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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给人的印象总是和蔼可亲，周总理在纠正别人错误的时候方法之妙，可谓高明。正所谓“响鼓不用重锤敲”。
1971年“9·13”事件，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这一事件影响巨大，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此事对外应绝对保密。当时，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官员察看现场后，派秘书孙某回国向周总理汇报。同机返回的还有中建公司的一位同志。周总理让符浩同志到机场去接。符浩把孙某接到招待所，而让中建的同志回家过夜，嘱咐他绝对保密。当晚周总理听符浩汇报情况。周总理问：“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符浩答还有中建公司的一位同志，已经回家。没等他说完，总理立即面色一沉，浓眉猛然一蹙，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
第14节：说话不说破（2）
符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了解总理是知道他过去在部队工作过，1950年7月，他奉派到蒙古担任临时代办筹建使馆时，总理接见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过：“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刻总理问他当过兵没有，分明是批评他警惕性跑到哪里去了。
符浩立即答道：“我马上把中建公司的那位同志找回来！”他半夜驱车把中建同志接到招待所，并报告了总理，总理这才放下心来。
古人说：“引而不发，跃如也。”总理的批评方式就起了这种作用。周总理的批评采用了委婉暗示的方式，它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你当过兵吗？难道不知道保密的极端重要性吗？你不应该失去做一个‘兵’的警惕性。”他并不必把全部内容都说出来，对于一个长期共事，有着丰富经验的下级来说，只需要稍微点拨就够了，无须长篇大论开导批评，对方便会全部领会其中的深意，并马上纠正其错误。
人往往在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的情况下，可以主动改变自己。但如果有人告诉他错了，他就会反对这种指责，而且不理会别人的意见。
上海一家在国内较有影响的报纸招聘编辑部主任，应聘者200多名，结果张博士和郑硕士进入最后的面试。在第一轮面试后，两人难分伯仲，各有千秋，使社长和主编难以定夺。最后，主编出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让两人浏览近期的几份报纸，然后写一份策划报告对该报纸做总体评价，并根据自己对这份报纸的认识勾画出它的市场定位、稿件内容、组稿对象、刊物风格和未来发展方向。
可以想像这份报告的分量。五天后，两人都按要求完成了任务，并将报告发送到主编的电子信箱里。
正如他们的面试一样，报告也是双峰对峙。不过，两人的报告还是有些差别，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部分，即对该报纸现状的评价上。张博士曾从事过编辑，所以对报纸的缺点看得非常清楚，他虽然对该报纸进行了肯定，但是在最后，其主要篇幅用在点评该报纸的缺点和不足上。而且在报告中“语重心长”地警告：如果不改变现在的办刊方向和做法，该报纸将很快被市场淘汰。而郑硕士报告的第一部分的主要篇幅是谈论报纸的优点，而且承认这份报纸能坚持下来正是它本身具有足够的优势，比如读者对象把握较好，文章内容和风格有个性等等。但是他也提出了如果能在某些方面改进一些，比如商业资讯的快速传达到位，就可能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当然他是在间接指出了报纸的缺点。
最后的结果是郑硕士被录用，张博士被淘汰。社长和主编决定录用郑硕士的理由是：对报纸的评价中肯，策划基本到位。而不录用张博士的理由是：虽然策划也基本到位，但对该报纸的评价过于偏激。
为什么高学历而有工作经验的张博士被淘汰，而相对学历低一些的郑硕士被录用。难道真应了“忠言逆耳”那句古训？实际上，问题并不出在张博士该不该指出这家报纸的缺点和不足，而是他指出的方式并不符合一般人接受批评的心理，尤其是当他在求职时，没有把握好主次关系，因而无法赢得老板的心。
通常我们在听到别人对我们的某些长处赞扬之后，再去听一些令人不痛快的建议，总是心态好得多。就好像牙医用麻药一样，病人仍然要受钻牙之苦，但麻醉药却能消除痛苦。
在报告中，张博士虽然也使用了麻醉剂——赞扬，但是他没有任何“铺垫”，直接批评报纸的不足，让老板感到他几乎是在全盘否定该报纸。而否定显然不符合该报纸的现状，尽管名列当地传媒的次要位置，因为它能生存，就说明它的主办者并非庸才。否定报纸就是否定它的老板，当然不可能引起老板的共鸣，相反只能导致老板的反感。
秦始皇吞并六国前，意欲扩大御花园来大量饲养珍禽异兽。这要消耗许多民力国力，可是皇上的命令谁都不敢不听。当时，有个侏儒叫优旃，能言善辩，他对秦始皇说：“好，这个主意很好，多养珍禽异兽，敌人就不敢来了，即使敌人从东方打过来的话，只需下令派鹿用角把他们顶回去就足够了。”
第15节：说话不说破（3）
这种委婉含蓄的建议，使秦始皇从这种谬性中想到必须养精蓄锐以对付可能来犯的种种敌人。秦始皇听从了他的劝谏，收回成命。
直言直语不是一把可以劈荆斩棘的开山刀，而是一把让人心冷并讨厌的双刃剑，许多人都害怕被它刺痛。
小赵是一公司的中级职员，大家公认他的心地“好”，可是一直升不了职，和他同年龄、同时进公司的同事不是外调独当一面，就是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另外，别人虽然都称赞他“好”，但朋友并不多，不但下了班没有“应酬”，在公司里也常独来独往，好像不太受欢迎的样子。
其实小赵能力并不差，也有相当好的观察、分析能力，问题是他说话太直了，总是直言直语，不加修饰，于是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
其实“直言直语”是人性中一种很可爱、很值得大家珍惜的特质，因为也唯有这种直言直语的人，才能让是非得以分明；让正义邪恶得以分明；让美和丑得以分明；让人的优缺点得以分明。只是在人性丛林里，“直言直语”却是一种致命伤。
对人方面，直言他人处事的不当或纠正他人性格上的弱点，这不会被认作“爱之深，责之切”，而会被看作和他过不去；而且，你的直言直语也不会产生多少效用，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堡垒，“自我”便缩藏在里面，你的直言直语恰好把他的堡垒攻破，把他从堡垒里揪出来，他当然不会高兴。
所以，智者委婉含蓄的建议在生活的人群中会畅通无阻，而愚者的直言直语则处处遇红灯。
10．智者不把话说破，愚者单刀直入
远古时代，人们是不穿衣服且过着群体生活，毫无隐秘可言。后来逐渐进化到用树叶、兽皮做衣服遮羞，再后来大家便形成一家一户的家庭，盖起了房子，房子周围盖起院墙，在窗户上用布帘挡住，再后来，文明到连语言也得带上面具的地步，人类的隐私也越来越多。所以在交往中，说话不能太露，话说得太露虽不至于像扒了对方的衣服一样令对方难堪，但总的说来，会使对方感到难以接受。因此，智者在给予批评式建议的时候，不会把话说得太露骨，而是点到为止，给对方留下余地，对方接受批评或建议的同时，还会心存感激之情；而愚者则单刀直入，话锋犀利，措辞激烈，恨不得把对方的皮给剥下来，方显自己高明，这除了给对方造成下不来台的尴尬以外，心中更多的是对愚者的愤恨。
让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春秋时期，吴王准备攻打楚国，他知道这个计划会遭到很多大臣们的反对，于是对左右的人说：“谁要是对我攻打楚国发表反对意见，我就让他去死。”因此很多大臣都不敢来指出这个计划的错误。攻打楚国会给吴国带来很大危害，吴王的宫廷近侍少孺子为了劝谏吴王，想了一个办法。
一天，吴王早起时发现少孺子浑身湿漉漉的，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少孺子说：“我带了弹弓，在后花园闲逛，想打些飞鸟。突然我发现了一件让我不能忘怀的事情：一只蝉在树上凄厉地鸣叫，喝着露水。蝉不知道有一只螳螂正在它的下方悄悄地向上爬，正想把它作为自己的早餐呢！那螳螂伏曲着身子，张着足爪，沿着浓密的枝条，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蝉。可螳螂哪里知道，这时有一只黄雀正藏在不远的一根树枝上，正要展翅飞来啄那只螳螂！黄雀伸着脖子以为很快就可以将螳螂吃到嘴里，哪里会想到这时我正用弹弓瞄准它，它也完蛋了！这三个小东西，都是只顾前，不顾后，它们的处境真是太危险了！而我呢，则因为看到这么精彩的场面，时间久了，让露水把衣服都沾湿了！”吴王听了少孺子的话，心中猛然警醒，同时也明白了少孺子的一番良苦用心，于是决定放弃攻楚的计划。
少孺子鉴于吴王的威严和其下的命令，不能直接进行批评，于是连用三种动物，比喻其做事只图眼前利益，不知祸害就在后面，从而使吴王醒悟并接受了他的批评。正是因为少孺子将批评意见寓于故事中，才既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又进了忠言。可见恰到好处地语言技巧应用，是能否达到理想效果的决定要素。
第16节：说话不说破（4）
比起少孺子高明的批评艺术，唐代直谏忠臣魏征就显得逊色多了。
唐太宗李世民重用魏征，以人为镜，开创了贞观年间的太平盛世，堪称善于纳谏的典范。但是魏征的犯颜直谏有时也让他很难堪。
一次，唐太宗要去郊外狩猎，魏征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兴趣正浓，坚持出游。魏征就站在路中央，坚决拦住去路。唐太宗怒气冲冲地返回宫中，见到皇后长孙氏，满脸气愤地说：“朕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皇后柔声问明了缘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唐太宗惊奇地问：“何事如此行大礼？”皇后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知陛下英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这才转怒为喜，打消了给魏征治罪的念头。
魏征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谏臣，他的一片忠心，自是无可非议，不过他所用的方法实在值得商榷。要不是唐太宗宽宏大量，又有长孙皇后那样的贤内助，像他那样冒冒失失拦住皇帝去路的，有10个脑袋也保不住。相比之下，长孙皇后的劝谏方法则高明得多。她没有直接替魏征求情，而是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从臣子的刚直与君主的开明之间的密切关系，来说明正直敢言的忠臣的重要性，而且由于是在恭维皇帝，自然令他龙颜大悦，满天的乌云也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可见，同样是忠言，顺耳的话比逆耳的话更能让人接受，正如甜药比苦药更受病者欢迎一样。因此，当我们向别人提出忠告时，应尽量避免用逆耳的话刺人、伤人，而应该尽可能多地把它转化成顺耳之言，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面对上司，忠告往往不能直说，只能委婉含蓄地指出他的缺点。
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到苏州狮子林，一时兴起，应当地官员的请求，题了“真有趣”三字。恰好旁边站着接架的新科状元黄熙，他觉得这几个字太俗，有失皇上大雅，于是灵机一动，奏曰：“臣见圣上御笔，笔笔铁画银钩，字字龙飞凤舞，其中这个‘有’字更是百媚千姿。臣冒昧恳请圣上将这个‘有’字赐予小臣。”乾隆阅此三字，方知话中有话，恍然大悟之后，便顺水推舟，改为“真趣”，但又不好意思，故在旁边附一行小字“御赐黄熙有”。
黄熙以曲说隐衷之法，暗示皇上改动题匾，化俗为雅，留下了千古佳话。
有时候，纵使别人错了，如果是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就不要急于开口批评、纠正，最好是装“糊涂先生”。
在一次年终总结会上，经理正说到兴头上：“经过各位的辛勤工作，今年本部门共创造260万美元的利润……”“错了错了！”小孙冷不防打断经理的报告，“这只是上半年的数据，实际上，我们全年的利润总额已经达到了380万美元。”经理满面通红，尴尬万分，勉强把报告做完，整个会议最后草草收场。结果不出一个月，小孙便被辞退。
在生活中，人们难免会犯错误，对于有错的人如果过分地严厉指责，可能会得不偿失，但如果以宽容的心态给其改错的机会，既照顾了他的面子，又会使他心存感激。
在就业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一位女孩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在高级珠宝店当售货员的工作。虽然是售货员工作，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所以，女孩分外珍惜这个机会。
一天，女孩整理戒指时，瞥见那边柜台前站着一个男人，高个头，白皮肤，年龄大约三十岁，但他脸上的表情吓了女孩一跳，他几乎就是这不幸年代的贫民缩影：一脸的悲伤、愤怒、惶惑，好像一只掉进陷阱中的野兽；剪裁得体的法兰绒服装已经褴褛不堪，诉说着主人的遭遇；他用一种企盼而绝望的眼神，盯着那些宝石。
小女孩的心中因同情而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这时，电话铃响了，女孩急忙去接电话，当她急急忙忙跑出来时，衣袖碰落了一个碟子，6枚精美无比的钻石戒指滚落到地上。女孩慌忙四处寻找，捡起了其中的5枚，而第6枚却怎么也找不到。
第17节：说话不说破（5）
小女孩想一定是滚落到橱窗的夹缝里，就跑过去细细搜寻。没有！她突然瞥见那个高个男子正向出口走去。顿时，小女孩知道戒指在哪儿了。碟子打翻的一刹那，他正好在场！
当男子的手将要触及门把时，女孩柔声叫住了他：“对不起，先生！”那男子转过身来，两人相视无言，足足过了有一分钟。“什么事？”他问，脸上的肌肉在抽搐。
此时此刻，女孩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女孩能感觉得出来他进店不是想偷什么。他也许想得到片刻温暖或感受一下店里美好的气氛。女孩深知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有多么艰辛，还能想像得出这个可怜人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这个社会：一些人在购买奢侈品，而他却食不果腹。
“先生，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现在找个事做很难，不是吗？”女孩神色黯然地说。男子久久地审视着她，终于，一丝柔和的微笑浮现在他的脸上。“是的，的确如此。”他回答，“但是我能肯定，你一定会干好这份工作。”停了一下，他向前一步，把手伸给她：“我可以为你祝福吗？”女孩也立刻伸出手，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用低低的但十分柔和的声音说：“也祝你好运！”
男子转过身，慢慢走了出去，女孩目送他的身影渐渐远去，转身来到柜台，把手中握着的第6枚戒指放回原处。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对一名误入歧途的“文明”盗窃者，女孩以她的善良与真诚唤醒了对方的良知，她用一番彬彬有礼的话给了对方一个台阶，而对方也以十分体面的方式改正了自己的过错。假如女孩不给对方留下一点余地，戒指固然可以找回来，但男子的前途可能就此被葬送了，而女孩也可能因此而丢掉自己的工作。
在社会交往中，智者往往对犯有错误或指正某人的缺点时，会动用智慧，在既不使对方尴尬的情况下，做恰当的批评指正，又能使对方心存感激，这比愚者那种得理不饶人对别人错误穷追猛打的批评方式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11．智者三缄其口，愚者口不择言
“沉默是金”。智者深谙此理，在同别人交往过程中，该说时说，不该说时便保持沉默；而愚者却不管当讲不当讲，只管口不择言高谈阔论。两者相比前者显得儒雅深沉，后者则显得粗野浅陋。因此前者受人尊敬，后者遭人厌恶。
唐朝时，外国使者送给唐玄宗三个金人，并说：“陛下，这三个金人，一样高一样重，外表造型也一模一样，但是它们之中有一个是最珍贵的，不知贵国之中是否有人能识出？”
众大臣纷纷上前观看，但没有一个能够说出答案来。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臣上前说：“陛下，我能辨出哪个是最珍贵的。”玄宗大喜，说：“老爱卿，请说。”那老大臣说：“容老臣看个仔细”。
老臣走上前去，从口袋中取出一根丝线，从第一个金人的一个耳朵穿进，结果，丝线从另一个耳朵穿出。丝线从第二个金人的一个耳朵穿进，结果丝线从口中穿出。在试第三个时，丝线从耳口穿进，却掉进了肚中。
那老臣便说：“陛下这第三个丝线掉进肚中的便是最珍贵的。”外国使者一听，惊异地说：“对，对，这第三个金人便是最珍贵的，贵国真是人才济济呀！”
原来那三个金人便代表世俗中的三种人，一种是对别人的话左耳进，右耳出，根本不知倾听；一种是从耳朵听进，便从口中说出；只有第三种人懂得倾听，又知道沉默，所以说第三个金人便是最珍贵的了。
在外交中，周恩来总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颇有影响力，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睿智，风度，谈吐无不为世人所倾倒。
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使世界格局为之一变。基辛格到北京与周总理谈判取得圆满成功之后，周总理去为他送行。基辛格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诚恳地向周恩来担保：回去后一定多方奔走，争取早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基辛格越说兴致越高，竟不顾外交辞令，开出了时间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