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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些日子，那个操外地口音的男人用崭新的票子收走了村里的茶叶、香菇、木耳、板栗，也收走了山里人安静的生活和杨树根的女人。那个尖嘴猴腮笑眯眯地骑红色摩托车的男人四十开外，是江浙一带来此地收购土产的贩子，他有摩托车、有票子，每次来都要到杨树根家转转，有一次杨树根听到他跟梅花在门前石碾旁探讨琼瑶小说，脸上的表情相当复杂。后来梅花就真的多了几本新的琼瑶小说，并开始重新阅读和流泪。梅花将小说扔在吱吱作响的枕边对杨树根说：“我要出去打工。”杨树根翻了一个身，说：“睡觉广然后就打起了呼噜。
梅花是在一个寂静的清晨离家出走的，没打一声招呼，也不知去了哪里。后来有早起的人告诉杨树根说，五点多钟的时候，村口响起过摩托车的声音，还有人揭发说，梅花早就跟那山外来的江浙贩子勾搭上了，贩子还送过梅花口香糖、花围巾和两盒饼干。梅花出走的第三天早上，杨树根在家中的抽屉的旮旯里发现了已用了大半瓶的“东洋之花”面霜。
杨树根还有梅花一家人到县城找了半个月都没找到梅花，那个尖嘴猴腮的江浙贩子再也没来过村里，种种迹象表明，梅花跟那个男人跑了。绝不是为了打工，而是为了过上琼瑶小说中幸福浪漫的爱情生活。
杨树根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女人最绝情这一想法的。杨树根也就是在女人离家出走后出远门打工的，想挣钱养家，想挣钱再娶一个老婆，想在外面与梅花狭路相逢，没想得太清楚，反正他出门了。
2
杨树根是跟梅来一起外出打工的。
春天的时候，梅来随一个到山里贩卖野生动物的骗子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宁市。梅来抽了骗子的几枝带把子的好烟后，帮着骗子在山里收购了一只果子狸、两只老鹰、三只穿山甲，骗子答应带他到苏宁市后给他安排一份保安的工作，月工资800元，条件是梅来帮着他将这些野生动物运到苏宁。梅来说这几只山货总共不到五十斤，还没有一块石头重，一口答应了。他们像特务，又像小偷一样，专拣夜车坐，可到了苏宁后，骗子趁梅来尿急找地方撒尿的时候溜了。全村人都知道梅来出门发财去了，好面子的梅来无颜回家见江东父老，先是靠乞讨过日子，后来在菜市场找到了一个看鱼档的活，每天夜里把鱼运到市场后，鱼档老板让梅来守住上万斤成筐成箱的鱼虾，待天亮全部批发完后，梅来也就下班了，一个月工资300块钱，有时候，鱼档老板还将一些死鱼送给梅来，梅来拿着300块钱工资，吃着死鱼，生活无比幸福。梅来住在一条废弃铁道旁的一间墙上写着“拆”字的小屋里，房主是一位病人膏盲的老头，他咳嗽着说：“每月收你五十块钱。”梅来在菜场捡一些菜叶、烂瓜，回来后一锅煮了，每月再花七八十块钱买些米面油盐，300块钱工资每月能节余下一百七八十块，然后潇洒地给家里寄去一百五十块钱巨款，每天能不花钱就欣赏到城市里那么多红黄蓝绿的灯火，白天一觉睡醒了，就钻到隔壁老屋里，听老人咳嗽着讲城市的故事，虽然远离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想到老婆数票子的幸福表情，想到上小学的两个孩子终于有钱买橡皮和书包了，他就有了男人的成就感，他觉得一个人迟早是有扬眉吐气的时候。这种感觉让他很兴奋，于是他时常花一块二毛钱买上三两烧酒就着红烧死鱼美美地吃一顿。他读过小学四年级，听到老师讲起过共产主义，在他的
想象中，这差不多就是共产主义生活了。
一天下午，一个年龄很小的小偷沿着废弃的铁道闲逛到了梅来的小屋前，小偷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他凑着脑袋向屋里看了看，然后摸出口袋里的手机，“刚捡的，好货。五百块钱要吗？”梅来从阴暗的屋里走出来，看了看，“是真的吗？”小偷说不信你打一个电话试试，于是他就给村委会打了一个电话。通了，村主任刘宝告诉他，“你妹妹梅花跑了，你妈都快急疯了。”村里的电和电话是最近同时开通的，电话只有村委会有一部。
梅来几乎是冲出小屋赶回老家的。回家后梅来跟杨树根一起到县城徒劳地找了好几次，没有找到梅花。一个在县城学裁缝的同村小伙子说有一天他在县城汽车站看到梅花跟一个拎着皮箱的男人上了汽车，梅花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回村的路上，梅来对—脸沮丧的杨树根说：“兄弟，我们梅家对不住你。”一句滚热的话，让杨树根眼泪忍不住簌簌地往下流，“我无能，没有让梅花过上好日子。”话没说完就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梅来拉起杨树根将一根油条塞到杨树根的手里，说：“兄弟，都快一天了，你吃点吧！”杨树根摇摇头，没吃。
已是黄昏，山区里刮起了风，太阳在山头抽筋似的颤了几下，然后一头栽进了山后面，西边的天空只剩下一抹又浓又稠的猩红，那是一种鲜血淋漓的颜色。
梅来和杨树根的影子渐渐地融进了黑暗的风中，他们在黑暗中这样对话。
梅来说：“梅花嫌贫爱富，从小都是我妈惯的，这怨不得你。你要是信得过大哥，就跟我一起到城市里打工。”
杨树根说：“我也想出去，可一个人都不认得。”
梅来说：“我不是在城市里吗？说实在的，才干了五个月，我就给你嫂子寄了七百二十块钱，我身上还有四百多块。那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梅来虚构的城市美景在这个黑暗而有风的晚上重新坚定了杨树根对未来产生希望，也稀释了一部分梅花出走留下的伤痛和耻辱。
离开山村的那天晚上，杨树根将女儿小慧拉到一条腿麻痹的母亲面前，将家里仅有的二百二十块钱留给母亲一百四十块，然后对六岁的女儿小慧说：“在家听奶奶的话，我去找你妈妈，好吗？”不懂事的小慧兴高采烈地嚷着，“妈妈给我买饼干了，过年时妈妈跟我说买最甜最甜的饼干。”杨树根抱起小慧，“对，妈妈给你买饼干去了。”说着说着自己就流下了眼泪。母亲坐在昏暗灯光下的水缸旁，像水缸一样地沉默和冷漠。屋外的呼啸的山风由远及近地漫过来，杨树根听到了风声中许多树叶提前败落。
第二天走的时候，杨树根又掏出十块钱放在灶台上，用一只缺口的碗压住。
杨树根怀揣着七十块钱背着一卷肮脏的铺盖跟在梅来的后面出发了，清晨的薄雾笼罩着面目含糊的山村，他回头看一眼居住了三十年的村庄，什么也看不清，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一丝留恋，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轻松。梅来说：“狗不嫌家穷，狗在家里没吃的，屋外还有屎吃，这山里连屎都找不到。”
赶到乡里时已是中午，啃了两个干冷的大馍后，他们爬上了开往县城的一辆农用车，农用车冒着黑烟将一车生硬的石头和两个活人运到了县城的一处工地，驾驶员要收他们两块钱，梅来说：“你又没多花力气给你一块钱也是白赚。”一脸油污的驾驶员说：“那我就免费把你们再带回乡里。”梅来跟他吵了起来，杨树根说：“两块就两块吧。”他从口袋里摸出两块硬币塞到驾驶员手里。梅来走的时候还对驾驶员说了一句，“心太黑了！”驾驶员很不服气地回了一句，“坐客车你要花四块钱呢。”
他们日夜兼程赶到苏宁市已是第二天晚上，从没出过远门的杨树根被城市活蹦乱跳的霓虹灯弄得头晕脑涨，城市像一个风骚的女人浪荡而轻浮，杨树根看到许多女人的大腿和乳房在广告灯箱里蠢蠢欲动，伤风败俗的画面层出不穷，让他心惊肉跳的是，身边走过的人讲话的腔调和语气跟骗走梅花的那个尖嘴猴腮的贩子一模一样，因而这里的每个人都成了拐走他老婆的仇人，他真想揪住他们的衣领让他们交出梅花，可每个人都轻松地经过他的身边，柔软而琐碎的方言理直气壮。杨树根脸上直冒火，敌意和仇恨的情绪让他烦躁而窒息。情绪很好的梅来像个城市主人一样地向杨树根介绍城市的繁华，诸如这是肯德基、超市、步行街，那是娱乐城、宾馆、茶楼，一路娓娓道来，仿佛这个城市像他开的一个小杂货店一样，货架上的每盒火柴的位置都烂熟于心。杨树根问：“肯德基是公鸡还是母鸡？”梅来不假思索自以为是地说：“肯德基就是要用嘴啃的鸡，烧的不是太烂，有点夹生，城里人跟当年的鬼子差不多，喜欢吃半生不熟的。”
到了废弃的铁道边上的梅来租住的破屋，打开门，一股霉味和死鱼的腥味扑面而来，点亮蜡烛，杨树根看到了屋子比山里的还要破烂，砖头砌起来的床铺上摊着一床黑乎乎的被子，一个早巳熄灭了的蜂窝煤炉缩在墙角，地上还有一个没盖的变了形的铝锅，一个缺口的塑料盆和两个风干了的萝卜相依为命地挤在一起，梅来从被窝里掏出一个塑料水瓶对杨树根说：“新的，我花三块五毛钱买的。”这也是屋里最值钱的家当，其余都是从垃圾场捡来的，可好面子的梅来指着墙角里的那些破锅烂碗说：“都是城里朋友送的，当然不会太好。”
梅来在隔壁房东老头那里换了一块烧得通红的蜂窝煤，生了炉子，烧了一瓶开水，两人每人啃了两个大馍，还吃了一个煮鸡蛋。“凑合着住吧，不贵，五十块钱一个月。”梅来很轻松地说着，仿佛这些小钱对他来说轻如鸡毛。杨树根在梅来提到钱的时候，顺手摸了一下上衣里面的口袋，他的手在胸前僵住了，脸色全变了，梅来问怎么了，杨树根声音痉挛着嗫嚅着，“钱，钱没有了。”梅来先是一惊，脸上掠过一丝恐怖，既而又镇静下来，说：“没关系，不就六十多块钱嘛，明天我们就要自己挣钱了。鱼档老板对我特别讲义气，我让他再给你一份从车上卸货的活，一月少不了三百块钱。反正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在县城车站时，杨树根当初要自己掏钱买票，梅来非要他买，他只说了一句，“我妹妹对不起你，我要对得起你。”他们研究分析后认为，钱是在苏宁下车出站拥挤的时候被小偷偷走的。
这天夜里，杨树根做了一个梦，他挣了一麻袋钱扛回了村里，全村人都帮他数，怎么数也数不过来，杨树根站在门前的石碾上大声地说：“不要数了，每人都抓一把回去。买上几包味精，那东西烧莱很鲜。”梅花从屋里跑出来说：“不行，那是我买摩托车的钱。”杨树根扬眉吐气地一把拉过梅花，“我裤腰带上还有钱呢。”在他低头掏钱的时候，梅花不见了。他抓着大把的钱喊着梅花的名字……剧烈的敲门声敲醒了杨树根的美梦，他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揉揉不愿睁开的眼睛，见屋外一缕清淡的阳光射进屋内，屋内被分割成明暗对立的色块，房东老头将枯瘦的手伸向还没睡醒的梅来，“这个月五十块钱还没交呢。”
杨树根跟在梅来的后面去菜市场鱼档，一路上他再次感到了自己被这座城市的方言所伤害，他看到每一个人都不怀好意地经过他的面前，他们操纵着这样
的语言就是偷他的钱的小偷，就是拐走梅花的骗子，他们干净整洁的衣服里面隐藏着一颗歹毒的心，他们随时准备掠夺山区里的良家妇女，这种感觉让杨树根愤恨而无奈。他的腿里像灌进了铅，步子远没有离家时那般轻松，现在他跟在梅来后面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源自于一种妄想，他确信梅花就在这座城市里，总有—天，他会与梅花狭路相逢，那时候他会对梅花说：“小慧说你出门给她买饼干了。”
梅来买了一包三块钱的香烟交给杨树根，“见到老板时，要叫他吴经理，不要叫大哥。有身份的人才能叫经理。听到了吗？”杨树根接过烟点了点头，梅来的无微不至让他不恨梅花了，他恨自己，是他的无能让梅花没能过上安心的好日子。梅来又眉飞色舞地炫耀说：“我们老板，不，我们吴经理对我可好了，经常送鱼给我吃。”杨树根并不知道送的是死鱼。
此刻，城市的马路上，形形色色的车辆像一条条活鱼一样在他们的身边迅速滑过。
鱼档里的鱼全都批发完了，鱼档吴老板一身鱼腥味，他正嘴里咬着香烟，很困难地沾着唾沫数着粘着鱼鳞的票子。梅来站到鱼档老板身后的时候，小心谨慎地叫了一声，“吴老板，我来了。”吴老板歪过脑袋，吐掉了嘴里的香烟屁股，恶声恶气地吼道：“你他妈的还晓得来呀，那天夜里鱼虾到岸的时候，你连个鬼影都见不到了，批发的时候，被狗日的多提走了一水箱活鱼。损失了我六百多块。”梅来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对不住你，吴经理。要不是我妹妹给骗子拐走了，我就多呆一天再走了。”吴老板嘿嘿一乐，拍了拍梅来松软的肩膀，“是我对不起你，让你看鱼档把妹妹给人拐跑了。”梅来错误地理解了吴老板的冷嘲热讽，胆怯地问道：“我今晚就来看鱼档，那半个月的工钱不要了，行吗？”缩在梅来身后的杨树根不识时务地掏出烟，卑微地抖着手递过去，“吴，吴经理，孬烟，抽一枝。”吴老板推开杨树根陌生的胳膊和香烟，理也没理，扔下一句，“回家种地去吧！”说着就扬长而去。
梅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比被拐走了妹妹还要难堪。他木桩似的站在湿漉漉的菜场里，就像一个盛过鱼的旧塑料袋一样被扔在鱼档前血腥的空气中。
3
城市里彻夜回响着寻欢作乐的歌声，有钱的人们沉沦于灯红酒绿的光线中，享受着醉生梦死的幸福时光。
废弃铁道边长满了杂草，潮湿阴暗的小屋里，昏暗的烛光照亮了几只饥饿的苍蝇在发霉的空气中徒劳地盘旋，梅来和杨树根坐在砖铺上如同两块僵硬的砖头沉默不语。杨树根觉得城市是为富人和骗子们建造的，大山才是穷人生根的地方，绝望的心情在梅来被鱼档老板赶走后异常尖锐。梅来在床头的砖头上掐灭了烟头，他故作轻松地说：“没事的，城市大着呢，明天我们出去找活，最好能当个保安，没人敢欺负。”
人才市场比菜市场还要热闹，川流不息的人们穿着干净整齐的衣裳与要人才的单位讨价还价，跟菜市场买菜很相像。梅来和杨树根衣衫陈旧头发蓬乱地混迹其中，人们很警惕地捂紧了自己的口袋，一个拎着警棍的保安，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他们的手势。
梅来很盲目地挤到一家房地产公司招聘台前，对一位穿西服打领带的年轻人说：“兄弟，不，经理，我们想当保安。”
穿西服的年轻人愣了一下，迅速对他们的服饰和表情作出准确判断，年轻人手里转动着一枝黑色水笔，“学历学位证书？技术等级证书？又不是赵本山，玩什么幽默？”
梅来和杨树根面面相觑，他们就像听外语一样糊涂。杨树根反应比较快，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急忙递上去，“有证件。兄弟，我们都是好人，就想当个保安，没别的要求。”
这时又有人递上红本子准备洽谈招聘的事，梅来和杨树根被挤到一边。尾随在后面的保安终于忍无可忍地用电警棍指着二人说：“出去！”
保安的呵斥并没有给梅来带来痛苦和紧张，相反的他正全心全意地欣赏着保安深蓝色的保安服和大盖帽，手中那根警棍让梅来无比神往。此时的杨树根隐隐感受到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在梅来陶醉于保安警棍威风的时候，他看到了房地产公司招聘岗位是建筑工程师、环境设计师、销售经理。
杨树根拉了拉梅来忘乎所以的袖子，悄悄地说了声：“大哥，我们走吧！”
正在这时，又一个保安冲了过来扬起手中的警棍说：“想走，往哪儿走？跟我们走一趟！”
两个人被带到了人才中心地下室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几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反复打量着梅来和杨树根。一个显然是头目的胖保安用警棍顶了顶帽檐，像一个伪军一样围绕着不知所措的梅来和杨树根转了两圈，最后他的目光咬住了梅来衣服上少掉的一个纽扣处。突然他一警棍抽在桌子上，喝道：“快说，皮包藏哪儿去了？！”
梅来一脸迷惘，说：“我们没带皮包，也没有皮包。”
胖保安扬起一颗蛮横的头颅，对身边的瘦保安命令，“把手铐拿过来，给我铐上他们！”
瘦保安进里屋拿手铐的时候，又一个保安边跑边喊着进来了，“找到了，找到了，那个博士将皮包放到小轿车的后备厢里了。”
胖保安此时脸上的表情顿时缓和下来，他连忙掏出香烟给梅来和杨树根递过去，嘴里反复地说着，“误会了，误会了。”
梅来和杨树根顿时全明白了，他们的脸上没有愤怒，只有平反昭雪后的轻松，梅来接过了香烟，但杨树根没接。梅来诚恳地说：“我们只是想找一份保安的活，没想到找错了地方。”
胖保安拍了拍梅来肩膀，一脸平等的表情，“你们确实找错地方了，这是人才交流中心，你们又不是人才；只能去劳务市场、职业中介所找工作。”
杨树根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没有被当作小偷，这使他们很体面地走出了人才中心蓝色的玻璃大门。
回到出租屋后，他们一晚上都很沮丧。杨树根倒在床上，望着阴暗的屋顶回忆起山里风声，他忽然有了一种感觉，穷是有罪的。沉默很久的杨树根从嘴里冒出一句话来，“大哥，人穷被人欺，对吧？”
梅来看到杨树根像一团松软的旧棉花一样躺在床上，他没有说话，然后用勺子搅拌铝锅里的稀饭，稀饭的味道和脚臭味你来我往，心里也就乱七八糟。从那以后，梅来再也没提过找保安工作的事，也没说过“保安”二字了。
此后的日子里，梅来和杨树根分头去大街小巷的黑中介去登记，登记一次要交二十或三十块钱不等的中介费。没登三五次，梅来口袋里的钱只剩下六十多块钱，吃饭已成了最严峻的现实。梅来将最后三十块钱交给了一个号称“为民中介所”的老板娘手里，老板娘是一位粗俗而臃肿的中年妇女，她嘴里嗑着瓜子对梅来说：“再过三天来看看，会帮你找到活的。”梅来有些急了，“大嫂，我四次都交了一百二十块了，每次你让去面试的单位都不合格。”老板娘吐出的一粒瓜子壳从梅来的耳朵边飞过，她大着嗓门说：“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