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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军司令部通知我说，西伯利亚的新锐步兵第208师将在奇列科夫和科捷尔尼科沃车站下车，并建议由我指挥这个师。
“师部在哪里？”我问道，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8月4日晨，我向各位师长（柳德尼科夫、库罗帕坚科、斯米尔诺夫）再次下达命令：沿阿克赛河在各自占领地段上构筑工事，组织防御。然后，我和前一天一样，又乘车通过格涅拉洛夫斯基和上雅布洛奇内，向西南方向侦察。
在格列米亚恰亚车站一带，我们又遇到了沿铁路向北撤退的人员和车辆。我费了很大劲才在人群中找到指挥员，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8月3日，第208师的几个军运列车的部队，在科捷尔尼科沃车站刚下火车，突然遭到德军飞机和坦克的攻击，部队损失很大。幸存在部队正沿铁路撤退。师长、团长和司令部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在涅贝科沃会让站附近，步兵第208师的一个营已展开成散兵线，正面朝南，开始构筑掩体。营长报告说，他从由南面败退下来的人那里得知，在科捷尔尼科沃出现了德军坦克，因此他自己决定占领防御阵地。团长和师长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我赞许他的做法，并命令他截住败退下来的士兵。我答应将从距他最近的司令部里与他取得联系。我想在奇列科夫车站或许能找到个师部或团部。
驶近车站时，我们看见好几个军运列车。第208师的其他部队正在这里下车。有4个军运列车在科捷尔尼科沃被击毁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里。铁路路基和列车周围到处挤满人群，辎重行李散落遍地，炊烟阵阵，一片混乱。
我找到其中一个列车的指挥员，他是个少校营长。我对他扼要地说明南面的情况，命令他向涅科沃村附近的141．8和143．8高地派出较强的掩护分队，把其余各分队调离车站，等候师部指示。
发出这些命令之后，我带着自己的小组乘车来到了第1奶品农场，它位于奇列科夫火车站以西两公里处。
在那里，我们架设电台，准备与方面军司令部联系。我记得呼号是“阿库斯季克”。时值正午，万里晴空。在奶品农场这个市镇里，除我们之外，还有第208师的部队。15分钟后，副官克利莫夫报告我，“阿库斯季克”已经叫通。我向电台走去时，发现天空中出现3批9机编队的飞机，从北面直向我们飞来。我觉得好像这些飞机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突然，传来了爆炸声。我回头望去，看到这些飞机正在轰炸奇列科夫火车站和停在那里的军车。车厢和车站的建筑设施燃起大火。猛烈的火舌迅速地从一座建筑物伸向另一座建筑物。
我跑到电台前，命令报务员用明码发报：“在奇列科夫车站，我军飞机正在轰炸自己的军列！……”当我看着报务员拍发报警信号时，我没注意到又有一个九机编队从北面飞来，向镇里投炸弹，接着，它们排成环形队形，开始轮番俯冲扫射。多少红军战士刚来到前线，还没有看到敌人，就被打死或打伤，这个场面令人十分痛心。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是，刚到达的部队在卸车区域没有得到空中掩护。方面军司令部没能保障这一行动的顺利实施，更没有通知空军部队。
我们的电台也坏了，我失去了联络手段。
那天晚上，在比留科夫斯基会让站附近，我们终于找到了第208师师长H·M·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上校。我记得他当时脸色惨白，声音颤抖。他受到极大的刺激，许多人无缘无故地死去，使他内心痛苦万分。
“将军同志，”他对我说，“我无法对我的下属解释这些无谓牺牲的原因。”
我在这里停留了几小时，等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平静下来以后，我把师政委、参谋长和师政治部主任叫到他那里，命令他们四人立即与分散在从涅贝科沃会让站到茹托沃车站以及到阿布加涅罗沃一线的部队取得联系，当夜带领他们渡过阿克赛河，在安东诺夫镇至茹托夫村一线占领防御阵地，并在部队防线的前面和左翼派出加强巡逻队。
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我估计德军不愿与我们布署在科捷尔尼科沃地区铁路沿线的部队纠缠，他们将穿过普洛多维托叶和京古塔镇实施纵深迂回。事后得知，敌坦克第48军的坦克纵队正是从科捷尔尼科沃地区冲往这一方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第208师的指挥人员加强侦察，以便搞清这一地区的敌军主力的去向和意图。
我们驱车返回南部集团临时司令部时已是夜间。
值得庆幸的是，明月当头，我们可以不开汽车大灯，借着月光在草原上奔驰。在格涅拉洛夫斯基以南10公里处的一个交叉路口附近，我们遇上了一个骑兵侦察组。我从警卫中派出一个班的战士乘汽车迎了上去。
“站住！什么人？”
对方回答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
他们是从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镇撤下来的骑兵第255独立团的侦察班。从班长口中我们得知，从凌晨起，敌人开始在那里大举强渡顿河。
“告诉你们团长”，我对那个班长说：“我命令他在波将金斯卡亚和上雅布洛奇内正面进行侦察，监视敌人的行动，敌人可能从科捷尔尼科沃地区开进到这里。让他通过位于格涅拉洛夫斯基村的第29师师部与我保持联系。”
来到格涅拉洛夫斯基村后，我得知，第29师奉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要立即从防御地段开拔，向东转移到阿布加涅罗沃车站地区。我明白，这是方面军首长已获悉，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正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从南面扑向斯大林格勒的消息，因此决定将舒米洛夫的第64集团军的正面转向南方，迎击坦克第4集团军。这样，我的部队就应从南面掩护第64集团军的行动。
8月5日晨，草原传来的隆隆爆炸声将我们惊醒。这是敌机在轰炸和攻击沿阿克赛河岸缓缓东进的步兵第29师的纵队。
同一天早晨，骑兵第255独立团奉命防守第29师留下的地段、包括乔索夫斯基和格涅拉洛夫斯基。当然，一个骑兵团防御这样宽的地段是困难的，但我们没有别的部队了。何况看来敌人也不打算在这个地段攻击我们，因为敌人正把部队调往东北面的铁路附近，以便从西面掩护其主力。
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在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镇附近渡过顿河的敌军部队，也在向东北方向移动，在阿克赛河只留下了力量薄弱的掩护部队。敌军部队机动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保障其主力部队左翼的安全。而其主力正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从东南方向绕过铁路进攻斯大林格勒。
我骑兵掩护部队当面是力量薄弱的敌军，而且基本上是罗马尼亚部队，这使我稍微放了心。但敌主力部队向东北方向的运动却使人不安。显然，敌人为了从南面突击斯大林格勒，正插到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这势必将切断我军的交通线和供应线。
我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南面出现的态势。司令部向我下达了绝对命令，要我用现有的力量坚决守住阿克赛河沿岸的阵地。
我向各部队下达了在阿克赛河地区顽强防御的命令。并且对火炮和迫击炮的战斗准备情况进行检查。为了避免遭受敌人的突然袭击，我向各个方向派出了侦察队。
作为预备队的是海军陆战第154旅和精心伪装在山谷里的两个“卡秋莎”火箭炮兵团。
8月5日晚上，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开始进攻，攻击点选在柳德尼科夫和库罗帕坚科两个师的接合部。主要突击在8公里宽的正面实施。敌步兵渡过了阿克赛河，并部分地楔入我战斗队形。看来，敌军坦克正准备渡河。
德国人认为他们的战术方法和战役方法是完美无缺的，所以这次行动又是故技重演。象渡顿河一样，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火炮轰击，继而是步兵，步兵后面是坦克。当8月5日晚，我侦察兵和观察哨发现在防御正面、特别是在波波夫山谷里，集结了大量的敌步兵、炮兵和各种车辆时，我马上就猜到了敌人的意图。
我决定破坏敌人的这次进攻。
计划很简单：凌晨用炮兵突击敌出发阵地上的集结兵力，然后，用迅猛的反冲击把敌步兵赶过阿克赛河。
天黑之后，敌人大意起来了，汽车行驶时开着大灯，丝毫不怕我军飞机。坦克还没有动，它们在等待架设浮桥。
夜里，我找到柳德尼科夫师长和库罗帕坚科师长，告诉他们8月6日早晨我的行动计划。他们很快就领悟了我的意图，并立即投入攻击准备。
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我这一手。天刚亮，我炮兵开始向敌集结兵力开火。我们站在147高地上看到，先是敌步兵、然后又是辎重队和炮兵，从山谷和掩蔽工事里爬出来，四下逃命。敌人慌乱地向南逃去。
这样，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就破坏了敌人准备在8月6日发动的进攻。
8月6日的战斗使敌人损失惨重，被打死、打伤、俘虏的人数很多。我们还缴获了8门大炮、大批的步枪和机枪。
我看到，这支部队虽然是在撤退中收拢来的，但他们并没有丧失战斗精神，仍然是作战勇猛，攻击时齐心合力，迎敌时沉着镇定。而这是最可贵的。
这样，我们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
日终时，我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这一天的战斗情况。我也得知，在第64集团军的新防御区——阿布加涅罗沃和京古塔区域，这天同样发生了激战。
最后我还知道，东南方面军①由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上将指挥。我从1938年就认识他，那时我们一起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当夜，我给他发了一封短信，其中提出如下建议：不要限于消极防御，而要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实施反突击。
①1942年8月7日，最高统帅部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分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3、第62、第21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没有坦克）。在东南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4、第57、第51集团军，以及正开赴斯大林格勒的近卫第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
我没有得到答复，甚至不清楚叶廖缅科是否收到信。
8月7日，敌人在同一方向再次转入进攻。中午时分，他们已楔入我军的防御阵地5—6公里。
我们决定再次用反攻击恢复态势。任务简单明确：粉碎敌人，并把《“文》他们赶过《“人》阿克赛河。我们《“书》决定不在白天《“屋》实施反攻击，因为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也不象8月6日那样在早晨实施，而准备在日落前两小时实施，那时天已渐黑，敌机已没有多少时间活动了，敌步兵已过河，而敌坦克还在河对岸。我们的这次冲击再次获得成功，敌人被赶过了阿克赛河。
8月12日，根据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海军陆战第66旅和斯大林格勒要塞区划归南部集团。
这些部队调给我后，多少使南部集团、特别是其右翼的相当稀疏的战斗队形更加紧凑密集。我们利用河流沟谷等天然屏障建起了坚固的防线。
在这段时间里，敌坦克第4集团军正从南面向普洛多维托耶和阿布加涅罗沃地区进攻，我第64集团军在加强了机械化第13军（由T·A·塔纳希申上校指挥）之后，正与该敌进行顽强的防御战斗。
很清楚，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在采取惯用的手段——钳形攻势。他们企图在西面实施突击，从南面夺取斯大林格勒，与此同时，包围在城西和城西南地域的我军所有部队。看来，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才把我南部集团稍稍后撤，撤至梅什科瓦河附近。
我们8月17日接到方面军的撤退命令。南部集团司令部立即制定了部队撤退到新的地区的计划。
部队动作迅速，顺利地完成了夜间撤退行动，并抵达新的防御地区，未受任何损失。
敌人发现我军撤到新的防御地区时，为时已晚。只是在8月18日晚，梅什科瓦河上空才出现敌军侦察机。但是，敌机没有急于攻击我新阵地。看来，它认为不是时候。这段时间里，主要事件发生在其他方向上：第62集团军右翼的韦尔佳奇——科特卢班——斯大林格勒一线和第64集团军左翼的普洛多维托耶——通杜托沃——斯大林格勒一线。在这些方向上的战斗中，参战部队之多，武器技术装备之强，都是阿克赛河战斗所不能比拟的。
2
每个人都有自我肯定的时候。南部集团的顽强防御使我有权利认为，在组织阿克赛河防线时，我第一次独立作出的各项决定，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我们不仅可以在某一防御地区阻止敌人的攻势，而且可以重创他们，迫使他们撤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相信自己部队的力量，相信指战员们的才干，临危不惧，正确地估计形势，百折不挠地执行既定任务。
我知道，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还在前面，战场形势变得愈来愈危急，愈来愈令人忧虑。德国人依仗坦克、飞机的优势，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向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逼近。我做好了迎接任何考验的精神准备。年轻时，我在国内战争中受过锻炼。与高尔察克匪帮浴血奋战的那些红军指挥员和政委的光辉形象依然活在我心中，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记得那是在1919年初。我带着红军指挥员训练班的毕业证书来到喀山，被任命为第40团负责队列的副团长。不久，这个团的两个补充连被调去接受第2集团军司令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的检阅。司令部设在萨拉普尔。我是第二月的一个暴风雪的日子里带这两个连去的，天虽冷，但我还是出了满头大汗。
集团军司令员绍林是一位对部队要求十分严格的首长。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些头发花白的队列教官。而我这个多少有些孩子气的年青军官，却要在他们面前指挥各有150人的两个连队，汇报训练情况。只要有一个人走错了步子，或是做错了操枪动作，就全糟了。
但是，战士们都感受到了这里的严肃气氛，一个个挺直腰板，振奋精神。就象上了发条一样。所有口令他们都完成得很认真，做到了整齐划一，准确无误。转弯，又是一个转弯，展开横队，又收拢为纵队。我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做错动作。而两个月前，他们在队列里还是笨物笨脚！特别是2连的那个小伙子。
评判员们看着我，故意板着面孔，而把笑容藏在胡子下面。我知道，我的稚嫩惹他们发笑，而我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因为我还没长胡子……
最后传来口令：
“立定！……”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在队列前走过，他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着红军战士们和指挥员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补充连的训练水平和精神状态都十分满意。最后，他握了握我的手，告诉我说，我们团不久就要编入作战军队。
1919年3月初，我团从喀山调到了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地区，编入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各营分驻在托伊马、下托伊马和上托伊马三个较大的村子里。
把部队从喀山带到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条不紊地组织人员上车，要给每列车分配炊具、物资、马匹和板车。应该从何着手，谁也不清楚。此外，还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红军战士中有些人在喀山服役时表现还可以，一听说要离别亲友上前线，就打算往家里溜。
集团军的一个委员会来到我们团，警告我们说，如果部队出现开小差的现象，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将处分团指挥人员。
我们对部队进行了解释说服工作，还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各分队建立了审查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制止一切开小差的企图。
由于我们的努力，部队很顺利地完成了转移任务。
我们随时都可能投入战斗。当时高尔察克发动了新的攻势。他的军队占领了阿汉斯克、奥萨、比尔斯克。3月11日，又占邻了乌法。我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形成了一个150公里的缺口。
白匪军卡马第8师的几个团乘虚而入，直接威胁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和奇斯托波尔。而在那里，在卡马河流域积存着大量的国家中部地区所急需的粮食。
我们团的任务是：尽量缩小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在春汛到来之间，把这里的居民点控制在自己手里，保障粮食外运到我国的中部地区去。但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们武器不足，机枪更少的可怜，全团只有三挺“马克沁”。团长请求集团军司令员按编制给我们团配足机枪。
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回答他说：
“白匪军手中有很多机枪，用他们的机枪补充吧！阿津就是这样做的。”他停了一下，又解释道，“第28师师长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集团军司令员尊敬这位师长，称呼他时还带上名字和父名）就是用敌人的炮弹补充自己的炮兵。炮弹一打光，他就命令骑兵团说：‘冲到敌人后方去，搞些炮弹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与高尔察克匪徒展开战斗的前夕，我心中就对阿津师长产生了特殊的好感。这并不是因为在军队中和在老百姓中传说着他的许多神奇的故事，也不仅是因为他作战勇敢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严酷无情。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只要克服对危险的恐惧心理，你就不再是个胆小鬼。残酷无情更容易做到，在激烈的战斗中，手中的武器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只要你的手别发抖。而我尊敬阿津，是因为他是一位刚毅而又机智的指挥员，士兵们都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阿津和他们一起战斗，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有时，白匪用榴霰弹和密集的机枪火力把我们的战士压在地上，而阿津却跑过去，沿着隐蔽的散兵线给士兵们发烟卷。谁能不跟这样的指挥员打冲锋呢？当然，阿津这样做有点太冒失，可当时的阿津师长才年仅23岁。阿津善于迅速地判明敌人的企图，洞悉敌人的弱点，因此敢于把部队派到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
阿津获得的荣誉激励着我，哪个年轻人不想做一个出色的人？！何况是在战争年代……我不想隐瞒，我当时处处都想模仿阿津。
当然，这种想法不只我有，我们团的许多连长、营长都希望在阿津的指挥下作战。
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没有见到阿津，但他在我们的想像中是个身材高大、灵活机警的人，说起话来声如雷鸣。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团被编入步兵第28师。我们接到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