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浠蛭桓鲎时炯宜垦涫凳鞘粲谒械淖时炯业模运黾械睦硕佳绷迹黾械那钊硕伎穹汀！甭逞冈凇丁吧ゼ业摹薄白时炯业姆ψ吖贰薄芬晃闹邢允镜牧Χ龋橇菏衔薹ㄕ屑艿摹Ｒ渤闪似湟簧男耐础Ａ菏显涤髀逞改昧寺迹镆夂荻荆晌椒⒛延谇埃逞干钪匆獠簧疲慊故钟诤螅鄙肆υ豆罢撸姆缰薄⒗淇幔埂缎略隆返睦砺奂掖笪芽啊Ｄ悄暝碌难攀俊⒕樱錾狭巳碛膊怀缘亩肥浚阉挡皇且恢志秤龅木教！�
其实，鲁迅与梁实秋为理论代表的《新月》社诸君的分歧，是对社会与人生的态度。梁氏在《论批评的态度》上，批评文坛一些人“不严正”，“我觉得中国人比较的不大能领略幽默讽刺，严声相骂才是中国人的擅长。”鲁迅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却说：“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这大概是理解鲁迅与《新月》社诸人冲突的根本点吧？喜欢平静纯美的东西并不错，但在一个混乱的年代，要纯而又纯，不允有反混乱、反压迫的斗争壮举，侈谈“公理”，侈谈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无论动机如何，实际上是起到“维持治安”的角色作用。《新月》派人物的天真与固执，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坛，有时是有点尴尬的。
5
现代文学界是个众声喧哗的所在，并无定于一尊的局面。看法呢，也各有千秋，彼此纠缠着、并列着、重叠着，有大的趣味在。我读《新月》杂志里诸人的文章，一是觉得编者的意图之明确，绝无“学匪”的声音，节制思想的表达，左翼的倾向几乎是没有的。二是知识面较宽，趣味是较多的。菊农、彭基相的谈哲学，叶公超、余上沅、张嘉铸的讲西欧文学，邵洵美、胡适、徐志摩的文体自白，各显自我。他们谈理论时，滔滔不绝，思想亦有锋芒。常常也说出精辟的句子。比如一卷三号余上沅的《易卜生的艺术》其看法与左翼文人是接近的。文中说：
易卜生所创造出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浪漫的男女英雄，他们却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一般人。他们剧中所描写的生活自然也是日常实际生活，背景也是起居室一类的日常经见的环境。极平凡的人，在极平凡的环境里，说极平凡的话，做极平凡的事；然而在这极平凡的背后，易卜生却指点出一个也许不平凡的意象来：这是艺术家点石成金的大手腕。
今人看这样的描述，深以为然，这样的话难说不对，在眼光上是独到的。但左翼作家那时的批评《新月》文人，大抵是感到多为纸上谈兵，仅是把易卜生供到桌上，只会赏玩，却不懂以其生活态度对待人生。再如二卷二号上黄肇年所译拉斯基教授《共产主义的历史研究》，陈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发展，颇有学理价值。其文是社会民主党式的风格，亦拒绝社会极端之发生，有一段话给人深刻印象：
我们见到的地方，马克思也许未曾见到，也许见到未能料及能有今日的重要。然而无论用哪种眼光看来，一个脑筋清楚的人，不能不承认今日社会的需求，已完全改变。应当利用国家这个机关去取消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已经根本觉悟把人民永远划为贫富两阶级的国家，绝对不合社会正义。我们目前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现在掌权的阶级，立志表示一处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大让步；二，若不然，那般认现今社会制度的基础者必群起而推翻之。各阶级之间。未始不可随时互相调和，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英国这种调和的方法，是过渡时期可能的事。
拉斯基的看法，是合乎《新月》同人的口吻的，基调是温和的、自由的。《新月》的许多有思想的文字。在色调上几乎都有类似的特征。包括胡适、罗隆基诸人，深味此一色调的意义。我们读沈从文、林徽音的作品，也能嗅出温馨的气息，似乎和那些不偏不倚的理论描述共鸣着，虽然有时彼此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气质相反。《新月》诸人谈历史，讲学理，都有特别的地方，独独对现实发言时，少了穿透力，与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比，似乎天真了许多，未尝不是隔靴搔痒也。
中国历来的文人，喜欢师宗什么，倚偎在某一精神的靠板上。谈鬼说狐，讲梦述理，自有妙处。然而看人看事，单一的态度多，复杂的眼光少。议事非此即彼，殊难以诘问之姿进入问题，往往简化对象，未能进入心灵深处。我读胡适诸人的文字，常常觉得他们美好的态度对现实是无力的，少的恰是自我的痛感，也未能予人以深深的痛感。打不中对手的内脏。《新月》派的批判意识是梦的游走，几乎不能搬动眼前的冰川。但如果看看鲁迅的冷峻与热力，却可以融化些什么，将阴冷的氛围驱走了。鲁迅的不同于自由主义文人在于，不相信一个确切的要领可以涵盖一切。生命乃一个过程，人很可能成为自己选择的对象的奴隶。当自由主义按其理念设计什么的时候，他也可能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所以在鲁迅看来，警惕自己与警惕他人同样重要。问题不在于公理的好坏，而是对恶要有恶的思维，对善要有善的办法，疗救百病的药是没有的。《新月》派文人天真而单纯，你如果进入那个团体，亦可感到彼此的暖意。但他们说梦可以，讲世故之风与人情之险，却被什么绊住了。所以鲁迅的讽刺他们，并非视其为恶人，只是觉得在魑魅魍魉的世间，以精神的躯体去肉搏惨淡的黑夜，也许更为紧迫，反抗与挣扎，甚至用溅血的声音叫出世间的苦楚、让无数人知道今天还是奴隶，且挣脱这种奴隶之锁，是何等的重要！人只有成为不断摆脱外套束缚、且质疑着这个世界时，大约才能免遭苦役。左翼文化中的这种血性之迹，在旧中国的价值，并非今人想象的那么低矮。比较一下《新月》文人与其分别，会看出些什么的。
闻一多后来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那是对《新月》派的一种反省与注释，大可看出其间的问题。40年代经历了极度的黑暗后，当现实的苦难感深深地窒患着自己的时候，回想当年在《新月》里的文章，及私下与友人讥刺鲁迅的情形，有着深深的内疚。他忽地发现了象牙塔里的人精神上的浅，对世界认知之简单可笑。他说：
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也是分不开的。
除了这样两种人，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一个曾在《新月》社当红的学人，后来转而看到当年的窘态，总是让人感动的。闻一多的话，不仅是对书斋中的人的警示，也是对同仁们旧梦的一次颠覆。海市蜃楼固然美，那却是缥缈的存在。人毕竟生活在人间世中。有梦是好的，如能睁着眼睛看到梦之外的风风雨雨，知道还是可怜世间的匆匆过客，那么庶几不被幻觉所扰，一边幻想着，一边实干的，大约就不会沦为清议的虚妄。《新月》人的后来的各自东西，便是现实的苦难所使然。对于当下生活，儒雅清高的文人君子，大多还是交了白卷的。
责任编辑 宗永平
张学良读明史
王充闾
一
许多政治家都喜欢历史，张学良将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对明代的历史，他情有独钟，而且十分熟悉。
最早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起码是从1937年他被“监管”开始，直到1955年信奉基督教为止，十数年间，无论是奔走道途，流离颠沛，还是羁身孤岛，闷对幽窗，他都没有放弃对明代史书的研读。他被押解到台湾之后不久，曾托人捎信给在内地的大姐首芳，说他“眼睛花了，小字书看不大清楚”，请她在北平或者西安“买一部大字本《明史》，打箱寄来，千万别叫它受湿、污损”。信中还特意嘱咐：“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面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一碰就破的。”
一次，他给朋友写信。说：
光阴如流水，转瞬已是十易寒暑。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
实在读了一些书，并且对于读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近来喜
欢治史，尤其爱读变乱时期的历史。
这个期间，有关明代的史迹，成了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题。在同一位故人谈心时，他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
官吏和带兵军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
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其时，大陆这边内战烽火高燃，国民党正调兵遣将，气势汹汹，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
读明史，他往往侧重于人物的考究。对于抗击倭寇的戚继光和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他十分钦慕。心想，这两位民族英雄都是在三十几岁的青壮年时期，就为国家统一建立了丰功伟业；可是，自己……思来想去，常常憾恨交加，终夜无眠。而对于那些丧失民族气节、觌颜事敌的“贰臣”，则满怀着鄙夷之情。明末文人钱谦益，官至礼部尚书，降清后，仍作礼部尚书，历来遭到史家的讥议。乾隆帝以其大节已亏，不齿于士林，下令将其所著书及刻版全部禁毁，并作诗加以嘲讽：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皆无据，文章那有光？张学良看后，觉得快然于心。
赴台伊始，张学良被羁押在新竹井上温泉，后来，蒋家父子为了缓解人们对其“苛待少帅”的非议，在台北北郊选了风光明媚的阳明山，安排他的住所。这里原名草山，蒋介石改为阳明山，用以纪念他所景仰的一位明代哲学家。可是，张学良却全不理会这些，竟然执意要住进半山腰靠近公墓的平房。说：
我这些年寂寞惯了，呆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
这里说的“那个人”名叫归庄，是明末遗民，终身野服，誓不仕清。清代文人钮琇在所著《觚媵·续编》中，记载了归庄的逸事：
结庐于墟墓之间，萧然数椽，与孺人（妻子）相酬对。尝自题其草堂日：“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
张学良巧用明人归庄“结庐墓侧”的故实，来拒绝蒋家父子为其“改善”居住环境，亦庄亦谐，玩世不恭，蕴涵着浓重的嘲讽意味，令人哭笑不得。从这里也能够看出，他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对正史颇有研究，即使那些十分冷僻的文史丛书、笔记小品，他也多有涉猎。
关于潜心读书的情况，他曾通过一首五言绝句，向前来孤岛探望的东三省元老派人物莫德惠表述过：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
他还对莫德惠披露心迹，说自己很想成为一名历史教师，在台湾大学教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当一名研究员。
真没想到，历史、特别是明史，竟有这么：大的魅力，叫他一迷至此！
我们不妨从内因、外因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张学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他读史书是为了“增加治国、处世的本领”。
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受外国欺侮，我想从明、清两代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
明朝二百余年，内忧外患多集中于东北、华北一带；而张学良曾先后主持过东北、华北的军政要务，其中自然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借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些不了解他“背黑锅”真相的人，曾在报刊上写文章，把他比作明朝末年的高第——这位兵部尚书兼蓟辽经略，曾尽撤山海关外驻防之兵，使清军轻易占领大片疆土；还有的骂他是“现代的吴三桂”。当时，他自然无法公开站出来加以剖白，但作为封疆大吏，终竟守土有责，他为自己的严重过失深感愧疚；私下里总想，应该把明清之际这段历史搞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挨骂也要挨个明白”。据沈醉等人后来的忆述，事后，张学良曾几次请求蒋介石，希望能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交流切磋一番，但始终未获批准。
诚然，蒋介石曾经让他“潜心读书”，叫他摘笔录，写眉批，写心得。但读什么书，研讨哪些课题，却是大有讲究的，就是说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哪里会让他去研讨什么“清军入关抵不抵抗”呀？1934年，张学良被委任为剿匪副总司令，作为副统帅，他的职责就是奉命“剿共”。为此，老蒋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一部清人吴梅村写的《绥寇纪略》，让他了解明末“流贼”的行径和崇祯一朝君臣的作为，以加深对蒋氏“剿匪”方略的理解，从而于开拓“铲共”战局有所裨益。
不过，事情并不像设想的那样简单。张学良通过研读这部记述明朝覆灭前夕遗闻逸事和陕北多股义军起事的史书，别有会心地发现，目下政府“暮气沉沉”，“大势已去，人心尽失”，“跟明朝末年一个样子”；从明末陕北义军风起云涌的发展态势，联想到了当今陕北工农红军驰骋疆场，所向无敌的现实场景。这么一“转向”不打紧，说不定已经为他两年后逼蒋“联红抗日”，凝结成一缕强劲的心丝。
这当然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如同俗谚所说：“本想驰向草原，却一头栽进了马厩。”哲学上把这种初始的意向同后来的结果恰相悖谬的现象称为“悖论”。按照西方史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解读，无法排除研究者主观的意向。从接受美学来说，读史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由于着眼点不同，同一部史书，蒋、张二人读来，竟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使人想起《史记》所载，当看到秦始皇豪华、恢弘的气派，汉高祖刘邦脱口而出：“大丈夫当如此也！”艳羡之情溢于言表；而楚霸王项羽则一脸不屑，大胆放言：“彼可取而代也。”
二
在蒋介石心目中，张学良是一只烈性而又任性的“东北虎”。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颇为这个血性磅礴的硬汉子不服管教，难以对付，深感头疼。恰好张学良陪送他到了南京，无异于猛虎自动投笼，可谓天遂人愿，正中下怀。不过，蒋介石并没有为此感到轻松，甚至觉得左右为难——如何处置这个送上门来的“扎手货”呢？宰了他吧，不管以何种手段，都是轻而易举，但限于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不便动手，也不敢动手；留下来吧，又觉得总是一条祸根，一眼照管不到，早晚还会出事。
其实，对于这种处境，张学良自己也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他在同台湾著名企业家王永庆交谈时，曾经提到过，在蒋介石眼里，他“这个小家伙，是个刺猬，捧在手里，嫌扎得慌；放走了吧，又有顾虑，怕他出去闹事”。
怎么办呢？蒋介石只好求助于四百年前的一位古人——王阳明。这位明代的哲学家、政治家，从他围剿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闹事”的“百死千难”中切身体验到，破坏封建秩序的，除了有形的“暴民”，更危险的是那些潜伏在人们心中的无形的反抗意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蒋介石认为这是至理名言，终身奉为圭臬。
为了防备张学良逃逸和被人“劫狱”，蒋“委座”的办法多多，无论押送到哪里，都是如临大敌，布置三道防线，重重设障，严加看守，真个是：插翅难飞。可是，“锁身容易锁心难”。蒋介石还缺乏唐僧制伏孙猴子的“紧箍咒”。要想锁定这只“东北虎”的勃勃雄心，让它服服帖帖，彻底“就范”，单靠外面层层设防是无济于事的；还必须按照独裁者的意志去管教他、改造他，也就是“驯心”。这要靠“读书”。只要钻进故纸堆中，起码也可以钝化锋芒，消磨意志，所谓“十年读书，十年养气”是也；最终达到“洗脑筋”的目的，用蒋介石的话说：“研性理之学，收调教之功。”于是，老蒋便选中了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指令张学良在监禁中潜心研读。
这是一部关于明代诸儒的学术思想史，其学问根底盖源于王阳明。全书六十二卷中，有二十六卷是有关“王学”及其流派的。里面有这样的论述：
自姚江（王阳明为浙江余姚人——引者注）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在阐述“致良知”和“格物”时，王阳明指出：
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
王阳明把“物”定义为“意之所在”，因而，格物就是格心，也就是“正念头”。
蒋介石不枉推崇这位异代同乡一回，现在，果真就派上了用场。他要让张学良通过研习王阳明的“心学”，使“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期待着张学良也能像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