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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百姓自己带糌粑。吃饭是人人天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必须不停地解决 ，人们在吃上也舍得花钱，但却没有形成今天弥漫于拉萨上下的吃喝风气。吃喝风气的出现是和时代变迁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瓦解，精神空虚，纪律松弛，欲望膨胀，以及源于“无人进藏”的心理失衡，人在偏远的西藏又难以找到别的发泄渠道和补偿可能，大吃大喝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寄托。对于推动拉萨餐饮业的勃兴，西藏的中国驻军起了很大作用。拉萨最早的饭馆群就坐落在西藏军区门前的街道上，绝非偶然。军队单身多，工资高，娱乐少，饮食单调，而驻扎拉萨的军人又相当多，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且花钱慷慨的吃喝群体。另一个吃喝群体是在西藏的汉人，他们有的是“援藏者”，有的是来搞项目，有的是做生意，他们也大部分没带家属，单身在西藏，除了满足口腹需要，他们还有怎样打发空闲时间的问题。西藏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闲时间十分多，喝酒吃饭自然就成了打发时间和寻找快乐的重要内容。当然，仅仅吃喝在今天已经不够了，拉萨的娱乐业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发展，歌舞厅、夜总会、游戏机房……色情业当然也会相伴而生。不过那些后发展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饮业重叠或以餐饮业为基地。如西藏军区大门外的饭馆群被拉萨市民称为“红灯区”或“军妓一条街”，就是讽刺那些饭馆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萨的饭馆酒店已开始向高档化发展，提供餐饮、娱乐、色情“一条龙”服务。我认识一些在拉萨的汉人“援藏干部”，他们除了平日随机地寻找各种可能机会吃喝玩乐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在这些地方，常常带妓女回住处过夜。那几乎已是一种公开行为，除了瞒着自己远在万里之外的家庭，对其他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诚。据他们讲，援藏干部多数都有这样的行为，否则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再没有一些享乐，如何能坚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树为“典型”号召全党学习的孔繁森，据说生前也曾是拉萨歌舞厅的常客。当然，并非在西藏的所有汉人官员都如此。“援藏干部”相比是最放荡的。他们把内地的腐败和“开放”带到了西藏。“老西藏”中则有不少人保持着原来的正统（虽然也开始逐步变化）。同时，藏人也不是跟这些事不沾边。拉萨的藏人妇女中之所以流传“赶走川妹，还我丈夫”的口号，就是因为她们痛恨自己的丈夫把心思和金钱都给了做色情生意的四川姑娘（拉萨妓女大部分来自四川）。藏人之中的奢靡之风在拉萨已经很普遍。藏人原本就有追求欢乐的天性，较少约束，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喝酒、赌钱、歌舞和女人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八廓街一位名叫阿布的藏族商人告诉我，那些被送到印度达兰萨拉去上学的藏人孩子，如果离开拉萨的时候岁数已经比较大，在达兰萨拉都呆不下去，想回拉萨，因为拉萨好玩而且自由。阿布自己有两个孩子在达兰萨拉上学。那是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办的学校。阿布说那里管得严，没有卡拉OK，没有夜总会，饭馆里不许喝酒，孩子们在学校跟在军队一样。达兰萨拉比西藏还西藏。这似乎是个讽刺──孩子的父母出于向往自由把孩子送到达兰萨拉，而孩子在那里所向往的自由之地却是拉萨。这正是达赖喇嘛对西藏现状的最深忧虑之所在──西藏是否会就此失去宗教精神，堕落为一个腐败的民族。他认为这是中共最恶毒的手段，是对西藏文明从根上的毁灭。我想达赖喇嘛这种担心是深刻的，显示出他与一般政治领袖不同的大智所在。但是我认为即使中共真有用世俗腐蚀宗教、用物欲同化西藏的阴谋，那阴谋的成功也是极有限的。了解这一点，在拉萨的餐馆里和娱乐场所看一看就会知道，那里虽然有藏人，但几乎只限于城市藏人，西藏农牧区的普通老百姓是从来不在那些地方露面的。而我们已经谈到过，今日西藏的城市藏人，多数都属于中共在西藏供养的“稳定集团”。他们把北京供养的钱拿来寻欢作乐，而真正在西藏大地上用血汗换取财富的藏人百姓，还是把他们的钱送进寺庙 。由驻藏军人、驻藏汉人和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构成的消费集团，消费数额远远高于普通西藏百姓，只有夏季才光临的少量旅游者在消费中更占不了多少比例，所以拉萨餐饮业从个人消费者那里挣的钱，说到底是以北京付给“稳定集团”的工资为主要部分。不过，工资花在餐饮业上的消费，比起公款消费又是小巫见大巫。在那些高档酒楼里一掷千金的，花的几乎全都是公款，或者是为了从官员那里捞到好处的老板，他们的支出会百倍千倍地从官员手下流出的公款中返还，最终等于花的仍然是公款。花在吃喝玩乐是公款消费到底有多少是无从查清的，中国的统计体系也不会把公款消费列为统计项目，我们只能从其中一项“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 的统计中，得到间接认识（所谓的“社会集团”在中国专指区别于个人的“单位”，而西藏的单位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 ：
年 集团购买力（万元）
1978 34781985 198741990 400011993 62783
1978年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15年间，集团购买力增长了18倍，平均每年增长120％。而在同样时间之内，西藏的居民购买力增长4。67倍，平均年增长31％；农村购买力增长2。76倍，平均年增长18。4％。从集团购买力如此之大的增长幅度，可以大概地想见西藏公款消费的规模。十几年来，西藏的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创造出多少经济成果，却创造出了相当发达的消费场所。过去的西藏，人们即使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消费的去处。在西藏的汉人那时一般都在休假回内地时，把攒了一年多的钱大肆挥霍，倾囊而尽，以平衡在西藏的艰苦和节制。那时中国内地的汉人连进西藏要凭“进藏证”，否则就会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内地 ，更别说让他们在西藏搞个体经济、开饭馆、做生意了。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发的31号文件还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阿沛·阿旺晋美1981年6月在西藏自治区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严厉：
近来从区外来了不少无户口人员、私包工队及盲流人员，危害社会治安，损害西藏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民族关系，成为西藏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众强烈要求把他们遣送回去。最近政法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三清”工作。这项工作是符合西藏人民利益的，我们政府各部门一定要积极配合和支持这项工作。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工作一抓到底……如果有谁坚持阻拦“三清”工作，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多大官，我们要坚决揭露出来，进行严肃处理。
但是时过不到两年，西藏自治区就在1984年4月以政府布告的形式对外宣布：
欢迎其他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加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
起初进藏的汉人大多来自中国内地最穷的农村，只能做修鞋配钥匙之类的小本生意。随着北京对西藏拨款的不断增加，工程项目大量上马，以及西藏蕴藏的消费欲望膨胀，西藏显露出是一个可以挣到钱的丰厚市场，虽然条件艰苦，生产成本高，但是对于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内地，仍然不失是一个满足发财欲望的去处。进藏挣钱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除了施工以外，餐饮业和娱乐业是他们最多涉足的发展领域。今天，西藏的主要城市、各个县城以及交通沿线都有内地汉人的身影。不少西藏城镇的内地汉人在旺季高峰时会达到接近本地人口的数量。如亚东下司马镇，本地人口1147人（城镇人口不到七百），外来人口也达到一千多人。外来人口中有个体工商户八十多家，从业人口320人。一个如此规模的小镇，竟有2家卡拉OK，4家录像室和8家台球室 。西藏人抱怨内地进藏汉人挣走了西藏的钱，通过刚才的讨论可知他们挣的并非是西藏的钱，而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不管钱从哪来，既然是花在西藏，为什么西藏人自己不挣，却都被内地汉人挣走了呢？照理说西藏人有地利之便，应该比内地汉人有优势，但是在西藏境内，能看见那些正在修路、造桥、盖房子、开饭馆的，几乎全部都是汉人，参与其中的藏人只属个别。这可能与文明不同有关。既然当代西藏的现代化来源在中国内地，做为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其消费口味也必然接近于中国内地，而不是西藏本地。尽管西藏人也能盖很好的房子，但是“稳定集团”不要住藏房，善于盖藏房的西藏施工者自然就被淘汰；虽然西藏也有风味独特的的食品，但是“稳定集团”的消费者喜欢中国菜，连居住城市的藏人，口味也大都已经变成了川味，藏餐馆自然就竞争不过川菜馆；西藏歌舞固然闻名世界，然而工业文明的娱乐方式完全是另外一套。这种文明的不同，决定了市场只能被中国内地来的汉人所垄断。何况西藏人在挣钱意识上远不如汉人，他们更多地是寻求生活中的轻松和快乐，效率自然就放在后面。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与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的自然也就是汉人多。不过，这种为了挣钱目的涌进西藏的汉人再多，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就此呆下不走，成为世代扎根西藏的永住民。在此且不说前面反复谈过的“无人进藏”那些道理，他们所以到西藏，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而他们挣的又非西藏本地之钱，是北京拿到西藏的钱，那么北京的钱一天有，他们就会呆在西藏挣那份钱，而哪天北京的钱一断，无钱可挣的他们顷刻就会如鸟兽散，离开西藏再不回来。对他们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实在不必担心。
2、割不掉的肿瘤
难办的，倒是中共在西藏培育的“稳定集团”。那是一个寄生的集团。寄生不仅是指它的生存完全靠供养，还指其工作效率低下，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完全是白养。以普兰县的霍尔区为例，全区一千三百人，区一级的“稳定集团”的成员（或雇员）有一个书记、一个区长、二个副区长、一个文书、一个出纳、一个保管员、二个银行工作人员、二个学校教师、一个医生，还有六个临时工（另配有上级拨款买的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除了教师，这些人平时都不上班，在家里打牌、喝酒，一年有几次到县里开会、几次下乡“检查”，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是“最舒服”的人。区下面还有好几个乡政府，编制有乡长、副乡长、书记、文书等，那些乡干部更是不上班，平时拿着国家工资干自家活，工作顶多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或是处理一些夫妻吵架那类的矛盾。到了县一级，倒是有了规定的上班时间。仲巴县一个新分配去的毕业学生告诉我，县机关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1点上班，1点下班，下午4点上班，6点下班。每周五按惯例是打扫一下办公室即散伙，等于不上班，相当每周休息三天。对他这种没家的人，闲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即使是那么短的上班时间，也大多数是无所事事，聚在一块聊天玩牌。他所在的县计委，在全县各部门中相比事情还是最多的，其他部门就更是不知怎么闲了。当然，不能说仲巴县政府什么事都不做，有时也会很忙碌。我去仲巴县时，仲巴县城刚刚从几十公里外的老县城搬迁到新县城。从无到有地在荒原上建一座新县城，上百栋房子、公路、街道、配套设施，再把所有的家当搬过来，想必让仲巴县的所有部门和人员都大大地忙碌了一番。然而问题在于，他们那些忙碌，即使再忙，与仲巴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过是他们自己忙自己的，安排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环境而已，而整个仲巴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肯定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县城而得到任何促进。好在仲巴盖新县城的钱还不是老百姓出，否则当地人民就要因此而遭殃了。钱是北京给的，是中国内地老百姓的纳税钱。靠当地自己的税收，几十年也盖不起一座新县城 。至于仲巴县是以什么理由、什么手段要到了建造新县城的钱，内在的利益链和驱动力是什么，那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这里不表。现在，西藏的“稳定集团”越来越把伸手要钱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开口也越来越大。例如为“三十年大庆”，西藏向北京开口要的钱数，竟高达六十多亿，经过讨价还价，北京同意给23。8亿（最后实投37。9亿）。自从北京推行由各省“对口援藏”以后，西藏又开始向各省伸手要钱。其中西藏广播系统开出的要钱单子高达三亿多元，一位参加讨论的官员向我透露，按照实际需要，有三千万元就足够了，因此他形容西藏向外伸手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西藏的中共书记陈奎元曾鼓励西藏各部门、各地市都出去要钱。一位到上海要钱的西藏地方官口气竟是这样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你们明白吗？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钱，是来要求你们兑现中央政策！”这类话让中国内地各省市听得实在不那么舒服，反映很大，为了避免把各路财神全得罪光，西藏这才下令停止地市县自己出去要钱。西藏的“稳定集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阵线一致地想方设法从北京及中国内地尽量多弄到钱，另一方面则在内部你争我夺，谁都想在盘子里多割一块。实际上，【加重开始】增大北京从中国内地端到西藏来的盘子→在分割盘子中彼此争夺尽可能大的份额→把从盘子里拿到的份额花光→从中得到个人权力和捞到个人好处【加重结束】──这就是今天西藏的“稳定集团”之大部分兴趣所在，以及是他们年复一年之“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着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分。这个集团决无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养，哪怕一天断了供养就会造成大乱（甚至供养减少一点就会不稳 ）。因为他们人数如此之多，无法弃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又因为他们占据着西藏所有城市和各个中枢，他们一乱就会以连锁形式扩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坏西藏整个社会，所以就必须养着他们，谁也不敢不养他们，谁做西藏的主人也没法不养他们。这对达赖喇嘛来讲，无疑又是西藏前景的一个阴影。即使有一天西藏能够独立或实现“高度自治”，怎么来养活这么一大批人呢？从哪出这一笔每年都得需要的几十亿元（1993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共计23。63亿元人民币，相当2。88亿美元，并且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加）？前面谈过建立边防对独立的西藏是不可承担的重负 ，再加上这么一笔巨额开支，岂非更是雪上加霜。一些人可能会把希望寄托于西方援助。然而，就像穷人往往对富人的慷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西藏人指望的西方援助也将大半是水中之月。回顾一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对西方的期望，与其最后真正从西方得到的援助，就应该有足够的清醒。这一点不奇怪，西方国家再富有，钱也是从纳税人那里收的。所谓“救急不救穷”，偶然给一些帮助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象中共那样把西藏的财政包下来，常年地供养西藏。那么，脱离了中共的西藏是否能将中共制度下培育的这个“肿瘤”从西藏躯体上割掉呢？逻辑上似乎很简单，中共已经不再统治西藏，它的“稳定集团”还有什么理由存在？如果“稳定集团”仅仅由汉人组成，割掉它不成问题，让汉人全部随中共一块离开西藏就是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稳定集团”的主要成分已经变成了藏人。1994年西藏“国有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的数量为10。89万 ，占当年“国有单位”（即“稳定集团”）干部职工总数的67。8％。难道能让这十多万藏人也随中共离开西藏吗？那其中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中共的只是极少数，掌权的官员也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职工──他们及他们的家属构成了今日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只能被划归“人民”的范畴。而只要是“人民”，哪种势力上台当权，也得做出善待姿态。怎么敢让那么多企业破产，让那么多职工失业，让西藏所有城市都为此陷入瘫痪和混乱呢？西藏“稳定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北京的设计，异化为具有独立追求的利益集团。其他任何稳定都不再被它视为使命，它只要自己的稳定和利益，任何对它自身稳定与利益的破坏，都注定会受到它的强烈反抗。现在承受反抗的是中共，表面似乎是出于民族主义，出于藏人对西藏独立的愿望，然而那大半只是盲目的口号，和实质相距甚远。达赖喇嘛对他们是一个象征，正因为遥远朦胧，当他们不满中共的时候，那个象征就格外地光芒四射，使他们相信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和更好的生活。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就在拉萨了，咫尺可见，他们却因此失去了工资、职业和福利，寄生生活一去不复返，无所事事的轻松也随之消失，那时，他们还会继续把中共当作反抗对象、把达赖视为带来幸福的神明吗？也许有人会说，独立的西藏将是一个新的国家，必然也需要自己的政权组织和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现代交通、邮电、科技、生产、城市建设等各个部门（甚至还需要扩大），为什么不能吸收那些原有职工，把他们从寄生者改造为劳动者，从北京的“稳定集团”变成独立西藏的稳定力量呢？能做到当然最好。问题在西藏靠什么来源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那体系必须庞大到在安排了上万名为西藏独立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