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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奶奶程秋英的怀里，10个月大的小女儿王晓卓，从地上抓起一颗蚕豆大小的石粒塞进嘴里。程秋英慌忙用她枯瘦的右手食指把石头抠了出来。小女儿不满地哭了起来，转瞬间义望着院子里的陌生人笑了、咧开的嘴里，刚刚长出两颗小牙。她用两只脚交替着在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上踩来踩去。她不知道，脚下这块石头和嘴里刚刚含过的那颗石粒。正是5个多月前，爸爸从外面拉回来，准备修院子里的地面用的。但这工程没有完：爸爸便离开了。而她的妈妈，德兴市委宣传部要求她最近待在家里，以便随时接受媒体采访。
“过了这段时间，我想去打工，挣钱养活婆婆和女儿。”沉默了好久的陈美丽，突然抬起头，语气坚定地说。
“想去哪儿打工呢”
她想了一想，有些茫然，凄然说道： “不知道。”
（一泓秋水摘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2日）
海滩上的夫妇
◎＇美＇克里斯丁？帕拉特 ○陈 明编译
泰国南部的这一处海滩曾经非常美丽——细细的白沙像地毯般厚实，远处，渔船点缀着平静的海面。这是仿佛只有在梦境里才有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和同事卡梅朗沿海滩走着，不时跳过散落在海滩上的什物。2004年12月，那场夺去了几十万条生命的海啸给这里留下了满目疮痍。现在的海滩看起来更像个工业垃圾场，砖头瓦块、残缺的汽车与棕榈树乱七八糟地堆积在一起，还有不少私人物件，散落各处，像一座座悲哀的墓碑。
我在一个慈善机构从事营救工作。海啸发生后，我被派到泰国南部。我以前曾到过泰国，对这里的山水和人民一往情深，我称它为“一个微笑的国度”。我非常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时，立即感到这是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在我心中引起强烈震撼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破坏，而且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失去一切的惨状。
我在营救工作方面并未受过特殊训练。几年前我曾去蒙古救过灾，不过只是去做调研工作。我对危机中的人们了解多少？我知道的只是，成千上万活着的人失去了家园，多的人失去了生命。
我叫住卡梅朗：“我想到卡拉克海滩去。”那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于是我们开车去了那里。一下车，目光所及皆是废墟。巨大的棕榈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像刚从刨木机里出来；砖头房屋变成了红色的灰土；柏油路裂开了口子。我们俩吃惊地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海滩一片死寂，海啸中的遇难者——至少尸体被找到的人——已经被运走。但是他们的遗物还留在沙滩上：这里一只鞋，那里一片布条，还有丢下的锅和盆子，到处都是人们遗落下的东西。是的，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捡起一只撕烂了的鞋，思绪万千。穿这鞋的人可能正在回城的路上，海浪击倒了他，他的家人没和他在一起，再也不能向他道别了。
卡梅朗和我朝水边走去，突然，他的脚踢到了什么东西。他站住，弯腰捡了起来：“这是什么”他说，“一部摔破了的数码相机。”他递给我，我拿在手里端详起来。这算不上是昂贵的相机，就像一般出门旅游的人随身带的那种，沿途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然后拿回家存在电脑里。现在它已没法用了，我正要丢了它，“等等，”卡梅朗说，“说不定里面还会有照片。”他撬开相机，取出里面的存储卡，交给我。
那天晚饭后，卡梅朗说：“咱们来看看那卡里有什么照片。”我们在宾馆的电脑上将存储卡打开了。随着电脑的“嗡嗡”声，一张照片出来了，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可能是欧洲来的旅游者。在落日的余晖里，他们正在一家宾馆的海滩酒吧吃晚饭，我猜可能是眼务员帮他们照的。另一张照片，还是这对夫妇，在海滩上，灿烂地笑着。电脑设定了幻灯片式播放，我们惊讶地看着一幅幅愉快的场景。然后，照片出现了不祥的画面。
现在照相的人把注意力转向海上。海滩上，人们正在蓝天下散步，海水退下了不少，海浪出奇的低。实际上，孩子们玩耍的沙滩原本应该是淹没在水里的。地平线上，一排大浪开始形成，延伸到了整个地平线。“没人意识到正在到来的危险。”我说。
下一张照片出来了，再下一张，再下一张，随着每一张照片的出现，海浪越来越近，停在海上的船被海浪压了下去。最后一张照片里，像山一样高的海浪，马上就要扑上岸来。
卡梅朗和我坐在那里，被照片中的情景震慑得说不出话来。“就像坟墓里的回声，”最后，卡梅朗开口说，“这是这对夫妇一生的最后时刻。”“我们得把他们的家人找到，”我说，“我们应该把这些照片交给他们，这样，亲人们可以感觉离他们近一螳，向他们道别。”
我的前妻莫娜是在教堂大会上：讲演时突然去世的。我没能最后一次拥抱她，没能见到她最后的微笑，只有她最后的声音留了下来——牧师把她讲话的录音带交给我。现在，我只能听听她的声音，这才能带给我些许慰藉。将心比心，我要尽力找到这对夫妇的亲人。让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了却他们的心愿，使他们不再悲伤。
从相貌上看，这对夫妇好像来自北欧。几天后，我和卡梅朗到了曼谷，立刻带着照片去了瑞典和德国使馆，没有结果。我们搜索了贴满遇难者照片的广告栏，还到医院去寻找，仍然未果，只好悻悻而归。
在泰国期间，这对夫妇的身影总是在我的心头徘徊，回到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家，一进家门，我就迫不及待地将这对夫妇的事告诉了太太妮可，把存储卡交给她：“我没办法了，不知道还该做些什么才好。”我疲倦极了，倒头便睡去。
还没睡10分钟，妮可进来把我推醒：“克里斯丁，我找到他们了！”她把我拉到电脑前：“我上了谷歌，键入‘海啸，失踪人员’，看屏幕，是这对夫妇：约翰和杰基？尼尔，住加拿大北温哥华——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4小时车程。他们的家人正在寻找他俩，在一个网页上贴出了他们的照片和相关信息。”
我根据联系方式，给他们3个儿子中的大卫打了电话：“我有一些东西要交给你们。”我告诉他。我和一位朋友立即动身，一路上，我回想着莫娜。在帮助另一个家庭向他们的亲人诀别时，我似乎正以一种奇特和惊喜的方式，也在向我亲爱的莫娜诀别，最终，我感觉到欣慰。也许，到此为止，我才终于可以释怀了。
大卫在等着我们。我把存储卡交给他。他的两个兄弟也围了上来，盯着电脑。他们一张接一张地看着父母的照片，边看边哭。“我说不出这意味着什么，”大卫说，“就好像妈妈和爸爸回来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在一个他们喜爱的地方。他们已经得到了安宁，我们可以向他们说再见了。”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
（陈明编译自《路标》2007年1月）
CPI迷局
●王凯倪建军
什么是CPI
CPI（ConsumerPrice Index），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一组代表性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变化趋势和变动幅度的统计指标，以零售量或居民消费量为权数，反映消费者所付商品的价格水平。
作为一种价格指数，CPI有着非常重要的用途。一方面，CPI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数据，为一国政府分析和制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以及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科学依据。由于CPI所反映的价格水平和走势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因此，CPI自然也成为衡量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效率如何的重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国际上通常以CPI为主要指标来反映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程度。在西方经济学中，通货膨胀是指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普遍的、连续的、超过一定幅度的上涨。按国际惯例，当CPI增幅连续超过‘3％时，即意味着发生了通货膨胀；当CPI低于1％时，则有通货紧缩的风险。当通货膨胀发生时，一国货币就会贬值，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背离，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生活会受到影响。根据CPI的变动，可计算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背离的幅度，以便在劳资双方签订合同时，提高名义工资以降低甚至抵消人们因实际工资的下降而遭受的损失。此外，因通货膨胀而调整租借合同、退休或残障人士的补贴金，甚至是离婚后对儿童的赡养费时，都有必要用到CPI。
中国自1984年开始编制CPI，中国CPI也包括8大类商品和服务，分别是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共263个基本分类，约7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2006年，经例行调整后，8大类产品中食品、服务类、居住的比重分列前3名，其中食品的权数为33．6％，与前两年持平，而居住和服务类的权重有所上升。
（摘自《当代世界》2007年第9期）
目前CPI中的各项权重
●肖强
与房价逐年上升，普通消费者住房支出压力持续加重的感受不同，目前公布的CPI数据并不包含房价。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解释是，房价不计人CPI是国际惯例。他们认为买房属于投资，不是消费。
但鉴于“房租是居民居住需求与供给的直接反映，以房租来反映居民居住消费价格变动较为准确”。因此，国家统计局编制CPI时，是用居民住房的房租、水、电、燃料、住房维护修理费用、建房及装修材料等价格变动情况，间接反映居民居住消费价格变动情况。住房消费有3种核算方式，其中“获得”法就是将房价直接计入CPI。目前，有不少国家将房价直接计入CPI核算。
即使是被计入CPI的房租，有学者认为目前的算法也存在问题。国家统计局在实际操作中用按揭贷款利率代替租金。显而易见，在人民币低利率的前提下，采用按揭利率而非市场租金计算，肯定导致CPI低估。
现在的情况是，在中国CPI8大类商品和服务中，食品权重是33。6％、烟酒及用品是14。4％、衣着是9％、家庭设备用品及其维修服务是6。2％、交通和通讯是9。3％、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是4。5％、居住是13。6％。
而美国CPI8大类商品和服务所占比则是：住宅42。1％、食品和饮料15。4％、交通运输16。9％、医疗6。1％、服装4。0％、娱乐5。8％、教育和交流5。9％、其他商品和服务3。8％。
两相比较，很明显，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在CPI中权重过高，这也是致使2007年肉价上涨后CPI立即高企的根本原因。而住宅、医疗、教育消费在CPI中占比太低，而这恰好是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剧增的“三大件”。“三大件”的涨幅远远超过整体水平。
事实上，“三大件”不仅权重低，而且基数低得离谱。仍以住房为例，2003年到2006年城市居民居住类年消费总额依次为699元、733元、808元、904元。“这点钱，在北京还不够大多数商品房业主交半年的物业费，不够在郊区租一间房。”
（摘自《了望东方周刊》第37期）
对CPI指数的疑惑
●汪伟
2007年以来，肉价带动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带动CPI上涨，而中央政府正严令各部门注意防止涨价效应扩散，导致“全面涨价”。
所有的讨论都频频引用中国的CPI数据。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上月CPI数据的时候，总会受到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关注。
熟悉宏观经济语汇的人知道，“经济过热”在中国的政策语境里，往往意味着在中央政府的思路里，已经在考虑采取自上而下的措施，来对经济的规模和速度进行政策性调控。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否认中国经济过热，也否认物价将会全面上涨．用他的话说，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主要由食品推动，而且是由供应短缺而非需求加大造成的。
这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的意见。课题组的一份报告说，按照所谓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核心CPI，也即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以后的消费价格指数衡量，2007年1月至6月我国核心CPI仅增长了0。9％，远远够不上什么通货膨胀。
之所以要在CPI里扣除掉食品和能源，是因为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容易出现异常波动（如粮食生产受到气候影响或原油价格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因此可能歪曲一时一地的价格的真实面貌。
与CPI一样，核心CPI的确是衡量物价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但在衡量中国眼下的物价状况时，撇开高涨的CPI不谈，只谈涨势平稳的核心CPI是否恰当呢
至少有人认为不恰当。在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看来，食品、交通、房租和教育价格的上涨正使城市里最贫困的群体受到沉重的打击。根据核心CPI还很平稳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就会无视继续高涨的食品价格，使这一部分人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汪丁丁说，中国最富有的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正在将自己的储蓄及时转移到房产和股市上去，显然。这一轮物价上涨将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现行CPI体系无从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因为住房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被低估了。
购置一套住房要耗尽大多数城市家庭的积蓄，使他们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改变了其中很多家庭的生活方式。他们缩减了其他方面的开支，全力供房。对等待购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上涨等同于他们存在银行里的货币在急速贬值。但这些都不能在CPI中反映出来。
从2003年以来，房价已经经历了多轮高涨，这肯定是10年以来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而另一个人们肯定难以忘怀的事实是，2005年以来股市的复苏。几乎是从900点触底反弹的那一刻起，股价的涨幅就让许多老股民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资产价格上涨已经成了经济学界异口同声的说法。
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商品目前供求平衡甚至供大于求，国家统计局据此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些商品中显然不包括房产和股票。但人们担心的是，中国式通货膨胀不是由消费品短缺推动的，它是由资产短缺推动的。
截至2007年7月央行今年已经连续加息4次。最近两次加息的间隔之短，也像7月份的CPI数据一样，刷新了10年来的纪录。但是，银行利率仍然低于CPI。货币在贬值，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把钱从银行中取出来，投资到房产和股市中去保值增值。
同时，人民币对美元仍在升值。许多外资还在谋求进入中国，通过购置人民币资产套利，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制度，这些外币都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使用。由于外币和人民币的这一进一出，造成了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币过多。过多的人民币除了要推高房价，还要推高其他商品的价格，比如说，股票价格。
这一现实已经颠覆了中国生活的经验，却再次证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供求关系。房产和股票比猪肉更加紧俏，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中国式通货膨胀压力下的现实。
（摘自《半月选读》2007年第18期）
可敬的小贩
◎于坚
在中国城市中，上海率先对流动摊贩解除了一点禁令，准许他们在某些街道存在了。
“流动摊贩”，现在说得这么难听，含有贬义，就像“城中村”一样声名狼藉。其实到了20世纪，传统的中国世界才成为城市化的眼中钉。那些所谓的“流动摊贩”也一样，他们就是过去的“货郎”，就是诗人陆游著名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中歌咏过的卖花姑娘，就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那些人物。
后起的现代化世界包围了大地上那些古老的事物，令那些先前的事物，丧失了存在的道理。忽然间它们统统被宣布为非法的、丑陋的、落后的“脏乱差”了。一方面，古代文学赞美这种生活的文字继续作为经典在学校里向一年级的新生讲授；另一方面，这些文字所描绘的世界正在成为城市化改造消灭的对象。语言与世界分裂，我们学到的文字说的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过去说的所谓书本与现实脱节，名不副实，意思是书呆子脱离了现实生活，而现在的尴尬是，书本上的诗意世界，为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在逐渐消失。按照西方的设计，这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西方本没有唐诗、宋词、山水画、书法、苏州园林，它如此设计它的世界情有可原。而中国的“拿来”，无法直接照抄，它得先把已有的搞掉，把五千年搞掉，把“货郎”搞掉，把“深巷明朝卖杏花”搞掉，一张白纸，才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搞掉了实的，名却搞不掉，如果名也搞掉了，汉语世界就无名，也许只有用拼音取代了。这么多年过去．终于又发现，传统的“实”也是不能彻底搞掉的。“货郎”还是需要的。这不是意识形态，没有这些“流动摊贩”，日子过不顺啊。我最近去日本，日本的现代化比较彻底，到处于千净净，整整齐齐，完全对现代化循规蹈矩了，许多城市看不到一丁点泥土，已经整治得像一个巨大的医院，非常卫生。他们的生活就是：工作然后购物，购物然后工作，已经非常到位了，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生活的趣味。许多人在地铁站台边站着，忽然一阵绝望，就纵身一跃。这样的人多了，地铁站不得不在铁轨边修起栏杆，以防自杀。
上海的转变具有深刻的意义。我总担心这些小贩有朝一日彻底销声匿迹，没有他们的叫卖之声的城市固然合乎卫生秩序、开会观摩、迎接检查团的需要，但也诗意全无，一点也不好玩了。“千干净净整整齐齐地迎接什么”，一年中只需要几天，而大部分时间，我们是要过日子。过日子千差万别，脏乱差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有“邋遢鬼”这个词，汉语为之丰富。用一种生活标准来规范所有生活，世界只会枯燥乏味。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它是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越剪越没有人气。看看，现在是不是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