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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都是平平安安的，她就放下心来。夏天来了，女人所住的小区里治安不太好，女人又开始惴惴不安。她的丈夫提出，每天接她下班。女人没有答应，因为丈夫白天工作很辛苦。
一个下雨的晚上，灾难降临到女人的身上。一个歹徒，在那段荒凉的路上把女人挟持了，不仅抢走了她身上的财物，而且还强暴了她。悲愤欲绝的女人，选择了报警。
但这起案件迟迟未破。女人的丈夫一直同情妻子，而且深深自责自己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
日子仍然波澜不惊地过下去。但一个细节，在家庭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女人在遭到歹徒强暴时，央求歹徒戴上安全套，说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那个安全套竟然是女人包里装着的。
丈夫对妻子的做法，根本无法理解。但是女人说，在包里放一个安全套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当生命遇到威胁时，不一定非要以命相搏。丈夫对妻子的解释感到屈辱，他认为妻子是肮脏的，他们开始了漫长的冷战。一年后，他们离异了，成了陌路。
这是发生在滨海城市里的一个真实故事，女人的做法，许多人都说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这种说法，让人感觉手脚冰凉。在一些道德家的眼里，女人的尊严是可以不必考虑生命的，女人在遇到性侵犯时，只有当一位烈女，才会有尊严。但是，她们的生命权利呢？
我也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故事，澳大利亚的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时，会要求女孩在她们的书包里，放上一个安全套，在遇到性侵犯时，请让那个“恶魔”使用它。而放置安全套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家长完成的。许多母亲在给女儿的书包中放置一个安全套的同时，还会在自己的包里也放上一个，很少会有一个男人会因此感到屈辱。一位在澳大利亚任教的大学教授说，我爱她们，她们是我的亲人，我永远离不开她们。但她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安全中，当她们遇到危险时，我想她们第一件所要做的事，就是让自己安全地活下来。虽然，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事，其实很少很少发生。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25
一把小刀的力量黄兴旺
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濒临北海。受洋流的影响，每到夏季，就有大批鲱鱼洄游到荷兰北部的沿海区域。
14世纪时，荷兰人口不到100万，却有近20万人从事捕鱼业。在当时，荷兰人每年可以从北海中捕获超过1000万公斤的鲱鱼，小小的鲱鱼为五分之一的荷兰人提供了生计，并成为荷兰人的经济支柱。
荷兰人不敢想像，没有了鲱鱼，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造物主并没有给荷兰人独享鲱鱼的权利，生活在北海边的其他民族，也组织了捕捞鲱鱼的船队，以获得这种自然资源。和其他鱼类一样，鲱鱼保鲜的时间只有几天，而当时还没有制冷设施。随着大量的鲱鱼涌入欧洲市场，荷兰人的鲱鱼开始滞销、腐烂。这让一些荷兰人的生活陷入贫穷的危机。为了减少其他国家的捕捞量，荷兰人曾和他们的邻居苏格兰人爆发过三次战争，以争夺鲱鱼渔场。但战争也没能改变荷兰人的命运。
威廉姆？伯克尔斯宗，是荷兰北部一个小渔村中的渔民，和很多荷兰人一样，威廉姆一直靠捕捞并出卖鲱鱼来养活妻子儿女。没有人买他的鲱鱼，就意味着威廉姆一家无法生存下去。那些日子，威廉姆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鲱鱼：“市场上的鲱鱼太多，就不会好卖；鲱鱼不能快速卖掉，就会变质腐烂；鲱鱼烂掉，就会没有饭吃……”威廉姆在思考中，竟然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鲱鱼的腐烂。如果有一种方法能不让鲱鱼烂掉，所有的难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这个念头让威廉姆兴奋不已，他开始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最终，威廉姆发明了一种特制的小刀，用这种小刀，一刀就可以除去一条鲱鱼的鱼肠，然后再把盐放到鱼腹里，就解决了鲱鱼腐烂的问题。经过这样处理过的鲱鱼，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时间不变质。在没有冰箱的时代，这种独特的方法让荷兰的鲱鱼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战胜对手，畅销到整个欧洲。
就这样，荷兰渔民凭借一把小刀，将一种人人都可以染指的自然资源，转化为荷兰独占的资本。紧接着，借助畅销的鲱鱼，荷兰人开始了商旅生涯和海上贸易。到17世纪的时候，这个仅有150万人口的国家不但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还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人们称荷兰为“海上第一强国”。
如今，在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市中心，仍矗立着威廉姆的塑像，细心的人会看到，威廉姆的手里拿着鲱鱼和一把小刀。这个塑像似乎在提醒人们：荷兰的发展和崛起，是从威廉姆的那把小刀开始的。
如同14世纪的荷兰人，每当危机降临到头上，人们的表现总是方寸大乱，然后千方百计去寻觅一种能破解危机的利刃，却没想到，那利刃就藏在每个人自己的心里，它的名字叫智慧。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1
言论
我是个忠诚、诚实、公正、拥有智慧和决断力的人，我关爱他人、珍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事实上，我还拥有博大的胸怀，包容所有分歧。——萨达姆“绝笔信”中评价自己
2006年8月，在NBA休斯敦火箭队效力的姚明与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一起出席了由美国野生动物救援协会组织的“护鲨行动从我做起”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姚明发布了这样一个宣言：“今后，我本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拒绝食用鱼翅。为了我们的未来，请和我一起来保护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海洋世界》一文中一瞥
装修房子，中国人只做“观 众”。他们不喜欢自己动手，更 喜欢用钱购买一切服务。；——德国《每日新闻报》刊登文章说，在中国，新房大都没有装修过。百安居每年有3000万人来买建材产品。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中国人考虑过从那里买走一把锤子或钻机
把GDP留给中国，把利润都带走！——一些跨国公司流传这样一句名言。据统计，外资在中国的利润额不断上升的同时，对中国的税收贡献比例却在下降
如果有一天出去吃饭，看不见一次性筷子，我觉得世界肯定会更美。——一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里这样写道
跟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的，出来一个模样。——说到创新人才培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用一个比喻指出了目前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共同问题：课程排得太满，学生没有自己的时间，不能培养自己的爱好，人才难出
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在北京郊区买了套房子，收楼那天，我流着泪，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准备告诉家里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河北移动欢迎你！”——网上流行的一段博客内容。这绝非虚构或恶搞，北京房价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远郊置业，已在河北地界
好的恶搞拼的是创意，坏的恶搞拼的是恶毒。——恶搞也是一种创作，但要有底线和标准
你中规中矩，人家说你没创意；你言谈不多，人家说你没主意；你满腔热情，人家说你友情假意；你想调节气氛，人们会误会你有恶意。一一李咏的苦恼
办起事情穿拖鞋，遇到问题穿球鞋；因公出差旅游鞋，汇报工作牛皮鞋；同志相处高跟鞋，见了美女穿暖鞋；啥样鞋子他都有，就是没有平底鞋……——蔡葵谈官员的鞋
自来水100元一吨，保证可持续洗澡。——社会学家郑也夫说，他算了一笔账：瓶装矿泉水每瓶500毫升…600毫升，大约1。5元一瓶，即一吨瓶装矿泉水3000元。 罐装饮用水一罐19升 ，大约10元一罐，即一吨罐裴饮用水550 元。矿泉水、罐装水没人觉得贵，自来水提价到每吨100 元怎么就不行
在中国做生意既复杂也简单，复杂到拜佛不知道庙门，简单到ABC——烈酒（Alcohol）、美女（Beauty）和回扣（…mission）——某CEO说
一个中国人买两三块劳力士手表，是很平常的事。——瑞士旅游局公布的每日消费统计显示，中国浒客平均每天在瑞士的消费是德国人的3倍
压力是人人渴望已久的疾病。——《新周刊》一篇文幸说，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成功”观念左右着每个人。最终，叫累的还是把压力牢牢抱住不放手的人，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就管这叫自我实现
宁愿做方向正确的乌龟，不做方向错误的兔子。——美特斯一邦威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周成建
我一直让自己的收入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相反，许多人喜欢调整自己的需要来适应自己的收入。——一位百万富翁谈自己的成功秘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7
幸福苏北
我的老婆为一朵水仙开花而高兴。用一盆水泡脚而满足。早晨起来，拉开窗帘，为外面一堆阳光而惊呼。她弄花盆里的花，发现一个小虫，便喊她女儿来看。她没有昂贵的化妆品，只是一些简单的女人护肤品。她不要汽车，说汽车不环保。她说，我要走路，走路舒服。
她每天上班下班，就是喊帐太多。她是会计，单位里做不完的帐，她一边抱怨，一边快乐的去做。之后就想象着：干几年不干了，到海边住着，出国旅行。
她每天看一点书，之后就陪女儿跳绳，踢键子，玩呼啦圈，跳着笑着，双人跳，单人跳。她没有社会活动。很少出去吃饭。我曾看过一本书：说有的人总是忙啊。其实这忙，多为应酬。少与社会杂染，则清冽单纯。有一回我从饭店带回龙虾煲粥，她吃了。那个星期六，我们去金旺角茶餐厅简餐。她坐下说，你那一天带回的粥，很好吃，就要那个。我女儿说，那是龙虾煲粥。龙虾几百块钱一斤，你吃得起么？她说，噢。女儿说，你这死脑子！
老婆原来不会烧饭。她自己学着做，居然菜做得不错了。她从来不嫌烦。她现在做的干烧鱼头、干煸肉和烩鱼羹，都堪称一绝。她对小事很有兴趣，她总是说，什么东西都要去学。只要去学，肯定能做得最好。她考会计师，整天上班做帐，下班烧饭，没有时间看书，她都是每晚在床上看一点。那天考完，回来直跺脚，考砸了考砸了。明年重考。分数出来那天，我让她打热线查询。她不肯，说肯定不行。结果试着去打，居然通过了，有一门只多1分。她兴奋得脸涨红，说，我真行耶！她平时很少打的，第二天上班，出门就拦了一辆的士，打到单位8块，她给了10块，对司机说，不用找了。她中午说给我听，说，司机还说谢谢我，还是一脸的兴奋。
她没事喜欢睡觉，双休日能睡到中午。我有时走过去看看，见她脸睡得通红。睡足了，起来拉开窗帘，家里捅进一堆的阳光。她开始烧饭，唱着歌，一会，厨房里飘出香味。
我没事街上乱走。见到一只京巴，蹲下来唤它过来，或者走上去，摸摸它的头。我走进书店，在一堆书前看来看去。心里痒痒，就花钱买了。
我喜欢沥青的路面，喜欢雪白的斑马线。我到香港，能从湾仔走到上环。喜欢那街道的整洁卫生。我对居住的城市不满意，可城市中的每一点变化都令我高兴。一幢楼刚建，工人还在工地门口划施工概况，我凑过去，看看是多少层楼，何时峻工。报上说，哪条道路开始改造了，从砌禁行路标到通车，我有时间，都会去看看，问问工程进度，同工人聊聊天。神筋起来，还同工人握手，说，同志辛苦了。工人则说，首长辛苦了。
我对女儿，有点小小的妄想。希望她自己考取大学。我们不看电视，家里却挂了一块黑板，记些东西，如警句名言，考试时间，像单位。
我平静的对待每一天，手掌温暖。
何为幸福。幸福指数几何。乞丐得到一分钱是幸福，皇帝吃到一只烤红薯是幸福。娃娃对一朵花微笑是幸福，老人日头下枯坐是幸福。拥坐金山不一定幸福，失而复得才是幸福。妻妾成群不一定幸福，两情相悦才是幸福。读书是幸福，行走是幸福。贪敛不是幸福，抱怨不是幸福。幸福是鞋与脚，鞋的幸福是因为有一双温暖的脚，脚的幸福也只有鞋知道。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幸福。我们见到的别人的所谓幸福，也只是我们的感觉罢了。幸福是脚气，痒在肉里，无可无不可，抓挠不得。
是呵，本来活着就是幸福。快乐地活着，更是幸福。自足常乐，是天大的幸福。幸福在你身边，幸福也在你手中。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3
相信潜力＇美＇冯奈塔？弗劳尔
我站在鲜红的双人雪橇旁，心怦怦直跳。在我们脚下，是一英里长、四层楼高的冰道。我边整理头盔边想，只有上帝才能解释我怎么站在这里——2002年冬奥会的赛场上。仅仅两年前，我还在以跳远选手的身份争取奥运田径赛的入场券，然而历经一连串奇迹之后，我却来这里参加一项两年前我闻所未闻的运动。
我的一生仿佛都在奔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街上和男孩子们赛跑，他们多数不是我的对手。上三年级时，托马斯教练将我选入市田径队。我去队里报到时，他让我与队里最好的女选手赛跑，结果我轻松胜出。教练把我带到一边：“冯奈塔，你会成为伟大的田径运动员，也许是下一个杰西？乔伊娜。”那时我并不知道，杰西是美国最伟大的田径女明星，但我知道托马斯教练培养出很多运动员。“但是仅仅跑得快还不够，你必须全心投入，要相信自己，相信你的潜力。”他说。潜力，我喜欢这个词。
从那以后，我在跑道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发誓有朝一日要去奥运会，我知道自己具备这样的潜力。后来托马斯教练建议我改练跳远，我立刻爱上了这个项目。踏板起跳，腾空飞跃，是多么美妙的感觉。从此跳远成为我的全部，中学期间我几乎没时间做别的事，连毕业舞会那天晚上我都在参加州锦标赛。奖牌可以为我赢得大学奖学金，让我离奥运梦更近一步。
获得亚拉巴马大学的奖学金后，我将目标瞄准了1996年奥运会。上大四时我已经参加了七次全美比赛，排名稳居全国前五名。“我感觉我的时代就要来到了。”我对男友约翰尼说。然而距奥运选拔赛仅两个月时，我正在跑道上练习冲刺，突然感觉大腿上仿佛有什么断了。结果是左腿肌腱撕裂，对于田径运动员这简直是灭顶灾难。我坚持参加了预选赛，但只得了第13名。
我很快重新振作起来。总有一天你会大显身手的，在我心中一个声音斩钉截铁地说。距离2000年奥运会还有4年，到时我才26岁，正是黄金年龄。约翰尼已经和我谈婚论嫁，但是我决定，除了训练什么都先放放再说。我训练比以前更加刻苦。
然而就在2000年奥运会选拔赛之前，我又在练习中撕裂了韧带。这一次我完全绝望了，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所有的潜力都成为泡影。我不可能再等四年，等到2004年奥运会我已经30岁，过了巅峰期。我飞到萨克拉门托参加选拔，不出意外仅获得第12名。“17年的梦想，就这样完了。”我泪眼婆娑地向约翰尼倾诉。
“也许还没完。”约翰尼告诉我，某位女子双人雪橇运动员正在征求2002年冬奥会的搭档。可是我连双人雪橇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真的，我是认真的。”约翰尼说，“主要条件是速度和力量，你二者兼备。”
以后的两年，我作为双人雪橇运动员加倍刻苦训练。我和搭档吉尔最终得以参加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预备……出发！”全程共有15个转弯，我们完美地驶过每个弯道，平均时速高达 82。3英里，最后我们打破纪录，获得金牌。
西方人误读中国丁刚
1753年7月的一个早晨，瑞典王后乌尔里卡接过一把金光灿灿的钥匙，惊喜万分。那是国王送给她的生日贺礼，一座藏在林中的中国宫殿。
据说，当时的工匠们仿照王后哥哥普鲁士国王的中国式楼阁，建造了这座宫殿。10多年前，当记者走近这座看上去更像蒙古包的建筑时，瞧着屋檐下镶嵌的那些有着黑八字胡的小人头，不禁觉得有点儿可笑。这就是欧洲人最初对中国印象的真实写照。
精美而充满了神奇色彩的瓷器、传教士的书简和夹杂着道听途说的《马可？波罗游记》，18世纪中期以前三四百年间的欧洲人就是从这些途径来了解中国的。当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们受到精英们的热捧，他们的书简也被视为经典。传教士眼中那个“酷似古罗马帝国的中国”走进了欧洲人的脑海。当时一些欧洲学者甚至认为，发现中国可与15世纪发现美洲大陆媲美。
但是，欧洲精英们发现的中国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神话的中国。中国这个词儿，对启蒙运动的精英来说，是一种力量，是“旧秩序的卫道士和蔑视者之间的赌注”。当东印度公司把订制好的精美瓷器运回欧洲大陆时，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在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一个被乌托邦化了的中国成了欧洲知识界借来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实用色彩，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实用色彩，使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永远的误读”之中，在非好即坏、非爱即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18世纪中叶，英国人终于找到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的“方式”。从此驶进中国港口的西方货船上卸下的银元和货物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整箱的鸦片。当启蒙运动中觉醒而起的西方开始新一轮扩张时，中国形象也变得黯淡了。此时的欧洲不再需要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携带英王信件出使中国，把一个行将覆灭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40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形象一落千丈。自那时起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将中西关系史上的这个时期称为“轻蔑的时代”。英国诗人丁尼生说：“欧洲的50年，胜过了中国的一甲子。”一个当年被描述成花园的王国变成了“满街是开口粪池和垃圾”的肮脏之国，而穿着丝绸、捧着青花碗的中国人也变得贫穷、猥琐和丑陋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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