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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月的学费还不知在哪里。即使真病了，甚至体重一下减了三十磅，他也得硬支撑起身子去上学、打工。每当他不堪忍受、意志快要崩溃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默默念道：你不是一个一般的男人，你是她的丈夫，你是曼波的父亲。你要用自己的不同去战胜你与许多人相同的弱点！
她和曼波是他心之所系的明天——
美国不崇洋媚外，注重保护的倒是本国人民的利益。读小学、中学免费，上大学对本国学生收费很低。对外国留学生则收费涨了好几倍。他来的前一年，他就读的那所大学一学分收外国留学生四十美元，他来了不到一年，一学分要收一百二十美元。连来自人均年收入四千美元的台湾留学生也嗷嗷叫了，不得不纷纷外出打工。不少从国内来自费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由于过不了经济这一关，甭说是学业难以为继，就是生活也陷于困顿……一年下来，他却奇迹般地站住了，将约合二万多元人民币的美金交去了学校。学业上，由语言的中级班一下跳到高级班。此外，有了稳定的住房，还有了一辆自己的小轿车。第二年存款已经使他在银行里享有信誉。他从在新大陆的一番拼搏中又抬回了那曾在国内有过的自信：他将能自己负责起自己的一切！他还打算明年将着手办理她和曼波来美国的探亲事宜……他在心里无数次发过誓：自己一定要让她和曼波的将来美满幸福！当他把一纸纸美钞存入银行的时候，他有了葛朗台式的快意；他对自己也是葛朗台式的抠门儿，每年六月，达拉斯的气温已经高达一百华氏度，为了省油，他宁可做蒸笼里的包子，也不去打开车里的空调冷气……
她感觉到了一个男子汉的忏悔，并正以超人的努力来抹去投在她心灵上的阴影。
她也有些后悔。她想起在临产前的那几个月，自己全部的视线几乎都系在腹中胎儿的搏动上了，他心上那片从来是盎然生机的林子里，唱春的雀子几乎在一个早上飞得干干净净……
她将他的每一封来信都编了号，精心保存着，等女儿长大了，她要给女儿看。让曼波知道，自己的父母经历了多么痛苦与甘甜、多么深邃与丰富的感情历程。对曼波，这将是一部博大的生活教科书。
她在每一封信里都对女儿的近况作了详尽的描述：八个月时，曼波牙牙学语，最先说出口的便是“爸……爸……爸爸”。曼波能讲话了，常常自个儿对着书桌上他的照片讲话——“爸爸，我和娃娃睡觉去了。”“爸爸，妈妈要带我去北戴河了。”“爸爸，外婆今天说我乖。”……去年“六·一”，曼波看电视剧，上面有一家家父母亲领着孩子玩的画面，女儿突然叫起来，“爸爸，爸爸，”……曼波刚会画画时，别人问“这是干嘛”？回答是“给爸爸写信”。曼波会跳迪斯科，会唱《血染的风采》、《让世界充满爱》，唱时还拿一个小玩具当作话筒……
犹如他在信中极少写自己每日的艰辛，她在信里也极少提及自己肩上那副沉甸甸的担子：工作上不顺心，仍住母亲处，景山的房子漏雨，厨房都快坍了，她几次想去收拾一下，都未敢进去。终于来了工人，修好了屋顶，厨房却不肯修。去报社要求分房子，有关领导答复说：“自费留学生不能参加单位分房子。”孩子入托同样没门，“报社里双职工的孩子都解决不了，何况已经出国去的人的孩子！”不是满中国都在唱《让世界充满爱》吗，他不过是去了美国，还没有出地球，而且国籍还是中国，编制、关系也都还在原单位，怎么却一下被剥夺了享有爱的权利呢？不是政府早就宣布对公费、自费留学生一视同仁，某些方面应给予一定照顾，并欢迎自费留学生早日学成归来，为“四化”效力吗？怎么有的单位干的却是过河拆桥、釜下抽薪，让人难有回国之心的事呢？
大洋两岸，他和她都在执着地走向明天。
无疑，她浇灌下去的心血，都会得到绿盈盈的回报。他将会使她和女儿的明天过得幸福。
难的是一个女人再造起一个男人。
再也没有比一种宽容的情怀更能使一个男人坚毅起来，奋发起来，从而决不被逆转的命运击倒。
她的心里一直在唱《让世界充满爱》。
如果，所有的人心里都唱起了这支歌子，世界将会变得怎样呢？
四
“世界大串连”的参加者中，不乏专业人才，其中有些还是在国内卓有建树、各条战线也迫切需要的优秀专业人才。
他们多是以自费留学身份出国，也多集中于美国，虽然美国驻华大使馆并不将他们当一般自费留学者对待。这前提条件便是，一在电脑打字机上打出名字，连接计算机终端的资料库里就会送出一页或几页记载有某些建树或造诣者的履历材料，那么使馆人员必定溢满了水蜜桃般的热情……据说，资料收集得如此齐全，一个人只要在中央一级的电视上、报刊上露过两次名字，那资料库必定就有储存。
以文艺界为例。在电影界，一颗颗“明星”，变成了一颗颗“流星”，他们的消失几乎与他们的成名一样快，这已经是使多少影迷们深深失望的事了，这里不必赘述。在音乐界，朱明瑛、苏小明这类流行歌手出国的不算，近年来我国在国际歌坛上获奖的西洋唱法演员：胡晓平、詹曼华、张建一、高曼华、傅海静、苗青、叶英、温燕青、曹群……都走了，国内剩下的，只有迪里拜尔一个。现在中国第一流的歌唱家全在美国，管弦乐键盘乐方面也如此。国际小提琴和钢琴比赛的优胜者，如胡坤、薛伟、王峥嵘、朱大明、王晓东、李坚、贾红光等；我国优秀青年作曲家、指挥家，如黄安伦、谭盾、陈怡、罗京、水兰、胡永言等，目前统统都在美国或欧洲。上海交响乐团几年来走了六十多人。为中央文艺团体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的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七八级，一个班三十二人，现在除了一位改行当了导演，另一个做买卖发了大财，其余三十人全去了国外……
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我国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从美国和意大利访问、讲学归来百感交集，慨叹大批尖子外流，呼吁重视音乐人才。她痛心地对记者说：“据我所知，人才外流趋势还在发展。我所在的中央歌剧院交响乐队已流走三分之一，五年中培养的五名歌剧《卡门》主角，走了四名。甚至，最近某个对外交流项目要物色青少年优秀演奏家时都痛感‘国库空虚’。由于国家对高校在校学生自费留学作了限制，尖子们有宁肯退学的，不上研究生的，甚至不上大学的，怕上了就走不成了。现在学习为比赛，比赛为获奖，获奖后出国，几乎已成了规律。我们每培养一个音乐人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国家要拿出好几万元。结果呢，外国人用很少的一点奖学金就把我们的人才吸引去了。为什么留不住人才呢？除了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外，我认为我国对音乐人才不够重视也是原因之一。比如，首先为胡晓平提供歌剧舞台的是匈牙利人，为迪里拜尔提供歌剧舞台的是芬兰人，而不是中国人。相比之下，我们就没有做到努力创造条件，让一切优秀的作品、有造诣的演员都能经常上演、登台，帮助他们获得成功。”郑小瑛还感情复杂地告诉记者，她在出访时接触到的留学生都对祖国、母校和老师们怀有深切美好的感情，但对何时回国这个敏感的问题却大都讳而不谈。有的顾虑“反资”，怕回来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也怕回来再也出不去了；有的要等待机会成为国际明星。因之，她大声疾呼，希望国家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把现在国外的音乐尖子吸引回来，为祖国人民服务。
在体育界，在美国的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绝不是凤毛麟角。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冠军李赫男，早已成为美国乒乓球队的主教练。中国跳水队的李孔政、陈肖霞、李宏平已陆续去了美国。中国体操队的“鞍马之皇”李小平参加了美国大学队的训练。前中国女排的台柱郎平也引人注目地飞往大洋彼岸。
此外，许多著名中国选手，大都挑选了欧洲、北美洲和日本作为留学和工作的地点。蔡振华，在意大利；谢赛克，在法国；李月久、吴佳妮、梁伯熙，在加拿大；古广明，在联邦德国；汪嘉伟、曹燕华，在日本；周兰荪，在澳大利亚……
一位体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著文指出：当体育在目前仍是一种国际间的激烈竞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时，中国优势项目的尖子运动员和比较权威的教练员出国，必将对中国的这些领先项目造成潜在的威胁。中国运动员独特的、创造性的训练方法和技术被外国选手掌握，将使中国运动员在未来的比赛角逐中处于不利地位……
据专家分析：目前外国乒乓球选手比较普遍地掌握了中国式的发球和反手攻球技术，以及近台快攻战术，在近几年的国际比赛中，给我国选手造成了很大压力。中国乒乓球队的成绩开始呈不稳定状态，这与中国优秀乒乓球选手、教练的纷纷出国不无关系。
忧心忡忡者远不止于文艺界、体育界。
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某著名学府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痛心疾首，他说他执教半个余世纪，他的弟子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争相离他而去的，他近年来一共培养了十六名硕士研究生，现已有十二名去了美国，而且这十二名研究生都是他最得意、最有前途、最有希望、最有才华的。他说着说着，禁不住涕泪交流……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大批优秀专业人才的出走，对正在向着21世纪曙光艰难起飞的祖国来说，是一种遗憾；在本来就不尽如人意的中国人口质量里，是一次范围不小的“水土流失”……
然而，这是一把两刃剑，一个两面都上了水银的镜子。人们常常看到了此面却忽略了彼面——
据1986年12月2日《文汇报》披露：“上海专业技术人员使用现状及其战略对策研究”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三分之二人才积极性未充分发挥。上海55。3万名专业人才中，专业不对口的占19。8％，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任务或任务不饱满。在一些人才有余的单位，问题更突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才被积压、被浪费。
据同年10月21日《社会报》披露：上海美国独资企业希尔顿宾馆公开招聘管理人员的广告在报上刊登后，引起了社会上众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极大兴趣。报考总人数达300多人，学历均在大专及大专以上，不少人还是研究生、大学讲师，有的已在某些领域中有了一定的造诣和建树。在这些众多的报考者中，90％以上的人所学与宾馆专业完全不对口。竞争十分激烈，录取率为八比一，与录取研究生的情况相差无几……
在南方，建国以来分配到海南岛的大、中专毕业生共1500多人，在未决定海南建省之前，已走了1200多人。
在北方，大兴安岭自1964年正式开发以来，陆续分配来大学生1000多人。从1979年至今，已经流走600多人。
大兴安岭留不住人，一是由于高寒地区，生活艰苦，中年知识分子健康水平下降。二是由于子女升学、就业难。三是由于大兴安岭地区在艰苦条件和高寒程度上都超过新疆和西藏，但工资类别和地区津贴都低于这两个地区。有的中年知识分子说，现在国家和地方对刚毕业分配到青海、西藏的大学生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而对为大兴安岭地区干了二十多年的知识分子，却似乎遗忘了……
1982年，四十三岁的蒋筑英、四十七岁的罗健夫相继谢世，报刊上一阵惋惜，上下；司一片稀嘘。然而，亡了羊，牢还没补住。仅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过早谢世的中年高级专家已有九位：马氏决策规划专家董泽清，五十岁；数学家张广厚，五十岁；数学家钟家庆，五十岁；地质学家曾庆丰，五十四岁；声学家施仲坚，五十岁……。在北京航空学院，从1986年7月至1987年元月，五十岁到五十四岁之间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死亡七人，其中副教授五人，高级工程师一人，老讲师一人。
如果能把全国各省市、各单位过早凋零的中年知识分子一一排出来，相信那名单将是黑压压的，宛如让人肃肃然踏进了烈士纪念堂……
一切有识之士更该对此局面忧心忡忡。
生活里有些广告有声有色，人们看了却无动于衷；
生活里有些“广告”，虽然没有谁在精心设计，散乱而又具有随意性，人们见了却触目惊心，不得不联系起自己的境遇，一起感慨系之，深长思之。
也许，正是某类“广告”作用的结果，大批优秀专业人才有如候鸟般地西去。这一结果，又往往成了一块新的“广告”，让更多的人们为投入“世界大串连”而跃跃欲试……
这一“世界大串连”，并不是裹进去的一切人都是被一股膨胀了的“崇洋”情绪驱赶上路的。与其说出国留学者们“崇洋”，不如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希冀借留学途径改变目前的处境较为妥当，或者说是打算自己为自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较为贴切。正如《美洲华侨日报》上一篇分析近年移居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和心态的文章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潮相继涌出国门，涌入美国，现在美国许多城市的华埠，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碰眼碰鼻都是啊！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极坏者，愤然而别；境遇不好者，决然而离；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这真是小同而大异。”说一千道一万，现在的关键是，国家应不打折扣地加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已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归心归，未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安心安。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人身上表现的，正是当今这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交织，新体制诞生、旧体制剥落，方生而又未死的时代的一种阵痛——
改革，已经摇撼了旧机制小山般的重重弊端，不断有泥土、石头和残枝败叶哗哗地滚落下来。然而，形成、维护这座小山的深层文化、心理形态仍在，并有着几千年古老、厚实的积淀。不坚决有力地铲除它们，新的机制及其相应的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环境，开明与竞争的环境，就很难牢固地确立！
旧机制有了松动，就有了希望……
新机制尚未确立，又萌生失望……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便是在希望与失望两座峡谷之间奔湍而出的一股大潮。
它根本上又代表了希望——
毕竟一个新时代的阳刚之气，正在恢宏地兜胸吹来，“人”的意识苏醒了，再不甘心如金似水的年华掷尽在浑浑噩噩的等待中，再不愿所学如一张压在抽屉角落里被默默作废了的布票，再不会将命运交给某些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主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世界大串连”里，奔湍的是当今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们追求创造、渴望爆发的一颗颗骚动的灵魂；汇集的是他们敢于打破旧有的生活秩序、敢于去新秩序里承受风险的崭新风貌。
自然，在出国留学热的大潮里，还有负势而下、本身没有一点重量的泡沫，装饰一新、也只能泛起于一时的沉渣，或许还有隐隐生出某种危机的潜流。但与其不屑地或困惑地盯住它们，甚至夸大它们，不如将目光调回来，在进一步完善出国留学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国内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以及许多不成文的用人土政策，来一番严肃、深刻的自省；不如以更热情的双臂，去呼唤正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崛起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更坚决些！更深入些！更迅猛些！
毕琦，男，今年三十五岁，《北京晚报》记者。初中毕业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了七年。到我们采访时，他出国留学手续全部办齐。
他的叙说，有如一条涓涓小溪一样平静——
小学时，我就朦朦胧胧有将来长大后得出国留学的念头。
我上的小学，原是美国教会办的汇文学校，解放后改成北京市盔甲厂第一小学。实际上是所干部子弟学校，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校门口的小车鳞次栉比，恍若奔云：吉姆、伏尔加，那时算好的；其次是华沙、胜利20；最次的是吉普。同学们互相比看着，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两颗星，不屑便撇在了嘴上；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四颗星，瞳孔便放大了些；若谁的爸爸是位少将，乃至中将，儿子的脸蛋就仿佛绽开了一朵朵金花……我所在的班，有二十八名同学，全班不是干部子弟的学生就我一个。我父母都是小干部，照说我是进不了这所小学的。母亲在报社工作，认识市教育局的一些人，我是由后门进去的。
有这么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般人家的孩子穿打补丁的衣服很普遍。可在我们班上，就我一个。我父母工资有限，一共养了五个孩子，三个孩子的住宿费、学费、伙食费交出去，父母的工资就去了多半。穿衣着鞋上，无法讲究，不是打了补丁，就是哪块破得絮絮拉拉。开初一些日子，我每次去学校，男生见了一串串哈哈哄笑，女生见了一阵阵窃窃私语，似乎高雅的校园里进来了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毛……平时没办法，一次区里举办校际之间的乒乓球、足球比赛，我又是学校这两支球队的队员，穿着得像个样，母亲咬咬牙，破例为我买了一件灯芯绒夹克，从来都是拣哥哥们衣服穿的我，很是珍惜，比赛时才穿上，一赛完赶紧脱下来。一次比赛，球踢赢了，大家都乐得不行，蹦蹦跳跳，又滚成一堆，我将夹克随手扔在草地上，也加入进去。走到半路，才记起忘记拿衣服了，扭头就往赛场上跑。夹克不见了，腿一软，我瘫坐在地上，眼前一阵发黑……有两个队员问我：“毕琦，你怎么了？”我拖着哭腔说；“我的夹克……衫……不见了！”他们愣愣地盯住我，像是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过一会儿，他们走了，转身时丢下一句话：“丢就丢了呗，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