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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路人把他扶起来，血不住地从他厚厚的卷发头上流出，许多股细流顺着前额流下，好象脸上带了一副红色的面具。莫斯卡挽着海莲的臂沿着大街而下。莫斯卡发觉海莲象是病了，大概是看见血的缘故，他说，“今晚你最好与桑德斯太太呆在家里。”后来他似乎向海莲辩解没有参与那件事，他说，“这根本与我们无关。”
莫斯卡、利奥以及埃迪·卡辛围坐在米德尔顿家的起居室里，家具是和房子配套的。所以有现成的椅子可坐，其余的东西都装在木箱子里，靠墙摆放着。
“看来你明天真要去纽伦堡参加审判吗？”戈登问利奥，“你什么时候动身？”
“嗯，晚上，”利奥答道，“我喜欢夜间开车；”
“到那里就把证词交给那些杂种们，”安·米德尔顿说。“必要的话就瞎说一通，不过你要知道，他们有种种渠道搜集情况。”
“我没有必要去说谎，”利奥说，“我的记忆力很好。”
“我想为我上次过于粗鲁的行为表示歉意，当时你也在这儿。”戈登·米德尔顿说。
利奥摆摆手，说，“不，我明白。我父亲是一个共产党人，政治犯；我母亲是犹太人，这就是我被赶走的原因。可是，我父亲是搞政治的。当然啰，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定条约后，他失去了信心。他认识到，他们不过是一丘之貉而已。”
在屋子的一角，那位坐在摆着棋盘的桌子旁的教授刚刚还面带微笑，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谈论，一听这些不得体的话马上变得大惊失色。带着这种惶恐不安的心理，他看到戈登·米德尔顿勃然大怒的样子，不想再听他的慷慨陈词了；一切过激的行为都会使他不安的。于是他托辞道，“我得走了，我还要上课。”他和戈登、安一一握手，最后说，“祝你们交好运；顺利到达美国。自结识你们以来，我一直很高兴。”
戈登送他出门并诚恳地说，“我希望您不会忘记给我写信，教授，我指望您能随时告诉我德国所发生的一切。”
教授点了点头，“当然，当然。”实际上他早已暗下决心不打算与戈登以任何形式保持联系。与一个共产党人有联系，再清白无辜，风云莫测没准也将会给他造成不幸。
“请等一等，等一等，”戈登又把教授让回屋里。“利奥，我才想起，教授不是要在周末去纽伦堡吗？你开车送送他好吗？不然，他迟到了，校方会找他的麻烦的。”
“不，不，”教授十分激动地说，“不需要，请不要费心。”
“没有什么费心的。”利奥说。
“不，”教授说，此刻他内心更加谅谎不已了，“我预购了车票，一切都准备好了，别费心，这会过多地给你们带来麻烦。”
“那么，好吧，请便吧，”戈登不再坚持了，随即把他送到门外。
戈登回到室内，莫斯卡说，“什么事使他那样激动？”
戈登瞟了利奥一眼，说，“他很正常，不过他儿子被指控为小战犯而入狱，会不会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德国法庭正在审讯他？绝不是他所借口的职业问题，看来情况不会太严重，我猜测他当时那恐慌的样子，准是伯利奥发觉，再联想到集中营的事。这当众不可能，利奥，你不介意，是吗？”
“不会的；”利奥答道。
“我想让你知道！”戈登说，“明天；我要去他那儿，当面和他约定时间，我想明天晚上你会让他振作起来的，一旦他知道你谅解他，他会乐意的，你说行吗？”
“当然行”利奥说，“真有意思，你倒挺关心那个老头的。”
安·米德尔顿煞有介事地注视着利奥，但从他那惯于欺骗的神态中并没有发现讥讽的意思，他是诚实的，安笑着说，“戈登总是关心他的皈依者。”
“我还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呢，安，”戈登慢悠悠地说，“但是我觉得他能听得进我的意见。”戈登稍停后用一种沉稳而又有点挑衅的语调说，“我认为皈依者这个词用在这儿欠妥。”大家都不说话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莫斯卡问利奥。
利奥咧开嘴对他笑着说，“别耽心，我不会错过的。”
“错过什么？”安·米德尔顿问道。
“我要作教父，”利奥说，“我把礼物都准备好了。”
“多可惜，孩子出世的时候我恰恰不在这儿，”安说，“太可惜了，海莲今晚也不会在这儿，我希望她病得不会太重。”
“不会的，”莫斯卡说，“她刚刚散步太久了，她要来的，我没让她来。”
“我们毕竟不象那样高贵，沃尔特，”安虽是开玩笑但带有一些恶意。埃迪·卡辛坐在屋角的靠椅上，打着吨，这会儿把眼睁开。他不喜欢走访已婚夫妇，并且讨厌那些和丈夫一起呆在自己家里的妻子们。他也不喜欢安·米德尔顿。她很俗气，个性又强，对他有些瞧不起。
莫斯卡朝她笑着说，“你分明知道我是正确的。”
“你不关心别人，她就是气你这一点，”戈登说，“我倒是不想关心别人。”
莫斯卡说，“戈登，我不同意，但是我要瞅个机会。在这个基础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你将被遣送回家，因为你有一张共产党证。我压根不懂政治，我参军时还象个孩子。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现在还是不懂，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对你很尊重，因为你是一个刚强的人。你知道，情况不妙，很复杂。你以为人家说什么我都听从，那就错了，我不会相信以种种原因强迫我做他想要我做的事的那种人，当然也包括美国军队、共产党、俄国，还有那个肥胖的杂种上校，我不会完全相信他们的。”他又转向埃迪·卡辛说，“我到底说了些什么？”
埃迪干巴巴地说，“尽管你不让海莲来，你还是喜欢她。”大家都笑了起来。
戈登没笑，他那美国佬的长脸上毫无表情，他对莫斯卡说，“既然你说了那些话，我也想说一说，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对你说的，沃尔特。”稍停，他揉搓着他那双骨瘦如柴的大手，接下去说，“我知道你对我的所作所为会有何想法，也许你不能自圆其说。你说我错了，可我自信，不管出现了什么异常情况，我会控制自己的。我相信人类的竞争，最终人类的生活会是异乎寻常的美好。我还相信这可以通过共产党的努力达到完美的地步。你寄一切希望于你祟尚的少数人的身上。相信我，那样做是荒唐的。”
“是吗？为什么？”莫斯卡低下了头；当他再抬眼注视戈登时，他发觉，他的双眼射出愤怒的光。
“因为那些人包括你自己在内，受到一种力量的控制，尽管你不愿意和这种力量发生联系。你在一种低水平上，在一个狭窄的个人的圈子里实现自己的意志。那样一来，你将把你所关心的人置于可怕的危险境地。”
莫斯卡说，“这是关于影响我生活的控制力的说教。天哪，难道你认为我懂这些吗？我认为一切说教都无济于事，别人也休想劝动我，让我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突然之间转个大弯。我可不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论是在空军基地或在军营外的部队宿舍，还是在地下餐厅工作的克劳特人每天都会告诉我：“当我们并肩战斗，反对俄国人时，他将会多么地高兴。说了这话之后，总指望我能给他一支烟抽。我想在俄国人那方面情况也是一样。你明白我高兴什么？”他靠立在戈登身旁的桌边。由于激动和酒力，他的脸涨红了。“我高兴的是，这一次有使一切都烟消云散的好机会。咱们大家都陷入恶劣的处境之中，不是吗？”
“哈哈！”安。米德尔顿兴奋地直拍巴掌。
埃迪·卡辛哈哈大笑说，“我的上帝，好一个演说家，”利奥显得有些震惊。
莫斯卡也禁不住大笑起来，对戈登说，“瞧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
戈登也一直在微笑，心里想：自己怎么老是忘记莫斯卡毕竟年轻。他感到很惊讶，在莫斯卡沉默不语时，闪烁着一种年轻而不够成熟的坦诚。于是他转移话题，“海莲怎么样，那小家伙呢？”
莫斯卡没回答，安起身斟酒，利奥说，“戈登只是说说而已。”
莫斯卡似乎没听到利奥的话，对戈登说，“我负有责任。”这儿只有埃迪，卡辛感觉莫斯卡有些教条，似乎他靠教条生活。莫斯卡又笑着对他们说，这一次倒不象刚才那样生硬。”“我已经负有责任，”他摇摇头说，“只好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安·米德尔顿问利奥：“你还没品出味来吗？”
“我明白”利奥说，“我还小的时候，到布肯瓦尔倔集中营去，在那里，我见到我父亲，我们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那里的人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拿沃尔特来说，他也在改变，我让他委曲点，实际上就是让他向他的德国邻居说一声晚上好。”
几个人都笑了，莫斯卡却烦躁地说，“我真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在集中营里蹲了八年之久，出来的时候依然故我。。我要是你，如果克劳特人那样斜着眼睛看人，我非打发他去医院治疗不可，他要是龇一龇牙；恼了我，我非把他的蛋子踢破。”
“唉，算啦，算啦，”安讥讽而不安地说。
“你也太不象话了，”莫斯卡说，但对安他还是付之一笑，安一直在咒骂那些在黑市里鬼混的人，她曾经被他们骗过。
利奥慢吞吞地说，“你忘了我是半个德国人，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也是人。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后来我生活得挺好，我过着一种新的生活，我要是对别人残酷了，我伯会有辱于这种生活。”
“你说得对，利奥，”戈登说，“我们需要更为理智，而不能感情用事，我们应当用理性，用符合逻辑的行动去改造世界，共产党是相信这一点的。”
对于戈登诚挚的纯洁的信仰是无可非议的。
利奥一直盯住他，“对于共产主义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父亲就是一个共产党人，集中营根本没能折服他的精神。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条约，这个消息传进了集中营后，我父亲很快就死了。”
“假如那个条约对于拯救苏联是必不可少的呢？”戈登反问道，“假如那个条约对于全世界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是必不可少的呢？”
利奥把头低了下来，紧紧地用手捂住脸上搐动的肌肉。“不，”他说，“假如我父亲非那样去死相，整个世界不值得拯救。那才是感情用事，而不是你所说的党所需要的理智。”
此后的片刻沉默，他们听到楼上孩子的哭声。“我去改造改造他，”戈登说。他的妻子对他感谢地笑了笑。
戈登走后，安对利奥说，“对他不要介意。”她的声调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因此没有任何不满意丈夫的意思。然后她去厨房煮咖啡。
晚上的谈话结束了，彼此握手告别。安说：“明天，我去向海莲辞别一下。”戈登对利奥说，“别忘了和教授的事，利奥。”利奥点点头，戈登缓慢又恳切地补了一句：“祝你们交好运。”
他们离开后，戈登将门从里面反锁上，走回起居室。他发现安坐在椅子上正想着心事。“我想和你谈一谈，戈登。”她说。
戈登示以微笑。“嗯，我就在这儿，有话就说吧。”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当他们谈到政治，即使安与他的观点格格不人时，同她说话也不能生气。
安站起来，在房间里神经质地蹬来踱去，戈登在察言观色。他爱那张诚实、轮廓不鲜明的宽脸，那扁平的鼻子和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她是纯粹的撒克逊后裔，他暗想着：然而看上去仿佛是斯拉夫人。他怀疑这两者是否有联系，他还需仔细察看一番。
安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她说，“你必须放弃，你一定要放弃。”
“放弃什么？”戈登懵懵懂懂地问道。
“你自己知道，”带着那种可以理解的惊恐，她毅然说出了这件事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是多么地巨大，他哪儿还会气恼，沉积在心头的只有绝望。安注视他的脸色，她走过来，跪在他的椅子旁。只有当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变得软弱、温柔，说话几乎是恳求。她说：“因为你是共产党，丢掉了你的工作，我不生气。可是，今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得为了孩子想一想吧。你必须能找得到工作，挣钱，戈登。你对政治感到如此气愤的时候，你失去了你所有的朋友，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亲爱的，我们不能啊。”
戈登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去，大为吃惊，不仅仅是因为她竟然能说出这种事情，而是因为他最亲近的人对于自己如此地不了解。她很可能这样认为：她丈夫会象戒烟或禁食一样地脱党。归根结底他必须回答她。
“我在替我们的孩子着想，”戈登说，“这就是我要当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因。你想让他怎样长大成人，是让他有象利奥那样的经历，还是让他成为莫斯卡那样的对他的同伙漠不关心的人呢？尽管他表示喜欢我，我却不喜欢他在你面前讲话时的那种神态，他可不管这些。我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健康的社会里长大成人，这种社会不会把他推到战争或集中营里。我想让他在文明社会里长大成人，这就是我战斗的目的。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腐败下去。安，你是懂得这点的。”
安站起身来正视着他，不再那样温柔、恳切了。她很现实地对他说，“你不相信任何关于俄国干的坏事，可我相信，而且不少，他们不会使我儿子安全。我对我的国家就象人们对他们兄弟姐妹一样地有信心。你常常说那是一种民主主义的信念，可我不太懂，你难备为你的信仰作出牺牲，可我不被备让我的孩子为了你的信念受到苦难。戈登，假如我认为你死抱着那些信念不放，我不会阻挠你的，可是你应当想到利奥的父亲所遭遇的那些也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感觉到当时他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要你引以为戒。从更坏处着眼，你会颓废堕落的。你得退出来，你必须退出来。”她那张宽而平的脸上布满着固执的阴云，他明白固执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看咱们是否互相了解一下，”戈登轻缓地说，“你想叫我找一个好的工作，过—个尚好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而不想让我留在党内并因此陷入危难的境地，对吗？”
她避而不答。戈登接下去说，“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俩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想为我们的孩子作最好的打算，只不过志同道不合而已。你为你的儿子设想的那种安全是暂时性的，你那安全是乞怜于那些统治我们国家的资本家。而我的道却是为永久性的安全而战斗，一种少数统治阶级难以破坏的安全。你看到没有？”
“你得丢弃它，”安固执地说，“。无论如何你要丢弃它。”
“你要是不打算丢弃它——”安停了下来，镇定一下又说，“我就要带着孩子到英国去，不去美国。”
他俩都被安的最后这句话惊呆了，随即，安把声调压低到近乎哭泣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一旦说了话就会算数的。你了解我是相信你的。”自他们俩生活在一起这是戈登第一次对安真正的动了气。因为他知道安的信念有道理，他从来没向她撒谎，从不自食其言，他的新英格兰的良心从夫妻关系上来说，从来都是起作用的，现在她反倒利用他的诚实来圈套他。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戈登若有所思地说，“假如我不答应退党，你将带着儿子去英国，你离开我。”他强制着痛苦和愤怒，仍操着平常的语气说，“假如我答应你，你就和我一道去美国。”安点头默认。他走到椅子前边，坐了下来。又开始沉静而耐心地整理种种问题：他知道安也是说一不二的，而他自己也决不能脱党，他要是因此脱党，他会越来越恨安的，他知道他不能抛弃妻子和孩子，妻子也许能这样，孩子没有可能。
“我答应，”他说。他少里清楚，自己在说谎，安走近他，满脸是慰藉的泪水，跪下俯在戈登的大腿上，他对她深怀怜爱，伺时对自己所干的事又有些恐惧。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再清楚没有的了。一旦踏上故土，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发觉这一骗局的。一旦她发觉自己受了骗，她想回英国，就再也弄不到这笔路费了。他们俩就会结结实实地捆在一起。他知道，对他俩来说，从现在起他们的生活中将会交织着恨、不信任和轻蔑，这将使他们以后的生活出现争斗。但他无能为力。他抚摸着她又粗又厚的头发，象她那粗壮的农民的身躯一样有诱惑力的头发。他捧起她那张宽而扁平的近似斯拉夫人的脸庞，在她那泪水纵横的脸上亲吻着。
他想一切都无能为力，唯一给她的亲吻对于他也是痛楚的。
十五
星光下，毁灭的纽伦堡寂寥无边，仿佛这一切毁灭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或者毁于天然火灾，或者毁于地震，或者是由于多少世纪日晒雨淋的缘故，有一部分变得焦油一样的黑，似乎大地曾经流过血，那结块的熔岩聚成大片荒丘。
利卑驱车穿过这一地段。他第一次来到这块废墟上，内心感到十分愉快。到了郊区，他把车停在一间小小的，四四方方的白色楼房前面，旁边还有几幢和它完全一样的楼房。他希望教授这会儿正等着他。他急于离开纽伦堡，想早点摆脱法庭的审理。他已经认真而诚实地写好了证词，准备与警卫和典狱官分庭抗礼。他遇见了几个老朋友，老狱友，在他们期待已久的报复过程中分享他们的快乐。他十分奇怪地发现，他已经不喜欢和他先前的朋友来往了，好象他们从未受过难，好象个个都参与了某种不光彩的活动，现在都深负着一种罪责似的。他试图解释：发现自己已经不与那些彼此了解并一起陷于凌辱、恐惧、无望的境地的人们来往。正是那张与这种生活相关联的面孔才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他按了一下吉普车上的喇叭，一声长鸣打破了夜晚的沉寂。
教授瘦小的身影立刻在房门口出现，随即朝汽车走来。利奥。一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