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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皱一皱眉头别的国家都不能漠视，西藏可不吃它那一套。英国甚至根本敲不开西藏的大门。在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中，总是有很多篇幅描写他们进藏所受到的拦阻。有人统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全部年代，大约只有四十个西方人访问过西藏，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正到过如神话传说那样神秘的拉萨。为什么那个年代的西藏对西方人防范到如此地步，这是一个令人纳闷的问题。西方人将其归于西藏人奇怪的思维，或是喇嘛们担心异教徒会动摇他们的地位。中国的控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对西藏具有较大影响力时，规定西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即使紧邻的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商人，也只允许每年进藏一次到三次，外人到拉萨更要受到严格控制 。当时中国封闭西藏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避免西藏再生出廓尔喀入侵那样的麻烦事来，以及为了控制蒙古与西藏的私下往来。不过在1848年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尝到了苦头，深深地震撼和影响了中国的官场，以后的历任驻藏大臣，肯定会不断地向西藏上层社会描绘西方人的邪恶与可怕。在与西方较量遭到一系列惨败之后，晚清中国从抗拒洋人变成了惧怕洋人。西方探险家们纷纷要求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对西藏进行考察 。然而这时，即使洋人拿着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已经把西方人视为魔鬼的藏人也坚决不许他们进藏了。无论中国的驻藏大臣怎么劝导（若劝导不成驻藏大臣将遭朝廷处分 ），也不能改变藏人对洋人的畏惧和势不两立的决心。光绪五年（1879年），以达赖和班禅为首，率全藏四十八个僧俗机构向清廷上了一个名为“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现在读起来颇有意思：
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恭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领阖藏众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新旧佛公、台吉、僧俗番官军民人等公具切实甘结，恳请饮差驻藏办事大臣松代为奏咨事。伏查洋人入藏游历一案，屡接驻藏大臣译文内称，立定条约，准其入藏，奏明之件，万无更改。各国到时，汉番一体照护，勿滋事端等因。并面奉屡次剀切晓谕，遂将藏中向无洋人来过，并习教不同，恐于佛地有碍。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词，断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结，实在情形，大众苦衷，恳求驻藏大臣代为咨报矣。而西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兴黄教，保护佛地，何能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岂敢执意抗违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黄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谨将阖藏僧俗官民大众公议苦衷伤心情形，出具切实甘结，特求驻藏大臣代为奏咨，切望皇恩无疆以救阖藏众生之性命也，谨呈。
八年之后，“前后两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属寺院僧俗地方大众头目”等又联合上了一份类似的请愿书，仍然誓言对洋人“待至男绝女尽，情愿复仇力阻”，对中国准许洋人进藏，“发给路照牌票”表示反对 。对藏人而言，禁止洋人进藏，已经不是一个理性决定，而几乎成了根深蒂固的本能。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部分是以个人身份活动的传教士或探险家，阻挡他们进藏并不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藏面对的西方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一个具有深远野心和充分谋略、掌握着先进武器并且被高效地组织在一起的西方民族。为了进入西藏，英国人先向西藏派出被称为“班智达”的间谍。那是从西藏人不太防范的亚洲人中招募的，事先都要进行长达两年的训练。在他们装扮成朝圣者或商人进入西藏时，随身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有暗袋。他们的手持转经轮里装的不是经文，而是记录沿途情报的笔记。他们可以把笔记转写成韵文，边行走边像背诵经文一样把它们背诵下来。班智达的主要使命是绘制西藏地图，为了不暴露，他们不得不用原始的办法，例如距离是用步数量出来的。在行走过程中，他们用念珠充当计数器，每拨一粒珠子代替旅程中的多少步。他们的步子必须保持均匀跨度，这种测量特别需要自我约束及精确度。他们经常需要独自一人行走几千公里，还要努力修正不规则地形造成的误差。为了确定方位，他们每天要多次进行太阳及星星的观测，记下每次观测的数据。测量各个地理位置的海拔高度，是通过测量水在那里的沸点（一般是在装作烧茶时进行）。由他们所绘制的地图，后来通过以科学手段进行的重新测量，被证实具有难以置信的准确性。面对着这样一个深谋远虑且坚韧不拔的对手，西藏人像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采取了不理睬、不对话、我行我素的态度。然而两个民族既已相遇，仅是一方想躲是躲不过去的。英国人的向北扩张把尼泊尔、不丹、锡金、查谟—克什米尔相继纳入其控制，而不丹和锡金过去一直是西藏的藩属，二者就不可能不发生冲突。为了西藏和锡金的边界问题，藏军与英军在1888年发生首次交战。由于那场战争没有扩大，虽然结局是藏军失败，西藏方面却没有受到太大震动。当时是由中国清朝政府出面解决冲突的，其一方面约束藏人克制，另一方面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达成了一系列针对西藏问题的条约和协定。然而那些条约和协定却没有一项能付诸实行，西藏人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理由是那是中国人签的而不是西藏人签的条约，因此对西藏没有约束力。他们照样对英国人关闭大门，不予理睬。英国人这才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权力只是个名义，实际是不能控制西藏的，敲开西藏的大门，必须和西藏统治者直接打交道。在英国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以前，与中国人在锡金大吉岭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西藏方面也有一个代表在场。他名叫夏札，是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他显然受到了轻视，中国人称他为“蛮子”，英国人也没想到让他代表西藏在条约上签字。他当时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是一次他将一位英国女士挤下了大路，被路见不平的英国青年揪住了脖子，受到当众羞辱 。以小看大，这个小插曲也能反映英国人对西藏的态度。不能谴责那位英国青年不对，尊重和保护女士是西方的美德之一。但是按照西藏的伦理，妇女应该给男人尤其是给喇嘛让路，而不是理所应当地抢在他们前面。这是两种文明的不同标准，不能说哪一个就一定对而另一个就一定错，问题是当两种文明遭遇的时候，应该接受哪一个标准？西方人就是这样，只要你违反了我的标准，我就认为你违反了天意公理，是不文明的，就要上去揪你的脖子。这种时候，你要是伸张自己的文明和标准，除非你有反过来揪住对方脖子的实力。然而可想而知，一个西藏老喇嘛怎么是英国小伙儿的对手呢？
2、大炮上课
西藏人不理睬英国人与中国人签定的条约，继续我行我素。他们毁掉英国人在锡金边界立的界碑，像过去一样随便穿越边境，赶着牛羊到边境另一侧去放牧。中国答应印度货物可免税通过西藏的亚东关卡，西藏人却照样征税。西藏商人可以自由到印度去做生意，英国人却不被允许进入西藏。在英国人以破坏条约指责西藏人时，西藏人就装糊涂，说中国驻藏大臣从未把条约给他们看过，条约也未经西藏政府同意，所以条约无效。而当英国人打算与西藏政府直接交涉的时候，西藏人却又会让他们去找驻藏大臣，推托一切外交权都在中国人手中，他们不能僭越中国皇帝。从第一次英藏战争到第二次英藏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西藏人一直就在跟英国人玩这种东方式的游戏，指望以推托扯皮消磨对方，将己所不欲之事化解于不了了之中。中国人的做法也大同小异，把条约不能执行的责任一股脑推给西藏人，说他们不服管束，骂藏人“愚昧无知，蠢如鹿豕”。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对此感叹：“在对西藏政策问题上，我们似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转圈。如果我们与西藏交涉，要么得不到答复，要么就是叫我们去同驻藏大臣打交道；如果我们与驻藏大臣交涉，他就会寻找借口，说他无力对西藏施加任何压力。”英国人开始明确地、坚决地要求与西藏统治者直接对话。他们无法容忍自己落入可笑的境地。如荣赫鹏后来对西藏人发表的演讲中说：“吾英人可以经商于俄、德、法及其他诸大国中，亦可经商于中国之满洲、蒙古、土耳其斯坦及其他藩属中，惟于西藏，独不许进行贸易。此种偏颇不公之事，殊不适于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 ” 西方人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并将其视为公理的态度在这段话中表露无遗。英国人首先希望能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以通信的方式沟通。那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西藏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即使他不按照英国人的思路考虑问题，只要能对上话，总可以通过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印度总督寇松连续数次致信都得不到回答。1899年寇松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在六个月后被原封不动地退还，西藏官员表示他们不敢向上转呈。寇松委托专人去拉萨亲自送信，达赖喇嘛照样拒绝予以答复，连信都不拆，原信退回时，信封上的封戳宛然尚在 。当时的西藏人就是这样，似乎只要捂上耳朵，蒙上眼睛，任你怎么做怎么说一概不看不听，你就死活没招。英国人也有办法，你对我不闻不问，我就揍你，打疼了你，你就不得不睁开眼睛，跟我对话了。1903年，在印度总督寇松的策划下，一个武装“使团”──堪称外交史的奇迹──开始向西藏境内挺进。寇松任命的“交涉使”（亦为“使团”团长）荣赫鹏是一个渴望着建功立业的冒险家和意志坚强的帝国军官。对这个武装“使团”的使命，英国国内、包括当时的帝国政府有很多反对意见，所以“使团”初始阶段非常谨慎和缓慢，每前进一段就停下，要求西藏派遣有决定权的高层政府官员前去谈判。西藏人继续坚持不闻不问的策略。一路上只有低级官员与荣赫鹏周旋。他们除了不停地重复拉萨当局要英国人撤退的要求，仍然是连信也不敢转交。荣赫鹏只有采取把信当面念给他们听的办法，指望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上转达。中国的驻藏大臣也始终没有出面。后人指责驻藏大臣失职，驻藏大臣辩解是藏人不提供乌拉。关于这一点，最近由几位藏族历史学家写的《西藏通史》这样写：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命令驻藏大臣裕钢亲赴岗巴宗与英方进行和谈，阻止发生武装冲突。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代表认为：“原先虽在隆吐山战败，但元气尚可恢复，可驻藏大臣升泰反对抗英，结果失去了大片领土。如果这次驻藏大臣再度反对的话，那将会误大事的。”因此，不同意驻藏大臣赴岗巴议和。当时驻藏大臣裕钢及两位帮办处于无奈，向皇上呈报西藏情况后辞去了职务，清朝就委任有泰为驻藏大臣，委任纳钦为驻藏帮办。
由此看，驻藏大臣的辩解并不完全是假话。所谓隆吐山战败，指的就是1888年那次英藏战争。当时因为清朝政府及早采取与英方谈判解决的态度，避免了战争进一步扩大，西藏人也因此没有对双方的实力差距产生清醒认识，以为西藏堪与英军一战，只是输在驻藏大臣自行放弃抵抗。所以，这次西藏在坚持不与英方正面接触的同时，大规模集结藏军和各地民兵，决心以武力阻挡英国“使团”的前进。等到双方真正在战场上交手时，与其说那是双方之间的战争，毋宁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屠杀。西藏战士虽然经常表现出令人赞叹的英勇，但是其武器的原始和军事素质的低下使其完全不是英军对手。每次战事，英国军官率领的印度和廓尔喀士兵几乎总是以死伤几人的代价，杀死成百的西藏人。以至战斗过后，那些讲究荣誉感的英国军官情绪低沉，无心庆贺。英国国内报纸则纷纷抨击“使团”的残无人道，甚至英国议会也将其评述为“对手无寸铁之人的大屠杀” 。为此，英国《每日邮报》当时派出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Edwudn Candler）在他后来写的书中这样辩解：
藏人十分固执自信，直到教训了他们多次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那些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和英王的军队差别太大。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格玉的屠杀只是将无法避免的事件给提前了。是由于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人了战争的旋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
奇特的是，中国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也有着和英国人相似的想法。他在给清政府外务部的电报中，把英军的进犯和胜利当作迫使藏人服从清朝的一个机会：“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真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令也 ” 。有泰认为西藏战败可以给藏人教训，也可以证明中国和驻藏大臣的正确，因为有泰和他的前任都反复警告藏方避免衅端，要与英国人磋商妥协，不得以武力抵抗，否则战争一经开始，后果必定惨重。既然藏人不听，拒绝与英国人谈判，也不让驻藏大臣调解，他们自尝苦果就是活该。所以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以幸灾乐祸的心态隔岸观火，甚至有心思带着手下人给他买的西藏女人，到拉萨附近的柳树林里唱歌跳舞。对有泰的行为，后来中国人提起只表示气愤，然而那其中除了有泰的个人品质可以谴责，还应看到更深一层：当时西方的知识和标准尚未在中国完成破旧立新，上千年沉溺于东方统治权谋的中国官吏——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地方官──尚没有获得综观世界潮流的眼光，甚至还不能清楚地理解“主权”到底为何物。有泰倒不一定是有意丧权辱国，而是他首先还没有懂得什么是主权，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关于那场战争的具体过程，许多著作都有详尽描写。在这里摘两段引文，可能更有助于得到直观感受。埃德蒙·坎德勒在英军与藏人的第一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回印度治疗，三个月后他重新返回西藏，又路过当时的战场。
我发现那些倒下去的藏人仍躺在原地。有个人在撤退时，子弹穿过了肩部，他回转头，面对着我们的枪弹倒下了。另外一个则用指头劳而无功地扯着地上的草，这时草丛中正开放着一朵鲜艳的粉红色报春花。萎缩的手臂、大腿看上去都短些了，令人可怕。小溪边，尸体成堆，焦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铁锈，如同木乃伊一般。在旋风中，从一颗脑袋上掉下来的一束黑发团团卷了起来。尸体身上的东西全给扒光了，只是除了偶尔可以见到的一点点布条之外，这样尸体比全裸着还要难看，另外就留下了颈部一些不值钱的护符。由于这些东西的神秘力量，无人认为这些东西值得拿走。大自然倒显得慈祥一些，在他们的周围撒满了春天美丽的花朵。
另一段引文是西藏方面的材料。在西藏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有一封1904年藏方前线指挥部成员西尔邦朗童写给噶厦政府全体噶伦的信，叙述他奉命去招集和整顿溃散藏军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藏军溃败的程度。
……来到仲仔溪达村时，遇见许多溃散的藏兵。我们叫过来八名藏兵，其中一名带着洋枪。自称是代理代本甲扎的代表，并说他们是派来守卫山头的，因不敌而逃来。我俩劝他们不要再逃跑了，同我们一起去仲仔。他们口称遵命，但最后还是逃走了。我们到达属于噶丹的山庙牧场时，发现朗溪卡之僧官洛曲和哲蚌寺的三名代表以及部分喇嘛正在这里休息。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山头失守后逃跑来的。我们劝这位僧官率领他的人同我们去仲仔。僧官不答而离去。哲蚌寺的三名代表建议我们先说服僧官。于是，我们追赶僧官洛曲直到奴玛山后时，见僧官洛曲和大批藏兵正在彼处烧茶休息。经查问，始知这些藏兵是从彭波地区调来的，僧官则是该部的督战官。我二人劝他们要以政教大业为重，齐心协力共同对敌，要求同我们去仲仔集中待命。该僧官和藏兵回答说，他们从彭波来的藏兵原有一百八十名，多数已战死，现只剩六十余人。大家已经尽了忠，等等。那僧官洛曲不但不劝说藏兵，反而煽动藏兵谩骂我两人，特别是二人离开此地一段路后，他们向我们开了一枪。感谢三宝护佑，我们没有被打中。一个僧官，竟然如此目无法纪，枪口对着自己人，使我们的生命处于内忧外患中。对僧官的这种非礼，使人难以容忍，但因寡不敌众，当时只好作罢。我们于二十三日黄昏前到达仲仔地方，当询问溃散部队的去向时，据仲仔溪卡的溪本反映，喇嘛军由军饷部派往江孜，但据说多数人在途中逃散……第二天，从江孜逃来的人传说，江孜宗和寺庙已彼敌军攻占，我方守军被打散，等情。因此，朗如骑兵无法去江孜。眼下，管家贡热去曲江年楚河以北地方寻找噶曹喇嘛并招集散兵。我令朗如骑兵和那曲、那仓的余部去白朗宗集中。一方面阻止我军继续向北逃散；一方面令其坚守住现有阵地…………与军饷官和日喀则宗本们研究御敌之策。他们说：想尽一切办法抵抗敌人是应该的，但手中无兵啊！据悉，江孜的大部分藏兵经仓贡、仁则开走了；山南的藏军驻扎在年楚河以北，别处基本无兵。如果河北的藏兵不认真抵抗，就连浅渡也难以守住……
在中共的官方修史中，有大量对藏人在那场“爱国抗英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的描述，北京政府近年还在当时的主战场江孜修建了纪念馆。然而从上面这封信中，哪里看得出英雄主义的踪影？1904年8月2日，带着大炮机枪，踏着血泊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