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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49座，有住寺定员僧尼1774人，各县批准的寺庙、宗教活动点281处，有僧尼6877人。而群众自发修复宗教活动点116处，就有僧尼3740人。这些僧尼大多数都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比如县白嘎乡有74个喇嘛，而该乡的小学也只有74个学生……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动搞得有些过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地方乡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正常的学习和生产活动时，有的群众不听、不参加，甚至还骂乡干部，使这些基层干部受孤立、受打击。而活佛、喇嘛说的的话，不管是否正确，百分之百地听，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另一种是一些党员公开参加宗教活动。
不过无论如何，邓小平时代的西藏宗教肯定无法与达赖时代相比，那时的西藏以宗教为本，政教合一，僧侣地位至高无上，寺庙数量和占有的财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当今任何一个由世俗政权管理的社会，宗教都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那种地步。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邓小平时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宽松，中共政权的确依然对某些藏人实行政治迫害，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西藏实行强硬政治路线，坚决镇压对它统治西藏构成挑战的任何势力。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从未有过宽容，并且一直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对国际社会有所顾忌，现在则强硬得完全赤裸裸了。对它的这种转变，下一章将进一步谈及。不过，北京的这种镇压目前只针对危及其对西藏统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别的它基本不管，都给予自由。然而对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藏人而言，别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这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招致中共的镇压迫害，反过来中共的镇压迫害又成为西藏应该独立的理由，更加刺激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西方人大都认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是全民集体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中共迫害参与西藏独立活动者就是在迫害全体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会，会知道并非如此。西藏的地广人稀使藏人难以产生商业冲动，也同样难以产生政治热情。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作为信徒会赞成达赖喇嘛的任何主张，然而这种赞成仅是停留在表态。他们的生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西藏独立与否，主要与民族精英的利益相关，百姓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说到底，在一个教育还不普及，信息化和组织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只是现实生活，只要生活好，统治者是谁或独立与否都并不那么重要。
3、“内王外圣”的尴尬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有一个根本性变化，即从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权力集团。它几乎放弃了所有原本奉若神明的原则，唯一保留的底线就是它的权力不受触动。不超越那条底线，什么它都可以容忍，但是超越那条底线，它就会做出强硬激烈的反应，专制本色显露无遗。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棋盘上，改变西藏政策的意义之一是为了向关注西藏问题的西方社会显示中共的“开明”，以换取西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那时候，中共并不担心会它在西藏的权力会受到什么威胁。西藏当时一片平静，藏人也非常驯服。1979年，北京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与毛泽东时期的铁幕状态相比，这种开放姿态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也表现了北京对西藏情况的无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对西藏情况的自我宣传之中，以为西藏真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在亲眼目睹后也会为之折服，从而没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员还认真地召开了会议，要求各级组织对当地群众进行规劝，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向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 。事实却让北京当众丢脸。由达赖哥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达到西藏的参观团，在所经途中受到了成千上万西藏人的欢迎，人们围着参观团欢呼，流着热泪，长跪在地，献上他们的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很多人呼喊着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参观团诉说他们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参观团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坏，人民生活贫穷、落后、物质匮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达赖喇嘛统治的时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为自豪的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北京自我宣传的水平。北京的中共高层人士为这个弄巧成拙的事实而震惊。尤其是成千上万西藏人迎接参观团的悲痛场面展现到世界，对北京是无法挽回的惨败。一向自诩为代表人民的中共，这回如何解释民心的背离？它必须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调整了对西藏的政策，随之胡耀邦去西藏讲话，公布了对西藏具有转折意义的“六条”。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改变西方人对中共统治西藏的疑虑。“西方人会怎么看？”这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发点。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实惠，不过西藏后来出现的许多矛盾，也都是从这个问题发源的。达赖方面的第一个参观团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丢脸面后，北京仍然接受了后面几个参观团继续访问西藏。它内心已经不情愿，只是事先已经允诺，不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说话不算。然而它又决心避免第一次的情况重演，因此便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参观团自由活动的措施，对西藏群众也进行严密控制，切断他们与参观团的接触，为此而搞了许多小动作。作为互动的对方，参观团当然采取要打破封锁的反措施，公开表达不满，并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为。在这种对抗中，双方矛盾日益加剧，北京最终以参观团对藏人进行反中国煽动为名，停止了参观团继续对西藏进行访问。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泽东时代改善了许多，却受到世界舆论的更多谴责。毛泽东时代是彻底的专制暴政，达赖也好，西方人也好，谁也不准进入西藏，什么都看不到，与北京也形不成互动关系。外面的人尽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与苦难，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尤其没有“正在进行时”的新闻热点，所以无法引起传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众关注。舆论谴责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态。到了邓小平时代，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和西方记者有了进入西藏的可能，本来是进步，然而可以对中共统治进行谴责的具体材料这时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赞扬中共的统治，而西方记者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首先把问题（中共术语中的“黑暗面”）当做新闻。惯于对新闻进行控制的中共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使用限制手段，希望能够干涉或者进行欺骗，那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成为新把柄，给西方传媒所进行的抨击增添新材料。这就是在开放条件下中共面临的难题，它既想对国际社会表现自己开放，事实上又不是真地开放，于是就会与国际社会形成系列的互动，造成矛盾持续不断地产生，最终越来越遭人谴责。借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的概念来比喻，专制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王道，即使是搞开明的专制政治，也只能“内圣”而必须“外王”。从专制政治的本质而言，“外王”是保持其社会稳定不可不有的统治方式，“内圣”则只是表达一种理想，或是臣民对君主的期望，因而只能是一种例外，大部分专制政治的实际状态只能是内外都“王”。或者说，究竟是“内圣”还是“内王”，并不从本质上影响专制统治，但是专制统治必须是“外王”的。在这方面，邓小平显然没有自觉意识，他改变西藏政策，主要目的是给西方人看，那是一种表演。既然是表演，当然主要是在外面下功夫，那就要把“外王”变成（至少是装成）“外圣”。而中共在本质上又是一个专制的权力集团，不容许任何对其权力（包括其对西藏的主权）的触动和威胁，所以它又必然是“内王”的，结果就成了“内王外圣”。对于专制统治，没有比“内王外圣”更糟糕的状态了。那最容易制造矛盾和出现失衡，导致“给人吃肉遭人骂娘”的结果。“外圣”给了反对派势力和社会不满情绪生长的土壤和扩散空间，不可能不与其专制极权的本质发生冲突。而为了维护“外圣”形象，它可能开始步步被动后退，起到鼓励反对派的作用，使其得陇望蜀，然而它的“内王”又决定它不可能退得彻底，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直到局面对它的权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它最终就一定剥掉“外圣”的外衣，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中共1984年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指导思想与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基本一致，进一步促使加快改变西藏的步伐。八十年代的西藏社会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却在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离心和反抗。1987年9月，拉萨发生1959年以来首次公开示威。从那以后，拉萨骚乱不断，中共不得不多次动用军警，对示威者开枪镇压，连续制造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直到1989年，中共对拉萨实行长达十四个月的军事戒严，标志邓小平的西藏政策彻底失败。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11年，中共才在1995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间隔的时间之长（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只间隔四年），也可以看出中共对西藏的变化、走向与应对策略茫然和无措。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它重新回到了内外都“王”。
第十六章 无法破解的“局”
相关事物之间形成一种固定结构，事物的发展被那结构所左右，而处在结构中的各方原本都不希望的结果，最终则一定出现，我把这样的结构称为“局”。“局”的奇特之处还在于，即使陷在“局”中的各方——至少是各方的领袖人物——早知会导致什么结果，却仍然得向那个大家都不希望的结果策马狂奔，既无法控制局势，也无法控制自己。从事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应该就是避免“局”的形成。没有“局”，政治是活的，政治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意志引导事物，一旦成为“局”，政治就死了，政治家只能被“局”牵着鼻子亦步亦趋。车臣和波黑是近年出现的两个“局”，足以警世。一旦入“局”，就谁也难以后退了。但是在西藏问题上，“局”正在形成，甚至已经形成。
1、西藏的怪圈
邓小平改变中共对藏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再干涉藏人岁其传统宗教的信仰。这种解禁使西藏宗教获得全面复兴。这时的中共才发现它落进了一个“怪圈”。“怪圈”是这样的：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同时又是反对中共统治西藏的政治领袖。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本是为了争取藏人对其统治的认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西藏政策的批评。然而上述“怪圈”的存在，却使其目标和手段背道而驰。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共统治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则因此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重新禁绝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况也已没有逆转的手段和相应的替代意识形态；而放任宗教的发展，就无法防止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对藏人所发挥的政治作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组织力量，是人民唯一的信息和指令来源，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为缺少沟通渠道，也无法发挥多大影响。他那时与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下台领袖和过时人物没有多少区别。随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复，情况就完全变了样。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庙为依托，有一个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网络。依靠这种网络，西藏宗教成为不受中共控制的传播信息和发布指令的独立系统。目前，这个拥有1787座寺庙的系统覆盖面已经达到可以与政权系统（897个乡级政府）覆盖面相比的程度。西藏寺庙同时具有从民间“敛财”的能力──那可以被视为建立在信徒自愿基础上的纳税制度。大量财富作为供奉流入寺庙。寺庙（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庙）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资源。既有组织网络，又有财政来源，加上其至高无上的精神影响力和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潜政权”的性质。对广布藏区的寺庙和僧尼，中共虽然一直进行着所谓的“统战”，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但是以为西藏僧侣们因此就会尽弃前嫌，并且在达赖和中共的对抗中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达赖喇嘛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是藏传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很清楚，按照这样的原则，西藏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服从达赖喇嘛，是符合逻辑的行为，指望他们不服从达赖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相情愿。例如班禅喇嘛的传统驻锡寺庙──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他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一些藏人指责为汉人走狗。北京对他也信任有加，给了他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让他全权负责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拨专款600万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在内心深处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花着北京的钱，用了五年时间，对北京始终虚与委蛇，暗中却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印度的达赖喇嘛汇报，听取达赖喇嘛指示，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按照正常寻访的结果，根敦·却吉尼玛本来的确是最佳的灵童人选，就因为达赖喇嘛抢先对他进行了确认，中共大为恼怒，导致了另选灵童的风波，结果既造成了灵童合法性危机，出现了两个班禅并立的局面，也严重打击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班禅制约达赖的战略。中共将恰扎·强巴赤列活佛投入监狱，判了八年徒刑，有报道说还对其实行了人身虐待。恰扎活佛并不后悔，他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僧侣之所以成为僧侣，就是为了崇拜神并为神而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国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正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达赖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据有关材料统计，从1987年9月27日拉萨发生第一次骚乱到1996年底，一共发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骚乱闹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西藏独立”的名义下带头闹起来的。1995年上半年西藏以“反革命罪”逮捕的121人，其中116人是僧尼。尽管达赖喇嘛本人进不了西藏，数万服从他意志的僧侣却广布在西藏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中共要对付的仅仅是寺庙和僧侣，虽然对上千座寺庙和数万僧侣进行控制困难多并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决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对的，除了僧侣，还有人人信教的整个藏民族。对此前面已经谈及，这里再举一个小事为例。我在云南藏区旅行时，有一次拦了一辆军队的越野吉普车。在向司机问路时，我看见车后座有一位中共解放军大校，是个藏人。这样高级别的藏族军官不太多见，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军衔，而是他怀里捧的大把柏树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树枝下面。他要干什么？我留下一个悬念。不久悬念就解开了。我的车和那军车前后到达一个山口。那山口正对着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磕长头。山口扯满经幡，几座焚香塔缭绕青烟。那位大校把他带的柏树枝全部添进焚香塔，随之空气中散发出柏树燃烧的香气。大校没有磕头，但表情虔诚。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应该是藏人中对中共最忠诚者，也是受中共无神论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样要拜他们民族的神，其他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过往汽车没有一辆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全都下车对神山顶礼膜拜。当前，宗教已经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借着宗教回归，达赖喇嘛对整个藏族地区的影响已无所不在。尽管在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数老百姓与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但对他们而言，宗教与世俗是两个世界，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扰。力求二者统一是理性思维的逻辑，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没那个能力，也没那种需求。宗教赋予达赖喇嘛神的地位，他的与宗教本无关联的政治主张就混同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数藏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或至少是不敢表达异议。宗教是达赖喇嘛扎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绝的时期，他只是一条无水之鱼，而西藏宗教一旦复活，他就是根深叶茂的大树。西藏宗教的一切实体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他调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与宗教关联在一起，达赖喇嘛的灵魂因此就能附着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虽然西藏的政权由中共控制，达赖喇嘛却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权和人心，哪一个更有决定作用？中共夺取中国的政权，当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吗？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