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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已经是10月末了，突如其来的第一场大雪使北京的初冬寒气袭人。虽然柳静如知道张春莲正带着孩子住在丰台区一个建筑工地，但为了不打搅她，柳静如没有去找她。她到超市购买了奶粉、奶瓶等一大堆小孩子的生活用品，托母亲送给张春莲和孩子。
柳妈妈曾是一名制造飞机的高级工程师，她非常支持女儿的行为。老人提着两大袋子衣服和奶粉、奶瓶，在丰台区打听了半个下午，才在一家工地漏风的工棚里找到了张春莲母女。见到浑身霜雪的老人来给自己送东西，张春莲双手抓扯着自己的头发拼命地喊：“我真是罪该万死，我不是人哪！”
2003年10月23日上午，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张春莲盗窃案。经过审理，法庭于11月19日进行了宣判。以盗窃罪判处张春莲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人民币1万元。张春莲一脸漠然，她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贪念会换来10年的牢狱之苦。判决结束后，柳静如的妈妈从兜里掏出1万元现金，交给了张春莲。一个受害者为伤害了自己的人交付罚金；这样的情景令在场的所有人动容。根据法律，张春莲在哺育期间，还可以取保候审一段时间照料孩子。在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后，张春莲带着孩子匆匆回了河南老家。含泪送别张春莲时，柳静如委托自己的妈妈转告张春莲说：“你安心回老家养育孩子，上诉的事情我来办，你放心吧。”
这个判决结果是柳静如始料不及的，她再次找到马瑛法官询问，马瑛说：“作为女人，我对你的举动非常感动。可作为法官，我必须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按照法律规定办案，而且这个结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你的请求。”听马瑛这样说，柳静如有些着急了：“马法官，我知道，从法律的角度您这样判决没有错，可是如果这样判了，张春莲的一生都毁了，她已经有了孩子，如果她去服刑，她的孩子就可能会成为弃婴，就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与其让社会负担，不如让张春莲自己来承担，法律的判决也是讲求最佳社会效果的，您看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补救，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救救张春莲和她的孩子……”
马瑛被柳静如的真情深深打动了，她眼含热泪说：“你的大义让我感动，张春莲可以行使自己的上诉权利，争取上级法院能够改判。说实话，作为法官我不希望上级法院改判我办过的案子，我10多年来办了1000多件案子，很少被改判过，而且是二审时证据发生变化才改判。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再写成材料，我可以一并移送到上级法院，这样也许会对张春莲更有利。”
“谢谢你！”柳静如含泪连声道谢。
“不必谢我，是你的大义和善良打动了我。”马瑛伸出了双手，两个同样善良的女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张春莲返回河南老家后，柳静如和张律师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成了张春莲的委托代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代理人，柳静如尽自己的努力，请求法院对张春莲减刑或者免刑。2003年12月10日，柳静如委托律师向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在大雪飘飞的北京城，亿万富姐柳静如仍在为伤害过自己的小保姆张春莲奔走呼吁着。
第四章：以德报怨；被骗富姐倾情救保姆（6）
二审法院经过慎重的考量，认为一审法院已经考虑了柳静如的请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就在2004年3月8日妇女节这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得知终审判决结果后，柳静如无言地低下了头，她的眼里泪如泉涌。
张春莲盗窃案带给柳静如无疑是很大的痛。张春莲曾经说过，10万元在柳静如手里不算个钱，但在我手里，我就是全村最富的人。这就是张春莲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借口。还有另一种现象是，在张春莲拿着偷来的钱衣锦还乡回到老家“挥金如土”时，乡亲们和她的亲友们的眼光是羡慕的，也没有人去追问她的钱是哪里来的，但当她被拘留后一贫如洗回到老家，男友抛弃她，父母不理她，甚至生孩子也要生在荒郊野外，这是多么大的反差？金钱的魔力难道可以超越亲情？我们在为柳静如的善良和大义感动的同时，还应该思考一下张春莲的犯罪根源，这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重大的道德教育问题，面对金钱，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价值取向，这是个老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新问题。
第五章：薄薄发票；把苦命鸳鸯送入法网
这是一场令人扼腕叹息的庭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面对两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嫌疑人，法官的口吻也不像以往那样凌厉，法官甚至两次提醒公诉人向法庭提交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而公诉人也多次列举有利证据提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在庭审过程中，旁听席上不时传出唏嘘的叹息声。
被告人钱楠樱和范炜是一对苦命情侣。北京郊区的农家女钱楠樱和从北大荒回京的知青子女范炜相爱后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他们从批发市场购进服装，然后加价30％供货给超市。因为超市进货时需要增值税发票，但他们进货时却没有增值税发票，为了牟利，他们先后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1000多万元，逃税百余万元。
尽管很多人从个人情感上给这对苦命鸳鸯以同情，但国法无情不容亵渎。2004年5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一审判处钱楠樱有期徒刑15年，罚金30万元，范炜有期徒刑9年，罚金15万元。
1971年4月，钱楠樱出生在北京市房山区一个农民家庭。她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因为家里穷，哥哥姐姐们都是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务农。钱楠樱5岁时，父亲病情恶化，花光了家里的钱也没治好。父亲撒手归西，对于这个本来就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虽然家里异常困难，但母亲还是把钱楠樱送到了学校。钱楠樱总算没有让母亲失望，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钱楠樱不仅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乖孩子，而且一直成绩都很优秀，考试成绩总是排在班里的前几名。
但最令母亲发愁的是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钱楠樱上高中时，为了给孩子交学费，年高体弱的母亲不得不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小工。
1989年9月初的一天，钱楠樱从学校回家找母亲要钱交学费，到家后听邻居说母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就只好到工地上去找。
天天上学的她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到建筑工地上来。那是一个怎样的工地呀！数不清的钢管就像丛林的枝条一样包裹着几座水泥建成的庞然大物，一架架塔吊像巨人似的伸着长长的手臂不停地挥动着，几堆叫不上名字的机器像怪物一般轰轰地叫着，其中还夹杂着时断时续刺耳的敲击声，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像一群游虫似的穿梭其间，一个个都汗流浃背，衣衫透湿。
钱楠樱在纷乱的工地上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不远处母亲正在和一个男人抬着一袋水泥往一辆车上装，身上满是汗水和泥灰，几乎让人都认不出来。已经年过60岁的母亲弓腰塌背，力不从心。突然，母亲一不小心，手一滑，水泥袋子掉在地上摔开了，水泥撒了一地，母亲也随着惯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钱楠樱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这时，只见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冲了过去，母亲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向那人解释着什么，但见那人冲着母亲不停地大喊大叫。此刻，钱楠樱的眼泪止不住哗地流了下来，她不敢过去也没勇气过去，她为自己懦弱无力保护母亲而感到无比痛苦和愧疚，她哭泣着转过身来飞快地向家里跑去。
钱楠樱曾几次试图辍学回家干活，以减轻家庭负担，但她又怕母亲伤心。这一次，她终于下定决心退学。她对母亲说：“妈，让我回来帮你挣钱吧。”但母亲说：“傻孩子，咱家就是再穷，也要供应你上学，你哥哥姐姐都因为没有钱供他们上学，现在咱家就指望你了，你可不能让妈失望啊，你要不好好上学，我辛辛苦苦挣钱还有什么用呢？”
但钱楠樱最终还是让母亲失望了。1991年7月，就在钱楠樱要参加高考的那一天，本来应该去参加考试的她根本就没有去考场，也没敢待在家里，而是跑到北京城里胡乱转了几天，才提心吊胆地回了家。
一个多月后，高考成绩出来了，同学们有的欢喜有的忧。这时候母亲才知道钱楠樱没有参加高考，她几乎精神崩溃了。谁都知道，凭着钱楠樱的学习成绩，考个普通大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母亲为此气得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两眼都快哭瞎了。
其实，此时此刻最痛苦的还是钱楠樱，自己何尝不想圆自己的大学梦，可是，每当想到自己家庭的贫困、母亲的辛苦，钱楠樱不得不面对现实，做出冷静的思考和选择。现在家徒四壁，母亲体弱多病，三个姐姐出嫁，哥哥连媳妇都还没娶上，全家人就是不吃不喝也供不起自己上大学呀！钱楠樱心里非常清楚，现在对家庭来说，最需要的不是要她去上大学，而是要她去工作、去挣钱。
仅仅只是因为贫穷就把自己本来非常美好的前程给葬送了，钱楠樱是无奈的，但钱楠樱没有别的办法。高考风波平息之后，钱楠樱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去北京打工的道路。
1991年10月，钱楠樱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在故宫午门外找到一份给人看摊卖纪念品的工作，一个月300多元工资。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以后，钱楠樱先租了个10平方米的小平房，然后就把母亲从郊区农村接到市区。钱楠樱要尽自己的能力来报答老人的养育之恩，她想让母亲生活得好一些，过一个老人应该过的生活。
母亲搬到市区以后，看到女儿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钱也不多，就到批发市场批发些袜子、鞋垫、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拿到大街上去卖，多少也挣点零花钱。母女俩节俭生活，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安稳。一开始，老太太怕女儿不同意，就没敢让钱楠樱知道，都是趁她上班走了以后才出去摆摊。
直到有一天，母亲的小摊被城管执法人员以扰乱市场秩序为由给没收了。回到家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刚巧被下班回家的钱楠樱看到，她急忙问是怎么回事，母亲瞒不过，只好如实相告。钱楠樱哭着对母亲说：“妈，您都这么大年纪了，以后可不能再受那个罪了，您放心，女儿挣的钱再少，也绝不会让您老人家饿着肚子的。钱少，咱们就省着点花。以后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
之后，钱楠樱拼命打工赚钱，收入渐渐高了一点，母女俩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1995年初，24岁的钱楠樱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她的男友范炜。
范炜比钱楠樱大一岁，他的父母是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的北京知青，范炜在北大荒出生，一直到初中毕业后才随父母回城，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全家只好住在一家单位的门卫房里。
范炜父母返城后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年迈失业，连退休金也没有，仅靠微薄的一点“低保”勉强生活。那点可怜的低保费还不够全家吃饭的，哪还有钱供范炜上学？家里只有让他辍学，在附近的马路边上支了个摊子，卖点早点水果，不想没过多久，因为违章又被强行拆除。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又查出糖尿病住进了医院。这给本来就困难的家庭增加了更沉重的负担。范炜只好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工，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认识了钱楠樱。
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两个有着极其相似经历的青年人走到一起相识相爱了。爱情给两人艰难苦涩的生活注入了些许亮色。随着双方关系的确定，他们考虑结婚，但两个家庭都很困难，特别是房子的问题解决不了，如果结婚，两个人住哪儿呢？房子一下子成了结婚的最大障碍。
范炜起初和父母住在一起，后来他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也都没有房子，两个妹妹妹夫和父母全家七口人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觉得不方便，就只好搬出来住。就因为没有房子，这对苦命鸳鸯的婚期只好一拖再拖。买房子要有钱，可钱从哪里来呢？两个人只有加倍努力想办法多挣钱。
2000年9月，钱楠樱在北京华联超市工作，多年的卖服装的经验告诉她，如果成为华联超市的供货商，从北京动物园、木樨园等地的批发市场批发一些廉价的衣服，然后供给超市，会赚不少的钱。但要成为超市的供货商，必须是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公司。
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破釜沉舟大干一场。钱楠樱跟范炜商量注册一个公司给超市供货，范炜十分赞同。2000年9月，钱楠樱和范炜东取西借，以货物出资形式，在北京市房山区注册了“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他们办理了税务登记、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账号等相关手续后，被北京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为增值税临时一般纳税人。钱楠樱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范炜任公司监事。
这一对可怜的苦命鸳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他们亲手缔造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把他们送进了监狱的大门。
经过几番周折，钱楠樱和范炜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终于挂牌成立。尽管公司所有员工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们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公司成立以后，成为北京华联超市公司的供货商。钱楠樱从北京木樨园、动物园等服装批发市场低价批发服装卖给北京华联超市，中间赚取30％的差价。一开始，两人本本分分地做生意，虽然赚的钱不多，每天起早贪黑也很辛苦，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也就有了奔头。但后来他们在经营中发现，赚钱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他们给超市送货结账时，他们要向华联超市开出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他们从批发商或小商小贩手里进货时，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而如果没有进项发票用来抵税，他们在向国税局纳税时，就要向国家交营业额17％的税，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利润可赚了。而没有利润的生意谁也不可能愿意去做。
正在钱楠樱不知所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业内“高人”给她指点迷津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可以悄悄地买一些过来作为进项增值税发票用来抵税。这种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不知鬼不觉，一本万利，不干才是傻子呢！”经“高人”一提醒，钱楠樱这才明白，原来很多供货商都是这么干的。既然人家都在这么做，自己也不妨试一试。
2002年2月的一天，钱楠樱又去华联商厦送货。在门口，一个女人给了她一张名片。她仔细一看，是专门贩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就把名片收好放进了包里。通过这张名片，她认识了专门以贩卖伪造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浙江籍票贩子陈某。从此，钱楠樱也就半推半就地陷进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
钱楠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跟陈某联系上之后，每次钱楠樱需要发票，就给陈某打电话，把公司的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税务登记号、开户银行账号、货物名称、所用金额等情况告诉陈某。陈某按钱楠樱的要求填好税票后，双方约好接头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票款按票面所填金额价税的2。6％到3。0％不等的比例计算，票钱两清后，各自走人。
每次取票，一般都是范炜去，有时钱楠樱也一块儿去。每月一般情况下也不要多，就两三份，多了也没用。从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钱楠樱从陈某手中共购票23份。直到后来，陈某因过春节回浙江老家了，这种非法合作才告一段落。
失去“合作伙伴”的钱楠樱，本来也想就此打住，她总觉得每次都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但只要一想到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公司都在这样做，也没出什么事，再加上自己公司所面临的困境，自己也就只好做下去了。不久，她又联系上了一个姓赵的票贩子，钱楠樱从赵姓贩子手上共购票21份。
就这样，从2001年2月至2003年2月的短短两年里，钱楠樱先后从陈某、赵某等人手中购买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近百份，并以“北京科瑞兴达商贸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的名义，为自己的公司开具进项发票价税合计560多万元，逃税96万多元。从此，钱楠樱在非法购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巨大利润的驱使，使钱楠樱失去了理智。钱楠樱不仅购票用于自己公司的进项发票，而且还购票转卖给其他公司，用作自己公司的销项发票。
在公司成立之初，根据有关规定，钱楠樱只是取得了临时性的一般纳税人资格，只有每年完成180万元的销售额，才能取得正式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要完成这180万元的销售额，对于钱楠樱的小公司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钱楠樱只有充分利用手中买来的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大做文章，增加销售额以获得正式一般纳税人资格。
2001年9月的一天，钱楠樱到北京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进货时，认识了北京某超市的服装供货商张某，张某跟钱楠樱一样也是从服装批发市场进货后供货给超市。因为是同行，两人禁不住切磋起业内经验来。也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两人在一起聊起来越聊越深入，大有相见恨晚、如遇知音的感觉。
在交流业内经验的过程中，张某说自己正在为公司缺少进项发票而发愁，问钱楠樱能不能帮帮忙，并许诺可以出一定的手续费。钱楠樱想，如果将手中的空白增值税发票作为自己公司的销项卖给张某一些，不就可以扩大自己公司的营业额了吗？这样一来，自己公司的那180万的销售额也就不成问题了。至于再从中拿些手续费，钱楠樱觉得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于是，二人达成协议。只要张某提出要发票，钱楠樱就随时尽可能供应，有时一天里张某就索要好几张电脑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钱楠樱也没有从中收取张某的手续费。按法律规定，没有业务往来，两人之间是不应该有增值税发票上的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