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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嘴里含一口水，然后用嘴里吐出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第二口水要吐在手心里，再往脸上一抹，这样洗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因为没有毛巾或手帕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摆擦一下。
至于牧区老百姓，就更是不洗了。我原来也以为那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但是在牧区呆上几天，连我自己也不洗了。藏北连七月的盛夏晚上都要烤火，寒冷使人根本不想碰水。何况皮肤洗得越干净越不禁风吹，开裂越多，反而是不洗可以留下天然保护层。因此我明白，不洗并非是不卫生，而是必要的生存方法。初到西藏的人亦常对藏人不洗碗大惊小怪，其实道理一样，寒冷使得用水洗碗既困难，也洗不掉碗上沾的油腻，只有擦才最干净。有时藏人还用干牛粪擦锅，那是因为牛粪有碱性，有助去油。其实西藏的牛粪不一定比内地的洗涤剂有害成分更多，如果再进一步了解西藏人与牛粪的关系，就更懂得他们不会把牛粪当成秽物。西藏高原的特有物种——牦牛，在西藏人的生活中起着特殊作用。牦牛肉比黄牛、水牛的肉都好吃；牦牛奶极为浓缩，可以打酥油，烧奶茶，做酸奶，在无法从事农耕的高原牧区，牦牛奶是维生素的主要来源；牦牛毛用来编织人住的帐房和各类索具；迁居时牦牛充当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牛皮制作口袋、鞍具、靴子、船……最奇特的就是牛粪，西藏大部分地区既不长树，也运不进煤炭石油，送不进电力，唯一的燃料就是牛粪，一年到头烧茶、煮肉、取暖全靠它。虽然理论上草原上有无穷无尽可以烧的草，但是高寒地区的草长不高且比较稀疏，即使人终日忙于打草，得到的燃料也不够烧一小会儿。从加工燃料的角度看，牦牛的嘴是最好用的割草机，不用加油，从早干到晚，割下的草用牙齿粉碎，通过肠胃“生产线”进行处理，使草压缩，结合紧密，更符合燃烧性质，再从“生产线”的出口排出──成为牛粪。有了这种“机器”，人获取燃料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许多倍，人只需把牧场上一摊摊牛粪收集起来，晾晒干燥，储存起来，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可以说，没有牛粪，除了少数能够生长树木的河谷，西藏高原将在整体上没有人生存的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把牛粪视为藏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不应算夸张。我把藏人与牦牛（包括羊）构成的自足关系称为“牛生态”。这种“牛生态”决定了牧区──也是西藏最广大地区的生产方式。在无法进行农耕的高海拔地区生存，生产就只能围绕着牛羊——放牧、打毛、挤奶、捡粪。而西藏高原的“天”又为这种生产附加了一种限制，即为了保证牛羊有足够的草吃，必须不断轮换草场——游牧。西藏高原以外的许多牧区（如新疆和内蒙古）现在都实现了定居，那是因为低海拔地区的牧草可以长得较高，同一草场的蓄草量供得上牲畜一年四季需要。西藏高原却因为高寒气候，草的生长期长，蓄草量少，又不可刈割贮存，所以只有游牧方式才可保证畜牧需要。牧民们把草场分为“冬窝子”、“夏窝子”等不同季节的牧场，一年搬迁好几次，一生搬迁上百次。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在草原上不断搬迁，就不能住房子，不能睡席梦丝床、买家具，不能通电、通自来水、煤气，不能看电视、用电话，连通一封信都困难。我在青海藏区的玛多县，看到县政府后面的草地上搭了一座“模范帐房”。帐房里有电灯、洗衣机、电视，靠一架风力发电机提供电力。藏族县长普日娃在就住在那里。一是因为那位牧民出身的县长喜欢睡在草地上，二是按着上级指示给牧民做一个示范，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改善自己生活。凡是进城办事的牧民全去县长的帐房参观，啧啧称奇，小心翼翼地抚摩每一样电器。但是普日娃心里明白，他们虽然羡慕，却不会真地去购买使用。就拿那架风力发电机来讲，尽管是专门为牧区设计的，可以拆卸，便于搬运，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游牧搬迁不能用汽车，草场之间也没有公路，物品只能靠牦牛驮运。首先牦牛看见那些金属杆件和桨叶就害怕，不愿意驮在身上；其次牦牛群行走爱聚堆，经常要互相挤碰，金属件容易碰疼它们和发出响声，使整个牛群受惊。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牛群四处奔逃，直到把驮在背上的东西全甩掉才罢休。弄不好要花几天的工夫才能把跑散的牛找全。脚踏缝纫机当年刚到牧区出售的时候，也曾引起过牧民尤其是妇女的极大兴趣，不少家庭买了。但是大部分在一两次搬家后就摔得不能再用，缝纫机也就从此在牧区销声匿迹。靠牦牛驮运搬迁，最适合的是软性的天然物品。如打成捆的牛毛帐房，牛皮袋装的酥油和青稞，牛毛口袋装的牛粪等。那些物品都是靠“牛生态”自给自足的，市场提供的现代化物品多数不能适合这个基本要求，更谈不上适应高原生活的其他条件，因此只能与西藏高原绝缘。所以，尽管货币已经在西藏的所有角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崇，但是至少在牧区，使用货币的需求仍然只在很低的水平，更多地是作为财富象征。有些牧民家庭把大面值钞票排列着贴在箱子表面或佛龛之下，作为满足自己视觉或给客人观看的装饰，典型地反映了钱在那里与其实际功能的脱节。此外，作为供奉献给寺庙及活佛，大概是货币在西藏基层社会最主要的使用价值之一。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人生活状况的认识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写的书中，你会感受到藏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那种愉快、自如，甚至充满诗意。
聪明人不仅睡觉时脱下靴子，早上挤奶时也不穿靴子，尽管天气是零下三、四十度，他们有时甚至光着脚走一些路。他们干活时，无论挤奶或是往牦牛背上装货，不仅光着脚甚至袒露着肩膀，从来不会冻伤。他们仍然在外面睡觉，我也愿意在外面睡觉。冬天的宿营地较稳定，因此，牧民用各种方法加固营地，一种是用牛粪围成墙防风，这样牛粪很快就吹干成为好烧的燃料，这也是贮存牛粪的好办法，我们常睡在这牛粪墙与帐篷之间，但年纪较大的人冬天睡在帐篷里。除了牛粪之外，我们也常把鞍具堆积起来作为防风设备。那些狗常睡在我们身上，这也使我们得到温暖，羊也这样。我们有些人与羊睡在一块，用靴子作枕头。牦牛虽很暖和，但不能一块睡，它们爱踢人。有时下雪，我们身上都湿了，但仍然愿意睡在外面。有一次，我从青海湖到拉萨（青海湖是离塔尔寺不远的一个大湖），正值隆冬，路上我走了一百一十一天。我带有一个帐篷，但每天晚上，我仍然睡在外面，就是下雪也是如此。我们那支旅行队伍一共有大约一千人，一万或一万二千头牦牛、马、驴。这是冬天长途旅行唯一安全的方法。
然而在汉人的眼里，藏人的生活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一位当年在西藏踏勘公路线路的汉人竟将他自己无法接受的生活归结给了“封建农奴制”：
我们很佩服给我们赶牛马驮运行李公物的藏胞。他们睡前把牦牛背上的鞍垫拿来铺在草地上，解开腰带，就这样用氆氇长袍裹着身子睡下了，长袍就是铺盖。到第二天早晨，大雪已经把他们覆盖起来。我们担心他们被冻坏，可是他们站起来抖抖雪，又准备上路了。有一次途中休息时，一个驮运行李的藏胞肚子饿了，他拔出腰刀在牛颈上割一道口子，用毡帽接了半帽子热乎乎的牛血，喝了下去。然后，他抓一把稀牛粪把牛颈上的伤口糊住。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十分愕然，同时对在封建农奴制度压迫下的穷苦藏胞寄予无限同情。
2、洗衣机打酥油的现代化
到目前为止，说的主要是西藏牧区，西藏农区相比之下有很大不同，不像牧区那样纯粹。从农区的服装普遍比牧区服装“汉化”（西化）程度高很多就能看出这种区别。西藏农区住房子，睡床，不少村庄通了电，已经开始有电视，也开始使用农机，有些家庭还买了拖拉机或汽车。年轻人打篮球，穿“耐克”鞋，看录像，唱卡拉ＯＫ，趋向现代化的迹象是可以清晰感受的。不错，如果是纯粹的农业文明，道理上应该能够进入现代化。虽然行政部门把西藏的73个县分成35个农业县，14个牧业县和24个半农半牧县 ，人口统计中划归农业人口的人数也高于牧业人口，然而事实上西藏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农业区。即使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牧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方面，海拔高度首先就是一个制约因素。一般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度就是农作物生长的极限（藏南的上限约在4300米，青海藏区的上限约在3700米），而西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其总面积的13。9％ ，而这13。9％的面积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基本只限于几条河谷──可以用作耕地 。这就决定了即使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农区，在经营农业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力投入牧业，收入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牧业。这一点可以从西藏自治区的牧业产值从来都超过农业产值（1993年牧业产值超出农业产值23。1％ ）上得到间接反映。另外一个证据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肉产量要高于纯牧区的肉产量。1992年，前者占全西藏（自治区）肉产量的67。48％ 。因此，前面所讲的“高海拔──游牧生产方式──传统生活方式”那样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逻辑，在西藏农区也依然会起到相当程度的作用。西藏的农业区和西藏以外的农业区还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西藏之天所决定的交通闭塞。凡是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趋势，大部分只在交通干线两侧。离开交通，无论是现代化的冲动还是现代化的可能，都立刻大大下降。也许有人会说，交通是可以改善的，这些年，西藏的交通不是改善了许多吗？确实如此。之所以如此，我们才看到了沿公路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迹象。然而相对于西藏高原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面积，西藏的公路实在太少，它所能带动的“现代化带”因此也只能是很小的部分。花费高昂代价所建设的西藏现有公路，在西藏“天”之威力面前是相当脆弱的。山洪、暴风雪、泥石流、塌方、大雪封山、险峻的地形和糟糕的路况，以及缺少公路服务体系（修理、加油、救援及食宿等），使在西藏的每一次行车出门都几乎相当于面临一次冒险。即使对拥有高性能越野车、给养供应车、无线电台和长枪短枪的政府官员，下一次乡都得当成大事来筹划和准备，其他车只要不是非跑不可，那就一般不跑。在这样一种交通状况下，即使是在公路两侧，也只能出现一些现代化表象，难以想象会全面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远离公路的广大地区。这种状况靠人力难以改变。前面已经说过面对西藏的“天”，人是多么渺小无力。以中国唯一未通汽车的西藏墨脱县为例，即便只是为了面子，中共当局也一直想消灭那个空白，并为此不惜成本。多少年过去了，一直干到1994年，终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墨脱实现了通车，并为庆祝这个共产党的光辉功绩举行了盛大通车典礼。然而只有一辆车开了进去，造价昂贵的公路随之又被泥石流和塌方阻断。1996年我去西藏时，开进墨脱的那辆汽车还被困在里面没有出来，成为当地人的笑谈。西藏的公路，除了青藏公路和拉萨到加德满都之间的“中尼友好公路”路况较好（后者进入喜马拉雅山脉以后也是危险重重）之外，即使是在地图上标志为干线的公路，许多部分也不过是草原上压出的车辙而已，从来无人养护。至于县城以下的乡村牧场，路的条件就更差，主要交通仍然只能靠畜力和人的两脚。西藏的“天”使得修筑公路和保养公路的花费如此巨大，而经济回报又如此之少，以至在比较重实利的邓小平时代，西藏的公路建设几乎陷于停顿。从1980年到1994年15年间，西藏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291公里 ，平均每年不到20公里。以这样的进度，如何指望靠交通发展带动西藏农村的现代化呢？其实，即使修通再多的道路，能否因此而实现西藏乡村的现代化，依然是个疑问。如果你曾经在西藏那些脱离主干线的分支公路上行过车，你就会发现常常是跑一天见不到几辆车。那些公路的利用率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交通的发展，主要驱动力应该是来自市场经济的需要。西藏乡村牧区至今保持着典型的自然经济状态，自给自足。“牛羊生态”的牧区自不必说，然而相比之下，西藏的农区甚至更不需要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