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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鲁德笑着说：“你等一下，我去取糖。”我爷爷就看着四包八分之一公斤的咖啡（这是由工厂包装封好的），站在台秤面前，一个秤盘上放着半公斤的砝码。那时爷爷拿起四包咖啡，把它们放在那个空秤盘上。当他看到黑色的公平针指在公平线的左边不动，放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斜在下边，半公斤咖啡高高翘起，那时他的心怦怦乱跳，就象他躲在森林树丛后等着巨人比尔甘出现时一样。他从衣兜里掏出几颗小石子儿，这是他老带在身上，准备用弹弓打那些在母亲种的蔬菜地里啄食的小鸟的。——在盛咖啡口袋的秤盘里，放上三颗、四颗、五颗小石子儿，盛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才慢慢升起，指针总算稳稳地指在黑线上。爷爷把咖啡拿出秤盘，用一块麻袋片包好五颗小石子儿。这时格特鲁德拿出一个一公斤装的大口袋，里面是满满的酸味糖，这些糖足够在一年之内，使得孩子们高兴得脸蛋通红。格特鲁德把糖果哗哗倒进玻璃瓶里，我爷爷，脸色苍白的小家伙，站在一边，不动声色。他只拿了三包咖啡，更使格特鲁德惊奇害怕的是，她看到那脸色苍白的小男孩把那颗酸味糖扔在地上，一边用脚踩，一边说：“我要找巴莱克夫人说话。”
“你该叫她巴莱克·冯·比尔甘。”格特鲁德说。
“好吧，就找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但是格特鲁德只是放声讥笑他，于是，我爷爷摸黑走回村里去，把咖啡送到赛克家、魏德勒家和福拉家，接着爷爷假装要去找牧师。
其实，他兜里揣着用麻袋片包好的五颗石子儿，走向茫茫黑夜。他要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找到一个有秤的人，一个可能有秤的人，他知道在布劳高村，在伯尔瑙村都不会有谁家有秤的。爷爷穿过这些村庄，步行两小时来到名叫迪尔海姆的小城镇，那里住着一个叫霍尼希的药剂师。霍尼希家里散发出喷香的新烤甜点心味儿。霍尼希为那个冻僵的小男孩开门，他嘴里有酒味，两片薄嘴唇叼着一支湿润的雪茄烟。他把小男孩冰冷的手紧紧握了一会儿，说道：“呣，是不是你父亲的肺又不太好了？”
“不是，我不是来买药的。我要……”我爷爷解开他的麻袋片儿，取出五颗小石子，伸手拿给霍尼希看，他说：“我要把它秤一秤。”他胆怯地看看霍尼希的脸。霍尼希啥也没有说，他既不发火，也不问原因。我爷爷就说：“这是公平秤上缺少的分量。”这时我爷爷才感觉到他已经进了暖和的小屋子，他的脚已是湿漉漉的。雪进了他的那双破鞋，森林里树枝上的积雪掉在他身上，现在雪化了，他饥饿疲劳，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想起有多少蘑菇、多少野草，多少干草花
在那台秤上秤过，这台秤每半公斤就要缺五颗石子儿的重量。霍尼希摇摇头，手里拿着五颗小石子儿，叫他妻子出来，这时爷爷想起他的父母那一代人，他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他们都在那台秤上秤过他们的蘑菇和干草花。想着想着，愤愤不平的巨浪袭击他的心头，他哭得更厉害了。没有人请他坐，他自己坐了下来，坐在霍尼希家的一把椅子上。心地善良的胖胖的霍尼希太太给他端来了甜点心和一杯热咖啡，爷爷看都没有看一眼。霍尼希自己从前面店堂回来，手里簸着那些小石子儿，轻轻对霍尼希太太说，“五十五克，不多不少。”这时我爷爷才停止哭泣。
爷爷又走了两小时路，穿过森林回来，在家里挨了一顿揍，问他为什么不把咖啡拿回家来，爷爷死也不开口。整整一个晚上，他在那张记着卖给巴莱克夫人东西的纸上算来算去。钟敲十二点，地主庄院里响起了欢庆新年的礼炮，全村沸腾起来，摇鼓叮咚作响，亲人们互相亲吻，互相拥抱，新年来到了。等到一切寂静下来时，爷爷自言自语地说：“巴莱克家吞没了我十八马克三十二芬尼。”他又想起村子里有多少孩子啊，他想起自己的哥哥弗里茨，他采过很多蘑菇，想起了姐姐卢德米拉，想起了成千上百的孩子，他们为巴莱克家采蘑菇、野草、干草花。这一次他不哭了，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
元旦那一天，巴莱克·冯·比尔甘来到教堂做大弥撒，马车上已经装好金蓝两色的贵族徽记——一个巨人蹲在枞树下。巴莱克一家看到人们呆呆地凝视着他们，脸色苍白，冷冰冰的。他们本来以为吉兰登村里人们一清早就会聚集在村口，向着他们唱一支小夜曲，高呼万岁，欢呼他们荣升。但是，当他们驱车经过街头时，村里一片死气沉沉。到了教堂里，人们扭过苍白的脸，怀着无声的敌意盯着他们，牧师走上讲坛致新年布道词，他也感到那些平时沉静而温和的人们今天却是多么冷淡。他费力地草草读完布道词，满头大汗走回祭坛。做完弥撒，巴莱克·冯·比尔甘要离开教堂了，他们走过夹道列队的人群，人们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但是年青的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在儿童们坐的长凳前站住了，她寻找我的爷爷——小弗兰茨·布吕歇尔，在大庭广众前问他：“你为什么不替你母亲把咖啡拿回去？”我爷爷站起身来说：“因为您吞没我的钱足够买五公斤咖啡。”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石子儿，递给那位太太看。爷爷说：“这是五十五克。您家的台秤每半斤就缺这些分量。”这位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教堂里的男男女女齐声唱起一支歌：
“世上的公平正义，噢，主耶稣，是它杀害了你……”
正当巴莱克一家在教堂里的时候，威廉·福拉，那个偷猎野兽的人，钻进小屋，把台秤和厚厚的皮面大帐本偷了出来。帐本里记下了巴莱克家在村里收购的每公斤蘑菇，每公斤干草花，和其它一切东西。元旦的整个下午，村子里男人都坐在我曾祖父家里算帐，按巴莱克家收购东西的十分之一计算，已经有几千塔勒。但是还没有算完，区里宪兵队的宪兵已经冲进我曾祖父的家里，一边打枪一边用刺刀乱刺。宪兵把台秤和帐本抢走了。爷爷的姐姐，小卢德米拉中弹死了，还有一些男人受伤。有一个宪兵被威廉·福拉，那个偷猎野兽的人，一刀杀死。
不仅在我们村子里，就是在布劳高村和伯尔瑙村也发生了暴动。亚麻作坊停工了一个星期。但是大批大批的宪兵赶来镇压，宪兵威胁村里的男男女女，要把他们关进监牢。巴莱克家逼着村里的牧师，叫他把台秤陈列在本村的小学校里，让他证明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确确实实是公平秤。后来，村里的人们又去亚麻作坊做工——但是谁也不去学校看牧师表演：他孤孤单单呆在那里，狼狈不堪，情绪低落，看着那砝码、台秤和几袋咖啡。
孩子们又去采蘑菇，拾百里香、野花和洋地黄。但是每逢星期日，只要巴莱克一家走进教堂，人们就唱起歌来：“世上的公平正义，噢，主耶稣，是它杀害了你。”后来，区里的宪兵队长派人敲着小鼓宣布：不准唱这支歌。
我爷爷的父母被迫告别了他们刚刚埋下的小女儿的墓，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他们成了编筐匠，但到哪儿都呆不长久，因为他们看到，各地各村地主家秤上公平正义的指针都是虚假的。这使他们伤心痛苦。他们的老牛破车在泥路上慢慢爬行，车后面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羊。如果有人经过他们的车旁，便时或能够听到车里在歌唱：“世上的公平正义，噢，主耶稣，是它杀害了你。”只要有人愿意，就能听到巴莱克·冯·比尔甘的故事：他们家的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吞没人家十分之一的钱。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述。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① 按欧洲土方，可作草药治病。——译注
一 定 照 办
——一则事业心强的故事
在我一生中最为奇特的经历，要算我在阿尔弗雷德·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当职员时度过的那段时间了。我天生喜欢沉思默想，宁愿无所事事而不愿工作。可是经济上的困难接连发生——因为沉思默想同无所事事一样，都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收益——，使我有时不得不去求得一个所谓的职位。有一次我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职业介绍所。经他们介绍，我和其他七个同命运的弟兄们一起，到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去接受一次能力考试。
一见到那个工厂，我就疑虑重重：整座厂房是用玻璃砖建造的，而我讨厌明亮的建筑物和明亮的房间，就象讨厌干活一样。厂方马上请我们到明亮的、色彩柔和的工厂食堂去吃早饭，那时我的疑虑更重了：漂亮的女招待给我们端来了鸡蛋、咖啡和烤面包片，还有盛在雅致的刻花玻璃杯里的桔子汁；金鱼高傲的脸撞在浅绿的鱼缸壁上。那些女招待是多么高兴愉快，仿佛差一点就要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了。在我看来，只是因为她们具有坚强的毅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唱起歌来。她们的心里满是没有唱出来的歌儿，就象母鸡怀着没有下出来的蛋一样。
我马上发现一件事，而我那些同命运的弟兄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顿早饭也是考试内容之一；所以我就专心致志地大嚼起来，就象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向体内输送宝贵养分的人那样自觉。我还做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干的事：空肚子喝下桔子汁，留下咖啡和一个鸡蛋和大部分烤面包片不吃，马上站起身来在饭厅里大步踱来踱去，装出一副焦急难耐，急于要做事的样子。
这样，我被第一个领进考试室里，在那里诱人的桌子上放着试卷。屋子四壁都漆成绿色，那种热衷于布置屋子的人看到了，准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迷人”这样的词来。屋里阒无一人，可是我肯定有人在窥视我，便装出一副醉心于工作的人明知无人注意也应有的样子，我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自来水笔，拧开笔套，在最靠近门口的桌子旁坐下，象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在饭店里拿过帐单时那样，唰的一下把试卷拉了过来。
第一题，人只有两条胳臂、两条腿和两只耳朵，您以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这时我那喜爱思考问题的习惯第一次有了收获。我毫不迟疑地写道：“即使有四条胳臂四条腿，外加四只耳朵也不能满足我的事业心。人身上的装备少得可怜啊！”
第二题：您能同时使用几部电话机？
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易如反掌，犹如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式。“如果只有七部电话机，”我写道，“我将闲得发慌。要加到九部电话机，我才感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题：您在工余时间干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已不认识‘工余时间’这个词——我在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就已把这个词从我的词汇里划去了，因为我是个工作第一的人。”
我受雇供职了。事实上，就是管九部电话机，我也没有忙碌不堪之感。我无非对着电话机的送话器大声说：“马上动手！”或者“请您办理！——非办不可——一定照办——事已办妥——应该办理。”之类的话而已。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用命令式，因为我觉得只有命令式才同厂里的气氛相称。
中午休息是很有乐趣的。我们都坐在工厂食堂里，一片无声的欢乐气氛，吃着维他命丰富的午餐。在冯西德尔的工厂里，聚集着一大批人，他们特别热衷于讲述自己的履历，这正是事业心强的人物所喜爱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履历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只要让谁开个头，他们都会一本正经地细述起自己的履历来。
冯西德尔的副手是一个名叫布罗舍克的人，他颇有些名声，因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靠做夜工养活七个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他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有一次记者问他：“布罗舍克，您究竟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说：“睡觉简直是作孽！”
冯西德尔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
冯西德尔本人是个大清早一睁眼就决心干事的那种人。“我要有所作为。”他们这号人一边使劲系住浴衣腰带，一边这么想。“我要有所作为。”这号人一边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着同肥皂沫一起从刮脸刀上冲下来的胡子茬儿，一边这样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们事业心的首批牺牲品。即使蹲厕之类私事也会使那号人得到某种满足：哗哗地冲了水，使用了手纸。这都叫做事已办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鸡蛋的一头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在冯西德尔看来都是有所作为：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身发颤——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每当冯西德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用这样的话向女秘书问好：“非办不可！”女秘书心情愉快地高声答道：“一定照办！”接着冯西德尔到各部门一一视察，愉快地高声说：“非办不可！”人人都回答说：“一定照办！”每当他走进我的屋子，我也容光焕发地向他高呼，“一定照办！”
我上班后一周之内，就把使用的电话机增加到十一部，第二周内增至十三部。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乐趣无穷，每天清晨，我在电车里编造各种新的命令句，或者把办事这个动词变成各种时态，变成主动式或被动式，变成虚拟语气或直陈语气；有两天之久我只说一句话：“早就该办了嘛”，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美。又有两天我专说另一句话：“不该这么办嘛。”
有一次果真出了一件事，我这才感到真正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端正——冯西德尔冲进我的屋子，高声说道：“非办不可！”可是，他脸上某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犹犹豫豫，不能按照规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办！”大概是我犹豫太久的缘故，冯西德尔这个平时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对我咆哮起来：
“您回答！您按规定回答！”我就象一个孩子被人家逼着低声而又抵触地回答说：我是个坏孩子。我使了好大的劲才说出那句话：“一定照办。”我这句话刚一出口，就真的出事了；冯西德尔一头栽倒在地，滚到一边，横躺在打开的门前。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我慢慢地绕过桌子走到他身边后，又得到证实：他死了。
我摇了摇头，从冯西德尔的身上跨过去，慢慢穿过走廊，朝布罗舍克的房间走去。我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布罗舍克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两手各拿一个电话听筒，嘴里咬着一支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电话记录，同时用赤裸的双脚操纵放在办公桌下的一台打毛衣机。他就用这种办法帮助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
“出事了，”我轻声地说。
布罗舍克吐出嘴里的圆珠笔，挂上两个电话，犹豫不决地把脚趾从打毛衣机上解开。
“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冯西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
“真的，”我说，“您来看嘛！”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赶紧穿上拖鞋，跟我走过走廊。
“不会的，”当我们站在冯西德尔的尸体旁时，他还在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去反驳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冯西德尔翻过身来，让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眼睛闭上，并且沉思着凝视他。
我感到自己对他几乎可说是温顺体贴的，我也第一次认识到，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他脸上的表情，就象某些孩子执拗的面孔，他们无论如何也坚信圣诞老人是有的，不管其他的小朋友用多么充分的理由说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不会的。”
“该办后事了，”我轻轻地对布罗舍克说。
“是啊，”布罗舍克说，“该办后事了。”
事情就这样办了：安葬冯西德尔时，我被选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走在棺材后面，因为我不仅天生喜好沉思默想、无所事事，而且我的面孔和身材都特别适合穿上那套黑色的丧服。显然我的模样——手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跟在冯西德尔的棺材后面——很出色，所以我收到了一家高级殡仪馆的聘书，请我去当职业送殡人。“您是天生的送殡人，”殡仪馆经理对我说，“行头我们给你准备。您的脸——妙不可言！”
我向布罗舍克辞职，理由是我感到在那个工厂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一个人要管十三部电话，但是我的一部分才能还是被埋没了。在我第一次干完职业送殡人的差事后，我就意识到，这是专为我安排的工作岗位，真可谓得其所哉！
我站在棺材后面、哀乐乐队中间，默默沉思着，手里拿着素花一束，乐队奏着亨德尔①的《广板》，一首不受人注意的乐曲。公墓咖啡馆是我常去的地方，职业送殡之余我就在那里消磨时间。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请我，我也去送殡，还自己掏腰包买一束鲜花，同慈善机关的职员一起，跟在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人的棺材后面走着。有时我还到冯西德尔墓上去看看，因为我终究得感谢他，是他使我找到了这个合适的职业，做这种工作时，沉思默想正是人们对我的要求，无所事事则是我的职责。
后来我才想起，我那时从不关心冯西德尔工厂制造什么产品。大概是生产肥皂吧。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①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译注
一桩劳动道德下降的趣闻
在欧洲西海岸的某个港口，停泊着一只渔船，里面躺着个衣着寒伧的男人。他似睡非睡，两眼朦胧。一个衣饰入时的游客踱到这里，他马上就往照相机里装上一卷新的彩色胶片，打算拍下这一幅田园诗般的画面：蔚蓝的天空，绿色的海洋，海面上轻波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