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已经相当充分。《二十九条章程》主要在于明确清代朝廷对西藏拥有的权力。为了能够一目了然，不妨把其中直接有关这种权力的十八项条款分别以一句话列在下面：
第一条 认定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藏主要活佛转世灵童；第二条 管理西藏的进出境；第三条 监督西藏造币；第五条 任命军官；第六条 藏军兵饷由驻藏大臣发放；第八条 审查达赖、班禅的收入和开支；第十条 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处理西藏行政，所有西藏僧俗皆需服从驻藏大臣；第十一条 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第十三条 驻藏大臣每年两次出巡西藏各地及检阅军队；第十四条 负责外交；第十五条 确定边界；第十八条 决定各寺院的活佛人选；第二十条 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