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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一声长鸣打破了夜晚的沉寂。
教授瘦小的身影立刻在房门口出现，随即朝汽车走来。利奥。一见他就感到有些别扭，但他强作彬彬有礼的样子说，“你看望了你的儿子，愉快吗？”
“是的，是的，”教授连连称诺，“很愉快。”说话中毕恭毕境，但却无精打采。样子象生病，眼圈发黑，下眼皮垂成鼓泡，嘴唇几乎不带一丝血色，皮肤苍白。
利奥开车缓缓而行，一面与教授交谈着。一阵轻风吹来，他感到快慰。不一会儿，他就要全速行驶，那时夜风强劲，他们将不得不终止谈话。趁这会儿，利奥左手握住方向盘，右手从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教授一支，教授擦一根火柴，用手罩住给利奥点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吐了几口烟之后，利奥说，“我知道你儿子的事，上月我的一个朋友出庭指控他，”这时，他发现那位教授夹着烟往嘴里放的手颤抖着，一言不发。
“要是我知道你儿子的事，我根本不会把你送到这儿，”利奥闷闷不乐地说，惋惜不该把他送回不来梅。
教授精神有些紧张、激动，紧紧抓着车窗外缘，“我本不想让你给我帮忙，我知道这不大妥当。可是米德尔顿先生说，他一切向我作过解释，而且你很理解。”
“他们什么时候处决你儿子？”利奥非常生硬地问道，话一出口便感到自惭。
“再过几周，”教授答道，手中的烟早巳脱落，双手紧扣，神经质地抽动着。“这是我最后一次探他。”他端坐着，期待利奥的同情，并希望利奥不再发问。
利奥沉默了。他们已来到开阔的农村。野草的嫩芽刚破土而出，树木才换了青枝，添了新叶、一尘不染，发出清新的气息。车开得很慢，利奥转向那位老人，慢条斯理地说，“就说你的儿子吧，因为杀害了一名德国人，德国法庭判了他的罪，并不涉及到他作为兵营警卫的身份。这真有点讽刺，你决不会料到他遭到那该死的犹太人的杀害。照那样的深仇决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安慰，太可惜了。”
那位教授低下头来望着自己的手说，“我根本没想过这些，说实在的，我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
“你儿子该死，”利奥说，“他是魔鬼，即便是人，也该当夺去他的生命。简直是魔鬼的行径。你知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万恶不赦之徒！没有他，世界会更加安宁。我这样说是出自清白的良心。你知道他干的坏事吗？”声音中和内心的积恨使他迫不及待地在路旁刹住车，等待着答话。
教授并没作出回答。却只把头埋在怀中，使劲地姥缩，仿佛要把头颅全埋进去。全身震颤着，没发出任何声音，而他瘦小的身躯却一个劲盲目地前后摆动。好象全然不受大脑指挥似的。
利奥在等待着这一阵过去，等到同情和怜悯荡涤着心头的仇恨时，他又反悔了，这时脑海里出现了他自己父亲的形象：那细高瘦弱的身躯，剃光了的头。他沿着沙石铺成的小路走来，利奥穿一身军装。出乎意料，他父亲却突然停下来，说，“你在干什么？”利奥当时记得，现在还依然记得：很早很早，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他逃学，跑到动物园里玩，被父亲发觉，他用那同样的音调问，“你在这里干什么？”正是此时此地，也正是沿着这条带有白石子的砂砾小路，周围带刺的铁丝网漫无边际的围着。父亲说了这句话，他在哭泣，弯着腰对着儿子在哭泣，政治犯所独有的红色横条囚衣遮着父亲的前胸，而那孩子则穿着绿色斜条囚衣标明种族。利奥坐在吉普车上回忆往事，只是这会儿才想象得出十年前他父亲所受的磨难，于是产生了对这老头子的轻蔑，这老头子正在他眼前为他父亲的苦难受到惩罚。这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明辨是非，不惧怕，不怯懦，也并非无能，然而却不去帮助他的父亲。他吃得好，睡在温暖舒适的床上，他能得到这一切，却轻而易举地耸一耸肩，便万事大吉了。利奥把视线移开，向路的另一边绿色的山谷中望去，由于夜幕降临，山谷也渐渐昏暗下来。他知道决不能在德国呆下去，他决不能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人甚至不值得他去恨，他们把他的青春圈在铁丝网内，在他的手臂上烙下数码印记，杀死了他的父亲，逼使他的母亲深夜逃到千里之外，夺走了她赖以生存的大脑协调的功能。她终因不能人睡，一时一刻也不能人睡而死去。
而今他生活在这个国土上，与该国人民和平相处，却不曾以兵戎相见，同他们的女儿同寝，拿巧克力糖块送给他们的孩子，送给他们香烟，带他们到农村兜风。利奥感到羞辱，于是对这老头的最后一点怜悯都驱除干净。他开足马力，以最快速度前进，想赶快回到不来梅。教授掏出手帕擦了擦脸，拘谨地坐在那里，双脚使劲地跺踏板。汽车一跳上颠簸晃动。老头想尽力保持身体的平衡，从他不和谐的调节动作看来，他身体的机能已经僵化了。
晨光亮微地普照着农舍，利奥把车子停在美国人建在公路旁的咖啡快餐店前，同教授一起进店。两人坐在一张长木桌旁，桌边几个军车司机正头枕着胳膊趴在桌上睡觉。
他们一言不发地喝着第一杯咖啡。但当利奥回敬第二杯咖啡，又抓了一把油炸面卷时，教授便开始说话了。开始还慢条斯理地，后来越说越快，他大口喝着咖啡，拿着杯子的手不住地抖动。
“你不懂一个父亲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利奥，父亲是无依无靠的。我对自己儿子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母亲快要死的时候，他正在俄国前线，我千方百计想办法把他调回来。可他当时很勇敢，是一个英雄，佩戴好多勋章！他根本不愿回来。他来信说他的假期取消了，现在毫无保留地向我诉说他的一切，说他想去巴黎，说他想玩个痛快。他还向我解释，他不会同情他的母亲，不会再爱她。从那以后情况越来越糟，他开始干起坏事。可是，“教授停住了，似乎迷惑不解，进而更加激奋地说：“可是，情况如何呢？母亲死了，做儿子的能不哭一声吗？平时做事，他向来都是顺其自然，他象所有的男孩一样，也许他更漂亮些，更聪明些，我教他为人大方，和朋友一起分着吃东西，要信仰上帝。我和他母亲都喜欢他，他们从不娇惯他，他是个好儿子。现在，就是现在，我还是不信他做的那些二事，但是他都承认了。他全向我承认了。”他肿泡的眼里晚着泪水，“他告诉我所有这一切，昨天晚上他扑在我怀中哭了，他说：‘爸爸，我愿意去死，我愿意去死。’我们一块儿谈论生活，谈了整整一个星期。昨天晚上他象小的时候一样又哭了起来。”教授说到这里嘎然而止。利奥觉察出教授脸上呈现的是憎恶和怜悯交织在一起的表情。
过了一会，教授又接着说下去，可这会儿他的语调变得沉静、理智还略带歉意，似乎因为诉说痛苦时过于失态。他说话相当慢，“我回顾了我们共同生活的情景，并尽量找出他犯罪的根源。但找不出来。无缘无故地犯了罪，成了一个恶魔，想来真可怕。瞧，你一气之下连车子都停下了，你称他是魔鬼，利奥，的确如此。你儿子也许会变成这样的魔鬼；”教授说到这里微微一笑，表示那只是从理论上泛泛而谈。然而这微笑在那张罩着痛苦的脸上是如此的狰狞，那不带血丝的嘴唇扭动得如此不自然，利奥只得低头俯视咖啡，以避开那张变了形的脸。
老头子使出了全身力量才挤出来这一丝的微笑，他的措词越来越尖刻。“我对你说一席话，因为你就是牺牲品，我儿子和我，包括我，我们都是对你干了坏事的人。我怎么解释呢，我说它是一件意外的灾祸，就象我开车无意把你压倒一样。没有恶意。我儿子发了高烧，象是在沼泽地里生活一样地受着折磨，你能理解吗？无论如何我都认为他是无辜的。”教授哭着，大声地，歇斯底里呼喊着“上帝，你可怜可怜他吧。上帝，你可怜可怜他吧！”
一个伏案而睡的德国兵抬起头来，“看在上帝份上你别叫了，行吗？”教授静了下来。
利奥说：“睡一小会儿再上车，呶，抽支烟吧。”吸完了烟之后，他俩枕着胳膊伏案而睡了，教授立刻昏昏睡去，利奥却没有。
利奥抬头凝视着撒在脏桌子上的褐色油炸面卷。弄成一团糟的铁皮盘里，一汪黑色的咖啡映着几束昏黄的电灯光。利奥对这老头子没有同情心，他不能同情他；他自己的痛苦犹如抗菌素掺在血液中流动。他现在明白，正是为了他，他父母亲才受到如此的苦难，残忍的折磨。在昏昏欲睡之中，他恍榴进入了梦境，他梦见无数坏人被公正无私地判处死刑。然而死亡又象疾病一样传染给了无数无辜的人们。没有别的疗法了，在还未完全入睡之际，朦胧中他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疗法——每当处死刑的时候，把健忘药献给友好的罪犯。等教授完全进入梦乡，利奥把一枚粗大的钢针放在黑色咖啡里蘸了蘸，牵动那隐约闪动的金光，将其放入盛着黑色液休的玻璃管中，最后从教授干瘦的脖子刺进；针，直插到骨头，然后看着钢针完全埋进教授的后颈部。教授转脸望着他，既谦恭，又感激。
一觉醒来，天快亮了，他们乘着吉普车，过了很长时间才来到不来梅。一路上两人沉默寡言，必要时才说话。待车子穿过不来梅郊区，午后的太阳渐渐偏西。利奥把汽车停在教授所住的楼房旁边。
利奥开足马力以淹没那老头文质彬彬的感激。汽车飞快地开去。他又冷又累，毫无睡意。他跨越不来梅市区，路经警察局、疗养院，拐了一个弯，开进库福斯坦大街，又沿着长长的林荫道缓缓行驶。阳光和午后温柔的风给他增添了力量。当他接近莫斯卡家时，他将踩着油门的那只脚移开；身体猛地前倾，撞了一下制动闸，吉普车斜倾，一边搭在街上，另一边搭在人行道上。他将方向盘对着树，刹住缓缓滑动的吉普车，车速快了一点，但没来得及反应，就撞在树上，车子立刻反弹，他的头往后猛地闪了一下。他骂了一声，身体倚着后靠背。他点着一支烟，而后按了三下喇叭。
窗子很快地开了，海莲没露面，桑德斯太太却把头伸了出来。她向下吆喝着，“莫斯卡太太不在家，早上被送进医院了。小孩早产了。”
利奥激动地在吉普里站了起来。“啊，她还好吗？”
“她很好，”桑德斯太太说，“是个男孩，一切顺利。莫斯卡先生现在在医院。”
利奥没有答话，汽车轰地一声起动了，一调头朝着去城市医院的方向驶去。半路上他在军官俱乐部停了车，他给了德国侍从一包烟，换了一束鲜花。
十六
莫斯卡听到英语喊他到前面办公室接电话，他走进办公室，拿起耳机，一个女人用德语说，“莫斯卡先生，我是桑德斯太太，有人一小时以前把你太太送到医院。她大概要临产了。”
莫斯卡没说话，却盯着英格和埃边，他似乎感到他们俩也都听见刚才电话里的话音。实际上他们都趴在桌子上忙着办公。
“可是还差两个星期呀。”莫斯卡说着，发觉埃迪抬起头，英格回过身来瞧他。
“我指的是生孩子的事，”桑德斯太太说，“早上，你出去以后，她感到疼痛，我打电话给医院，他们就派了救护车。”
“好的，我就去。”莫斯卡说。
“找到地方就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好吗？”桑德斯太太说。
“好的，”莫斯卡答道。他刚要去挂电话，又听到桑德斯太太说，“她让我告诉你，要你放心。”
埃迪·卡辛听到莫斯卡说起这事，便蹙起眉头。随即打电话问车库要车。
吉普车到来时，埃迪交待莫斯卡说，“我在地下餐厅等你吃晚饭。有事就打电话找我。”
莫斯卡说，“只怕不会是生孩子吧，她的身体不很健康。”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埃迪恳切地说，“就是生孩子，不会有其他情况，预产期不是那么准确，这事我都经历过。”他握住莫斯卡的手说，“祝你走运。”
莫斯卡在开车去往城里的路上感到焦燥，真地担心起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他甚至肯定她生病了，于是催促司机快开车。
司机却说：“我必须照章办事。”莫斯卡把剩下来的半包烟扔到那德国司机的腿上。于是吉普车快速前进了。
市医院是一幢幢红砖建筑群，大面积的树荫人行道和绿色草坪网布其间。每栋楼四周都攀满常青藤，掩盖了带刺的铁丝网，并且开了几处小铁门。医院的大门朝里去，有一条又长又宽的路，行人和车辆往来其间。吉普车进了门，便在德国男女行人之间缓缓而行。
“注意一下产房在什么地方。”莫斯卡说罢，汽车便停下来，司机闪出车门向一位过路的护士打听了一下，又继续往前慢慢开动。莫斯卡向后倚靠，舒松一下身体。
现在，他处于德国人的小天地里，这里没有穿军装的人，除了自己搭的这辆吉普，别无军车。周围全是敌人。瞧他们穿的衣服，他们说的话，他们走路的样子，都带有敌意。车向前驱动时，他不时地看到封闭这块天地的铁栅栏。附近就是房产大楼了。
莫斯卡一进楼就发现一间小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年长的护士，还有两名穿美军工作服，戴德国军帽的人靠墙而立，他们俩就是救护车司机。
“我找海莲，布罗达，她是今天早晨住进来的。”莫斯卡说。那位护士翻阅桌上的登记簿。等的这功夫，他的心在悬着，就伯说不在，又怕别人看出来。护士抬眼看了看他，笑着说，“在这儿，等一等，我打电话找她。”
那护士在打着电话，有一个司机对莫斯卡说，“是我们把她送来的。”两位司机都向他会意地笑着。他很有礼貌地报之一笑，同时觉察到他们在等着敬烟。他伸手摸了摸衣袋，想起最后一包烟坐车来的时候给了那位司机，他耸耸肩，等护士打完电话。
护士把耳机放下，对他说，“你得了一个男孩。”
莫斯卡跟着就问，“我妻子情况好吧？”说完便意识到“妻子”这词是否得体。
“毫无问题，”护士说，“假如你要看她，你得等一两个小时，现在她在睡觉。”
“我等着，”说完走出去，坐在靠攀满常青藤的墙边的长条凳上等候。
他嗅到附近园子里的花香，在午时火红的阳光辉映下，一股热烘烘的香甜味儿扑来。白衣素裹的护士和医生匆匆来去，跨过青草坪，走进血红砖墙的楼房，那一座座楼房洁净无瘦，泰然屹立，深深根植于泥土清新而赋有生机的大地之中。小虫和雏鸟低微的鸣啭不时地传来，他顿时有一种绝望安全、恬静的感觉。似乎这道铁篱早将那噪杂、毁灭、城市另一端的尘灰全都屏蔽一空。
两位汽车司机也出来了，就坐在他身边。这些杂种从不放过机会，莫斯卡在寻思。他自己想抽烟想得厉害。他冲着其中一位司机问道：“给我一支烟，有吗？”他们怔住了，靠得最近的一个馋得张开大嘴直打哈欠。莫斯卡笑着说，“我一支也没有，我再来给你俩带几包。”
靠得最近的那人拿出一包黑盒德国香烟递到莫斯卡面前，说，“想吸就来一支吧。”
莫斯卡把烟点着，抽了一口就呛住了，惹得两个司机哈哈大笑，其中的一人说，“抽一抽就习惯了。”此后莫斯卡再抽，觉得味道还不错。他仰面躺在长凳上休息，太阳照在脸上，他感到疲倦了。
“你们开车送她来时，她怎么样？”他闭上眼。
“很好，跟所有的产妇一样。”递给他烟的那个司机说。他总是一脸的幽默，微微带笑，可以断定，这笑意是面部骨骼结构所定型的。“住进来的好几百个都和他一样，没问题。”
莫斯卡睁开眼看看他，“整天拖女人，听她们嚎叫，不是个好话计。”说话时，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两个人已怀有憎恶之意，因为那段时间海莲完全落入他两人手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还是那个司机在说话，“运载会哭叫的人还算好，在战争中，我和一个埋尸班在一起，常常出车运死人。冬天，尸体冻得直挺挺的，我们还得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尸体捆扎起来，象木材捆子似的：有时，你可以将死人的胳膊弯屈起来，钩住另一个尸体的胳膊，这样一连一大串，能把尸体堆得高高的。”
另一个司机离开了长凳，回到大楼里去了。“以前他听说过这些，”德国司机接着说，“当时他与纳粹德国空军在一起。他们的活儿是清倒垃圾。他们一连几个星期睡不好觉。我说，到了夏天更糟，糟糕透了。战前我常常包装水果，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到了部队他们叫我带一个埋葬班，我惯于包装橘子，有时橘子腐烂了，我们不得不进口橘子，这你知道。所以我还得重新包装，把那些烂橘子都挤进小箱子里，包好运回。在夏天处理死人就用这个法子。尸体都腐烂得不成样子，我就把他们摞起来不分彼此地往卡车里硬塞，就象一大堆垃圾。所以说我现在干的是好工作。跟死尸打交道可不一样，一年到头，我们没有兴致谈天，你知道。”他向莫斯卡咧开大嘴笑着说。
莫斯卡心想，这个杂种到底怎样，自己还真有点喜欢他呢，他给人一种与人为善的感觉。
“我喜欢谈天，”那人又继续说，“所以我不喜欢干部队那种活。这里的工作是一种快乐。我和孕妇坐在车箱里，她叫，我就说，‘大声叫就是了，外面的人又听不见。’他们哭的时候，象你妻子，我就说，‘哭吧，对你有好处；无论哪一个母亲生孩子的时候，都不免哭鼻子。’这只是说说笑话。我并不是逢人都照这样说。对不同的孕妇我都换新话题，大致都差不多，我不太多说，只是这些，让他们不致感到孤单，让她们感觉到好象我就是她的丈夫。”
莫斯卡闭上眼睛说，“我妻子为什么哭？”
“年轻人，这是件痛苦的事嘛。”那德国人想用责备的眼光瞅一瞅他，但面部骨骼抑制住他，只是善意地作了个鬼脸。“是疼痛使她忍受不住，就哭了，但是没什么关系，你可以看到她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