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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气的事一半一半，你欲坚持不肯受气，他人大抵不能如愿得偿，故《红楼梦》中，三姑娘探春对她生母说：“姨娘也太肯生气了。”
衣食住行经已解决，堪称丰功伟绩，不受闲气，是生活另一项艺术。
我知道此事，但我并不生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2
上大学去范子平
我们从没有做过上大学的梦，因为我们村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不过我们不上大学但一般都上小学，可是这小学上得又不安稳，谁的家里要用劳力马上就叫他们的孩子辍学。所以，我们一个班在一年级时有13个人，到了五年级，就剩下我们5个了，都姓王，都是本家自己人，还是王连喜的班长。没有我们不敢办的事，都说我们“捣蛋得欺天”，就连班主任也气病了，回城去看病再也没回来。过了好几个星期，学校就换了同村同族的王敬民来教我们。王敬民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别看他比我们大十几岁，却是我们的晚辈，论辈分我是叔叔，王连喜他们四个就是爷爷了。王敬民上课讲得很有意思，总而言之就是故事开路，先吸引你再往下听课，这个我们真的很欢迎。可是他叫做作业我们就不高兴了，因为我们已经两年没有做过作业了。他给我们几个人都打了不及格分又在课堂上批评，我们可恼火了。王连喜就喊：过来，过来，我是爷爷我叫你。王敬民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村就一个族，村里老人对辈分还挺重视的。我们几个就越发调皮，齐喊：现在是四个爷爷一个叔叔集体处罚，王敬民马上来！王敬民只好过来按照我们的要求把腰弯下，我们伸出食指弯成一个圆，每人在他头上弹了一下。王敬民夸张地哎哟着，说：你们这些捣蛋虫！他没说下去，我们毕竟是长辈，他没有办法。
第二天来上课，王敬民突然说，你们想不想上大学去？上大学去？这是不是那天我们在他头上弹时下手太重把他弹成了神经病？我们有上大学的命？再说我们才上小学五年级跟大学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我们就笑嘻嘻地说：想是想，就是太空想。王敬民一下子摆出晚辈人的随便来，大喊：走，咱们上大学去。不由分说拉着我们上了一辆开向城里的客货两用车。看着两边的树木飞快朝后跑去，我们可得意了，上大学不上大学，这个旅游要比掏鸟窝比挖田鼠洞捉水蛇有意思多了。
没想到王敬民真的领我们去大学了。这所大学还是全省很有名的一所大学，只是没有在市里，在距离市区十多公里的地方。首先那个大门就气派得叫人吃惊。门岗在屋里并不出来，汽车来了电动栅栏门会缩起来让路。王敬民经过一番交涉，领我们走进了大门（王敬民交涉时，我们才知道他的高中同学在这里当老师）。嗨，还真是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地方！绿莹莹的草地上伸着长颈灯；路边一丛一簇的鲜花沁入心脾；石板铺就的甬道上青年人三三两两拿着书本散步；高大的楼房上美丽的玻璃墙像是神话宫殿一般；教室里，大学生们看着大屏幕电脑听老师讲课；图书馆里，好家伙，一格一格一柜一柜的书本把我们的眼睛看花了；电梯呢上上下下头脑有些晕乎像坐飞机一样；实验室里，瓶瓶罐罐还有不知名的仪器高高低低，酒精灯吐着蓝色火苗；还有广阔的体育场，篮球足球排球在飞上飞下》》大学真大呀，大学真美呀，我们的心震撼了，小脸严肃起来，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在血管里膨胀。
王敬民说：咋样？
王连喜说：这个。。。这个。。。真是比天堂还好。
我说：让我在这个地方过一天就美啦。
王敬民说：这里边出来的大学生，机关、学校、工厂、解放军都抢着要，为啥？人家有本事。像咱们开后门人家也不要。比方咱村的支书，又是送礼又是说好话，儿子才安排到县电缆厂，还下了岗。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挺起胸膛做人，到处有人抢。自己饭碗铁还不说，还光荣，给国家做贡献大！你像咱借用县农场的自动收割机，就是这里发明的。那算是小发明，大小发明这里一年有几百项！你们想在家窝窝囊囊过一辈子，还是想上大学，做大事，给国家做贡献，过城里人的好日子？
我们一时忘了自己的长辈身份，一起回答：想上大学！ 2f
王敬民说：那就好，上大学就得好好学，认真听讲，往心里听，认真做作业，往心里学，得靠你自己用心，得靠你自己吃苦！
当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响彻在小村上空时，去地里劳动的好多人拐到这里看热闹，说：王敬民真有本事，咋把这几个捣蛋泥猴制伏了？
一晃六七年过去了，我们这一班的5个同学，真的都考上了大学。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们都去看望王敬民老师。我们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王敬民老师开玩笑说：别这样，你们还是长辈呢。我们全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8
清华校长罗家伦张昌华
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
他就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与傅斯年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编辑出版《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被北大学生公推为代表，组织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的。
1920年秋，罗家伦由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赴美国留学，嗣后又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学成归来，在东南大学短期执教，后卷入大革命风暴，加入了国民党，曾任蒋介石的秘书。
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梅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清华，厥功甚伟，功不可没。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似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罗家伦当年在清华究竟做过怎样的奋斗，取得了哪些成果与经验呢？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美国人退回的部分庚款创办。这笔清华基金，名义上由中国的一位外长、一位外交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实际上掌握在外交部高官手中。清华的校长历来由外交部任命。到罗家伦时代，清华学校已易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后，凭着“有一点革命的劲儿”，毅然把清华大学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罗家伦想借此理顺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促使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的管辖，归属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领导。
罗家伦上任，邀请志趣相同、有办学经验、富学术威望的杨振声、冯友兰合作。他的就职演说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希望“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在倡导“学术独立”的同时，罗家伦别出心裁地提出“四化”。吴宓日记有载：“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旗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在此后的两年中，罗家伦实践了“四化”，其果是亦喜亦忧。冯友兰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所谓军事化，罗家伦试图用军训的方式来强化校纪。学校要求学生着装统一，早晚点名，按点作息。无故缺席要记过，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累计到三次大过即开除。早上要出早操，学生要着军服，蹬马靴。罗家伦身先士卒，坚持与学生一道出操。因纪律太严，素有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学生们很反感。当时刚入学的张岱年就因为忍受不了早操的制约，转学到师大。早操这一项，后来在学生们的“集体抵制”中被迫取消。
罗家伦是蔡元培的学生，又受过欧美教育的熏陶，在办大学（包括后来办中央大学）的理念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接手清华便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清华有八大弊病：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只重学历、不重学识；浪费惊人等。罗家伦随之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体，教授为核心，大师为旗帜，并提高教授的待遇。“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是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冯友兰）。罗家伦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公开表示在选聘教授时，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
罗家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90多位职员被裁去20多位。原55名教授，被辞退了37位，包括外籍教师一视同仁。延揽了20多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诸如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等。还到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请了一批国际一流学者来校执教。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硕学之士，罗家伦亲自出面恳请留任。有趣的是外文系的吴宓，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论争时，吴攻击新文学运动甚烈，与罗家伦还打过笔墨官司。罗家伦当校长后，吴宓心中不免有点惶惶，曾托赵元任探底。罗家伦闻后大笑：“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罗家伦不仅礼聘了吴宓，还改善了他的待遇。吴宓在日记中说：“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后来，学校教授激增，单身教授一人一间宿舍还不够住。吴宓本来一人住了三间，还请梁任公题了块“藤影荷香之馆”的匾，学校请他让出两间。吴宓不高兴，正式给罗家伦写了封信，声称若要他让房，他要跳后面的荷花池自杀。罗家伦犯难，最后请吴宓的一位老同学出面再三通融，终于说通了。罗家伦幽默地说：“大学校长亦无形中添了许多小市长的麻烦。”
另一面，罗家伦大刀阔斧砍去一些“滥竽”，包括洋人。有位美国教授叫史密斯，此公教英文和拉丁文，在课堂上从不讲解，叫甲学生读一段课文，又叫乙学生读另一段。如此反复。下课铃响，即夹包走人。全校学生都叫他“老饭桶”。王文显说他在美国是教初中都没人要的货色，可在清华却“教”了十多年。前任校长竟然送他一张“终生合同”。罗家伦不能容忍，请他出局。一荷兰籍教授，在教学生弹钢琴时竟对一女生非礼。罗家伦查实后，马上通知那位外教“立即停职，听候处理”。一下子共辞退6名外教。被辞退的外教们运动美国公使马慕瑞来说情。罗家伦十分策略，以“他们决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平”为由，终于说服了美国公使。“老饭桶”临行前又向罗家伦提出了六七项不近情理的要求，罗家伦以“最大限度的礼貌”断然拒绝。罗家伦有魄力，有识见，不刚愎自用，如发现自己有做得欠妥的地方，马上纠偏。他刚到清华，不重视体育，把体育部主任马约翰降职降薪。不久，马约翰率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区足球赛，得了冠军。回校时，全校同学燃放爆竹，热烈欢迎，把马约翰从校西门一直抬到校内。罗家伦立即又将马约翰提为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他一只银杯作纪念。
罗家伦用人唯贤，不惜得罪自己的老师朱希祖先生，成为一时传诵的佳话。历史系的朱希祖教授资格最老，他是中国史专家。当时若聘他为系主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罗家伦觉得朱先生对世界史接触不多，“这就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路上”。罗家伦不得不以校长身份兼史学系主任，占了这个“缺”，留给一年后方可到任的蒋廷黻先生。当时学贯中外历史的蒋廷黻博士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罗家伦礼贤下士亲自到天津去请。因蒋已受聘于南开，最初表示不愿。罗家伦坚持，说“你若不答应，我就坐在你家不走”。他真的在蒋家“磨”了一个晚上，蒋廷黻只得答应等南开聘期满后再去清华。罗家伦晚年在回忆中提及此事说：“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在招生上，罗家伦开创了在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新学年开学，一下招了15位女生。他操办此事有点“独断专行”，只在学校拟定的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而事先并未呈报大学院批准。对特殊人才，他坚持“破格”录取，钱钟书即为一例。“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语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钱钟书）罗与钱这两位年龄相差一轮的校长与学生，后来常通信，切磋诗词，互相引为知音，成为诗坛的佳话。
罗家伦办学是有战略眼光的。为了使清华有长足发展，他想筹建图书馆、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等教学、生活设施。到任不久，他写了份《整理校务经过及计划》的报告，提出动用清华基金用于六大建设；同时要求改革现行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由清华自己掌握清华基金。罗家伦之所以耿耿于此，是因为他在1928年初担任战地政务委员时，偶然中见过清华基金账目报告，发现那是一个黑洞！外交部掌权者利用基金购股票、买公债、炒外汇，大肆中饱私囊。有笔股票抬头写的就是当时外交次长陈篆的名字，陈氏竟堂而皇之浑水摸鱼提走二十万现款……清华基金，是外交部一块肥肉，谁当政都不肯放弃管理权。罗家伦的提议，遭到外交部的强烈反对，也有人来缓颊说情。罗家伦一概不睬，一面据理力争，一面发动废除基金会的社会舆论；并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五个月内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以“辞”抗争。他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资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规化。”他在递辞呈的前两天，拟了一份近万言的长篇谈话，披露了清华基金被高官们贪污、挪用的黑幕，还公布前任清华校长挪用公款的问题。他将谈话稿寄到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发表，引起社会关注。一场“恶斗”后，原基金董事会终于撤销，基金回归清华。后，罗家伦理智地将基金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他提出的六大建设项目的款子终于落到实处。后来，他一不做二不休，呼吁“改隶废董”。“改隶”就是要清华大学与外交部脱钩，隶属教育部；“废董”，即废除清华基金会。为此，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和孙科等人。经一番努力，终获成功。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1930年罗家伦黯然离开清华。其外因是当时阎锡山控制了华北，要扫除蒋介石的人；内因是清华有些学生对罗家伦不满，要求他辞职。尽管要求罗家伦辞职这项议案当时没通过，但他还是采纳了冯友兰的意见，为维护校长的尊严决意离开。在他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时，便拂袖到武汉大学当教授去了。罗家伦在晚年所作的《我和清华大学》中有一段自我评说：“我虽然主持清华不过两年，可是我相信我这两年中艰苦的奋斗，为清华大学打下了一个学术的基础。”陈寅恪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0
骑白马的不都是王子阮直
骑白马的不都是王子，就像扛掏耙的也不都是猪八戒一样。那么，能拎一根棍子，前边揻一个弯，在草地上甩一膀子，一抡就是贵族了？
可眼下，有钱人真的就这么培养自己包括自己的仔儿，说从小就让孩子打高尔夫，感受高尔夫的氛围，就会知道贵族的礼仪、礼节、气质、风度了。
如果贵族就是这么培养的，那么新西兰人和我们内蒙古人离贵族就不远了。新西兰人百分之五十生活在牧场上，整个国家就是个天然的高尔夫球场地，牧羊人那个牧杆前边有几个弯儿齿，可以撮起一个小石块，然后甩开膀子一抡，就能把脱离羊群的那只羊打中，高手的准确率是打羊的左后蹄儿就不会打右后蹄儿的。若让这样的牧羊人去打“老鹰球”或“小鸟球”那真是小儿科的。绝对不会像我们想成为贵族的人那样，花大把的钱，流一身的汗，浪费那么多的草地，却喂不壮一只羊。
为了好奇，老夫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高尔夫球”的起源，这一看不要紧，我更加敬佩我自己了。俺平民也有“所见略同”的时候，高尔夫这玩艺在古时是苏格兰牧人在牧羊时闲得无聊了，而自娱自乐的一种游戏。苏格兰人用一根棍子，将一颗圆石子击入野兔子洞中，用来打发无聊的时间。有人从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高尔夫球运动。这个在苏格兰政府和贵族眼中的“粗俗”运动曾遭受过政府令的禁止。145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