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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她的通话记录，他很容易地明白了那个人是他的上司陈优。
他知道她过得不好。爱上陈优的女人没有一个能活得漂亮。
被埋掉的秘密
找了两个民工，花了40元钱才把盒子弄到九楼。杜蔻不想那两个穿着肮脏衣服不刮胡子的人踏进自己的小窝，在门口就付清了钱。
家里刚刚打扫过，简至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杜蔻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李遇柳那里取回这么一大箱沾满灰尘的东西。这只是一箱她想要丢掉的过去。李遇柳现在的那个女朋友好象……不管怎样，她比自己更爱他。她已经不配再对他提这个爱字了。
轻轻地打开箱子，一股灰尘还是扑鼻而来。她取出那个长形的盒子，那只风化成了肉干的手狰狞地抓在那里……来呀！她心里说，你不是总在梦里捏我的脖子吗，你不是说饶不了我吗？我活着，你只是一个死人。你对我没有办法了！她找来一只铁盆，将它扔进去，连着那些旧衣服，我要送你走了。她说。
她实在没办法向任何一个人诉说，这只胳膊不是教研室偷来的标本。那是她父亲的手。那只将她母亲往死里打的手，那只临死前喊着“我饶不了你”恶狠狠伸过来的手，那只抓狂在她每个恶梦里的手。
她永远不想回忆那被人指指点点的童年。父亲甚至能在医院割痔疮时利用短短的两天住院时间勾引上女人。他偷鸡摸狗，暴戾无常，可是他长着一副讨女人喜欢的外形和讨女人喜欢的嘴。他将外婆给母亲的唯一嫁妆——两块银元偷出去，给情人打项链。母亲的哭骂只是使得他将母亲一头按到满满的水缸里。要不是她的大哭大叫喊来邻人，母亲一定呛死在那一次了。从小到大，她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殴打，她看见他将母亲扯着头发拖到猪圈里，她看见他嫌菜太咸了抓起碗就朝母亲砸过去……有人说，世上是有神灵的，那时她总是跑到村里的饲堂去（那里摆着所有人家的祖宗牌位），求神灵保佑他死，让他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后来他开始在外面做水果生意。她以为新的日子要开始了，因为常常可以整月整月地不用见他了。而他也给了母亲一些钱，让在家盖房子。房子快盖好的时候他回来了，带回一个流里流气的女人。母亲迟迟疑疑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付，到了睡觉的时候终于爆发了：那个女人睡在他们一起！当然，母亲的反抗引来的只是又是一阵暴打。
她躲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软塑料鞋底抽打在皮肉上的声音，还有母亲的呜咽。那些日子里，母亲白天红紫着眼睛进进出出，晚上家里就开始上演着最无耻的戏。她在黑暗里抠着自己的大腿，强迫自己不要哭出声音。那年她十四岁，读初二。
新房子的地基上有一窝很大的老鼠。她奉母亲之托买了一大包老鼠药。只一夜功夫，第二天洗脸架下、水缸脚下、床底下，到处躺着硕大无比的老鼠。谁也不知道，这剧毒的老鼠药，她不止买了一包。
她甚至知道，十六周岁以下杀人不会负刑事责任。她犹豫着要不要下手。她从来都是聪明的、优秀的，在所有年级都名列前茅，这也是父亲乖张成性却从未动她一根手指的原因。曾听说他在外面夸耀自己娶了一个愚蠢的老婆但女儿还是只遗传了他的聪明。虽然他将女儿象狗一样养大，不抱她不背她不说一句柔软一点的话，但也从不打骂她。
直到突然有一天，母亲歇斯底里喊着“我不活了，我跟她拼了”，把那个女人的所有东西丢到门口一把火烧了。当然又是傍晚的一阵哭闹，两个女人一个喊着“你这个骚货”，一个喊着“你这个烂货”扭成一团。然后父亲回来了，那个女人越发得势，哭闹着“不离婚别来找我”冲了出去。
那晚她以为母亲要死了。门上，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母亲的鼻血。派出所的人对于他们家的打斗，早就习以为常了。从前也有几次母亲在娘家人的帮助下将他扭到派出所的经过，结果只是回家后更凶狠地殴打。提出离婚也要打。反抗更要打。更糟糕的是，她们家的新房因为按父亲的要求“离公路近”，所以远离了村庄，喊不来人劝和帮忙。不过就算是从前处于村庄中央，也不会再有人来劝阻了。十几年，别人都被闹烦了。
杜蔻站在饭桌的后面，漠然地看着做着大幅度武打动作的男人投在墙上夸张的影子，那个魔鬼，象踢一条狗一样，嘴里念念有词。她木然地站在那里，拉开饭桌抽屉，当着他的面（当然他没空看），将两大包老鼠药拌进绿豆粥里。
打累了，他开始补充体力。他第一个捧起的就是那碗因为毒药太多颜色都变了的绿豆粥，但他没在意。他从来没想过他会在这一刻死，以这种方式死。他原来的设想是死在某个细腰的女人身上，死于马上风。他两口喝掉整碗粥，然后将筷子伸向鸡蛋，唯一的一碗菜。他把鸡蛋全吃完，脸色就开始变白，大滴大滴的汗掉下来。可以说，他其实还算条汉子的，他是个孤儿，九岁就开始上山背石头养活自己，手指头被轧石机砸断半根都没哭。他用筷子指着躺在地上哭的那个女人“你……”然后，他倒了下去，眼睛终于转向了站在桌边那个冷漠的孩子。
“你……”他很快明白了是什么事，“快……送我去医院！快！”他这个时候还带着命令。
母亲从地上爬进来，惊愕地望着用手紧紧抵压肚子、疼得呲牙咧嘴的男人。她一坐起来，鼻血马上就象两条簇拥而出的血蚂蟥，黑红的血劈里啪啦掉到地上。
“你们要抢救啊，要救我啊！”他两手抓挠着自己的肚子。估计那些老鼠也都是这么死去的。
终于明白求救无效后，他开始向门爬去。门外400米是公路，虽然天色已晚，又不是主干线，但偶尔也会有车经过。然而爬了几步，他放弃了，他转过身来，瞪着自己的女儿，伸出右手做出向她抓挠的样子：“我饶不了你……”他睁得圆圆的眼睛流出血来，鼻孔流出血来，嘴巴也流出血来，混合着肮脏的呕吐物和白沫。他的手就那么永远地树在那里，永远地树在她的恶梦里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杜蔻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这只手。其实当时，她只是与母亲面对面，将那具一点点冷下去的尸体围在中间坐了一整夜，然后又是一整天。她唯一的感觉是累。母亲将所有的装修工人拒绝在门外，说男人又跑了，没钱装修不用再来了。她们在后院挖了一个洞，将这个秘密永远地埋掉了。第三天她就去上学了。那只手埋到土里的时候怎么都没法弄弯，倔强地抓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将洞挖得深了很多。
大学里她报了医科，专门选了解剖，为的就是消除恐惧。可是她还是没完没了地做着恶梦，梦见那个死掉的人朝她抻过右手喊着“我饶不了你”，卡着她的脖子。为了解除这个恶梦，一次假期她扛个锄头将那只手挖了出来。她要告诉自己，这只手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他奈何不了她。因为地势干燥，尸体并没有烂完。可是这一锄头下去，看见她偷放在包里拿走的那只手，母亲的噩梦同时开始了，开始没完没了地给她打电话“我梦见你死了”，“他昨晚又来了，他说他不会放过你，不会让我们好活”……日子就这样过了下去，后来又交替上了陈优给她的绝望。有一度杜蔻也开始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忧郁症了。母亲是不是得了忧郁症了。她认识一些有名的教授是心理医生，还有同学出校门后当了心理医生，可是，这样的故事，能向谁说呢？
火苗冉冉升起。杜蔻往盆里不停放着自己的旧衣服做为燃料。空气中开始散发出蛋白质焚烧的臭味。火焰的热气带着烧化后的灰片向天花板飘去。杜蔻抬起头，那个她亲手做的风铃在热气中飘荡起来。那是那些等待陈优的无聊日子，她象所有恋爱中的女人一样，买回一堆堆闪亮的荧光纸叠的千纸鹤和幸运星。后来干脆再去买了材料来串成风铃。一年的时候过去了，风铃有些旧了，再不是从前的粉红色，而且长满灰尘。这是她这个有洁癖的人不能容忍的。她搬了把椅子来，再在椅子上叠着放了几本厚厚的书，踩上去，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突然她的手一抖：被风铃挡住的墙角，原来只是她粘上去的一个粘钩，现在旁边有了一个小小的孔。
那是一个针孔摄像头！
神秘的租客
杜蔻的房东是个肥沃的中年女人（其实说是中年都已经很客气了），是那种典型的普通话极差、整天趿着拖鞋篷着鸡窝发，到处找人打麻将的广东人。杜蔻打了她家两天电话才找到她。
“什么？你说什么器？什么器？”说了半天对方才算明白，“怎么可能！我们家从来没装过这种东西！”好说歹说同意等她再打一圈、买完菜就过来看看。
晚上八九点房东才趿着个拖鞋跑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很象针孔摄像头。”杜蔻解释说，递上拖鞋要她换了才给进屋，“我怕是你们以前住的时候，装的其他东西，认错了。所以没拔。”她搬过一张高凳子，让那个胖女人爬上去，“你自己看看。”
那个房东的胳膊粗得象大腿，大腿粗得象珠江大桥的桥柱，整个身子如果去掉头，就是个正方形。往那里一立正，两条腿中间没缝隙。她呼哧呼哧好容易才爬了上去：“没有啊，哪有什么摄像器？”
“不会呀。就在那里。”杜蔻等她下来了，自己又爬了上去，“我前两天才看到的……”她愣了一下，果然那里什么都没有，就剩一个手指粗细的洞，“原来就在这个洞里。是真的！要不怎么会有一个洞？”
“气新（神经），”房东白了她一眼，“墙十年没刷了，洞多着呢，要不房租怎么可能那么便宜。”
“那您知道隔壁谁住着吗？”
“不知道。那不是我的屋。”
“那你认识房主吗？”
“不认识。”房东不耐烦地说，“没事我走了！晚上还要出去打麻雀。”说完肥屁股一扭就出去了。
杜蔻一晚上爬上爬下，去观察了好几次那个洞。前两天这里的确是有东西的！而且，一定是个监控器，否则怎么可能她一发现就被撤掉了呢？我什么时候成为这么有价值的人了，还有人监视？
墙壁的屋子黑呼呼的没有人。杜蔻想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就跑到装修市场去买了个放在门上的猫眼，安在那个洞里。这样的话，只要隔壁房间有光线，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个房间有一张床，但上面没被子，然后就是最简单的出租屋自带的那种桌椅，似乎是没人住过。但桌上有一个粉红色的女性皮背包，看上去象是牌子货，价格不菲。隔壁倒底住着一个什么人？杜蔻突然感起兴趣来，要知道寂寞就象附了身的鬼，一到夜深人静就出来显原形，她很高兴在离开陈优的日子里，有这样一件事引开她的注意力。
她整日整夜地守在那个猫眼前，想揭开这个谜底。对方也没辜负她，第四天一早她就听见了隔壁有动静。这是一幢很老的公寓楼，隔音很差，她很奇怪以前从没在意过隔壁有人。
她光着脚爬上凳子。
隔壁是一个很瘦的女人，但烫着头发，戴着手链、戒指，浑身上下的打扮都很富贵。她打开抽屉，拿了一些东西塞进原来就放在桌上的那只包，然后找来一个信封，将一枚钥匙放了进去。她环顾四周检查一圈，确认没忘什么东西，就关门出去了。前后大概只有五六分钟。杜蔻正要爬下凳子，只听那边的门动了一动，那个女人将刚才那只装着钥匙的信封从门下塞了进来。
楼梯没什么人，追出去一定会被发现，杜蔻只敢悄悄将门开了一条缝往外看。那女人已经走了。钥匙都还了，她不会再回来了。她好象很面熟，至少是长得很象自己认识的一个人。杜蔻仔细回想了一下，还是无法确定。她为什么要监视我呢？是因为知道我发现了那个摄像头所以赶紧撤除吗？确定对方已经走远了，杜蔻趴到楼梯间那个对着出口的窗户往下看。那个女人已经出了大楼，坐进了出租车。
隔壁神秘的租客走了，那个房东的电话也问不到，线索似乎就这么断了。可是这事引起了杜蔻无限的兴趣。下午她就在隔壁的房间门上贴了个大大的“求租”，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时间过得异常漫长，大概等了两个星期，她才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隔壁的房东：“你要租房？”
“是啊。丽泰公寓902是您的对吗？我想看一看房子。我现在就住隔壁901，我有个朋友想住得离我近一点，租在这里。”
隔壁的房东是另一种款式的广东丑女人，瘦得象个贼，皮肤黄褐得甚至看不出雀斑。看到自己的房子这么红火很是高兴，马上跑来替杜蔻开门：“我这个房客才刚刚退了租，你运气可真好。”
“是吗？租你房子的是个什么人？”杜蔻一边假装四处打量一边问。这房子她从猫眼那边看了无数遍了，一桌一椅都非常熟悉。
“一个女人。”房东说，“张小姐。租了也不怎么来住。昨天打电话给我说她不来了，门反锁后，钥匙从门下塞进来的。”她捡起地上的信封，果然找到里面的钥匙。那个房客是太奇怪了，而且连两个月的房子押金都没去退。不过这事她就不告诉杜蔻了。
“她叫什么名字？”杜蔻问。房东摇摇头，开始对她的目的抱怀疑了：“你倒底是不是租房？我不知道她名字，只知道是张小姐。”
“能告诉我她的手机号码吗？”杜蔻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塞过去，“她上次跑到我隔壁去借东西没还。我要找她。”
拿到了那个女人的号码，杜蔻为自己的小阴谋一阵阵得意。她给那个号码发了一个短消息：女士您好！我捡到了你的一件私人物品。我在XX公司上班，请您到金鹰大厦21层找我，我姓张。我上班时间在。如果您不来拿，后果自负。
金鹰大厦是她以前一个同学公司所在的地方。那里电梯很差出了名，常常是上两个人就乱叫一气显示超载，另一个出名的是那里保安的负责程度：进出的人只要不带公司胸牌全要掏出身份证登记。让她去21楼XX公司找那个不存在的张小姐吧。杜蔻直想捂着嘴乐。她之所以要选个公司名、选个公共场所，就是为了怕对方有戒心不去。
第二天她在金鹰大厦旁边的一个小凉茶铺位守了大半天，果然看见那个女人进去了。杜蔻等她登记完上了电梯，忙也跟了过去，说要找自己15楼那个同学。保安当然拦住她，掏出登记簿和笔，要她登记。
她拿过笔，看到了上面一行那个女人的证件和名字。
第五条短信
什么叫“前期工作”，简至就是来干体力活！没有人手，没有办公设备，有的只是在崇明租的四间房子，堆满了刚从海关运回来的成箱成箱的PA检测仪。而且因为是底价制，所有的费用都归结到自己的业务经费中去（虽然初期还允许有一点点费用报销，也是杯水车薪），唐沁甜决定就在仓库一角弄张床住了下来。周末花了两千块展位费去人才市场招了一男一女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跟她一块吃住在仓库里。男孩叫马小鸥，天天一起床，洗脸刷牙，抓起两个菜包和一瓶水就跑了出去。自诩“头可断，发型不能乱；血可流，皮鞋不能不擦油”，喷上廉价的发胶，系着地摊上10元一条的领带，雄心勃勃。女孩是他女朋友，叫曲宁，在他们几个纸盒子堆出的办公台上打印、收发，上网搜集客户资料。还兼任了三人的厨娘。虽然她做的西红柿蛋花汤里经常飘着蛋壳，学习 爆炒生蚝一把火上来，把刘海都烧焦了，可是三个人相处得非常开心。
第一个月，他们卖出了一台仪器，毛利润2千元；第二个月，卖出零台；第三个月，签了一单50台的合同，并固定了好几个零售商，生意就开始好做起来。
2005年7月，去除所有费用成本，唐沁甜帐上的收入是35000元，比她前面几年的所有积蓄还要多。上次为了凑齐20万给夏予非，她甚至打电话回家骗了2万块钱，说是跟人合伙做生意。
七八月的上海，象个慢火烤的烤炉，可是唐沁甜透心的凉快，给马小鸥发了他该得的提成，还给两人各包了一份丰厚的红包。这两个家伙大学里就在谈恋爱，招聘会上手拖手去找工作，一点不理会应聘之大忌，一定要求分在一个公司。只有唐沁甜才会接收这样的人。最悬的棋结果只有两种，唐沁甜庆幸自己赌赢了。马小鸥沉着镇定又不缺乏活力，对自己要做的事胸有成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注定是一个会成功的人。
这正是十年前的陈优。
一想到陈优，她的心就又温柔地牵动了一下。三个月的忙碌，她想她能忘了他，对他的名字绝口不提，除了跟谭振业的工作汇报，也跟广州那边的一切人断了联系。可是她还是忘不了他。夜深的时候她用被单将自己包紧，蒙着头，在黑暗中想象是他在紧紧搂抱着她，想着他要她，他爱她。
究竟要怎样才能死心，怎么才能忘却呢，迷上了这种毒药型的男人！
然后突然有一天，她收到了他的短消息“我在上海。”他说。
他来上海开一个研发会议。三个月不见，他黑瘦了，但这黑瘦只是让他看起来更加年轻和健康。他解释说最近参加一个科技厅搞的网球比赛，在外面运动得太多了。她坐在他对面，隔着两个咖啡杯，开心地看着他。
“你最近过得不错啊。”他拉一拉她烫得有些过于显成熟的头发，把它们轻轻掠在耳后，“当女强人了？”
“长胖了是吧？”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几个人自己烧饭，总是烧得太多，又没买冰箱，必须全吃掉。”
“上次你说的要离职，要结婚，怎么突然一下子跑来上海来，还高升了？”他问。
“上海这边的事，是谭总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