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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杰尼索夫来到我这里。他满脸惆怅若失的神色。他很喜欢安德里亚诺夫营长。他向我讲了安德里亚诺夫受伤的情况：伤在脸部，子弹从上颌穿进去，从耳后飞出来……。
我和政委筹划着合围敌人的计划。最后决定：让杰尼索夫绕到敌后，断其退路；我带领两个营将白匪军赶到湖边。
我们在行进时想出的这一计划，实施得很顺利。第47团的残部和工兵连被彻底打垮。特卡琴科带着几个传令兵抵抗到最后一粒子弹。他逃进了湖边的一个农庄，我们想，这回他可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了。我们冲进农庄时，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我们跳进村边一座房屋的院落内，看见地上躺着三个军官的尸体。他们用手榴弹把自己结束了。其中一个就是特卡琴科。当时他还在喘气，我们从他的军便服口袋里找到一些文件……
就这样，从军装到武器全部由协约国武装的第12师第47团，再也不存在了。
过了一小时，湖对岸的敌人开始向我们猛烈炮击。我们完成了任务，在开阔的岸边再也无事可做。第1和第3营开始慢慢地向乌鲁库利撤去。我带着骑兵侦察队也从村子里出来了。突然。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的一个深水沟里爆炸了。我的战马竖立了起来，飞跃过沟去，它带着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我当即失去了知觉。我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乌鲁库利村的团司令部里了。在这里，我得到了治疗，正复了脱骱的脚，敷上止胸痛的草药，我很快镇静下来。只是由于震伤，耳朵依然感到堵塞，脑袋嗡嗡作响。
桌上放着敌人的文件、地图和信件。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高尔察克匪徒在这个地区已进退维谷。在一些军官的信件中，还流露出沮丧和绝望的情绪。
俘虏在回答问题时，对我指战员的勇敢和主动精神、出其不意的机动和迂回战术佩服备至。他们能叫出阿津、艾兴、普特诺等人的名子。更使我们惊讶的是，他们毫不隐藏他们的情绪和想法。他们公开承认，高尔察克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与红军作战已变得愈来愈困难。
7月24日晚，我团接受任务：进攻穆斯柳莫沃村，并前出到捷恰河，准备下一步占领纳古马诺夫。
7月25日清晨，我们向穆斯柳莫沃村进发。
穆斯柳莫沃村……，我将永远记住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在这里，在我身上产生并发展了那种被称为指挥员气质的东西：对信任你的人的命运的责任感，关于判断敌人意图的本领、以及在复杂的作战情况下，采取唯一正确措施的能力。
在与敌第46团进行小小的遭遇战之后，我们占领了穆斯柳莫沃。占领了……直至发生了今天我定书名为《战斗青春的斯大林格勒》的那些故事。
我先遣连队渡过捷恰河到了对岸。但是在河边的林地旁遭到敌人强烈的阻击，各先遣部队被迫停了下来。
下午，敌人在十门重型火炮的支持下，多次向我团占领的阵地发动反冲击。我的观察所设在一个磨坊里，这时磨坊的砖楼正处在敌交叉火力之中，磨坊几次被命中，我只得寻找新的地点。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每隔一小时就发动一次进攻。在一次抗击敌人的战斗中，谢尔盖耶夫牺牲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是我的好战友，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在遇难前的几天里，他不知怎的竟反常地缄默起来。在俄罗斯卡拉博尔卡的战斗中，他的座骑被打死了。两天之后，在离乌鲁库利不远的地方，他的第二匹战马又被子弹打穿了两只耳朵，还打中了他的军用挂包。那时，我看到谢尔盖耶夫骑着脑袋上缠满白色绷带的马走了过来，就打趣揶揄他：
“怎么，你想给白匪军指示目标？”
他看了我一眼，就把身子转开，然后问道：
“你坦白地说吧，马和我，你更心疼谁？”他沉默了一会，又补充道：“如果是我，那就不必惋惜了……反正迟早我要被他们打死。”
我希望他这种宿命的心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很快地过去。但就是在这儿，在这抬头走路随时都有危险的地方，他刚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渡过捷恰河，就旁若无人地叼着烟卷，沿着还未来得及掘好避弹壕的散兵线上，直着身子走来走去。
结果，他被打死了，身体被敌人的6颗子弹穿了许多洞。
在战斗进程中可以看出，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强，我明白，在这个地方就别考虑什么进攻的问题了。白匪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其步兵至少是我们的2倍，炮兵是我们的3倍。
我们炮兵连的炮弹很有限。弹药库在我们后面80—100公里处。我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分析一下我团在穆斯柳莫夫地域的各个阵地，我得出结论：它们既不利于防御，也不利于进攻。而敌人在这里却能利用隐蔽接近路到达我阵地翼侧，甚至迂回到我后方。
暂短的7月之夜来临了。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这样预感到，团队正处在危险之中。我向四处派出的侦察队，不论是往右翼侧的，还是往左翼的，处处都碰上了敌人。一个白军俘虏军官被用担架抬进了我的鞑靼式的小农舍。他没负伤，却顽固地沉默不语。我很不理解他这种反常行为。不知他是受了暗伤？还是在假装？这个白匪军官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
很快又送来一个被俘的士官生。这是一个大约20岁的年青人，他同样也沉默不语，在他身上也没发现任何文件。
这一切都在提示我，敌人是决心发动进攻了。白匪军也在进行侦察。我们不能再等下去。要立即实施隐蔽机动。
我决定从这个村子向北撤。在图古尼亚克湖和乌列克特湖之间占领阵地，这样就能护住自己的两翼。
我同政委急忙赶到这个新地段，我们看到了一条干涸的深沟。看来这两个湖在过去的什么时候是连在一起的。沟沿上延伸着一排篱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军的配置起了掩蔽的作用。从水沟朝敌人方向，有一块约300米的象桌面一样平整的开阔地。然后是一片小灌木丛，几乎一直延伸到穆斯柳莫夫村前。这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我们面前的一切。敌人却无法把炮兵观察所移到这个开阔地上来，因为每一个小丘都在我们的控制下。
防御正面很宽，我们只好把8个连展开成散兵线，留作预备队的只有1个步兵连和几个徒步侦察队和骑兵侦察队以及4挺机枪。
天一亮，穆斯柳莫夫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半小时后，枪声停了下来。我得到报告，对射是在村庄里进行的。看来，敌人从四面八方转入进攻时，自己打了起来。
我同杰尼索夫骑马巡视我军阵地时，太阳已经升起。突然，一些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朝我们挥舞着军帽，大声喊着要我们隐蔽起来。我们向前方看去，在灌木丛后面出现了敌人的散兵线。我们急忙下马，趴在机枪旁边。
我用望远镜透过篱笆看到了敌士兵和军官的面孔，敌人正展开战斗队形，小心翼翼地向我军阵地逼近。我们相信红军战士们能够沉着应战，决定把白匪军放近点。
战士们耐心地等待着。当敌人第一道散兵线前进了大约200米时。我下达了命令：
“开火！”
白匪军象割倒的草一样，一排排地倒下去。伤员四处滚爬。射击约持续了5分钟。我同政委站了起来，透过篱笆观看整个场面。但红军战士并不赞赏我们的轻率举动，他们喊：
“崔可夫，杰尼索夫！这儿不是你们呆的地方……快走开吧！……这里没有你们我们也能对付！”
战士们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就象是命令，我们只好服从。我们刚跳上马，敌炮兵便开了火。幸运的是，炮弹飞过了我们的头顶，在远处爆炸。我们急速跑出交火地带。
团指挥所设在库纳沙克村东南的一个高地上。附近不远处是炮连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团队正面的地形。白匪军企图沿图古尼亚克湖岸迂回到我军右翼。我们只好投入徒步侦察队和两个机枪组来延伸我们的阵地，从而使该侧翼仿佛延长了很多，因此，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又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7月26日的战斗就这样过去了。敌人损失重大，而我军则伤亡甚微。
夜晚，我们加强了警戒。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轮流睡觉。晚上，我们的侦察员拖来了两上受重伤的敌士兵，并搞到了许多文件。
根据文件和俘虏的口供证实：与我团作战的是西伯利亚第12师第46和第48团的分队，还有车里雅宾斯克军官学校的约600名士官生。士官生都分在第46团和第48团的分队里。可能，高尔察克的司令部想以此办法来提高重新组建的部队的战斗力。
次日，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的血战。敌人尽管占有兵力上的优势，但仍然被迫停止了进攻。我军以轻微的损失击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
毫无疑问，这使白匪军的士气急剧下降，事实上，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如果敌人继续进攻，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斯柳莫夫战斗的第3个昼夜来临了。我们估计敌人将在黎明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敌人可能会采取迂回机动。红军战士在夜间就吃饱了饭，补足了弹药。
黎明前，团政委杰尼索夫就急不可待地从观察所来到前沿散兵线。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在天亮时就发动了进攻，但敌人又被彻底打败，退了回去。
这时，我从电话里得到报告：
“团政委受伤啦！……”
“什么？再重复一遍……”
“他爬到我们跟前，”电话兵继续报告：“要找您，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肚子。”
“立即把他送到团包扎所！”我嘴里催促着，可是心里仍然不相信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要失去这样一位战友……
这时，敌人朝着我们这个高地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不时在指挥所四周爆炸。我趴在一簇灌木下，心想：“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牺牲了，团政委又负了重伤，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而谁来接替这些人呢？”一枚榴霰弹在附近爆炸了。我觉得左腿膝盖上方一阵剧痛。裤子渗出了血迹。这时，团通信主任米哈伊尔·尼基京蹲在离我不远的一条小沟里。我把他叫到跟前，命令说：“第一，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我受了伤；第二，让炮兵连的助理军医带着卫生包到我这儿来；第三，到团包扎所打听一下，杰尼索夫的伤势有无危险，尼基京本想提出异议，要找电话叫医生来。但我的目光使他打住了话头，转身就执行命令去了。
没过多久，助理军医来了。就在灌木丛下，他用手术钳将弹片夹了出来，我们击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在格斗最激烈的时刻，我得知了连长克尼亚济金也受伤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口腔。
日落前，尼基京打来了电话，他转达了医生对政委身体状况的诊断：“杰尼索夫的生命已无挽救的希望。现在靠注射维持。很快就要把他送往后方。杰尼索夫急切恳请崔可夫到他那儿去一趟。”
听完尼基京传达的后面一句话，我异常悲痛，嘴里像是在哼哼地念叨着什么……马驮着我朝团包扎所疯狂地跑去。腿上的伤痛也忘记了。我必须尽量装出一种假象，不使杰尼索夫觉查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但我能控制住自己吗？
来到包扎所，我装着没有负伤的样子，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时，杰尼索夫已被抬到一辆马车上，正准备送往旅医疗所。他还清醒着，见到我后，抬起头说：“瓦西里，你没事，这太好，谢谢。”稍停片刻，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补充说：“我们都是党员……”
我应该努力使他撇开悲观的念头，就对他大谈今天全团如何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冲击，重磅炮弹又是如何地把那送到散兵线的装满水的水桶炸飞，等等。我也记不清后来还讲了些什么……
告别时，杰尼索夫用疼痛得痉挛的手握着我的手说：
“我若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就好了……爱惜这个团……再见了。”
他的眼角涌出了泪水。我站立着，紧闭双唇。马车把他拉走了。
我翻身上马，没有理睬任何人，就向观察所奔去。
回到观察所，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派侦察人员外出搜索、并重新布置火器之后，又陷入沉思，沉思……
第4天，7月28日，太阳刚升起，敌人在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开始了新的冲击。但这次冲击已不象昨天或前天那个样子了。步兵从灌木丛后面钻出来，我军火炮和机枪刚一开火，他们就调过头去，跑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他们的火炮却一直轰击着我军阵地。
中午，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和政委戈里亚奇金来到我的观察所。他们知道我一直在战场上，便把午饭也带来了。我们在灌木丛旁一起进了午餐。斯特罗加诺夫通知我说，由于敌人在我团的地段上实施主要突击，我的预备队将消耗殆尽，他已命令第45团的一个营赶到这儿归我指挥。
旅长和政委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战场，看到战场上横尸遍野的情景，很是吃惊。他们说，高尔察克把他的全部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妄图不惜任何代价击溃我军、重新夺回乌拉尔。几天来，在车里雅宾斯克西北和南方战斗频繁，双方各有胜负。我集团军第26和第27师在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波列扎耶沃车站的铁路线一带，正在艰难地阻击白匪的进攻。我师主力正向东南方向运动，准备对敌军里雅宾斯克集团实施突击。
经他们这么一讲，使我对这个地段上战斗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的右翼是谁？”我问旅长。
他犹豫了起来，沉默了一会，说：
“步兵第35师的部队正在靠拢。”
斯特罗加诺夫又待了一会，便回旅部去了。戈里亚奇金和我一直呆到晚上。作为党内同志交心，他告诉我，第35师第2旅旅长科托明带着一些指挥员（沙俄旧军官）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怒，骂到：
“嘿！……这帮败类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我非要和他们算帐不可！……”
“是的，你也看到，我们只好加倍警惕……”然后，他又问：“你那儿旧军官多吗？”
我们团只有3个旧军官。但他们都象不久前牺牲的谢尔盖耶夫一样，是好样的，我可以替他们担保。
“你瞧，”戈里亚奇金说：“你现在没有政委了。”
“您大概会很快就把政委派来吧！至于说到有人要在我们背后捅刀子，那我们的红军战士决不会答应……杰尼索夫的工作暂由伊万·普罗克希茨代替。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有威望的共产党员，团里所有人都认识他。”
旅政委走时拍拍我的肩膀说：
“多保重……”
我决定把前来增援的1个营放在前沿阵地，而把共产主义营留作预备队。我这样决定是要个花招对付我的上司的。如果我把“人家的”营留作预备队，那么，上司随时都可能把这个营从我手里调走。而如果我把该营放在前沿散兵线上，那么，他们就不会把这个营撤回，同时，预备营也就不会受到触动。
7月29日，敌人又发动了几次毫无成效的进攻。可以感觉出，敌人在惨遭几次损失后，无论是部队的士气还是体力都一落千丈。甚至敌人的炮击也变得稀落起来。看来，炮弹也快打光了。
中午时分，斯特罗加诺夫打电话来，下令从7月30日清晨起转入进攻。任务是：占领穆斯柳莫沃，继尔向米阿斯河畔的米阿斯基镇进攻。
进攻战役计划早在防御战期间就已想定。
发起进攻的前一夜，我们对敌战斗队形进行了详尽的纵深侦察。拂晓前，侦察员们带回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左翼，我侦察人员巧妙地潜入白军各战斗队形之间的缺口，深入到穆斯柳莫沃村，又悄悄地返回。
我军的进攻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我左翼营绕过乌列克塔湖边的高尔察克部队，前出到穆斯柳莫沃村。在其它地段上，敌人抵挡不住我军的突然进攻，开始撤退。全团抓获俘虏约400名，缴获机枪6挺。也就在这时，我听说，整个东方战线的红军部队已全面展开进攻。
穆斯柳莫沃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在那个时期所参加过的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而现在已是1942年10月14日。
我一觉醒来，直觉地感到面临着危险。夜晚就象一瞬间那样逝去了。我甚至觉得，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还没有离开我的床铺似的。但天已大亮了，看来，我睡得相当死。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空前残酷的一天又来临了。
2
奥尔季纳列茨·鲍里斯·斯科尔尼亚科夫给我倒了一杯浓茶，我一口气喝完，便走出掩蔽部。耀眼的阳光使我一阵目眩。刚出来，迎面遇上了司令部和指挥所的警卫长格拉德舍夫少校。我们一起往北走了几十米，来到司令部所属各处的所在地。它们被安置在勿忙挖成的掩壕里、或者在伏尔加河陡峭的右岸上的窑洞里。
有个窑洞里放着一个图拉茶炊，烟囱是自做的，冒着一缕细烟。旁边坐着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将军。他是图拉省人，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没有和自己的“老乡”——图拉茶炊分手过。因为他有喝浓茶的嗜好。……
“怎么，米特罗法内奇，”我问：“在德国鬼子的‘音乐会’开始前你还来得及喝茶？”
“来得及，”他自信地说：“不行的话，我就带着它到观察所去喝！”
西边传来巨大的轰隆声。我们抬起头，仔细地的听着。炮弹和迫击炮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接着，附近传来爆炸声，大地颤抖，火苗四溅。爆炸的气浪把我们推倒在河岸的陡坡上。茶炊也翻倒在地上，终归没来得及把茶烧开。然而，炮弹的爆炸简直使伏尔加河的水也沸腾起来。波扎尔斯基用手指着天空。头顶上出现了法西斯的飞机，分成几批，象一群大雁似的自由自在地飞翔着。炮弹的爆炸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使人无法讲话。我看了波扎尔斯基一眼，他从眼神明白了我的意思，抓起图囊和望远镜，就向自己的指挥所跑去。我也急忙地走向自己的指挥所。
烟雾和尘土四处飞场，遮天蔽日，空中弥漫着臭味。我来到掩蔽部，正准备用脚踢开门，突然，一股爆炸的气浪，把我推进房间。进门后，我见克雷洛夫和古罗夫坐在凳子上，两人手里都握着话筒。旁边站着集团军通信主任尤林上校，他正在向克雷洛夫报告着什么。
“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