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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并通过他们把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誓死守卫斯大林格勒。传达到所有部队中去。
所有部队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这个决定。
下面是一份一个共青团组织的战斗生活的文件：
“听课内容：关于共青团员在战斗在的表现。
通过决议：宁肯死在战壕里，决不当可耻的逃兵。不但自己不逃跑，还要使身旁的人也不逃跑。
向报告人提问：是否存在离开射击阵地的正当理由？
回答：在所有的正当理由中，只有一个是可以被考虑的，那就是死。”
我记得，那天在一点钟，当这个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分子向古尔季耶夫的第308师的防御地带开始了这一天之内的第12次进攻。就在这时，象是做会议总结的一样，连长发言了。他是这样说的：
“我想澄清团小组长发言中的一个问题。他在这儿多次讲了关于死的问题，并且说，祖国要求我们为胜利而死。他显然表达得不够准确。祖国要求我们去夺取胜利，而不是去死。是的，有些人将不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要不怎么能叫战争。而机智勇敢地去战斗，在战斗中献身，促使胜利的时刻早日到来，这才是英雄。既能够战胜敌人，又能够保存自己的人，则是两次英雄！……”
当时，古里耶夫将军说：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战士叫阿列克赛·波波夫。德国鬼子悄悄地向他靠近时，他把轻机枪架在一边，把冲锋枪摆在另一边。自己手里拿着一杆步枪。周围摆满手榴弹。如果很多鬼子进攻，他就用机枪扫射；如果出现一个鬼子，作就用步枪射击；敌人爬近了，他就扔手榴弹。他就是这样以一当十地坚守在自己的掩体里。”
我们近卫军战士的力量在于；他们作战机智、勇敢、充分发挥祖国交给他们手中的武器的效能。在那些日子里，数以千计的军人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勇果敢、有智有谋，并且出色地掌握各种武器。
我们集团军里很快就流行一首名为《献给守卫城市的英雄》的歌曲。它是H·帕诺夫中士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朴实无华。近卫军战士们尤其喜爱其中的一段。它真切得就象生活本身一样：
爆炸声震颤着大街小巷，
马达声日夜不停地咆哮。
坚如磐石般的红军战士，
誓死保卫伏尔加河两岸。
同志临牺牲时说：
让敌人永远记住，
第62集团军从不后退，
哪怕是一步！
第62集团军的军人有这样一条法规：
绝不能后退，只能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把祖国的领土一米一米地夺回来。
我手头里存有几份当时曾在前沿阵地广为发行的战斗快报，由于时间久远，纸张已发黄。
其中有一份是这样写的：
“现在科兹洛夫正在英勇地战斗！
科兹洛夫·安德列·叶菲莫维奇是一个机关枪手，他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卫国战争中，他一个人就歼灭了50个德国鬼子，这还不包括他的机枪班打死的。仅从1942年10月7日至今，科兹洛夫同志就打死了17个德国鬼子。科兹洛夫机枪班是全营最优秀的机枪班。科兹洛夫同志曾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和哈尔科夫保卫战。他两次负伤。先后获得两枚奖章。大家要向科兹洛夫看齐！”
再看另一份快报：
“击毁和焚毁7辆德军坦克！
红军战士雅科夫·谢尔比纳和伊万·尼基京负了伤也不离开战场。祖国的忠诚儿子再没有打退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之前，一直坚持战斗。在不到半小时里，这两个勇敢的反坦克枪手就击毁了7辆德军坦克”。
类似这样的快报很多，文章都很短小。但却鲜明地、令人折服地报导了那些不怕牺牲去创造胜利的红军战士！
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在伏尔加河上搞运输的优秀船夫和水兵们！
在那里工作的人。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面对着死亡。你想在敌人炮火下划船渡过伏尔加河，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无与伦比的勇敢是不行的。而我们的船夫们、我们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水兵们，却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这样的航行，他们不断地给斯大林格勒运来弹药和食品。
正象上面提及的，在敌人准备用重兵进攻工厂区之前，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加强沿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维什涅瓦亚山谷、马马耶夫岗一线的防御。刚调到我集团军的坦克第84旅已布置在阵地上，以加强这个地域的防御。我们组织好该坦克旅与各步兵师的协同动作，从而使部队的战斗队形更加密。坦克军下属的几个旅，因失去战斗力已在伏尔加河左岸解散了。完好的坦克移交给了第84旅。
除了这些措施外，还命令各部队加快工程作业，牢牢地守住所占领的阵地。在受坦克威胁的方向上也都敷设了数千枚地雷和应用地雷，我们压缩了近卫第37师和步兵第95师的战斗队形，使之更为密集。还给他们加强了火炮。所有这一切强化措施都只能在夜间进行，并且是在敌人对我集团军整个战线不断地实施局部攻击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很清楚，敌人的行动想达到两个目的：对我集团军整个战线进行战斗侦察；牵制我机动力量于伏尔加河右岸窄小的、更准确地说是浅近的防御地带里。作为回答，我在集团军整个战线上派出数个强击队不断的对驻守在建筑物里的德军实施突击；狙击手们（我集团军内已拥有近400名狙击手）神出鬼没，打得德军士兵和军官龟缩在掩体里不敢抬头。就在这些措施的掩护下，我们抓紧时间重新部署兵力，加强工厂区域的防御。
最艰难的日子1
1942年10月14日，希特勒向德军部队下达命令：除了斯大林格勒方向以外，在整个苏德战线上转入战略防御。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德军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对这座城市实施一次新的、即第三次攻击。希特勒的战略家们企图通过这次攻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感觉到了这点，因为在这之前，即10月13日，我的侦察人员就已查明，仅在城市的工厂区当面，保卢斯就集结了3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这些部队在约5公里的正面展开队形，形成一个极为强大的撞击力。
“撞击就撞击吧，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在这之前，集团军司令员同志，您应该好好睡一觉。”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和我一起在晚上检查完各部队的战备情况后，对我说。
他把我一直送到床前，我们默默地相互看了一眼。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一种忧虑、以及在这种时刻对我们之间的战斗情谊的信任。用一个眼神就能表达这种信任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政委。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什么，我不知道，但他的话——睡吧，睡吧！却流淌在我的心田，就象遥远的童年时期母亲的声音在回响。
尽管我十分疲劳，却不能马上入睡。耳边回荡着库兹马·阿基莫维奇的声音，眼前又出现了卫国战争中政治委员们的形象。我的思绪回到了1919年……
高尔察克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在乌拉尔支持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他等待协约国送来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重新恢复进攻的势头。
B·A·列宁在估计东方战线的形势时认为，这里是对革命势力的主要威胁。他在5月29日发给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写道：
“如果我们在入冬之前没能夺取乌拉尔，那么，我认为革命的夭折是不可避免的”。
这几天我们收到东方战线司令部的命令，按照命令，步兵第10团改称步兵第43团，并由步兵第28师转入步兵第5师序列。命令要求我们渡过卡马河，进攻亚纳乌尔火车站。
我极不情愿脱离阿津的指挥。要知道正是在阿津的师里，我们受到了战斗洗礼，学会了与敌人、甚至是与优势敌军作战的本领。
我认为阿津是一个极有才干的军事导师。他反对因循守旧，不拘泥条令的字面意义。在战斗中，他总是开动脑筋，大胆果敢，且富于创造性。他教导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从国内战争中学习新东西，这些东西是不能从教令或条令里读到的。一句话，他是一位出色的、有才能的、非常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军事首长。
我们在进行着革命斗争。我们抛掉了曾被西方的正统派推崇为经典的、而现在已是过了时的、陈腐的阵地战战术。我们创造出一系列的战斗方式，例如、深远的迂回、包围、并前出至敌人的翼侧和后方；不怕远离自己的防线实施果敢的机动、迅猛的冲击；在进攻时，尽快近战接敌，迫使敌人与我展开白刃战，敌人通常是害怕白刃战的，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在我们一边。所有这些战术的应用，都得到了阿津的大力支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出身于顿河哥萨克。我也见过阿津身穿哥萨克制服，也曾认为他曾是顿河哥萨克第46团的军官。甚至曾在叶拉布加市见过阿津的H·H·克鲁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到他时也把他当作顿河哥萨克。但我这里有一封他的母亲E·A·阿津娜（她在几年前去世了）的信。信中写道，她的儿子阿津·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是拉脱维亚人，1895年生于威帖布斯克省的波洛茨克县、马里亚诺沃村。
1974年，我去鞑靼，途经昔日的疆场，我才调查清楚阿津的一些情况。B·M·阿津是1918年初随着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组成的战斗队来喀山的。他的支队参加过从白匪军手里解放喀山的战斗。后来，所有参加过喀山战斗的支队合并成混编第2师。1918年11月，混编第2师同维亚特卡特别师合并为步兵第28师。B·M·阿津始任师长。
在东方战线，第28师以神速的进攻完成了向叶卡捷琳堡（现在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的英勇进军。
1919年8月，该师在阿津的指挥下，在萨拉托夫地域作战，成功地粉碎了邓尼金进犯莫斯科——萨拉托夫铁路的企图。8月23日，阿津的部队同伏尔加河区舰队一起，占领了卡梅申，然后又攻占了杜博夫卡。
从9月5日起，该师参加了攻击察里津的战斗。那时察里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盘踞。在一次冲锋中，阿津负了重伤，但他没有离开战场，因为他的战斗禀性与医院的各种限制简直不能相容。
10月，南方战线和东南方战线的部队转入进攻邓尼金的军队。B·M·阿津师先对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实施突击。然后编入第10集团军，并参加了击溃顿河白匪军的战斗。
1920年初，阿津师占领了苏罗维基诺镇，继而强渡奇尔河，经由托尔莫辛，占领了齐姆良斯卡镇，最后渡过顿河，于1月底前出至马内奇。
在马内奇，阿津与帕夫洛夫将军的骑兵队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战斗。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带着一些指挥员从一个旅到另一个旅去，途中突然陷入哥萨克白匪军的埋伏。足足有一百个骑兵追赶他们。他们边回击，边赶紧跑向自己的部队驻地。就剩下几公里了，突然发生了不幸：马在跳沟时绊了一下，马肚带崩裂了，阿津随马鞍一起跌在地上，右手折断。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追捕的敌人抓去了。
由匪军决定在阿津身上发泄自己部队屡遭失败的仇恨。红军指挥部向敌人提出，愿意用任何一个被红军俘虏的白匪军来交换阿津。但是，白卫军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们找不到对等的人。敌人害怕阿津，就像害怕死亡一样。
在严刑拷打和百般侮辱之后，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被绞死在季霍列茨卡娅镇的广场上。白匪军把他的尸体剁碎埋入葬马的墓地，后来，他的遗骸被迁到其他地方（这个地方还是不久前才弄清楚）。我们的优秀的追捕野兽的少先队员们在那里找到了英雄的坟墓。现在阿津的墓矗立在法斯托夫斯卡娅镇……
我团强渡卡马河后，继续向乌拉尔进攻，追击敌人，但是，到现在为止，第5师的首长一个也没来过我们这个团。
我不止一次地与政委交谈过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但杰尼索夫最后总是安慰我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能对付，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了……”
总之，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政委那昂扬的情绪。何况，我们一直在前进、前进。
可是，有一次，在我们向大皮济河进军的路上，他来到我跟前，异乎寻常地在沉思，久久地心不在焉地看着我。我忍不住问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帕维尔？”
他终于开口了，讲了自己的忧虑。事情是这样的；革命前，他随全家从彼得格勒迁到距现在的部队驻地仅30公里的坎巴尔卡的工厂。那年3月份，红军撤走时，他的家就留在那里了。杰尼索夫一直忧虑着家庭的命运，一直为18岁的儿子担心，但未经允许不能离开团队。去师政治部找还不熟悉的首长提这种个人的私事，他又难以启齿。于是，他征求我的意见：
“怎样处理好呢？”
党性不允许他擅自决定这种事情，尽管他比我大许多。我当即建议他带上3—5个骑兵侦察员，立刻出发去坎巴尔卡。
政委高兴起来，说：
“我只需带一个传令兵就够了……”
送走政委后，我着手做自己的事情。团队继续追击敌人。一切都正常地进行，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着政委，担心着他的家庭的命运。
他终于回来了。他那副样子很可怕。面部消瘦，眼睛深陷，黝黑的面孔变成土黑色。我一下猜到，他的家庭发生了不可挽救的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不，不能去问，不能去触及他那受伤的心。
终于，他自己说出了一切：
“儿子瓦西里……才18岁，在与白匪军作战时牺牲了……”
事情就这么普通，可他的话，字字句句都在我胸中引起剧痛，我为战友的不幸而悲痛。我无法用语言安慰他，只感到在眼睛里，在眼皮底下，有类似砂子的什么东西刺痛着我。
但最后还是帕维尔·杰尼索夫——我们的政委抑制住悲痛，并帮我恢复常态。
“你说说吧，你在想什么？”——他这样问我，倒好像不是他、而是我遭受了不幸。
“弹药不够……”
“你应该马上去师部，”他向我建议：“把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搞清楚……”
不用说，到了师部，我必须先向师长作自我介绍。因为我的外貌远不象个指挥员。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热天到来，我的手上，尤其是双脚长满神经性湿疹，痒得我无法忍受。所以，我经常好几个星期不穿靴子，散着裤腿，穿着凉鞋。客气点说，这种不平常的装束，会引起师长困惑不解：这个全师最年青的红军团长，怎么打扮得象个从集市上来的小伙子呢？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我想起了杰尼索夫的建议，先不要去找师长，而是去找政委。我向政治部走去。首先碰到的障碍是哨兵不让我进楼。
当我向他说明，站在他面前的是第43团团长时，他回答：
“这个你随便对别的什么人去说，而不要对我说。”说完就扭过脸去，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这时，从楼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人。看他那整洁的外表，端正的姿态，我就猜到他是某位首长。我向他打听：
“同志，请告诉我，师政委加比舍夫在什么地方？”
“我就是师政委加比舍夫。”他回答，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向他出示了党证，并报告说，我是步兵第43团团长。
加比舍夫笑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走，到我那里去！”
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一个兼做卧室的办公室。加比舍夫急急忙忙地责备起我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怎么这副样子就到我们这儿来？活象只剥光的兔子。”
我除了口头解释外，还交验了物证：脱下凉鞋，并给他看身上的绷带……。
谈话近一个钟头。师政委询问了我团的战斗力、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武器、弹药、被装和粮食的保障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一点也不隐瞒，一点也不夸张。
谈完话后，政委建议我同他一起去见师长。
“我就对他说，我是偶然在街上遇见你，问清楚你是谁之后，才决定来的。”
这种同志式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
我们走进师司令部所在地，加比舍夫有保留地把我介绍给师长。
“他很不幸，”他说：“他有病，甚至不能穿军装，因此他很难为情。”
师长卡尔波夫原来是沙皇军队的基干军官。开始时，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听完政委的解释之后，他的表情和悦了，并让我坐下。
卡尔波夫年仅40—45岁。听完我的报告，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好象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直到我问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时，他才非常含糊地回答：
“一切都取决于形势。”
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和从哪里给我团搞到供应。他认为我提问题没找准对象，让我去问师供给主任。我从师长这里得到唯一的消息是：
“斯特罗加诺夫的第3旅的司令部刚刚到达亚纳乌尔车站。你的第43团将编入这个旅……”
就这样，我结束了对步兵第5师师长的拜访。我缓慢地向政治部走去。加比舍夫赶上我。拍了一下我的后背，用信任的语气问：
“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回答。
加比舍夫把我又叫到他那儿，坦率地对我说：
“你啊，崔可夫，作为年轻的指挥官和共产党员，要警惕！如果你能像以往那样独立地去完成战斗任务，我们将支持你。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明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对我们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回到团里去，象从前一样去干吧！”
我们象老相识、老朋友那样亲切告别了。
我再没去司令部的其他部门。对于我来说，拜访了这两个人物就够了：一个是个兄长，另一个官气十足。
的确，旅比师低一级，在第15旅里，情况要好些。旅长斯特罗加诺夫虽然不是党员，是个沙俄军队的旧军官，但他经常到各团里看看。而旅政委们，象戈里亚奇金、萨达科夫更是我们的常客。我们这些年轻的指挥员总是能感受到政治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同政委们建立了十分融洽和密切的关系。
6月份和7月上旬，我们一直紧紧地咬住退却的敌人。他们在后卫的掩护下，竭力想摆脱我们。白匪军的用意很明显：重新布置兵力，调集新锐预备队，到乌拉尔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的任务也十分明确，就是在敌人到达乌拉尔之前或在乌拉尔境内，赶上敌人并歼灭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