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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14日，赵总理同意张劲夫国务委员关于支持中信公司在“笼子”内有进口木材经营自主权、而不必归到专业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的报告，并批曰：“照此办理，不准再扯皮。”
1986年9月9日，赵总理在办公室听取了荣毅仁的汇报后说：
——中信公司可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集团。这要靠你们去闯，同意你们进行试点。
——同意你们公司扩大自主权。你们的投资项目凡电力、原材料、运输等外部条件具备，不需国家再拿钱的，可以授权公司自己决定，而不必什么事都要上面批。
——中信公司有很大成绩，国务院常务会议准备听取你们一次汇报。改革、开放、搞活是大势所趋，扭点秧歌的现象也会有，但总的方向是向前走，你们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
多么强有力的支持！
“荣老板，你们公司也可叫‘四世同堂’、‘五子登科’了。”有人祝贺说。
原来，中信公司如愿以偿，今年2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听取荣毅仁汇报后，正式同意成立中信社会主义企业集团，授予公司在一定条件下有重大项目的自行审批权。
看，中信房地产公司，中信香港集团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相继成立了。以开展国内外投资业务为主的中信兴业公司，类似综合商社的中信贸易公司等子公司正在积极筹备；向天津市长李瑞环要的开发区一块“飞地”上，正着手建立外向型的中信工业基地；公司投资的第一个大型电厂开始筹建，第一期工程完成可发电70万千瓦。中信公司将办成国内外产供销一条龙这样一个集团企业。这是公司又一次大胆的改革和试验。
占地1000亩、拥有先进生产线的大项目——中外合资秦皇岛渤海铝业公司第二期工程，不久前中信公司第一次自己审批签约了。
尽管与现行经济体制磕磕碰碰，但并没有出现过剑拔弩张的局面。第一副董事长唐克说：“荣毅仁还是很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的。经济大载体正处在改革、完善过程中，今后矛盾还会有，并不是哪个部门存心和公司过不去。”为使向集团性企业方向发展这个新宏图得到左邻右舍的理解和支持，今年新年、春节前后，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其他负责人联袂出马，与有关部门领导恳商。唐克幽默地说：“一路路‘菩萨’、‘财神’都烧香磕头了。”
经历过烦恼，有过阵痛的荣毅仁和他的伙伴们眉舒目展了。荣毅仁笑吟吟地说：“说我们‘四世同堂’、‘五子登科’，嗯，也对，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
开放与信仰有矛盾吗？
以原工商业者为主体搞起的这家公司，如此放得开，搞得活，又不断与资本主义打交道，公司的政治空气与精神文明如何？开放与信仰有矛盾吗？
荣毅仁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风趣地说：“你是资本家，见过列宁，我也曾是资本家，干社会主义。我们两个都是资本家，可以谈得拢。”
荣毅仁给公司年轻人作报告：“人家都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玩意儿（按：指社会主义），我就是要搞这玩意儿。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
荣毅仁在纽约美东圣约翰同学会上讲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十亿中华儿女通过长期奋斗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一些好奇的西方记者，常常问荣毅仁，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荣笑笑说：我还不是，但我希望将来能达到党员标准。荣夫人说：好多亲友也问起这事呢。
中信公司创业时的“元老辈”，原工商业者，现仍在任职的，年长的已七十八岁，其他人也在七十岁上下。他们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能如此大展宏图，能如此有职有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家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的身份、地位远非过去当一家或若干家工厂的老板所能比拟的。这8年，他们并不是在发挥余热，而视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人称“小诸葛”的现任总经理徐昭隆，办公室一隅放着一座悬崖勒马钢制品。他说：“我们这些从资本主义走过来的人，过去受过冲击，确实犹如惊弓之鸟，不敢与资本主义沾边，在感情上也可说顾虑重重，忌讳这件事；但我又感到，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形成一套社会化大生产的办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些经过沧桑的人，用起所谓带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来，还慎重些。”看来，“悬崖勒马”这件摆设倒很能代表屋主人的个性，既敢于在悬崖奔马，又能及时勒马。
他们，过去的资本家，越干心情越舒畅，有些人发自内心地信仰起共产主义来了。
公司人员已发展到900多人，大学生、研究生占84％。这里的外事活动很多。几个会客室里，天天热闹得像茶馆。众多的黑头发又如何？
社会上某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公司不少年轻人反倒提出入党要求。
“涉外‘窗口’不能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他们说。是的，公司几乎尽人皆知，一个派往国外的“双硕士”，违反外事纪律，又自恃有才拒不认错，还以掼纱帽相要挟，公司毫不含糊地批准他辞职。
“这里是施展才能的舞台，又是造就人才的环境。”他们说。是的，打杂跑腿的初中生学习上进，当了公司一家海外企业的部门经理；大楼的服务员考上了公司的银行；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在独当一面……
“巧克力大厦”，这个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获得成功的缩影，这块改革、搞活的试验田，其所产生的辐射作用，远远超过它已经办起的180多个中外合资、中中合资和独资企业。由问号（？）到惊叹号（！），当然现在也还有问号，人们对它的认识正合乎逻辑地发展着。8年的创业是艰辛的，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路，毕竟走出来了，而且前面的路还更宽广呢。
命运备忘录
作者：张建伟 蒋峰 陆小娅 郭蓝燕 高峻 宁光强
——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
1984年4月，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高级工商管理硕士（MBA）。7月，招生在全国铺开。9月，440名精通外语、有三年实践经验的青年人才被选拔出来，获准应试。10月，440人再次被严格的考试筛选，仅留下40人步入MBA学业的起跑线上。两年后，1986年9月，39人完成学业，赴美实习，被誉为“中国经济管理黄埔一期”学员。同年12月，荣膺MBA学位的38人归国，投入中国的改革大潮……
然而，1987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接收到MBA的呼救信号。
呼救者声声叹息：
——我们，38名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虽年纪轻轻，却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苦恼不堪。
——为培养我们，国家耗资百万，我们历尽艰辛。然而，培养与使用完全脱节。
——我们怀疑，国家耗费巨资办这种“国家级人才培训项目”是为了什么？
——我们不明白，我们干嘛要进行这种劳而无功的努力？
痛苦的呼救震撼了报社，六名记者紧急出动，行程十几省，奔波万里路，朝一个个呼救点追踪而去……
MBA：中国的呼唤
1984年4月27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
“我很高兴地宣布，两国已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特别训练班，毕业生将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一学位将由纽约州立大学授予。”
早些时候，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也曾表示，希望美国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
在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关注下，这个“特别训练班”——中美合作培养MBA计划终于付诸实施。
MBA——工商管理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是现代西方经济的宠儿。
MBA学位教育，是西方近百年管理经验的结晶。在美国，每5个硕士生中就有一个攻读MBA。哈佛大学的MBA，被称为比“博士还值得骄傲的学位”。拿到这个学位，立即会被大公司聘为经理人员，年薪高达6万美元，决无失业的危险。今天，正是三十岁左右、具有MBA学位的人掌管了半个美国经济，为西方世界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也需要MBA。
据1982年调查：我国县团级以上企业领导中，懂得管理的不到1／3，而具有科学管理知识的人员只占15。2％。
据一次简单的考试摸底测定：我国工商贸等7个行业的520名厂长、经理，企业管理知识平均及格率只有60％，即使有大学学历的企业领导，也有20％不及格。许多人对“网络技术”、“价值工程’等现代化管理观念闻所未闻。
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改革征途上，我国政府远见卓识，把中国的青年英才推上世界经济舞台，去获取西方最先进的管理经验，实是中华民族刻不容缓的事情。
MBA因此被列为国家级人才培训项目。
为了MBA，国家经委每年拿出全国人才培训费用的一半投入学员受业的大连培训中心。
为了MBA，学员所在单位将为各自的学员提供二万元左右的学杂费。
中国需要MBA，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为了MBA，中国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为了中国，MBA理应产出三倍的效应！
MBA：命运之剑
当我们6名记者分头与38名MBA毕业生会面时，他们已毕业10个月。
10个月中，他们大多数人一事无成。
对MBA来说，10个月是什么概念？
我们听到了现代世界发出的警告：
面对变动不定的现代世界，经过工商管理硕士训练的现代管理人才，他们的知识只在17个月内完全有效。17个月后，他们必须补充新的知识，学习并掌握新的外事经济案例，才能重新适应残酷竞争的世界经济。
10个月已经过去，浪费已成现实。
然而，这还不是我们最为沉痛的感觉。
在与38名MBA毕业生会面的前后，我们还分头访问了他们的单位领导。
没有一位领导认为他们不重视这批人才，相反，他们提出了一套一套的重视人才理论。
一边是重视，一边是浪费。
我们对MBA命运的反思就从这里开始。
命运之一：难以摆脱的怪圈
一切信息都表明，MBA毕业生回国后将被委以重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评论：“他们将置身于中国现代化的先锋行列。他们承担了将西方经济学及管理学理论溶于中国改革的使命……他们经过两年的学习而得到MBA学位，他们将处于引导中国工业及政府部门前进的路上。”
在准备返回的几天内，美国一些工商界的首脑人物闻讯赶来，在百忙中分头设便宴款待他们，以期同他们拉上关系。
一个形象的比喻诞生了：中国的首届MBA毕业生不仅要成为祖国改革事业的先锋，还应成为管理革命中的“母鸡”，孵化出中国90年代管理革命的春潮。
然而，一接触现实，他们便立刻明白：这一切不过是虚化的幻念。
在国家经委袁宝华副主任接见他们的第二天，MBA学员王川山就乘上北去的列车。这时，是12月28日。30日，他兴致勃勃地回到原单位——辽宁省机械研究院。敲敲院长办公室的门，没人。
他每天来研究院。直到二月份，院长才找他谈话：“院里的意见，你先回室里工作，以后院里有什么用得上的，我们再安排。”
他彻底地凉了。攻读MBA学位前，他是搞设计的。攻读MBA之后，他又转回了设计室。他感到了一种命运的嘲弄。
同王川山一样，盛维民回单位后，也转回了他的原岗位，搞课题研究。面对来采访的记者，他长叹一声：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所里倒是为我安排了新岗位：搞规划和专业人员的职称评定。可我学的是MBA呀！我想，一个人有效的职业生涯不过二三十年，我再这样晃下去，连过去的专业都丢了，还不如先回去搞技术。管理，以后有机会再说。人还是该现实点，不能好高骛远。”于是，他痛下决心，回到三年前他离开的那个研究室，拣起已经荒疏了的科研课题。
几乎所有的MBA毕业生都经历了这种命运的落差。没有人打击他们，也没有人迫害他们，只是没有人理睬他们的MBA——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大的财力及人才投入才获得的高级工商管理经验和科学理论。
改革进行了九年，许多单位对知识及人才浪费的现状仍如此麻木。他们对记者说，他们没有浪费人才。但对什么叫浪费人才，他们并不知道。
人才浪费的质量指标有三个：（一）被无效率地使用；（二）与人才所掌握的知识相比较，正从事不太有价值的活动；（三）闲置。
38名MBA毕业生在回国后的10个月中，多数处于前两种状态，少数被闲置。
人才浪费的数量指标只有一个：经过特殊培训的人才倘有20％的知识领域与所从事的职业不搭界，即属于浪费。
据38名硕士对自己知识应用比率的乐观估算，他们在10个月中勉强应用上的知识大约有30％，处于浪费状态中的占大头。
我们同他们的领导进行过上百次的对话，他们告诉我们一大堆重视人才的理论，但没有一位领导从这个角度向我们解释人才浪费的根源。
我们有一大堆重视人才的理论，唯独缺乏人才使用效率！
命运之二：“欲穷千里目”——只争朝夕
刘中天，MBA学员曾给这位老大哥起了个外号叫“老枪”。可这把“老枪”遇上了他的厂长，就彻底哑了火：想调走？那不行。你就安心在这里干吧。我既然能供得起你上学，就能养得起你。不信？看我养你20年！
20年？！刘中天今年已四十有二……
正是为了把尚有热乎气的现代化管理知识及时应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上，他根据原单位几乎没有涉外经营的实际情况，自己联系单位准备调动。他必须只争朝夕。
“谁说用不上？上回毛里塔尼亚外宾来，我看那个翻译就不行。下回再来外宾，你上！”
厂长有厂长的道理。
记者来到刘中天所在的工厂，几番求见厂长，得到的却是专人陪同游览厂区附近风景的礼遇。直到记者通过中间人再三申明：此行绝非问罪，而厂里惜才、爱才的苦心记者也完全明了，才终于得见厂长，并当场得到了一番教益：“刘中天学的东西现在是有点用不上，但我们不能放他，我们厂将来也是要发展的。人家美国都知道重视这种人才，咱就不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吗？”
“只争朝夕”的MBA，撞上了“欲穷千里目”的厂长，即使你有一万种“危机感”，又能感动谁？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MBA的这种危机感感动了美国人。
8月底，布法罗管理学院院长阿罗托博士来到北京。听中国弟子们谈完回国几个月后的情况，阿罗托说：“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非常感动。我发现，你们并不是想找一个薪水高、待遇优厚的工作，而是想找到一个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找到为你们的国家作贡献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却很难找到，我感到十分难以理解。”
一些急性子的美国人甚至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地找我们的领导人，为MBA毕业生摆脱困境而四处奔走。
然而，我们的人却并不着急。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一半人都给有关部门写过信，希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希望中国（中国这么大）的某个地方能用上他们千辛万苦学来的知识。
所有的“呼救信”都如石沉大海。其中一位毕业生急中生智，写了一份广告，想通过报纸把自己卖给“识货”人。终于没有发出。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把那广告拿出来，苦笑着说，他没有发出，是怕外国人看了笑话。
中国，你已经拥有一大批只争朝夕的人才，然而，你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只争朝夕的体制。
这是中国人才悲剧的根源。
命运之三：燕窝鱼翅金饭碗
天津新港船厂的厂长非常诚恳地对记者说：“谁家有个金饭碗不会用？我不会总拿金饭碗盛白开水。有了燕窝鱼翅，我也拿它装。”
王海涛怀揣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的文凭，回到了对金饭碗、白开水以及燕窝鱼翅之关系颇有研究、曾以改革而名噪一时的新港船厂。
他被“对口”到经营科，给常驻外国专家当生活翻译，兼管杂务。厂长这样解释：“现在厂里有困难，他也得帮帮厂里，当阵子翻译。互相理解嘛。”
大约这样理解了几个月后，王海涛成为本厂与英国某公司洽谈造冷藏船生意的谈判队伍中的正式口语译员。谈判之余，他还要兼管其他专家的杂务事宜。
那天，王海涛拿着电传给外国专家送去，那位老外把脚翘在桌上，高兴地哼了一句：“啊哈，我亲爱的邮递员来啦！”他生气，可还没话说。
可是，当“老外”听说他是MBA，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小伙子，这可不是你该干的工作呀！”
不该干也得干。只是干了几个月之后，他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他不必再参加谈判了，换一个人来顶他的翻译位置。
他不知道换的是什么人，但他确切地知道：谈判已进入确定什么人去英国进行考察的阶段。
他心存疑虑，又不敢问。否则，有争出国的嫌疑。
他不懂，当金饭碗能盛燕窝鱼翅的时候，为什么也要换成白开水。
在采访与写作期间，我们看到听到又有许多引进团出国了，许多人为自己引进了冰箱、彩电，却为国家引进了一堆废钢烂铁。而我们的MBA毕业生，有能力、有智慧、有诚心为国家避免损失的人才，却只有看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