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淖只⒅楸Α⒁路魑锸帐暗揭黄穑急附桓卤！Ｋ裁挥邢氲降氖牵卤２坏耸嗝娲樱勾又抢铮枥戳�200名兵丁。这200名军人事先显然准备充分，进了张家，不由分说，以查找是否还有遗漏的赏赐物为名，开箱砸锁，挖地三尺，居然抄了张廷玉的家。
好在张廷玉持身之谨并非虚言。抄家过程证明张廷玉持身清正，并无太多财产。
不过，德保却带走了抄家过程中翻出来的所有带文字的东西：书籍、文章、信件乃至便条。
原来，派德保出京之前，皇帝秘密嘱咐，到了张家，一定要借查找皇帝赏赐字画之名，严格检查张廷玉的私人文件及藏书，看看其中有没有对乾隆的怨望之词。
在细细审查了之后，德保一无所获，他对这位张阁老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作为一个文臣，谁也保不住会用文字发泄发泄心情，在书信日记中品评品评人物，说几句牢骚话。特别是那些参与过中枢政务的大臣，回家之后，都爱写写回忆录，记录点高层政治的秘密。但是张廷玉却没有这样做。在他的数百封私人书信中，没有一字涉及政治。张廷玉确实编了一本年谱，记载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大事。不过，这本年谱中，他只是详细记载了三朝皇帝对他的“恩遇”“赏赐”，虽然细到哪一天皇帝说过哪句赞赏他的话，哪一天赏了他什么食物，却没有一字对朝政的品评，也没有一字涉及政治机密。德保虽然素知张廷玉以谨慎闻名，不过他没有想到，张氏会谨慎到如此程度，这位三朝老臣真是成了精了。要知道，这次抄家，如果稍有把柄被抓住，张氏就必然要身首异处。
由收缴赏赐之物变成了抄家，这一举动引得举国惊疑。毫无收获的皇帝也觉得这事做得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不得不下了道谕旨，说是德保弄错了皇帝的旨意，他并没有命人抄家。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抄家是何等大事，德保不弄清楚，怎么敢贸然行事？就算德保是真的糊涂弄错了，乾隆必加严谴，何能不追究责任？事实明摆着，就是皇帝想置张廷玉于死地。
虽然逃过了一死，但既经抄家，张廷玉名誉也就彻底扫地。皇帝命张廷玉交代与朱荃这样的卑污小人“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除了服罪，他更复何说？于是他上奏皇帝说：“臣负罪滋深，天褫其魄，行事颠倒。自与朱荃结亲以至今日，如在梦昧之中，并无知觉。今伏读上谕，如梦方醒，恐惧惊惶，愧悔欲死，复有何言？乞将臣严加治罪。”
皇帝把张廷玉的奏折交给大臣们公议。大臣们一致认为，张廷玉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自然应该“革去职衔，交刑部定议，以为负恩玩法者戒”！
皇帝毕竟是“宽仁之主”，发布上谕，宽免张廷玉的“罪过”，但免不了借题发挥，对张廷玉又痛斥一顿：张廷玉身负三朝重恩，遭遇之盛，罕有伦比，而且得到了配享太庙之荣誉，应该何如感激报效。即使年纪衰惫，也应该依恋阙廷，鞠躬尽瘁，不忍言去。不料他平时则容默保位，及其年老，不能再营私，就一再要求归荣乡里。对于君臣大义，并不在心上。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于朕，并得罪于皇考。所以天地鬼神，显夺其魄，让他一生的居心行事，至此尽行败露。张廷玉罪过实属重大，即使罢了他的官爵，加以严谴，也不为过。至于他党援门生，及与吕留良案内之朱荃联为儿女姻亲之罪，在他反倒是小过了。不过既经罚款，并且令人追缴了赏赐给他的诸物件，已足以表示惩罚。如果如大臣们所议，将他革职治罪，我并不同意。在张廷玉忍于负朕，自所应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着从宽免其革职治罪，以示朕始终矜宥之意。
经过这场问罪，张党完全被击垮。张廷玉名誉丧尽，门生故吏各寻出路，如树倒猢狲散，连吴士功这样的死党也去投奔了史贻直。乾隆打击朋党，终于以全胜结局。
修炼了一辈子臣术，最后还是一败涂地。经此打击，张廷玉彻底灰心丧魄。他日日兀坐家中，终日不发一语。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家中苟活了五年，张廷玉终于死了。
消息传来，乾隆也感到一丝悲痛。毕竟他们君臣相处了十四年，回想起张廷玉一生的所作所为，他感觉自己对张廷玉确实苛刻了点。毕竟，张廷玉为大清辛辛苦苦工作了近五十年。皇帝做出眷念老臣之姿态，宣布宽恕张廷玉的一切过失，仍然命他配享太庙。恤典如常，谥文和。太庙那块冷猪肉，皇帝恶作剧般反复折磨多次后，终于又摆到了张廷玉的嘴边。只不知张廷玉是否死后有知。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皇帝写了一系列怀旧诗，怀念自己驾下的五位大学士。其中关于张廷玉的一首诗曰：
风度如九龄，禄位兼韦平，
承家有厚德，际主为名卿。
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
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
以此蒙恩眷，顾命配享行。
及予之莅政，倚任原非轻，
时时有赞襄，休哉国之桢。
悬车回故里，乞言定后荣，
斯乃不信吾，此念讵宜萌。
臧武仲以防，要君圣所评，
薄惩理固当，以示臣道贞。
后原与配食，遗训敢或更，
求享彼过昭，仍享吾意精。
斯人而有知，犹应感九京。
在诗注中解释最后两句时，乾隆说，张廷玉虽有过，余仍不加重谴，仍准以大学士衔休致。及其既卒，仍令配享太庙。余于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当如何衔感乎？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张廷玉虽然犯了错误，我仍然没有严厉惩处，仍然准许他以大学士的官衔退休。及至他去世，我仍然令他配享了太庙。我对张廷玉如此优容保全，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怎么感激涕零？
第五章 盛世之巅
一 “以民为本”
除了驱敌拓土之外，平定新疆战争的另一个意义是它的标志性。它标志着乾隆盛世达到了“全盛”，也就是基本完美无缺的阶段。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个盛世，人们通常称为“康乾盛世”。事实上，康熙和雍正的统治还称不上完美。直到乾隆新疆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各个方面全面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进入无可挑剔的“全盛”。
虽然对官员严酷苛刻，但乾隆对平民百姓却十分仁慈。这一点与朱元璋非常相似。
乾隆的天性中，有继承自母亲的善良。小时候宫中小动物死亡，他经常会泪流不止。雍正在遗诏中称乾隆“秉性仁慈”，并非虚誉。雍正甚至因此一度担心乾隆是否过于仁柔，以至于不能胜任皇帝这个职务。
从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农”“悯农”思想牢牢地刻进了乾隆的脑海里。虽然生长于深宫之中，他却对农民生计之艰辛有颇多了解。学生时代，他写过许多首以“爱民”为主题的诗歌。严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阁的炉火边，听着窗外北风呼啸，蓦然想起城外茅屋里的穷人会怎么熬过这个寒夜：“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
随父亲外出谒陵打猎时，他看到农民正在地里秋收，挥汗如雨，遂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即今丰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为政者，仁民最先著。”
这些诗歌中的拳拳之意，较以写悯农诗著名的李绅等并不多让。虽然在学生期间形成的许多政治理念，在后来漫长的政治实践中被大幅修正，但悯农重农思想，却始终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1788年）年，年逾古稀的皇帝还亲笔临摹了南宋画家李迪的《鸡雏待饲图》，然后命刻印多份，发给各地官员，让他们“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为对民生的关切，所以乾隆对水旱灾荒特别关注。各地的天气和收成时时牵系着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为灾情而流泪。
有一年，安徽太湖县受灾，灾民在野外掘野菜时掘得一种“黑米”，数量甚大，掺在其他粮食中，可以用来充饥。乾隆得知后，命地方官把这种“黑米”呈上一些，自己亲口尝试后，不禁潸然泪下：
挖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
……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
……
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这些“黑米”分别寄给几位皇子，让他们了解民间疾苦。
乾隆多次说，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告诫地方官员“第一应戒讳灾之念”。他当政几十年间，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朕常加宽免。或有讳灾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乾隆元年（1736年），他即位不久就因隐匿灾情不报，而罢了甘肃巡抚许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也因汇报灾情不实而受到皇帝的严厉申饬。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大雨一连下了七昼夜，德州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攀登城楼，在城墙上生活多日。由于城中乏粮，百姓饥困，哭声震天。
其时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出差到省城办事，城中没有主事之人。虽然官仓中有粮，也无人敢决定放赈。颜希深七十多岁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听到饥民的啼哭之声，询问署中人员为什么不放粮。署员说，放粮乃是国家大政，必须等颜道员回来后奏请上级批准才行。否则擅动仓谷，处罚极严。不但要丢官，还需要补赔。
何老太太闻听，勃然大怒，说：“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况德州距离省城甚远，如果等我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那么数十万灾民都将成饿殍矣！你们无须忧虑，马上开仓放赈，以解倒悬。如果将来朝廷怪罪下来，一切由我儿子承担。如果要赔偿，我愿尽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偿。”
在老太太的力争下，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打开了粮仓，数十万饥民得以全活。
消息传到省府，山东巡抚非常震惊。他们以擅动仓谷，蔑视国家体制，加以举报。皇帝得知此事愤然批道：“有这样的贤良母亲和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巡抚不但不举荐，还要弹劾，怎么能鼓励那些为国考虑者！”皇帝降旨，已动用的仓谷，准许作为正项开销，无须赔补，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从此，皇帝对颜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颜氏也因此仕途通畅，一路飞黄腾达，很快高升到督抚之高位。（谢骥《论“颜氏文化”的三大亮点》）
正如同对颜氏母子的特殊处理一样，凡事斤斤计较、察察为明的皇帝，独独对赈灾中的跑冒滴漏“难得糊涂”。发生灾害时，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一点、夸张一点，因而发生冒赈、滥赈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们赈灾不力，因此他多次说“办赈理宜宁滥勿遗”。对于那些舍不得花钱救灾的地方官，乾隆深恶痛绝。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区受灾，巡抚阿思哈舍不得动用国库银两，就劝富户出钱救灾。皇帝十分生气，说：“此奏实在卑鄙错谬之至，朕实骇闻。”不久就罢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历年救灾，确实是认真从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灾民达二百二十万。乾隆特批当时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银二百九十万两、粮食二百二十万石救济。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救灾的钱和前两任皇帝做了对比。报告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款项，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已经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经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负责漕运的官员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经高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事事号称法祖的乾隆看到这个数字也很吃惊，说：“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动用了这么多漕粮。”（《清高宗实录》）吃惊虽然吃惊，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国性灾荒，乾隆手忙脚乱，昼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开放谷仓，或令发给银两，或令减价平粜，或令兴工代赈。皇帝说：“朕廑念民依，如伤在报。”这一年用来赈灾的银两，高达一千四百万，占国家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
虽然乾隆年间的救灾也无法避免人治社会中常见的侵吞干没，层层盘剥，但是纵向比较中国历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采取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为他们的前车之鉴，而明王朝给他们的最大教训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谁都知道，清朝得以入关，是捡了个大便宜，明王朝实际上是被饥饿的农民颠覆的。而颠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对农民剥削过重。万历年间加派三饷，每年从农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万两白银，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经常讲，明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饭吃。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统治者的自我克制，在乾隆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乾隆一朝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不遗余力，但是出发点却仅仅是为了百姓生计，而不是为国家增加税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条：“各省官员不得再重新丈量农民土地，也不得强令农民向官府汇报自己开垦的荒地。”这其实就是宣布，农民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永远不用给国家交税。乾隆年间，由于皇帝鼓励垦荒，全国耕地已经超过了十亿亩。但是乾隆年间的国家税收，始终只按七亿多亩征收。诚如乾隆所言：“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盈余，即多一分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在即位诏书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农业税全部免交。仅仅过了20天，皇帝再次颁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农业税，一律免除。大清帝国的子民们，特别是众多贫困人口，是摆脱了多年沉重的欠税负担进入乾隆时代的。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决定。
在此后漫长的60多年统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减免农民税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1796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共少收农民白银1。4亿两，粮食1200万石。这白花花的银子和沉甸甸的粮食，原本都是他爱新觉罗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归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笔，不可谓不阔绰。据《清代国家与社会》一书提供的数字，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2。0275亿两白银，是中国历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两白银折人民币200元计算，可合今天币值405亿元人民币。如果说这个数字仍不够直观，那么我们再用另一个数字来表述一下：乾隆减免的农业税占乾隆朝财政总收入的7。57％。而我国于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农业税，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例不过是1。7％。
乾隆深深懂得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动乱的源头，所以他采取了许多照顾最底层民众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继位为君三月余的弘历，下达了“劝减佃租”的谕旨。他在谕中讲道：“我减免农业税，地主所得到的好处居多，那些无业的贫民，租种别人土地，终岁勤劳，但是却得不到我的恩泽，还是要按原来的比例交纳地租。这无疑不合适。如果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让一半给佃户，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经常命令各地官员劝谕地主减轻田租，对那些让租者，加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盛世。“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沾朕之恩，使佃户又得拜业户之惠，则君民一心，彼此体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见风雨以时，屡丰可庆矣。”
除了免税救灾、鼓励垦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兴修水利工程，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鼓励人口流动方面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项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国历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说，乾隆年间的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整个18世纪，全世界的人口从6。41亿增长到了9。19亿，增幅高达43％，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得力于红薯、玉米这两种“18世纪的食物革命”。
确实，红薯、玉米是推动乾隆“全盛”的两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这两种作物的推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种植，并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种植法。最先到山东、河南推广甘薯种植技术的福建监生陈世元，得到皇帝恩赏的国子监学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陆耀因为编写《甘薯录》而被晋升为湖南巡抚。在皇帝的劝谕下，川、楚、陕、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种玉米”。经乾隆一朝的倡导，红薯、玉米已经成为中国贫苦农民的基本口粮。
当然，我们不能说乾隆全盛主要是这两种植物的功劳。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确切地说，增长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18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3。4％，到这个世纪末则达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劳归于水利，由于乾隆年间特别是中前期政治纪律清明，国家执政能力强大，黄、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农业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