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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族放在一起，按其出处，大致可以分成四大种族，即匈奴一支的胡族（包括屠各部（前赵建立者）、羯胡部（后赵建立者）、卢水部（北凉建立者）以及铁弗部（刘虎、刘卫辰及大夏建立者）等等）、东胡一支的鲜卑（包括慕容、拓跋、乞伏、秃发等部，这里有些东东等到后面再解释）、西羌（即今藏人、羌人的祖先）一支的氐羌族，第四族当然就是汉人（注意这里的汉人是指南北朝之前的南方汉人，与隋唐时的汉人有很大区别）。
首先是汉人在匈奴人面前绝没有好果子吃，西晋就亡于匈奴人，而刘裕北伐的成果也最终被匈奴人窃取。
接下来匈奴人碰到鲜卑人从来占不了便宜，这个我在前面的“永嘉之乱”中就曾存疑；后赵在前燕面前屡战屡败，而后两个匈奴人国家北凉和大夏也亡于鲜卑北魏之手。
但是鲜卑人却拿氐羌人很没办法。前燕亡于前秦是个很好的佐证。
最后汉人在与氐羌人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桓温的第一次北伐便险些灭秦，氐羌人的国家成汉和后秦都是被东晋的汉人消灭，当然最让东晋士大夫们引以为豪的还是公元383年那场决定生死的大战役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连环套”局面，也许不过巧合，也许真的另有原因，也不知哪位大侠能解开这里头的“玄机”。
时隔一千多年后我们排出这样“连环套”的阵式不免有娱乐成分在内，而当日这些民族之间的兵戎相见，却根本容不得半点打趣的意思。其实这样的“连环套”倒是与体育比赛中的连环套颇为相似，其中大致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风格的差别。尽管在十六国极乱之时，汉文化仍然是中华大地上的主流文化，但随着各边缘民族的不断融入中原，他们也带来了具有各自民族特色或者说是背景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交流过程，诚如前文，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乃至战争，其势不可避免。甚至说得远点，这样的冲突正与今日的“中西文化冲突”、“中美文化冲突”类同，绝对不该忘记的是，冲突并非坏事，它本身也是交流融合的一部分。即使在当年，我们从事后来看，汉文化虽最终以主流的身份统治中国，却也已与魏晋时所谓的汉文化相差很多，总的来说，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融入了其它各个民族的精华”。这种过程，在那时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老百姓，或许都有些相生相克的无奈，而于结果说来却是利大于弊。
扯得有点远了，无非是想表明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文化没有改变（change），有的只是文化的发展（我觉得用“improve”这个词比较能准确地表达意思），文化没有绝对的优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明白这些，恐怕比解谜本身更有意义。
“连环套”的怪圈倒也不是没人打破过。苻坚就算一个，他于灭燕的次年出兵灭掉了原先依附于秦，继而叛秦自立的仇池杨氏。（这仇池实则也是氐羌一支，其统治地区在今甘肃成县西面一带。）之后，苻坚便破了“氐羌不敌汉人”的“惯例”，在建元九年（公元373年）攻取了东晋的梁州、益州，占领了三十年前成汉的故地。
三年后，他再次出兵，这次的目标是一度对秦称藩，但抗命不遵的前凉（这又是十六国中为数不多的汉人政权）。
前文说过，张祚的暴政被推翻后，小孩子张玄靓做了凉州牧，拥立的功臣张瓘和宋混一个做了卫将军，一个做了辅国，实际权力上张瓘要大了不少。宋混兄弟看着极不爽，就和弟弟宋澄找了个机会，说张瓘图谋篡立，共同讨伐张瓘，将其一家人全部杀死。宋混就取代张瓘做了大将军，宋混病死后，又由宋澄继续独断专权。右司马张邕看不下去，就发动了政变，杀死宋氏全家，和张玄靓的叔父张天锡共同辅政。
然而张邕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不但骄纵，而且和张祚一般好色，竟然也和那个马氏勾搭上了（也不知道这个马氏怎会有这么大魅力，连续迷倒这么多姓张的），凉州官民对他怨声载道。于是张天锡在上朝时乘机带兵进攻张邕，大声呼道：“张邕无道，扰乱社稷。此乃我家务事，我只要张邕一人的性命，其余人等，概不论罪！”张邕的护卫队当即散去，张邕无奈自刎。张天锡又把持了朝政。到了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张天锡秘密处死了碍事的张玄靓，自立为凉州牧。
一连串杀戮之后，凉州这片曾经的“乐土”资源耗尽，张天锡也并不是个励志之主，他关着门荒废政事也就罢了，却又杀了奉命招他入长安的前秦使臣，与前秦搞起对抗，给了苻坚一个征讨的藉口。
凉州实在太小，加上张天锡又不审时度势，一意孤行，搞得内部分裂，手下或叛或降，前秦大军连战连捷，几乎兵不血刃就杀到姑臧城下。张天锡走投无路，只好自缚请降。前凉终于在张骏称凉王的三十一年后，被前秦消灭，成为十六国中第五个灭亡的政权。
就在这一年（公元376年）的十月，前文提到的已经降秦的刘卫辰，遭到代王什翼犍逼迫，向苻坚求援。苻坚派出步骑兵二十万，以刘卫辰为向导，对拓跋鲜卑发动了大举进攻。
鲜卑人逃不出“怪圈”，连战连败，此时的什翼犍已是英雄迟暮，身患重病，无法亲率军队抵抗，只好率领主力部属躲进阴山之北。原先被征服的诸部乘机反叛，什翼犍难以立足，重又转回漠南。然而，喘息未定的什翼犍，还来不及重整旗鼓，便被自己的庶长子拓跋寔君所杀（参见“逐鹿中原”第一章）。前秦回军直逼代国都城云中，拓跋各部闻风逃溃，代国也宣告灭亡。
到此为止，苻坚仅用短短的六年时间，几乎是兵不血刃便统一了北方，谱写了十六国历史上的一段“神话”。
十一、可怕的谶纬
苻坚统一了北方，但他的“亲密战友”王猛却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幕。在前秦灭掉前凉和代国的前一年，年仅五十一岁的王猛就去世了。王猛重病期间，苻坚还真是动了真格，他亲自为王猛主持了多次祈祷仪式，又下令特赦死罪以下的囚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感动上苍，留住他的得力助手。
而王猛却很明白，一切都挽救不了他的生命，在临死时依旧困扰着他的，是看似强大的前秦帝国之中尚存的“隐忧”。
事实上，在灭燕后的几年内，王猛一直在与前秦朝臣们商量如何对付遍布朝中的以慕容氏为首的鲜卑势力。原来苻坚仍以他独特的“魅力”对待前燕的王公大臣们，给燕国的皇帝慕容封侯，把他的家族宗室迁到长安，统统不给治罪。几年后又封前燕诸王为前秦的边郡太守，权力也不比他们当年在前燕时差多少。慕容评可谓是前燕灭亡的罪魁祸首，慕容垂也劝苻坚为燕国杀了这个“败类”（慕容垂仍然不忘故国，对此苻坚竟也不以为意，呵呵），苻坚也不计前嫌，把他派到范阳去做太守，把慕容垂都搞得老大不乐意。
苻坚对鲜卑人之友好态势超出想象，王猛等人也知道直接进谏恐怕没有效果。恰好这时出现彗星，太史令张孟便乘机对苻坚说，根据天象，十年之后，燕国将要灭掉秦国，慕容兄弟遍布朝野，恐怕不利，应当除掉燕人以消天变。苻坚抱着一副大中华主义的思想（身处十六国时期的苻坚有此思想，确实称得上超时代，而超时代思想的结局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悲剧），回答说天下各族应为一家，如果真要有灾难，也只有靠修德来避免，又怎能怕外患呢？
进谏的苻融（苻坚之弟）、王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第二年的冬天，忽然有人闯入秦国皇宫，大叫：“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苻坚下令将散布谣言的人抓起来，却发现此人神秘消失。前秦朝臣间再次掀起谏言苻坚诛杀鲜卑人的高潮，苻坚就是不听。
（我们回头看看那个“谣言”，是个标准的谶语，若结合事实来看，真是惊人！甲申、乙酉在干支上是相邻的两年，而距离当时最近的甲申年，正好是十年后的公元384年，从这一年开始，前秦解体，苻坚的好梦也做到了头。鱼羊暗指鲜卑的鲜字，而“食人”竟也真有实指，秦国最终覆灭在鲜卑人声势浩大的反秦复国运动之中。
谶纬作为东方式的预言，与汉晋时期的儒学、玄学密不可分，从总体上看，是经学与迷信的结合产物。谶也就是谶语，是具有浓厚宗教特色的诡异隐语、神秘预言，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因为常常还配有图像，因此也叫图谶或者图书。至于“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是用以图谶为代表的神秘观点对儒家“经书”进行的解释，所以又称为“纬书”。
谶纬托名天意，实则反映了某些人为的观点和预测，后人看来，往往感到这些东西具有令人惊讶的先知效果，但谶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神奇，其中的缘由一般有两点：一点是它们在后来的流传中受到了人为的更改，另一点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以及心理暗示，就像网络上十分流行的推背图、烧饼歌，说白了，就是现代的谶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自是十分合适，但要真去钻研信奉，则纯属无聊之举了。
在前秦统治北方的时期，谶纬已处于衰落阶段，但还是被很多人“笃信”，前面这个谶语，说通了的确“可怕”，王猛等人想靠此警示苻坚，却没想到苻坚似乎对谶纬这套坚决不信，除掉鲜卑人的计划又一次受挫。）
王猛毕其一生为苻坚谋事，到头来却在这个他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得不到苻坚的支持，心有不甘的他在临终前向苻坚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他说：“东晋虽然僻处东南，但却是中华正统，且上下一心。臣死之后，希望陛下千万不要图谋伐晋。鲜卑、西羌等归降贵族终怀贰心，才是我们的仇敌，迟早要成为祸害，应该逐步铲除他们，以利于国家。”言罢而逝。
苻坚对于王猛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却没有把他的最后嘱咐放在心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苻坚在王猛死后便对太子苻宏哀叹道：“老天不让我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这么快就抢走我的景略（王猛的字）呢？”他内心里早就有了奋斗的最终目标，北方的统一只不过是他向人生目标迈出的第一大步，不知道九泉之下的王猛在听到苻坚的这段话时会作何感想呢？
十二、历史的安排
前秦帝国安定北方的时候，整个中华世界中唯一与其对峙的东晋政权正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变故。
首先是把持大权多年的桓温终于失势。东晋咸安元年（公元371年），桓温因在枋头惨败中颜面几乎丢尽，为了重树威名，他听从郗超的建议，废黜了当时在位的司马奕，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也就是晋简文帝。
这个继位的皇帝不比废掉的司马奕好多少，而且还短命。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即位不到一年的简文帝在忧惧中死去，太子司马曜即位，即东晋的第九个皇帝孝武帝。
满心期待简文帝临终前能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桓温大失所望，便以进京祭奠简文帝为由，于次年二月率军来到建康城外，他在新亭预先埋伏兵士，下令召见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桓温本以为自己处处棋高一着，却没想到这最后关头却栽在了自己亲自请出山的谢安手中。
作为东晋名士，谢安的故事知道的人应该不少，最有名的当然是“东山再起”，他隐居东山二十年，名闻天下，却始终不愿出山。以至于当时士大夫们的流行语都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最后，由于他的弟弟谢万抚军不利，他才答应桓温的邀请，到他手下为官。桓温十分欣赏谢安，曾得意地对身边的人说：“你们以前见过我有这样的客人吗？”
京城之内人心惶惶，朝中一片混乱，人们传说桓温要杀两位重臣以自立。王坦之怕得要死，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情坦然地说：“晋祚存亡，决于此行。”
王坦之没法子，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紧张得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手中的朝板也拿倒了。
谢安却从容不迫地就座，然后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设守在四方，明公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卒呢？”
桓温一惊，连忙陪笑道：“我也不得不防备一下。”只得下令撤除了埋伏，本来暗藏杀机的会面在谢安手中演变成了一场清谈会。
不久桓温得了病，只好退回了姑孰。谢安凭借那个时代士大夫特有的魅力，终于转危为安，摇摇欲坠的东晋王朝算是躲过一劫。
桓温返回姑孰之后，病情日益加重，但他还在幻想着能得到加九锡的殊荣，不断派人催促。谢安和王坦之故意拖延，对已经起草好的诏书一再加以修改，迟迟不予颁发。桓温终于没有捱到最后，这位古今一大野心家抱着毕生未尽的遗憾死去。
桓温死后，桓氏的势力并没有一下子就倒掉。作为继琅玡王氏（王导、王敦）、颍川庾氏（庾亮、庾翼）、谯国桓氏（桓温）之后的第四个主持东晋大政的家族，祖籍陈郡的谢氏应该算是口碑最好的一家。
谢安在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后，认识到朝廷内部潜在的士族间矛盾，为稳定政局，他的执政方针就是以和谐安定为重。所以他没有趁桓温病死的机会翦除桓氏集团，反倒继续信任和重用接替桓温之位的桓温之弟桓冲，让他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并担任徐州刺史，镇守京口，后来又转为都督七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而桓冲是个与他哥哥性格脾气完全相反的人，没什么野心，他深知自己的德望不及谢安，主动提出镇守外地。
桓冲和谢安的关系缓和，使得东晋朝中最大的隐患暂时消除，两家的其他成员虽然也有对此有些看法的，却不能改变大势。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在这个混乱世纪的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间，东晋朝廷居然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团结局面，这局面其实不过是“空中楼阁”，无非建立在谢安、桓冲等人所制造的个人氛围的基础上，其毁灭也是短期的事情。然而将其相比于同时期北方的统一，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还不如说是历史给苻坚开了个致命的玩笑。
苻坚虽然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王猛，但他在南征北战中依旧无坚不摧。在灭凉平代之后，他的前秦帝国已经掌握了北至大漠，东至高丽，西至凉州、南至淮河－南中一线，几乎成为中华世界的宗主国。如果哪位网友现在手头恰好有张中国地图，不妨比划一下，便会惊诧于这个帝国疆域的广大，苻坚不仅创建了十六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即使把他的帝国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相比，也毫不逊色，即便是日后北朝鼎盛时期的北魏，其疆域也远不及前秦。这个氐族人建立起来的帝国几乎是空前的（当然不是绝后），苻坚自觉其武功已不输始皇，他当然就要赶超新的目标：汉武帝。汉武帝最大的功绩是北击匈奴、西通西域，苻坚认为“北击匈奴”已经完成（消灭和兼并了拓跋部和铁弗部的势力），他决定平定西域各国。
正好在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九月，西域的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来到长安朝见苻坚，请求发兵征讨不服前秦的西域诸国，依照汉朝制度在西域设置都护。苻坚任命手下的爱将、吕婆楼之子吕光为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姜飞、彭晃、杜进、唐盛等将领率步兵七万和精锐骑兵五千，前往征伐西域。
次年正月，吕光等人以鄯善王和车师前部王为向导，率军从长安出发。前秦军队穿越了三百余里沙漠，进兵至焉耆，焉耆等西域小国闻风而降。龟兹王负隅顽抗，被打得一败涂地。西域诸国畏惧吕光的威名，纷纷归降前秦。
前秦的强盛，使得当时没有人怀疑第二个秦汉时代即将到来。苻坚面对江山的广阔，也不禁发出刘邦“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叹。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平定了幽州行唐公苻洛的叛乱后，苻坚把氐族的人众分迁至各地，让苻氏亲族离开长安镇守全国各地，他的爱子长乐公苻丕就镇守前燕的国都邺城，此时的形势是看起来天下将定，可以分封诸侯了。（可惜没有王猛辅佐的苻坚终究有些失算，这一来虽然增强了前秦在关东地区的控制力，却也在无形中削弱了祖居关中的氐人在长安的势力，日后终成大患。）此时的苻坚已经把消灭终极对手——东晋的计划，排入了自己近期的日程表中，他开始在长安为司马曜、谢安、桓冲等人修建官邸，准备迎接他们的到来。
十三、大战的序幕
直到建元十九年八月，也就是公元383年以前，苻坚还是十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君主。论疆域，之前统一北方的石勒只能自叹不及；论品性，他在暴虐之君众多的十六国中算是屈指可数的“仁义之君”；若论民族政策，他的方针也的确缓解了民族间的仇杀，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先毋论这种融合是好是坏）。于是他于公元383年发动的备受后人诟病的大战，在事前看来，不过是他欲将自己的成功推向极致的必经之路，一如司马炎灭吴，杨坚灭陈，以及赵匡胤消灭南方诸国。如果不明白这些，只是根据胜败论英雄，在这一点上指责苻坚犯了大错，就不免有些太不负责任了。
早在建元十四年（公元378年），苻坚就开始对东晋用兵。这一年二月，他派自己的爱子、征南将军苻丕率领步骑七万，与征虏将军石越、京兆尹慕容垂以及领军将军苟池等的各路人马近十万，会攻襄阳，揭开了大战的序幕。
东晋方的襄阳守将是朱序，他认为前秦军没有舟船，未作防备。不料石越率领五千骑兵，架起浮桥，渡过汉水，直逼襄阳外城。朱序这时才想到固守中城，但为时以晚，石越的军队很快攻下外城，获得数百艘渡船，从而非常顺利地引渡了余下的秦军，将襄阳城团团围住。
年轻气盛的苻丕本想急攻，大将苟苌认为秦军占据绝对优势，不如只围而不打，阻断晋军粮道和援兵，争取拖垮对手，取得胜利。苻丕觉得这法子不错，正赶上慕容垂攻下南阳，便和他合军襄阳城下，静待其变。
这战事一直拖着，时间一长，却先恼了朝中的一干大臣（可见前秦内部意见亦未统一）。御史中丞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