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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内地汉人来，都是去咸阳民院上学的本地学生。他们一共回来了16个人，包括现在日喀则军分区的副司令江洋次仁。现在他们都是大官了。他们是66年底回来的。那时县上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不能控制局面了。县上也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先动员县上的红卫兵，县上的红卫兵再分头到各乡动员。我那年16岁，在多尤乡小学上五年级。县上红卫兵把材料发给我们，让我们到群众中去念，我们还在墙上到处写毛主席语录。67年的1月还是2月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春节快到的时候，一天晚上骨干分子开会布置了第二天砸寺庙。我那时是毛主席语录宣传员，也参加了会。不过当时在会上的决定是只砸扎仓，不砸经堂。第二天两个村的贫农小组一共十几个人去砸寺庙。带头的是乡长索朗次仁和贫农协会主任江布罗藏。他们在旧社会都是非常穷的。索朗次仁后来当过九大代表和区委书记。江布罗藏的儿子是那16个咸阳民院红卫兵中间的一个。他儿子现在是地区交通局的副局长。（你问咸阳回来的红卫兵去没去砸庙？没有。他们动员群众去砸，自己没去。）寺庙的和尚那时大部分都不在，民主改革时不少跑到印度和尼泊尔去了，还有自杀的，只剩下几个和尚看庙。他们不给我们开门，我们就把门给砸开了。进去之后我们先扔佛像，然后开始砸扎仓的房子，还砸寺庙过去用来关人的监狱。砸房子土大，像冒烟一样，远远就能看见。其他村子的贫农小组也都赶来参加了。开始只有我们乡的人，到中午时，其他乡的人也都来了。人一多就控制不住了，从砸扎仓发展到砸经堂，最后干脆全砸了。后来连几十里地以外的科加乡、西地乡都来人参加砸庙。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前前后后砸了一个多月，全部砸光了。我们这里对寺庙的破坏最严重，其他地方有的还留下了文物和房子，我们这什么都没了。没有，群众没有拿文物的，当时对那些东西都恨得很。群众拿的主要是生活用品和家具什么的。还有抢木料的。一些老百姓参加砸庙是为了要木料。你知道，我们这的木料很缺。金的银的那些东西先是各乡分，后来县上银行来人收走了。有些铜的东西散在老百姓手里，每斤三四毛钱卖给了县上的收购部门。
我后来在普兰的科加寺看见两座高达两米多的银佛像，就是文革期间被银行运走的。当时阿里地区归新疆“代管”，佛像被运到新疆，一直放在银行保险库里。直到邓小平时代重建科加寺才归还回来。科加寺的僧人给我掀开佛像的衣服，让我看佛像银腿上的有一块凹坑，那就是当年被砸庙者用大锤砸的。不知道为什么只砸一锤就中止了，我想也许是在场的银行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制止？我与很多藏人谈到文革情况，他们都承认砸庙主要是藏人进行的，而且是群众自发的，但是像尼玛次仁那样谈及自己如何参与其中的就很少见了。我访问过一个名叫吾金次仁的藏人，文革开始时他在日土县。他讲了日土寺被当地藏人砸掉的过程。我问到他当时怎么做时，他回答他在一旁看。陪我去访问的当地驻军军官跟他关系很熟，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当时肯定也动手砸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会儿都年轻嘛！”西方著作对西藏文革期间寺庙被砸的描述大都缺乏细节，只是笼统地归于红卫兵。即使谈到了藏人砸庙，也附加上一些并不确切的事实。如董尼德书中的说法是：“西藏人民在枪管的逼迫下，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寺庙的拆除工程。” 既然宗教是西藏社会与文化千年发展的核心，人们很难解释藏人为何会自己动手对其加以毁灭，于是就只有想当然地相信“枪管逼迫”那种理由，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不错，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其实当时的中共的西藏政权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藏的中共军队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六十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下一片废墟。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藏人自发地起来砸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尤其在全世界都天经地义地认定藏人是受害者的情况下。西藏以外了解这个事实的人很少。中共当局虽然清楚，却不会涉及这个话题，因为不管西藏寺庙是谁砸的，责任都在于它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对藏人而言，随着时过境迁，当年的行为成了今天的心病，于是宁愿闭眼不看过去的事实，或者希望缄默能够改变事实。而流亡在外的藏人即使知道真实的情况，也要坚持把砸庙说成是汉人所为，以在国际舆论中维护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如此下去，再过一二代人，那段历史的真相也许真地会被改写成另外一个样子。我说明西藏寺庙主要是藏人自己动手砸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把责任推给藏人。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又是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这些行动中，除了看到被蛊惑的疯狂以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能够自己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来世”，他们是不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呢？目前的一般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暴政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是一种事后的观点。以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推断当初人民一定反对，是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的理性和预见能力。实际上理性和预见能力正是人民最缺乏的。在中国内地，普通人民对官僚主义及当权者的不满，以及长期严厉管制所造成的压抑，使相当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是欢欣鼓舞地投入的。西藏也是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群众基础甚至比中国内地还充分。内地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所指主要是中共当权派，而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既可以表达对中共当权派的不满，也可以发泄已经被煽动起来的对西藏传统社会的仇恨。群众获得解放的感觉是空前的。固然，毛泽东并没有真地给藏人以解放和他允诺的“现世天堂”。前面已经谈了很多西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不过我们同时需要慎重地对待另一种判断：中共的统治不好，因此被中共打倒的西藏传统社会就是好的。即使在藏人对中共的信仰和敬畏已经荡然无存的今天，仍旧可以在一些藏人家里发现毛泽东的画像，与达赖和班禅的像挂在一起。共产党曾经给了“翻身农奴”解放的理想，即使没给他们真实的解放，那理想也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再也不能拔除。就像当年的朗生次仁拉姆在文革期间被抓去“隔离审查”前，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进了监狱，也比旧社会好。”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宗教在西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让中共经常寝食不安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的态度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那时默默无闻地呆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心里一定非常地寒冷。
第九章 神界轮回（下）曾几何时，毛泽东替代达赖、共产主义替代佛教的神界轮回似乎必将万代不变，却没想到这一圈的轮回竟是如此短促，仅仅二十年的时间，又开始了另一轮逆转的轮回。毛泽东的死亡使中共在西藏精心营造的神界失去了基础，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藏民族别无选择地重新回归了自身的传统，汉人也同时失去了“进藏”的力量源泉，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得以控制西藏的一套完整机制，至此从结构上彻底解体。
1、新神之死这一逆转的轮回首先是从中国内地开始。中共的造神运动不仅是在西藏进行，自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掌权，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在整个中国一直在进行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家”——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忠”、“孝”、“仁”、“义”是围绕“家”核心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从这四根支柱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忠”、“孝”、“仁”、“义”在上下纵横不同方向互为支撑，本是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然而1949年以后的中共政权出于全能式专制统治的需要，把家庭和家族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从而对后三者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被推向极端的“忠”——把全体人民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毛泽东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然而没有家族文化的完整底座支撑，“忠”到极端必会失衡。其走向是越来越要求只忠于那个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其他的任何“忠”统统都是不可容忍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权威“造反有理”的一次总攻，最后结果就是仅剩下一个“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权威（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而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邓小平在其身后发动的改革，就是从把毛拉下神坛开始的。那并非出自邓小平的民主意识，他当时面对的现实是，为了阻止他复出，他的政敌提出了以“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作为当时中共的政治纲领。那种把毛泽东继续奉为神的做法，使毛泽东扣在他头上的黑锅无法搬掉，他对中国的改造也因违反神谕而不能推行。因此他首先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最终让作为标准的“实践”审判毛泽东，把毛泽东从创造绝对真理的上帝变成被实践所嘲弄的“三七开”凡人。把“实践”放在比毛泽东更高的位置，邓小平名正言顺地打倒了“凡是派”，获取了最高领导权。当时中共的权力体系尚主要由“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人组成，邓小平要改变文革路线，首先需要完成权力体系的更换，以文革的受害者取代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平反”。这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定文革导致的政治开明也起了重要作用，曾被“踩在脚下”的经历，使邓小平及其同僚的良心有所觉醒，对其他受迫害的人产生同病相怜感情，而不再像当年主持各种整人运动时那样无动于衷。在全国性平反运动中，当时担任中共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是主要主持者。他为建立邓小平的权力体系、肃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邓小平提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不难想象，作为有一定良心和道德，并且也受过同样迫害的个人，能亲自主持拨乱反正的过程，得到普天下的感恩戴德，是容易进入一种崇高和神圣、甚至是救世心境的。那不仅是胡耀邦一个人的心态，当时中共那些重新“恢复工作”的高层领导，都有同样的情结，由此肯定会影响当时中共的治国之道——包括有关西藏问题的决策。这是中共在西藏开展“拨乱反正”的内在因素。政治需要和良心反省相辅相成，使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不断扩大，源自中国内地的对毛泽东的否定和清算，也随之延伸到了西藏。“拨乱反正”对于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起到的作用却使中共在藏人心目中创造的新神陷入土崩瓦解。意识形态造就的神从时间上无法与文化造就的神匹敌，道理就在这里。意识形态造就的神尽管可能一时强大无比，似乎能将文化造就的神连根拔除，也确实能在一时迷惑和动员相当多的群众，但是意识形态变换无常，往往随着政权更迭而更迭。后来的掌权者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经常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前者，或像邓小平对毛泽东那样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随着意识形态遭到否定，不管那人造的神明原来显得多么强大，也就立刻被抽掉基础，失去了神灵的光辉。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神必须是完整的。邓小平那些“辨证”的说法──此时的中共和彼时的中共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那样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