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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西藏靠什么来源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那体系必须庞大到在安排了上万名为西藏独立奋斗多年的流亡藏人（为数十多万的流亡藏人那时会有很多人返回西藏）之后，还能吸收中共留下的“稳定集团”？如果没有外来的供养，西藏本身几乎找不到那种可能。于是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谁能供养一个在近代世界主权结构中可以自立、并且能够拥有现代国家体系的西藏？不管谁想成为西藏的主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前提。
3、谁来执行稳定西藏的功能？
由于汉人成员的“无人进藏”和藏人成员的“异化”，“稳定集团”稳定西藏的功能如今已经受到严重削弱。中共认识到了这种危机，并开始想办法弥补。把藏人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等忠诚，现在已难指望。中共反省其八十年代西藏政策的教训，就是把西藏的主要权力交给了藏人。事实证明，稳定西藏不能靠藏人，只有像过去那样由汉人掌握西藏各级政权的主要权力，才能真正控制西藏，否则稳定就是一句空话。这就回到如何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上。当今中国利益当道，中共自身也已在大部分领域把利益当作主要的驱动杠杆。如果给进藏汉人干部高于内地10倍的工资，有关方面认为就能够吸引汉人自愿进藏工作，并使他们在西藏工作较长时间。然而北京即使拿得出那笔钱，它也无法那样做。既然它从来标榜民族平等，怎么能只给汉人干部提高工资，不给藏人干部提呢？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干部是汉人干部的两倍多（1993年汉人干部数17923，藏人干部数42442 ），引起藏人干部抵触，带来的麻烦更多。而给藏人干部工资也提到同样水平，拿出的钱多两倍不说，立刻又会出现怎么与“稳定集团”中十多万普通职工平衡的问题。中共多年在西藏的理论和实践使它落入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制约，它已经不可能单独为在藏工作的汉人采取利益激励措施。甚至本来为家在内地的汉人探亲制定的休假制度，因为这种制约也不得不扩展到所有藏人干部职工，哪怕他们就在家乡任职，天天住在家里。更有意思的是，藏人干部职工还跟他们的汉人同事一样，都从北京领取“缺氧补助”。不过西藏至今还有一万多名汉人干部，他们人已经在西藏，只要提拔重用他们，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效力的。然而这又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既然已经以法律形式公布了民族自治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和关键职务都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同时规定地方官员的任命必须通过地方人大选举，今天要重新让汉人掌握政权，怎么自圆其说？又怎么通得过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大”的投票呢？这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援藏”似乎成了最佳方案。援藏干部虽然也是“重赏”之下的结果，但他们得到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以避免对藏人干部的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藏人官员中引起的抵触也比较小。因为他们不占本地的编制，也就不会与本地官员抢位置，而且派他们来，名义上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的“对口支援”相配套的，可以从中国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等，给西藏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只要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他们的任命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任用援藏干部因此而成为百难之中一条柳暗花明的出路。中共这几年号召其全党向之学习的孔繁森，生前就是从山东派到西藏的援藏干部。他当过拉萨市的副市长，后来调到阿里地区当中共书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确定阿里地区的“援藏”由河北和陕西两省对口承担。两省第一批派出33名党政官员。在阿里地区一级的党政职务中，由援藏干部担任的有常务副书记、副专员、组织部副部长、法院和检察院的副院长、公安处和司法处的副处长、财政局副局长、计委副主任等；他们还在阿里地区的三个县担任了“一把手”──党委书记的职位。他们中间职位最低的，也在各县担任副书记和副县长。从这种职务分布上，明显地可以看出远非“经济援藏”的格局，其中加强政治控制的意图很浓。阿里地区一共七个县，只有四个县（日土、扎达、噶尔、普兰）派了“援藏干部”，这四个县都是边境县，而不靠边境的三个县（革吉、改则、措勤）却没派一个援藏干部。1996年，全西藏这样的“对口援藏”干部共有六百多人。阿里地区是人数最少的，山南、林芝等地区一般达到七八十人。他们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全都在县以上政权机构担当领导职位，掌握很多实权，应该说初步实现了中共“改变西藏干部结构”（说白了就是汉人掌权）的设想。按照步骤，下一步将继续增加“援藏干部”数量，让汉人官员掌握更多的权力 。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摁下葫芦浮起瓢”的顾此失彼。“援藏”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汉人队伍。“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 ，甚至“献了青春献子孙” 。轮到提升掌权的时候，却把他们晾在一边，从外边请来一些对西藏毫不了解的人，给那些人加官进级，对他们进行那么宣传和赞扬，还给他们那么丰厚的物质报偿，而他们只在西藏待三年时间。相比之下，倍受冷落的“老西藏”心里怎么能平衡？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支持，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一定产生一辈子都是吃亏上当的感觉。而当他们终于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索债感必然随之产生，至少是不会再继续“奉献”。有人认为，北京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六百多“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一万七千名“在藏干部”。这600：17000的关系，真是得不偿失。如果说“老西藏”的队伍在此之前已经失去斗志，这六百“援藏干部”的到来，作用则是使“老西藏”的队伍彻底垮掉。中共在1995年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把死于车祸的“援藏干部”孔繁森树为全党全国学习的榜样。然而那活动在西藏却开展不下去。藏人对汉人抵触自不必说 ，“老西藏”们则表示，与孔繁森相比，如果说有差距的话，那是孔繁森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西藏待的更久，比孔繁森的条件更艰苦，比孔繁森的贡献更大，而他们得到的却比孔繁森少得多 。“老西藏”对“援藏干部”普遍采取排斥态度，指责他们作风浮夸，趾高气扬，说得多做得少，热衷吃喝玩乐，把内地腐败坏习气带进了西藏……有些人甚至专门与“援藏干部”作对，给他们的工作制造障碍，用整人手法“揪辫子”、“告黑状”，对他们进行打击。以至我所访问的一位“援藏干部”负责人，认为与“老西藏”的关系是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与藏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 。当然，可以不考虑“老西藏”的态度，不管怎么样，那已是一支靠不上的队伍，趋势是必然走向没落。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渡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动向上看，北京目前正是抱着这种期望。那么，我们看这种“援藏”是否真能实现北京的期望。不错，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汉人弄进西藏。在“重赏”的诱惑下，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使得单位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后决定由谁进藏。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那里。不过“悬赏”不起作用的现象也不少。有些单位无论怎么动员也没人报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提高“悬赏”，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时间减少 。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援藏”当做整人手段。如浙江萧山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赵福庆因为拒绝去西藏被撤职 ，全国很多报刊转载了那个消息，似乎由此表现了“援藏”态度的坚决。其实了解内幕的人知道，此事起因在于赵与萧山其他几位主要官员素来不和，明争暗斗。当萧山市被上级指定派一个市级领导去西藏时，对方人多，便以多数决定让赵去西藏。赵在班子成员中岁数最大，身体不好，其他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不去，他认为明摆着是整他，于是表示拒绝。这正好给了对方以口实，告到了上级，再配以政治上的小动作，最后以拒绝“援藏”之名将赵撤职，也就是在派系斗争中把他彻底打倒了。故事至此还没完，赵福庆遭此下场，满腔愤怒，决心鱼死网破。今日中共干部大多数经济上都不清白，赵福庆在萧山多年，掌握对手诸多把柄，于是以证据确凿的“腐败”罪名指控对方，到处告状，最终致使他的对手也全部被撤职。萧山市的党政班子因为一个进藏名额的斗争，整个垮台。进了藏的援藏干部，不少人不久就开始后悔。尤其是那些被分到边远地区的干部，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的确如此，相当比例的人都发现身体出了问题。普兰县一共有四个陕西援藏干部，进藏一年后，32岁的书记偏瘫，确诊为脑动脉硬化，送回内地治病，基本可以肯定不会再回西藏。两个副县长一个出现心室肥厚，心肌缺血，另一个出现脑血管痉挛，也需要回内地治疗。只有一个34岁的副书记好一些。按他们自己说，进藏之前他们检查身体时全都没有任何问题。一位副县长跟我说了真心话：“当初报名到西藏来，除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是想在事业上取得发展，艰苦几年，回去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可是身体是事业的本钱，如果在这搞坏了身体，有再大的抱负回去不也是废人一个？”普兰县援藏书记的偏瘫在这批援藏干部中间的震动很大，人人感到自危。消息传回陕西，到动员下一批干部进藏时肯定会造成心理阴影，难度会更大。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援藏”是否真能从长远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前景并不完全乐观。另外，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汉人官员不断送进西藏，由于人进而心不进，对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援藏干部都是临时进藏，顶多三年即换班。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太多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为县级干部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于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还带点“公事”，又有理由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三年全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上，也改变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都在藏人官员手里的局面。这还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援藏干部大多都是在“悬赏”之下才挺身的“勇夫”，他们能以多大的真心和努力在西藏工作是不难想象的。吸引他们的“悬赏”与他们在西藏的工作没有关系，是由他们在内地的单位提供的。那些单位只要把人打发去了西藏，就算完成“政治任务”。而对援藏者来讲，在西藏呆够了三年时间就是目标。进藏不过是一个交易。参与交易的哪一边对西藏都没有切身相关的责任，也没有与西藏长期有关的战略利益。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一位援藏干部挂在墙上的条幅写的是“有书多富贵，无事小神仙”，都到西藏去当无事神仙，这样的援藏者再多，也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于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都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于北京所期望的西藏稳定，最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缺的是能下到最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只能浮在上层机关思考的“首脑”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那一直使得中国无法在西藏建立和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北京，援藏体制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目前西藏还能保持稳定，主要的依靠既不是“稳定集团”，也不是“援藏体制”，而是军队。然而，到了只能以武力来保持稳定的时候，那稳定肯定已经是十分脆弱了。
Ⅴ 西方裁判的国际拳台
对于当今人类，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变得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重要。但是令非西方国家无可奈何的是，国际社会的秩序一直都是由西方确立并且是在西方主导下的。早期是迫于西方国家船坚炮利，其他国家只能低头认输，现在则是因为全球经济被西方把握着命脉，与其作对的国家难以承担经济上的代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闭关自守，无求于西方，可以不在乎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态度，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谁也奈何不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则从实用主义出发，希望借助西方实现自己的经济起飞，所以从一开始，西藏就被当作一份礼物，按照迎合西方的思路进行“拨乱反正”。随着中国与国际日益紧密的“接轨”，中国经济对西方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西方当然会不失时机地使用其制约中国的能力，西藏作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就成为西方经常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筹码。被毛泽东打出了西藏的达赖喇嘛，当时除了埋在锡金的一批财宝以外，再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他必须保证跟随他流亡的数万藏人的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续，还要开展使西藏重获自由的事业。对于这些目标，能不能获得资源成了关键。而一个一无所有的流亡集团，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大部分资源 ──这实际上正是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物竞天择，在国际上化缘，必须懂得并且迎合国际标准与好恶，这个现实从一开始就迫使流亡藏人进行脱胎换骨，从彻底封闭转为彻底开放，融入以西方规则为标准的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不断地与国际社会互动，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达赖喇嘛成为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所代表的西藏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邓小平的中国开始按西方规则行事，使得达赖喇嘛获得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双方开始接触，并且一度礼尚往来，似入佳境。然而即使游戏规则暂时被双方认可，双方目标的南辕北辙却无法改变，结果使游戏变成了拳击。而在观众围聚的国际拳台上，中共虽是势力强大的一方，却因为规则是西方的，并且由西方进行裁判，频频得分的倒是对西方规则游刃有余的达赖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蹒跚，破绽百出，不断被动挨打，丢尽脸面。八十年代本是中共占领西藏以来最为“仁慈”的时期，结果却是西藏动乱，民族矛盾激化，国际上指责中共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使得中共最终得出“好心不得好报”结论。而后，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形成了一个让西方难以割舍的“大市场”，中共也因此获得了反制西方的武器，与西方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而不再只受西方的制约。反正西藏在它的手里，反正各国政府和财团都不会为西藏放弃中国市场，于是一旦当它感觉按照西方规则玩不赢西藏的游戏，它就干脆不玩了。它重新亮出铁腕，它认为教训告诉它，那是唯一能够说明白问题的语言。
第十四章 西藏问题国际化
中国坚持把西藏作为中国内部的问题，既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从官方角度认为西藏有独立的根据，那么有关西藏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自己的事，外人没有插手的理由。然而让北京恼怒的是，西方社会和舆论一直一面倒地支持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处处谴责北京，把中共说得一无是处，把西藏视为中国之外的一个地方和一个与中国对等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对西藏情有独衷？这一点不光是中共不能理解，主张与中国分离的维吾尔人和蒙古人也觉得倍受冷落。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与西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土地也是被占领的，他们的人民也惨遭中国人的屠杀。西方的眼里却只有西藏，那到底是真正出于正义，还是更多地出于兴趣，以及传媒制造的时尚？
1、神秘香巴拉
西方社会具有富于想象和迷恋新奇的精神。那种精神培育了众多冒险家和旅行家。他们不畏险阻地把足迹踏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先锋。东方的古老神秘一直对西方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历史上，初到东方的西方人往往把自己的东方之行和所见所闻描写得天花乱坠，使其热衷于听故事的同胞们神往不已。西方对东方的早期认识，几乎都是在类似马可波罗的描述中培育起来的神话世界。十八世纪僵化腐朽的中国竟会被伏尔泰那样的西方大哲标榜为欧洲启蒙的榜样，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