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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内地成了当时所有在藏汉人的话题。而藏族干部当然愿意汉族干部给他们让位，所以两相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专门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汉人大批内调很快就进入实际操作。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已经出台。方案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西藏共有干部五万五千人，其中汉族干部三万一千余人，准备内调二万一千人；有工人八万多人，其中汉族工人四万多，准备内调二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九万二千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12。24万人 ，由此计算，就是有75％的汉族人口应该在胡耀邦讲话后从西藏调回内地。但在实际上，上述方案没有完全做到。那是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使得西藏很多部门单位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汉人在那次大内调中离开西藏？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到1985年，西藏汉族人口从1980年的122400人减少为70900人 ，也就是说，有51500名汉人离开了西藏，5年内西藏的汉族人口减少了42％，即使没有达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谓不大。达赖喇嘛所说“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 是没有根据的。胡耀邦讲话仅一年，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谈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至少内返了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三万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计划走得多了些”，同时表示“内调工作的政策没有变”，还要搞下去 。据我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实地调查，那次内调之前，阿里共有1700多汉人干部，内调后只剩200多人，减少了将近90％。相比西藏其他地区，阿里的汉人是走得最彻底的。一是因为阿里地区最艰苦，汉人对内调特别积极；二是因为当时阿里地区的藏族专员（地区最高行政主管）特别放手，提供一切条件让汉人离开。那位专员因为“对中央精神贯彻得力”在当时受到上级表扬，现在已经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阿里地区虽然又重新接纳了一些汉人（多数是学校分配的毕业学生），到96年全地区也只有400多名汉族干部，远远不能跟当年的1700人相比。不光是汉人的人数减少，权力也在同时交给藏人。1993年，西藏自治区一级的干部56人，已经有38人是藏族 ，占68％；487名地区级干部，藏族为313人，占64％；县级干部中有藏族2088人，占60％ ；区乡一级的干部则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级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大部分由汉人担任，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财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门的职位也都属于藏人。后来西藏出现反对汉人的运动，胡耀邦也因为“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罢免，他在西藏的讲话（包括后来去新疆也讲了类似的话）也遭到攻击，并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任意发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胡的讲话没有离开此前已经下发的中共中央＇1980＇31号文件。按当时的中共体制，胡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具体办事的角色，他头上还有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数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中央文件的内容和发布绝对不会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批准。当时的中共高层人物对西藏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直到1984年中共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穷、习仲勋等，与胡耀邦的口径都完全一致，甚至还更激进 。对于中共为什么决定向藏族干部让权，胡耀邦讲话中有两个解释：一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教导”，藏族干部“成长起来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 这种共产党式的带高帽不太令人相信；另一个解释是经济的，胡原话这么说：
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么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
这个理由具有邓小平的实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减少西藏“稳定集团”的汉人成员，让藏人成为“稳定集团”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仅五万汉人回内地休假的路费和薪金，每年也得几千万，换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这笔钱。邓小平的哲学一向是有利即干（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方法则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那时的藏人已被毛泽东时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码当时看不出会有“反骨”。中共高层又在改革初始受到举国拥戴，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只要给人民好处，从人民那里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废待兴，万事缠身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难以对治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六条”的最后一条，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转变，目的不是真要给西藏人民以自治权利，他们也确实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戏。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如何是有了改善，并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2、藏人的最好状态
达赖喇嘛把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这话既对也不对，或者说一半对，一半不对。从他1959年出走流亡，西藏在中共统治下已有近40年时间。这40年分为两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时代从时间上大概各占一半。客观地评价，把毛泽东时代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是有理由的，但是对邓小平时代却不能一概而论，那虽然也是中共统治，却应该被视为藏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所说这“最好的时期”，既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也是相对达赖时代而言。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一般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结论，相对达赖时代而言，也许就会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尽管达赖时代与现在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但是并非就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时是“野蛮黑暗的农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区别（政治制度也属于广义上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也就不能用“进步”、“落后”、“野蛮”等概念进行衡量和比较。在后现代性的语境里，社会的“好”“坏”的确不容易进行比较。即使以邓小平时代藏人不再赋税当差去比较达赖时代繁重的乌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对主义观点争辩达赖时代的藏人并不以乌拉差为苦（虽然在事实上值得怀疑）；或者以过去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比较其今天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文化角度也可以说他们宁愿做本民族上层社会的家奴，也不愿意做中国人统治下的“自由人”（虽然也难令人相信）。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状况，并非全部取决于相对的感觉，还有一些指标是绝对的，对哪个社会都是适用的——如人口增长幅度，平均寿命，儿童死亡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等。说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好过达赖时代，我们不谈文化，仅从这类绝对指标进行衡量。以西藏的人口增长幅度为例 ，中共进藏以后，西藏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达赖时代，可见下表 ：
年 代 人口增长数（万人） 增长幅度％ 平均年递增率％13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30年代（计450年） 3818世纪80年代至中共进藏（计210年） 11 10。6％ 0。05中共进藏至达赖出走1952年…1959年 7。8 6。8％ 0。731959…1980 62。48 50。9％ 2。001980…1994 46。70 25。2％ 1。64
把中共从1959年接管西藏政权到1994年的35年合在一起计算，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总数增长了109。18万，增幅为88。9％，平均年递增率为1。83％。这个人口递增率是中共进藏以前人口递增率的36。6倍。如果说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缺乏统计体系，数字不足为凭，那么1959年以后中共掌权时期与1959年以前十四世达赖喇嘛掌权期间相比，人口递增率也是后者的2。5倍。西藏人口增加之快，使西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数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讨论西藏的“人口爆炸”问题 。虽然政府已经在藏人干部职工及城市居民中要求进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汉人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但在藏人主要居住的农牧区，仅仅是进行“宣传”和“鼓励”，并没有像西方舆论传言的那样采取“强迫藏族妇女流产和绝育”以及“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的措施。事实上政府控制人口愿望也几乎没有效果。我在西藏各地所见的藏族农牧民，每家都是四五个、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从人口研究的统计数字上看，1989年西藏自治区藏族育龄妇女“出生孩次率”为：一孩23。73％；二孩20。42％；三孩14。78％；四孩11。81％；五孩以上29。26％ 。可见生育五个孩子以上的藏人妇女占最大比例。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深入西藏牧区长达十六个月的实地观察也支持这种看法，他发表在1991年3月号美国《亚洲概览》的文章《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谎言还是事实》上这样写：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游牧和农垦地区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目的证据，尽管对于计划生育和小家庭的宣传、赞誉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所在的周围地区。在帕拉，到1988年，有些牧民已听说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绝对没有强迫履行计划生育和限制家庭规模的任何压力。事实上，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妇女来问我们能否帮她获得避孕药。当我们调查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离此地骑马三天路程远的地方有能进行避孕注射的医疗所，在更远的县总医院，能进行人流和绝育术。当1986…1988年我们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称赞小家庭的宣传。1990年，两种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药丸）被小规模地分发给乡级官员，他们被教导要问一问处于再生（孩子）年龄的妇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没有压力或强制施之于她们了。令人吃惊的不仅是牧民，连他们的官员，都有一个大家庭。帕拉的四名当地共产党员（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牧民）的多产经历即反映了这一点。对于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党委书记的妻子己有了7个孩子（6个活着）；第二个官员的两个妻子（一个是继妻）共有8个活着的孩子；第三个的妻子已有了7个孩子（6个活着）。这些高生育的总的观察可以对该游牧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统计信息为证明。
……我们认为，不断存在的有关西藏生育控制领域的普遍的对人权的侵犯的诉说，并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统的和强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观表现，而是围绕着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的高度情绪化的气氛的表现。那些报道体现出了政治感情是多么容易误传客观事实。
达赖时期，西藏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刚进藏时，婴儿死亡率高达430‰ ，到1990年下降了四倍，为97。40‰（其中城镇婴儿死亡率为38。70‰） 。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从28‰下降到1990年的9。20‰ 。而西藏人的平均寿命从达赖时期的36岁提高到61。4岁（1990年） 。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为了排除北京供养的因素，我们不看以比较拨款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也不看以“稳定集团”成员及家属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农业生产和农牧民的生活：──1994年同1952年相比，西藏（自治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四倍多，从3。1亿 斤增加到13。3亿斤 ；──1992年西藏（自治区）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9。8％，比1952年增长4。6倍 ；──按农业人口平均，1978年每人生产肉类33。23公斤，油料5。15公斤，奶类61。66公斤，到1994年，三个数字分别上升到51。96公斤，14。68公斤，80。79公斤 ，增加幅度分别为56。4％，185％，31％；──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为147元，1990年为484元 ，1994年为903。29元 。再看西藏的教育。达赖时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几乎完全由寺院承担，只有从小被送进寺院，才有可能通过念经学习识字。本世纪以来西藏开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进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办学校26所，私塾96个，在校学生3200人左右，占当时西藏人口的0。26％ 。还有一些贵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学。普通百姓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国民党政府曾在拉萨办了一所正规学校，十年只有12名学生高小毕业 。中共进藏后，从1952年创办第一所小学，1956年创办第一所中学，1965年创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到1994年，西藏自治区已经有小学3477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93所，高等学校4所，共有27万名学生在校，占西藏（自治区）人口总数的11。72％，其中小学儿童入学率达到66。59％。 文盲从达赖时期的90％以上下降到1990年的44。43％为了鼓励儿童入学，中共政权在西藏采取了特殊的鼓励政策：对所有入学学生实行“三包”——即包吃包住包学费，全部免费。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的环境、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对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传统生产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内驱力相对较弱且难度很大 。西藏教育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是靠政府长期不懈地推动、扶持和注入资金才能实现的。当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说成是对藏人进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学校教育中也的确有大量“爱党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从加强统治的角度出发，最有利的不是推广教育，反而是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开启人的心智，使人眼界开阔，思想活跃，产生独立意识，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洗脑”，也是做不到的。当前凡具有较强西藏分离主义观点与情绪的人，大多都是从中共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无嘲讽地证实了这一点。仅仅靠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人活着不仅是为了增长人口、延长寿命或是简单地获得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活得自由和愉快，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毛泽东时代西藏的人口增长甚至比邓小平时代还高（1969…1979年西藏自治区人口递增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2。12％，邓小平时代的1979…1990年为1。62％ ），但是不能因此说毛泽东时代藏人的状况是最好的。的确，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的改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当年那种政治迫害已经不存在。运动没有了，阶级不提了，随土地和牲畜“承包”，家庭经济独立，财产变为私有，连行政管制也都随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而松弛到极点，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区，几乎不再起作用。戈德斯坦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是：
1987年12月的一个下午，几个牧民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到我们的帐篷里收听印度台的藏语节目，这一事实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带来的影响。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而我们的帐篷离一个中共干部的帐篷只有几米远，我们就问他们是否在乎那个干部听见没有，牧民们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听。”
尽管现在还会有中共官员欺压百姓的事情，但达赖时代有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政治上也一样会严厉惩罚任何敢于反对（哪怕是在言论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在藏人的生活中，摆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邓小平时代基本恢复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评价是：
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我们在帕拉考察期间，牧民们能自由地从事他们传统的宗教仪式。许多牧民家里设有香炉或是插有经幡。牧民们不再担心宗教性摆设会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达赖的徽章或公开摆有达赖的照片。摇转经筒，数佛珠、磕长头等都是很常见的。甚至在官方举办的一些活动，像夏季赛马会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可在一个权当寺院的帐篷里祈祷……牧民们自由地到寺院或圣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萨旅行。许多人积极支持一些佛教活动的回归，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帮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时雇僧人超度亡灵等……牧民中巫师的出现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宗教活动不但中共，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都认为是不必要的。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西藏还存在着对宗教的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已经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难以执行。对此，中共研究人员的文章有如下总结：
一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点过多。三中全会以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需维修开放的寺庙有235座，经各地行署（市）和县批准的宗教活动点97座处。但是，近几年来，我区开放寺庙有些地方己超过所批准的数量，现在不少寺庙是群众自行开放的。有些地方寺庙数目超过了“文革”以前。昌都地区到今年为止，全地区已修复寺庙86座，拉康86个，宗教活动点121个，日措37处，共计330处。其中自治区批准寺庙49座，各县批准寺庙、宗教活动点281处。与“文革”前的全地区56座保留寺庙相比较就有较大的增加。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种自行开放的寺庙数量还在增加。他们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大兴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误认为现在落实宗教政策就是发展宗教。一些寺庙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华，精雕细刻，富丽堂皇，一个比一个规模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员过多……全那曲地区僧尼已占全地区总人口的1。5％，还不包括家庭僧尼。索县西昌乡1900多人中，就有180个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区经自治区批准开放寺庙49座，有住寺定员僧尼1774人，各县批准的寺庙、宗教活动点281处，有僧尼6877人。而群众自发修复宗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