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点的住房。他们借口没有给他们安排好，就乱打老百姓，七十五名扎巴以接马人末按时来接也乱打人。代表们进入住房后，互相比住房、陈设的好坏。都认为别人的好，自己的差。甘丹降孜代表说：“我们三大寺九代表及带领的扎巴，是噶厦政府委派来的，是为了驱逐佛教之敌红汉人——共产党而来的。原先译仓列空（噶厦政府的秘书处）任命我们九名代表时，都是平等对待，但是，夏尔孜代表一到这里就铺上红毡、用上华盖，为什么不给我配备这些？哲蚌代表有接马人，我们甘丹寺两代麦为什么没有？”话毕，就对负责接待的根保和百姓鞭打脚踢。哲蚌果芒扎仓的代表也借口住房设备不好，把七十岁的房主文琼老人从楼房上推下（文琼老人因摔伤，一个多月不能起床），把五、六个百姓、佣人用皮鞭抽打。
对这样的僧侣，西藏人不敢反抗，甚至不敢表示不敬，那是不能说他们心里愿意如此。如果只给人两个选择，要么今生一世逆来顺受以换取万代来世在天堂享福，要么永生永世沦落地狱遭受刑罚折磨，西藏底层百姓对掌握着进入天堂之门钥匙的僧人，是不敢不“愿意”的。同样道理，藏人“愿意”从营养不良的妻儿口中抠出食物供奉给寺庙，或者他们“愿意”在风雪泥泞的高原上不停地叩拜等身长头，原因也在这里。然而，若是有一天，突然能够推翻那种非此即彼的前提了呢？他们突然醒悟根本没有来世，或者是即使有来世，也不是非用今世的受苦交换呢？藏人还能保持对上述事物的“愿意”吗？答案是不难想象的。
3、神的转换
问题在于，谁能推翻已经被藏人在千年时间奉为神圣天理的前提呢？那必须是一个远比旧神更强大的新神。新神必须能把旧神残暴地踩在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藏人才会敢于把原本对传统宗教的“愿意”变成不愿意。中共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新神宣布的新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类本性方面的满足（暂不谈中共后来的作为），因而被相当数量的藏人以近乎狂热的方式接受是合乎逻辑的。在宗教性上，皈依者以趋于极端的方式投身“砸烂旧世界”中，表达他们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那和西藏宗教的内在精神本是一脉相承；在人性方面，受苦人一旦压抑解除，满腔苦水就会喷涌而出，并以残忍的方式回报给过去制造了苦难的来源，这也并不奇怪。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1960…1966年），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解除了世俗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管制，完全由那位光芒万丈的毛姓大神从遥远神秘的北京那座庙一样的城楼上挥动有着闪亮红五星的帽子进行指挥——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之极并且极易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去，应该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中共从被他们称为“翻身农奴”的底层藏人拥护中，自以为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如毛泽东所说：“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一旦被压迫人民的阶级觉悟觉醒，就会奋起斗争，砸烂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然而以我看，与其说底层藏人是自己选择了以西藏上层社会为对手进行阶级斗争，倒不如说是他们是在一场两神之间的斗争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那场两神斗争是高高地发生在他们之上的，他们只能看到天上的翻腾乌云和雷鸣闪电，当那神界相争的恶战结束，云开雾散，阳光所照射的胜者是那位名字叫做毛泽东的新神，于是藏人就向他顶礼膜拜了，并按照他所公布的新天理去对被打倒的旧神进行“阶级斗争”了。达赖喇嘛一方认为藏人从未有过对西藏传统宗教的背叛，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历史事实；而另一种认为藏人曾接受了反宗教意识形态的观点，亦只是看到了外表。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着“无神论”的口号对传统宗教进行摧毁，他们也不过是信奉了那个叫作“无神论”的新宗教，把宗教之神从达赖喇嘛换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藏人有崇拜强者的心态，毛泽东和达赖孰强孰弱，通过二者的两次较量，已经被藏人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战役，藏政府的精锐兵力在中共解放军面前一触即垮，如摧枯拉朽，达赖喇嘛只能逃到亚东去避风；拉萨事件，数万拥护达赖的武装战士云集拉萨，驻拉萨的解放军只用二十几个小时就获全胜，达赖喇嘛则流亡印度。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展现在藏人面前，肯定会给他们极大的震动。他们一直五体投地崇拜的神，原来并非像他们想象得那样战无不胜、无所不能，反而在毛泽东面前只有逃了再逃。崇拜神界之强大和威严的潜意识，会使藏人崇拜的对象无形中发生转移。前面说过，西藏的百姓宗教和僧侣宗教差距是很大的。百姓宗教更多的是一种表现为集体潜意识的宗教感，而满足那种宗教感的具体内容可以不拘一格，不像僧侣宗教那样必须符合学术体系、流派和严格的对象。西藏百姓有神便拜，他们理解的世界是个多神世界，凡是强大或位高的事物都会被他们赋予神灵特性，为他们所拜。连黄慕松那样的世俗官僚，在进藏路上也曾被藏人要求其为之“摩顶”：
万民争来求福，罗拜帐外，并献金珠饰物，余乃施以摩顶礼，众皆大悦。余之乘舆挂满哈达，俨如活佛出行……在加沙未受摩顶之民众，亦沿踪偕来，余乃一一抚慰。盖民众信佛极虔，以为中央大员，必为活佛转世也。
那么以毛泽东和中共表现出的强大，更足以引起藏人百姓的敬畏之心。使毛和中共可以顺利地在藏人百姓中取代传统旧神的，还在于中共意识形态本身和西藏宗教颇有内在相通之处，因此不会使他们的宗教意识发生太大冲突；同时，中共在西藏的专制统治和传统西藏的政教合一统治亦非常相像；作为至高无上的宗教象征符号，毛泽东比达赖有过之无不及，不仅其作为世俗领袖更加威严强大，而且因为历史上中国皇帝被藏人视为文殊菩萨化身，比作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有更高的神格，理所当然地，毛被藏人当作了文殊菩萨。在强制推行和相互裹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对毛泽东表达崇拜的仪式化行为，虽然具体方式不同，在精神实质上和藏人熟悉的喇嘛教却无二致，因此转换起来非常容易。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小宝书”背诵“最高指示”，与过去家家供奉达赖画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有多大区别？对普通的藏人百姓，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所寻求的强大威慑和庇护，以及提供他们相应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换。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与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老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举着毛泽东像念毛语录唱“东方红”。藏人对西藏宗教的典籍心怀敬畏，但大部分是文盲的底层藏人顶多背诵一点“六字箴言”那样简单的经文，对深奥且浩瀚的宗教典籍，不要说弄懂其中的含义，连不知所以然地朗读一下都没有可能。西藏之所以发展出众多“自动化念经”方式，与此也有关系。如藏人多有手持的经桶，桶内装有印着经文的纸卷，转动经桶就相当念诵其中的经文；把经文印在布上（经幡）挂在外面让风吹动，则可算作“风力念经”；有流水的地方可以设置水力带动的经桶，原理和跟水磨一样，等于昼夜不停的“水力念经”；还有遍布西藏高原的玛尼堆，把经文和佛像刻在石板上，堆放在一起，围绕玛尼堆转行也相当念那些经文。以那种方式念经，把经换成了“毛主席著作”，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西藏林芝地区的专员张木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林芝地区的农牧民，平均每人可以背诵的“毛主席语录”达到四十多条。但是那并不意味他们真地接受了毛思想，无论对佛教经典还是毛语录，他们的念诵之形式都高于实质。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换上有足够的分量，能满足西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泽东置换掉达赖，以共产主义天堂置换掉西天极乐世界，以共产党组织置换掉寺院结构，对底层藏人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也许今天人们会说共产党统治西藏如何残暴，给藏人带来了多少苦难。残暴是无疑的，然而正如上述，残暴在西藏的宗教意识中并非能够简单地全部视之为恶，还是其文化深层的某种必要因素。中共统治残暴，西藏的传统社会也不尽甜美。中共的残暴是针对上层阶级（至少在60年代），传统西藏的压迫却是对下层阶级，是以多数人的苦难维系少数人的特权。共产党颠倒了这种关系（“翻身”一词是非常形象的描述），把上层社会的财富分给过去的农奴。当那些世世代代苦命的人们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而且被告之他们成了主人的时候，他们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并且他们将不会为此感到惶惑，因为给他们做主的新神是那么强大有力，整个旧世界在那新神面前不堪一击。一方面新神可以降临最残忍的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区分的规则如此明确，一目了然——阶级。这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哲学，简直跟西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模一样，区别只在于过去的角色调了个个儿──这回是穷人把富人踩在脚下了。为什么会调个儿，那是因为天地重造，出现了神界轮回──旧神的时代结束，而一个无比强大的新神时代从此开始！以新神的神威，新世界必将与天地共长久，而旧世界将万劫沉沦，永世打入地狱。在这种对比中，慑服于新神，投靠新神，敬畏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抛弃和打倒旧神，以西藏文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不要说西藏底层百姓，即使是写下了《七万言书》对中共进行尖锐批评的班禅喇嘛，在其《七万言书》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搀杂了对新神的畏惧和敬意。以《七万言书》最后一段为例：
这份报告呈送给总理您并通过您转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毛主席。请在宏大深邃的胸怀中稍加关注。因为我的知识水平低，这份报告里有许多不全面、不成熟、不对、不妥、不当的地方，请毫不避讳的以父母诫子之心，严赐批评教导。总之，过去十二年中靠党的恩惠而生存，由于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各位首长和以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各位书记对我的思想经常给以许多帮助，因而使我有了一定的革命观点、看法、认识和理想等……我已立下誓言，今后为了党和人民除了肯定办好事外，绝不让有辱一个作为勤劳勇敢的藏族子孙名誉的任何痕迹遗留在我的历史上。今后我要在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等各级领导下，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各位副主任的帮助和工作上共同协作下，可以完善的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此请在宏大深邃圣洁的胸怀中加以鉴察。
并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也想到了佛教的末日，所以在《七万言书》中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宇宙间所包罗的一切（事物）都是瞬息万变，趋于消亡的；不变化不消亡而能存在者连一件也没有。因此佛教的存在也有时限，这是我们慈悲之主释迦牟尼已经明确讲过的。
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请求中共不要把佛教灭亡的日子以人为之力加以提前罢了。
4、西藏寺庙是谁砸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镇压藏人武装反抗的过程中，不少寺庙因为成为反抗据点，受到中共炮火打击甚至飞机轰炸，因而遭到破坏。在随后进行的“民主改革”中，中共又迫使大批僧尼离寺还俗，使不少寺庙因无人驻守而荒废，或是因改作它用而遭到毁坏。这一类还不算专门针对寺庙的破坏。还有一类则是以彻底摧毁寺庙为宗旨的破坏，所说的“砸庙”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前者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已经比较清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后一类破坏。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 的组成部分。董尼德在他的书中称之为“废墟行动”和“汉灾” 。他的有些描写让人惊讶：
寺庙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难。对某些深墙高院、固若金汤的寺庙，红卫兵还动用了炸药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甚至有轰炸机支援。
不知他的说法根据在哪里？以我的了解，说红卫兵使用大炮和轰炸机摧毁寺庙实在是实在有些离谱了。不过，砸庙的具体手段暂时可以放在次要地位，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西藏寺庙到底是谁砸的。无疑，肯定有汉人参加。西藏当时有数万汉人，集中在文革浪潮相对汹涌的城市，中国内地刮进的“破旧立新”之风肯定会使他们受到影响。然而当时在西藏的汉人基本都是干部职工，干部职工一般较晚才介入运动。文革初期的“破旧立新”是红卫兵的行为，而红卫兵是学生组织，一般只有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参加。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普遍年轻，带子女进藏的本来就少，子女已上中学的更没有几个，所以不可能有多少西藏本地的汉人红卫兵参加砸庙行动。这一点可以从拉萨寺庙的情况得到证明。拉萨那时集中了最多的汉人，但是拉萨寺庙受到破坏的程度远逊于汉人稀少的西藏农村和偏远地区。那些偏远地区的寺庙是谁砸的呢？在西方人写的书中，连立场比较接近中共的谭·戈伦夫也将砸庙归之于中国内地的红卫兵。他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写到：“1966年整整半年，红卫兵开始涌进西藏，有些甚至是坐飞机去的，机票是由同情他们的北京官员办理的” 。达赖一方对此则更为明确，达兰萨拉的《西藏通讯》杂志主编达瓦才仁对此记载得极为详实：
这些破坏是由来自中国的红卫兵干的，当时，第一个闯进西藏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进入拉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的“八十中学红色造反队”，四百余人，队长是武姿汉（音译，下同）；接著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学院红旗战斗队”三百余人，首领叫肖联；北京航空学院的“红色航空学院进藏战斗队”三百五十人；北京人民大学的反修战斗队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华大学的“反帝战斗队”二百五十余人，领队叫张金松，李凤莲（女）等；北京民族学院四百余人叫“东方红战斗队”（其中一半是藏人）；东北铁道学院的“红色造反队”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开始破四旧和破坏大型寺院并掠取珍贵艺术品的全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虽未到过西藏却对西藏的文物极为熟悉，只砸他们不要的东西。
上述的数字和名字虽然详细，但是没有提供引据来源，可信度是有问题的。至今时间已过三十多年，当年的当事人已难以寻找，尤其那是一个档案系统瘫痪的年代，基本无从核实当年的情况。但文中所列举的“第一个闯进西藏的”的“四百余”红卫兵所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曾是女子中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文中所说的八十中红卫兵到拉萨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时红卫兵“大串联”尚未开始 ，中国内地的只有少量红卫兵到北京“取经”或告状，因此不可想象会有四百余人的庞大红卫兵团队在那时从北京到拉萨。我访问了一位从1965年就在八十中学教书的阮姓女教师，她知道学校在“文革”期间有学生去了西藏，由于那时教师都“靠边站”，具体情况她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进藏。我访问的另一位名字叫孙小梅的女士，她在1967年去拉萨，并且参加了拉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在拉萨有一个“首都红卫兵赴藏总部”，不超过一百人。其中有八十中的学生，约十多个，领头的名叫贾军，是个男生。孙女士表示，至少她在西藏期间，没有汉族红卫兵参与砸寺庙的事。汉人红卫兵到了拉萨以后，也极少再有去西藏其他地区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去砸其他那些地方的寺庙。虽然现在准确地了解当年情况已经不易，但是以经验判断，也难以相信当年会有大批汉人红卫兵进藏砸庙。也许他们会有这种愿望，如果没有西藏高原的大山阻挡，成千上万的汉人红卫兵可能真会乘“大串联”之机，涌进西藏去破“四旧”（依当时的标准，西藏的“四旧”无疑最多）。然而西藏的遥远和恶劣的交通挡住了他们。西藏行路之难，连三十年后的今天，交通条件改善了多少倍，离开了几条主要公路都有寸步难行之感。西藏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皆为当地最坚固的建筑，内地红卫兵如何能够深入进去，又如何有对付高原缺氧的体力和足够的人手，把散布在上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数千座寺庙毁坏得那样彻底呢？我还采访过一位名叫何佳的北京女士，她曾在1966年以红卫兵的身份到过拉萨。通过与她交谈得到的印象，我更相信汉族红卫兵那时进藏的人数极为有限。何佳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那是一个中共干部子女集中的的学校。西藏中共首脑张国华的女儿也在那个学校上学。何佳与另外四个红卫兵战友进西藏，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拿到了张国华的批条才得以实现的。没有那层关系，当时的汉族红卫兵根本不被允许进藏。那时控制进藏的手段非常简单，进藏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车全都控制在当局手中，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私人汽车。只要不被允许上汽车，红卫兵不可能靠两条腿走进西藏。何佳他们拿着张国华的条子，虽然得到了进藏汽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