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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苏格兰移民，出生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市，在大学学的专业是电脑，毕业后曾当过7年的电脑工程师。在童年时代，他就对遥远的东方感兴趣，因为他爸爸就是个中国迷。他们常常在家里玩三国游戏，爸爸扮演曹操，哥哥扮演孙权，他喜欢扮演刘备。他说他们全家人都迷恋东方文化，这是他来中国的原因之一。
2004年的8月，他来到了地处偏僻的四川省凉山州民族中学，当了一名英语老师。他负责高二的口语课，带了90多个学生、每周12节课。他的工资是每月2000多元，他省吃俭用，大部分资助了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给他们买书包，交学费，买书本。自己的伙食是方便面和面条，每顿饭只有3元钱左右。他自己穿的极为普通，一身牛仔服穿了三年没换，但是，每到六一国际儿童节，他都要自费给孩子们买衣服。
这样一来？熏他的收入显然入不敷出？熏无奈？熏他只好向他的父亲——一位知名实业家求助。前提是，他仅仅是和父亲借钱，将来要还的，包括借贷的利息。他爱孩子们，在学校，生活条件的艰苦和单调丝毫不影响他和孩子们的学习乐趣。除了英语，他还主动教授孩子们手工等课程，不计报酬。据高林介绍，在凉山民族中学，有来自德国的一位老太太，来自日本的一对夫妇，都是义务支教。这些外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熏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简直到了抠门的地步，但是，工资几乎全部都花在贫困孩子们身上，来自朋友们的捐款和资助也全部用在山村小学的开支上，而他们则心甘情愿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四川凉山的日子里，他偶尔结识了一位来自印度的姑娘，并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恋爱。这位来自印度的志愿者在云南省思茅的一所农村小学当老师。为了和心上人在一起，高林辞去了在四川的工作，现在已经到了云南，和他的未婚妻一起继续他的支教生活。
义务支教的语言学博士
一位意大利语言学博士千里迢迢来到烟台，第一个奔向的目标就是烟台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他要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始他的烟台助学之路。阿鲁道（ABJ），57岁，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意大利人，具有伦敦大学MBA和语言学博士学位。
作为一位精通七国语言的老外，阿鲁道有个愿望：他想让全世界所有想学英语但没有条件的贫困学生都能接触到外教。带着这个心愿，他千里迢迢来到了中国。
2001年，他以一名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来到哈尔滨，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国志愿者助学之路。在哈尔滨，他发现了很多爱好英语的孩子因为家庭条件，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外教，就立即租了一间小屋，专门教授那些没有能力找外教的孩子学习英语。
在哈尔滨期间，阿鲁道边工作边助学，对他来说，工作赚钱只是为了生活和帮助更多的孩子。有一次，他为了帮助贫困的孩子，自己的房租拖欠了几个月，最后只得拼命工作赚钱，但交上房租后，他又将所有剩余的钱用在志愿者助学工作上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位烟台学生朱燕妮向他提起了烟台，美丽的海滨令他对烟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一段时间，他不断从网上、电视上看到烟台这座中国极具魅力城市的消息。
他在烟台青年志愿者协会填写了志愿者注册表，正式成为一名烟台志愿者。阿鲁道热情洋溢地介绍着他的经历。他非常喜欢志愿者这个帮助别人的工作，经过这么多年的经历，他对这份职业有很深的感触。他说，当你有困难的时候，能帮助你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既富且贵的大老板，而是一些本身并不富裕的人们。他在黑龙江大学任教的时候，一个贫困学生因为父亲重病缠身，没有条件支付学校的学费，想要卖肾上学，他知道这个情况后，挤出生活费用，资助这个女孩子上学，现在这名幸运的孩子已经在美国留学了。
“我没有钱，有时还要靠我在意大利的儿子来资助，但对所有贫苦孩子来说，我任何时候都有钱。”阿鲁道对开设助学英语班提出一个要求：我要教的是贫困孩子，那些没有能力接触外教的孩子，而不是有钱人的孩子。
一位英国老太太的慈善义举
英国老太太英文名希拉里1998年到云南电视台担任英语顾问。一位国际朋友在云南文山县麻栗坡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1999年的一天，她去参观被深深地感动了。同时她也深深地体会到边远山区孩子们上学的困难，有的孩子要跋山涉水，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上学，实在太难了！有的孩子渴望读书，可家庭又负担不起，不得不辍学。于是，她萌发了办希望小学的念头。
她的经济并不宽裕？熏只好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成立“英语角”，为青少年补习英语来积攒资金。为此，她从早上9时起，为一批批的学生们上课，直至下午4时，中间也不休息。朋友们得知后，非常支持，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地为她凑集了6万元人民币。
这时，她手头有急需资助上学的33个孩子名单，这些孩子都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铜厂乡冬瓜林村的。这儿是苗、汉民族聚居地，她很想在这个乡里建立第一所希望小学。在乡政府的大力协调下，希望小学很快建起来了。
第二所学校是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兴建的，同时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资助下，建在临沧双江县的三家村，共花了9万元。无论规模还是设施都比第一所要强。其间还在该县公弄乡改建了一所小学，帮助该校修缮了宿舍，并添置了一些设备。第三所建在该县的邦老乡，比前两所又进了一步，教室更多、更大、更明亮了，还有学生、教师宿舍，以及盥洗间、厕所等等。共花了10万多元，其中的3万多元是当地自筹的。第四所建在该县以布朗族为主的邦协乡，规模更大。
希拉里发现当地人畜饮用水十分困难。她不顾高龄，同当地群众一道，攀高山、越险崖，四处勘察水源，终于从6公里以外引来了甘泉，又花6。5万元修建了蓄水池。当人们一掬起甘泉，都激动得热泪流淌。
筹建希望小学只是扶贫的一个方面，希拉里还资助了200多个孩子上学。在希拉里的支援下，双江县妇联办起了“郁林纺织培训班”，向妇女们传授劳动技能。
近5年，希拉里除募集大笔资金外，个人投入也逾百万元。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及远在英国的老母和大儿子，还有旅居意大利的小儿子和女儿也都支持她，同样为中国的扶贫事业捐钱捐物。
为了表彰希拉里，云南省人民政府特向她颁发了“外国专家彩云奖”。希拉里的感人事迹传到了她的祖国，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亲自签署命令，授予她“优秀国民”荣誉称号。
来自孟加拉的“高干子弟”
在武汉，提起加力布，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只有23岁的孟加拉国留学生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他荣获“武汉五四青年奖章”，成为湖北省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外国人。他现在是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的一名留学生，来中国已经4年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从外貌上看，很难想象这个年纪轻轻的外国小伙子在中国已经救了3个人的命。为此，加力布就读的武汉理工大学给他颁了一个″突出表现奖″，并奖励了1000元奖金。就在颁奖现场，加力布把全部奖金都捐给了武汉协和医院″病房学校″的白血病患儿。
在医院做义工时，加力布认了一位″中国弟弟″焦立夫，他是湖北省巴东县的一个初中生。住院期间，加力布总是鼓励“弟弟”，要树立信心战胜病魔，并向“弟弟”许诺说：“等你病好了，哥哥就带你到公园打球。”焦立夫的父母为了给他治病，已经负债累累，实在无力承担住院的费用，只好出院。加力布得知此事后，便利用休息时间到处奔走求援，希望好心人能助其一臂之力。“我的能力实在有限，可我想，只要每人捐10元钱，我‘弟弟’的命就有救了。”人们被这个心地善良的外国小伙子感动了，焦立夫治病的钱很快就凑够了。
加力布的父亲是孟加拉国农业部的一名高官，尽管是**，加力布的父亲给他更多的是平民化教育。“选择来中国留学，爸爸对我非常支持，他说中国发展很快，学会中文将来是个重要的技能。爸爸希望我能做一名孟中友好交流的使者。”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50
短信平台作者：读者们
●曾经读过一篇小文章，让我很感动。说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出外旅行，为了节省开支，吃住一切从简。晚上，妻子看着简陋的帐篷，感慨道：“好想我们的家啊！”丈夫笑着搂住她说：“傻瓜，有你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啊！”家，不是房屋，也不是豪宅，而是爱人所在之处。只要爱人在身边，天地随处都可为家。（《守一个人，守一个家》） —— 广东／李秋贞
●我们常用自己的眼睛去衡量别人的生活，却不知顽石有顽石的理想，激流有激流的道路，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土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即使是最艰难的生活，也会有小小的满足和幸福来装点。简单的心一旦复杂起来，欢乐和幸福就会越来越远。（《快乐是生命开出的一朵花》） —— 江西／延小舒
●联想到一些国人的豪华墓地。其实，纪念树也好，纪念椅也罢，方寸之地，留下一片绿荫、一处小憩之所，让人感动之余，总会引起对死者的怀念之情。墓修得再奢侈，也只是座坟茔，未必能让人产生敬重，或许只有鄙夷。（《另一种纪念的方式》） —— 河北／籍兵山
●当“为社会谋幸福”的人生价值观碰到生活的柴米油盐时总有些理屈词穷，全力争辩还不能求得片刻安宁。已过天命之年的人最后却要用爱情的回光返照来化解家庭危机，这多少有些嘲讽的意味。尽管作者用了无关痛痒甚至调侃的语言，但透过文字，我们读出真情的同时还是难免有些心酸和悲哀。（《我最爱的那个傻子》） —— 湖北／付 鹏
●一个花季女孩，正是多梦痴情的年龄，本应拥有一颗柔软又多愁善感的心。可是，她的理智、冷静与现实不禁让我震惊，不去感知生活的悲苦，又怎能体味生命的欣喜？坚强不等于麻木，我们依然需要感动。（《谁是最可怕的人》） —— 河北／王莉红
●让我们从软弱中走出来的是什么？是不愿心灵受到伤害，是无法忍受不公的对待，是不能再次遭受践踏。一切缘于不能受到屈辱，一人人要活得有尊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把曾经的屈辱化做动力，相信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屈辱是一种力量》） —— 河北／雪 子
●医改十年，政策出台无数。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百姓看病依然难。如果医院收支两条线，医院只负责看病，药品的采购、药价的制定以及病人费用的收取均由政府部门负责，这样会不会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呢？（《药价新政与“十年之歾”》） —— 四川／艾 东
●我曾经乘车西行，一探千里冰封的雪原。然而真正触动我心的，是雪原上一片片挺拔的白桦林。在酷寒中，它们骄傲地站立，伸向苍穹的秃枝仿佛在诉说、在舞蹈。寂寥天地中，我躁动的心慢慢平静，白桦以其独有的沉静向我默默传递这样一种信息：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本来姿态——喧嚣，终会归于沉寂。（《美丽的白桦林》） —— 福建／詹静娴
●记得小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游戏机，却拥有一群小伙伴。我们在夕阳下跳皮筋，在月光里捉迷藏。和我相比，儿子的童年显得多了几分沉重和忧郁，个中原因大概是：现在的人都在拿无形的快乐兑换着实用的金银，简单的快乐就这样被无止境地消耗着。（《廉价的愉悦》） —— 上海／曹 敏
●朴素，单纯而善良的李玉树，为贫困的家和优秀的孩子，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卑微的社会地位掩盖不了她对生活的渴望和憧憬，更磨不掉她倔强的自尊。在生活的重压下，她像一朵暴风雨中的百合，给喧嚣的都市带来缕缕清香，让我们感受人性的温暖。（《城市贫民李玉树》） —— 山东／高莉莉
●通过旅游者来传递爱心、传达信息给大山里的孩子实在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想对旅游者来说，饱览了美景的同时又做了件好事，也得到了与纯真孩子相处的乐趣，这样的旅游是再有意义不过的了。让我们大家都争做“微尘”吧。（《安猪：人人多背一公斤》） —— 浙江／杨 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2期P64
第三个副官●＇苏＇康。西蒙诺夫 ○李辉凡 译
政委坚决相信，在战场上勇敢的人比懦夫死得少。他喜欢重复这一点，而且，如果有人同他争辩的话，他就要生气。
来到师里的第一个星期，他的两个副官便都被打死了。
第一个是由于胆怯，从战壕里走出来，要往后爬，他被机枪扫倒了。
晚上，政委从司令部回来时，冷漠地在副官的尸体旁边走过，甚至连头也没有朝死者方向转一下。
第二个副官在冲锋时受了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胸部。他在被摧毁了的战壕里仰面躺着，张开大口吸气，要求喝水。可是没有水。在前面，胸墙后面躺着德国人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旁边横放着一个军用水壶。
政委取出望远镜，望了很长时间，好像竭力要辨别清楚：这个军用水壶到底是空的还是有水的。
然后，他挪动他那已经不年轻的笨重的身躯，艰难地越过胸墙，像平常一样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朝地里走去。
当他接近军用水壶时，他们开始射击了。他拾起水壶，摇晃一下，夹在腋下，转身就走。
敌人在他背后开枪，军用水壶中了两弹，他用手指堵住弹孔，继续往前走，用伸直的手拿着水壶。
为了不让水漏掉，他小心翼翼地跳进战壕里，把军用水壶交给了一个战士。
过了十五分钟，政委突然对营长大声吆喝。
“喂，把他送卫生营去没有？”
“不行，政委同志，必须等到天黑才行。”
“到天黑他就死了。”说完，政委转过脸去，认为谈话结束了。
五分钟后，两个红军战士冒着枪弹，弯着腰，抬着副官的不会动弹的身体，沿着土墩密布的田野往回走。
政委冷静地望着他们行动。他同样地估量自己的和别人的危险性。人们在死亡——这就是战争。但是，勇敢的人死得少一些。
夜里，在回司令部的路上，政委顺路来到卫生营。
“喂，怎么样，有好转吗？脱离危险了吗？”他问外科医生。
在他看来，战争中的一切事情，如获取情报、冲锋、医治伤员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得同样迅速。
“您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吗？”他抓住外科医生的武装带并把医生拉过来小声说道：“人们冒着炮火抬了他两俄里，就是为了要他活着，而您却说他死了。把他抬来是为了什么呢？”
关于自己如何冒着炮火去取水的事却没有说。外科医生耸耸肩膀。
“等一等，”当政委发现了医生的这个动作时，又补充说，“要知道，他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他应当活着，是的，是的，应当活着。”他生气地重复道，“你们的工作太差劲了。”
第三个副官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小伙子，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双浅蓝色眼睛。他刚从中学毕业，头一回上前线。
见面的第一天，他就不得不和政委一起到营里去，他们走在微微上了冻的秋天的田野上，这里时而有迫击炮弹爆炸，但他一步不离地跟着政委。时刻呆在政委的身旁，这是副官的职责。此外，他觉得这个魁梧笨重、步态从容不迫的人是不会受到伤害的：若是跟他走在一起，那是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迫击炮打得很凶，而且很显然，他们已成了德国人炮击的目标，这时政委和副官便间或卧倒下来。不过，当他们刚刚卧倒，当附近爆炸的烟雾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政委便已经起来继续朝前走了。
副官对这个人充满了信赖，这种信赖产生于战争的一刹那间，并且一经产生就永不消失。最后的一百步他同政委并排走着，靠得很紧，胳膊碰着胳膊。他们就是这样初次相识的。
一天晚上，副官报告说，他刚从半岛回来，半岛上一切正常，只是营长波里亚科夫大尉负了伤。
“现在谁代替他？”指挥员间。
“五连的瓦西里耶夫中尉。”
“那么五连又由谁指挥呢？”
“一个中士。”
“您现在再返回去吧，”政委说道。“我不放心，您明白吗？您应当成为我在半岛上的眼睛。去吧。”
第2天早晨，政委亲自到半岛上去了。后来他不喜欢回忆这一天。昨夜登上半岛的德国人在残酷的战斗中，打死了先锋连第五连的全体人员，全连无一幸免。
在德国人的尸体中间也躺着被打死的五连红军战士。他们之中有些就躺在战壕里，是被敌人用刺刀刺死的，死者的手中还握着被折断了的步枪。另一些没有坚持住的人便散乱地倒在已结冰的草原的一片开阔地上：他们逃了出来，就在这里中了弹。政委慢慢地巡视着无声的战场，察看着死者的姿势和他们的冻僵了的脸。他在猜度着战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如何行动的。甚至死亡也不能使他容忍胆怯行为。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把勇敢者和懦夫分开埋葬，让他们像生前那样，彼此有所区别。
他紧张地察看着死者的睑，寻找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是不可能逃跑也不可能当俘虏的，他应当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在牺牲者的中间。
终于，在远离战壕的后面，在战士们搏斗和牺牲的地方，政委找到了他。副官脸朝天躺着，一条胳膊折到背后，另一条胳膊向前伸出，手中死死地握着那支纳干式手枪，胸前军便服上凝结着血污。
政委久久地站在他的面前，然后，叫来一名指挥员，吩咐他把军便服撩起一点，看看是什么伤，是子弹伤还是刺刀伤。
他本想亲自撩起来看一看，但是他在冲锋时被几块榴弹片炸伤的右胳膊顺着身体垂着。
“还有呼吸，”他说道。
“呼吸？”
政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