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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支队在政委带领下向莫斯科进发。我们连队由学员连连长（旧军官安德列耶夫）指挥。我随学员连1排前进。指挥这个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他选择了一条通往三圣徒巷最近的路。
我们排配属了1门3英寸口径炮，炮手们用双手推着炮前进。我们采取短距离跃进方式沿着墙边向前运动。接近三圣徒巷时，敌人的机枪响了，一个横穿街道的学员中弹倒下了。
作为对敌人机枪火力的回答，我们的大炮开火了。一声，两声……，但我没听见第三声。大炮就在跟前，看来我被震聋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外界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我只看见同志们手中的枪在颤动，炮身管里卷出一股股火药的烟雾，这说明我们正在进行射击。同志们张着嘴向前跑去，这就是说，已经开始冲锋了。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同志们的后面。
小巷深处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闪着火光的浓烟。这是炮弹在爆炸。烟雾愈来愈大，这说明，不仅是我们排的火炮向这里送来小礼品。大地在脚下颤抖着，愈颤愈烈。火炮向敌人齐射。学员们和拉脱维亚的射手们从左边和右边向毗邻的街上冲去。
当我们跑近敌司令部的大楼时，射击停止了。浓烟由楼房的窗子里滚滚而出，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暴乱者举着双手从大门走了出来。大部分叛乱参加者被拘捕。我们仅仅减员了一个同志。
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因为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人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天，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样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7月9日，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为死去的战友（很遗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我们把他埋葬在万民圣灵墓地。
当我们在哀乐声中一起把棺材放进墓穴时，枪声齐鸣，我们向战友致告别礼。这时，我好象又感受到了我们冒着机枪火力向叛乱者进攻时的那种紧张情景。
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锻炼一下，学员们——未来的年青指挥员们——仿佛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大家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8月31日夜间，又传来了命令：
“取枪！”
值班员的声调显然在说明，这不是平常的演习警报。
我跳向枪架，抓起我的步枪，放在床位旁，开始穿衣服。
“领子弹！”值班员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们整好队，点了名。然后被分成组，并分别被带开。
我和其他7个学员坐上了汽车。我们这个组由两名契卡人员指挥。他们中的一个人与司机并排坐，另一个和我们一起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始后，坐在车厢里的肃反工作者说：
“今天有人谋杀列宁同志。”
我们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在哪儿？是谁干的？怎么回事？列宁还活着吗？”许多问题在脑海里翻滚，但没敢提出来。
“列宁还活着。”他好象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说道。他接下去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挥所驻地，我们的任务是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从这一刻起，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注意，我只想着快点与敌人遭遇，为列宁报仇！
汽车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驰，由于紧张，我不知道汽车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这时是在城外，到了一个什么别墅村镇里。汽车停在镇子边上。周围漆黑一片，我们向前走了几百步。这时肃反工作者让我们查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片刻，黑暗中显出了别墅围墙的轮廓。再往深处，是高大房屋的屋顶。契卡人员让我们包围了别墅，并严厉地命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进去。然后，他亲自带着两个学员翻进了围墙。
过了10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房子的窗户里闪出了灯光，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紧接着是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跑动，就隐蔽起来。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围墙上隐约地闪出一个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开枪了！”
但是，那个人已经跳下来了。我立刻向他开了枪。离我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静了。没有呻吟声，也没有其它动静。我凝神看去，难道没有命中？不会，不可能。但还要准备应付一切。我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
过了几分钟，从别野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自己的人来了。他们拿着手电筒。
“谁开的枪？”一个契卡走近我，问道。
“我。”
“他跑了？”
“好象没有……”
汽车驶过来，我们把被打死的人装上车，把两个被捕的人捆好。汽车向莫斯科、向卢比亚卡驶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挤满了举着标语牌进行的莫斯科人的游行队伍。上面写着：“反对白色恐怖，我们需要红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样，为了替列宁报仇，我已经让敌人付出了代价，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工人们的口号。
在兵营里，我收到了哥哥伊万和伊里亚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他们已动身去镇压富农暴动。这就是说，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着罪恶活动。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宁演讲后我所下定的决心。是的，我要做一个带枪的人，保卫革命的成果——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据莫斯科卫戍区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旧军官都要重新登记。他们应该到室内运动场来报到。契卡人员负责登记，我们担任警戒任务。
应该说，苏维埃政府的这项措施使那些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旧军官措手不及。他们奔向车站，想逃到有白匪军的地方去。但是，在车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队。
我记得，旧军官们一群一群地涌到我们这里来，那些没有卷入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的人，很快就获准去参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进行仔细的审查。委员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们学员们同样也整日整夜地执行着警戒任务。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红军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军的联合军队之后，向喀山和辛比尔斯克①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①现叫乌里扬诺夫斯克——译注。
对共和国来说，最危险的战线——东部战线的战斗更加激烈了。而我们仍象以前一样，在勤奋地学习军事科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训练迟早要结束，迟早会发给我们指挥员证书。那时候，就该上前线了……。但这一切比我们预想的毕竟要来得早得多。上边来了命令：“立即把学员派到南方前线，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挥，去与白匪将军克拉斯诺夫的部队作战。”
“10月底考试，那时我们将把你们从前线召回来。”马斯连尼科夫把介绍信交给我们时告诉我们。
“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列车的轮子敲击着铁轨，很快就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巴拉绍夫。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挥车停在铁路预备线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们的列车来了，立即请我们学员到他那里去。我们每10个人为一组去他的车厢，我在第一组。
波德沃伊斯基显得十分疲倦，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去补充西韦尔斯旅。
“在旅里，”他说：“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但是，我建议你们要适应这个部队的情况。你们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报告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况。”
……在罗德尼乔克车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韦尔斯接见了我们。他淡黄头发，身材消瘦，个子很高，身穿士兵套头服，而且用皮带勒得紧紧的。他谈话很坦率，他说：
“指挥员选举制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现在还不可能设想你们的职务。我劝你们去当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你们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战斗中表现你们自己。到那时将会……”
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我被任命为该旅一个团的副连长。
我来到守卫着新罗德尼乔克村的连队。我一下就感觉到，红军战士们毫不掩饰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这些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又身经百战，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黄口孺子，而且还装模作样，搞了个指挥员的官当。他们认为我这个人什么地方有点像旧军官。一大推风凉话向我飞来：
“你很早就把军官皮带搞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在胸前别着教官证章？”
“为什么你把纳甘式转轮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带里？”
我明白在士兵们面前替自已辩解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语。
该旅战线很宽，但只是在一些互不连接的村庄里设有防御，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前沿。与敌军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白匪军，特别是哥萨克，经常在大清早对我实施袭击。他们攻击哨卡，搞得声势很大，紧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这些袭击者战斗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战术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点的每条隐蔽接近路。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四面传来了怪叫声。“你到圈子里去，我们会叫你出够洋相，……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来一段《小苹果》”我向手风琴手喊一声。
一个衣冠整洁的机枪手走到圆圈中心，他使劲地用鞋后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几个漂亮的花样动作就停了下来，好象在说，来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圆圈跳了起来，就象万尼亚·济明跳的那样。我展开双臂，用手拍着乔特卡舞的节奏，然后……啊，这是水兵《擦地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万尼亚学会的！看来，我没有白学，我好象长了翅膀，跳呀，跳呀……现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大家微笑着，拍起掌声。后来，大家用手把我托了起来，向空中抛呀，抛呀。
“这才象样，学员官！”“好小伙子……”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和红军战士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经受了多少心灵上的折磨、盼望了多么久才得到的。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开始，我要使战士们不仅在跳舞方面认为我是个指挥员，而且将在战斗中承认这一点。
在这次婚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两公里远的一个庄子去，路上我发现了正在偷偷沿着铁路路基行进的白匪军。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给他们来个伏击。
我派一个随我来的战士回村子向连长报告，我自己弯着腰，跑到铁路旁的一个哨卡。
我的用意简单：叫醒哨卡的战士们，把他们带到前来偷袭的白匪军的后面，当敌人向村子发起攻击时，我们从后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战士们，交待了任务。然后带他们悄悄地顺着长满小灌木丛的山谷地向铁路走去。我们一共23个人。而白匪军是我们的6倍多，将近150人。但我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想从侧翼突然袭击我村庄，而我们则埋伏在其后方，将给敌人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在距铁路路基约200步左右的地方隐蔽了起来，等待着……这是个小丘，阵地对我们非常有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匪军的行踪一目了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射击声。看来是敌人暴露了自己。我们要再稍等几分钟，敌人可能布置有后方掩护。就让他们陷入到相互对射中去。事情果然是这样。我看见两辆架着机枪的双套马车沿着铁路向村子飞奔而去。它们奔上高地，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拉开距离，开始向村子里哒哒地扫射起来，现在该是我们参战的时候了。
我整个身子跳了起来：
“同志们，跟我冲！”
白匪军的机枪手正在疯狂地向村子里扫射，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从后方逼近他们。
“瞄准敌人机枪，同志们，放！”
23条枪一起发言了。
钳制住敌机枪火力之后，我们立即腾出些火力射击袭击者。
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经受不住正面和后方交叉火力的打击，狼狈地向草原逃去，战场上留下了一具具尸体和伤员。
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近100条枪，两辆双套马车，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和38个俘虏。
在这时，我才知道，连长负了重伤。团司令部派来了通信员，带来了任何我为连长的命令。“可是还有选举制呢，为此，红军战士该怎么议论？”我沉思着，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处置。但战士们马上提醒了我该怎么办：
“指挥这个连吧，给我们下命令吧！”
这时所有的战士都按操典规定的动作转向我，喊了声“连长同志。”就这样，我当上了连长。
一个月以后，召回所有学员到莫斯科参加考试的指示到了。
我们在西韦尔斯旅的这一批指挥员—教官，在返回时少了我的朋友瓦西里·雷金。他牺牲了。我们大家分散在各个部队，所以在走时我才知道他牺牲的细节。我在旅司令部里听说，雷金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带领自己的排与哥萨克骑兵遭遇，四周是一片荒漠。他们排有14个人，在撤离时，他们向攻击者回击，直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所有人全部阵亡。瓦西里·雷金才18岁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第一次考试——在前线经受战斗的考验——成了最后的一次考试。但是，他用他的荣誉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就象一个红军指挥员所应该做的那样。
我们又回到了列福尔托沃。
为了充实我们的知识，训练班开始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
一些著名的党的活动家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B·M·斯维尔德洛夫、A·M·科隆泰、C·M·库尔斯基等。我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他们所讲的一切，课后我们经常互相争论得面红耳赤。
不久，所有到过前线的人不用考试都得到了《红军军官》证书。同时，我与训练班另外6个同志还接到命令。命令我们前往伏尔加沿岸军区，到喀山去参加第40步兵团的组建工作。
出发前，红军军官们被邀请出席在工会大厦举行的全俄中央执委、莫斯科市苏维埃、工厂联合委员会和各工会的联合会议。
这一次，我又十分幸运地看见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
我们穿着崭新的军服，挺着胸膛，兴高采烈地来到工会大厦。
我们坐在指定的座位上，会场上静下来，会议主席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宣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演说。”
起初，我以为我听错了，或是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说错了，因为现在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谋害的日子并不长。众所周知，列宁被搽过毒药的子弹打伤之后，动了很大的外科手术，因此他应该躺在床上，精心治疗……
但是，他现在竟走上讲台。
礼堂里静了下来，接着，呼喊声象雷鸣般地响了起来：
“乌——拉！”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又是“乌拉”！。就象是在冲锋，又象是攻克了要塞一样，经久不断的胜利的呼声响彻着大厅。
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
在大厅静下来时，领袖的声音响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了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革命事业所面临的危险。他揭露了协约国的计划，揭穿了向白匪军提供武器、弹药以至军服的各帝国主义集团的卑鄙龌龊的行径。报告的第二部分直接讲到了我们这些军人。
“我们知道，”他说：“红军的意识在发生着巨变。红军开始走向胜利。它从自己的人中间提拔了上千名军官，这些军官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学校里学完了课程……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变得更加有战斗力了。”①
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1956年）第28卷第109页。
……联合会议还未结束，而我们已经来到喀山火车站，登上了车厢。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前线。途中，伊里奇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他的话就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它使我澄清了糊涂的认识，抛弃了陈腐的观念，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就这样，我告别了莫斯科，来到了东部前线。我准备在这里与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正凶恶地扑向我们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首都，而那里生活和工作着伟大的列宁……
3
1942年3月，我从遥远的中国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莫斯科。我发现，莫斯科比起当年显得更加戒备森严，战备组织工作更加有条不紊。虽然在莫斯科战役中德国军队被击溃，并被打退了100—250公里，但局势仍然是紧张的。城市上空飘浮着防空汽球，高射炮严阵以待，城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敌人的炸弹留下的弹坑。人们为祖国的命运忧心忡忡。
我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就一再请求：“上前线，上前线。”
这不是我在国内战争初期当红军指挥员时那种年轻人的冲动。现在，我已经42岁了，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并被授予中将军衔。所以我迫切地希望马上直接参加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能为战胜希特勒匪帮贡献自己的力量。
战争的第11个月就要过去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是，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这是希特勒匪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用“闪击战”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