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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06期-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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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形态一起变化的是事物的用途。榆树在关里是野生的,在关外则用作绿篱。苏铁在中国北方是盆栽的珍贵树种,在日本的长崎则是野生的,高可’达一丈有余。茶花在中国的南方是野生的大乔木,在北方是盆栽的,在日本的东京地区则用作绿篱。碗口大的各色花朵,从树墙上露出来,立即使人联想起和服的美丽图案。无花果在北方也是盆栽的,在我的家乡山里则是野生的小乔木。童年去杨柳青,途中有一段路边种植着大片的向日葵,阳光下开成一片金灿灿的海洋。而在我居住的小镇,只在屋前房后种上几棵。成年后,看到凡·高的名画《向日葵》,立即联想到童年的印象。而近年北京的花市上,也有向日葵出售,但比我见过的要小得多,近似于把分蘖的花擗了下来。种植向日葵是为了得到种子,只能留一朵花。这种用于观赏的向日葵,估计是新品种。
  与形态一起变化的必然是观念的转变。见到新的物质,一些天经地义的概念被颠覆。比如,中国的河多数都是从西往东流,故有“何时复西归”的感喟,极言时间的不可逆转,有“门前流水尚能西”的信念。俄罗斯的瓦尔泰有两个距离不太远的湖,是伏尔加等俄罗斯重要河流的发源地。春天的时候,一个湖的水位上升,流入另一个湖中;秋天的时候,另一个湖的水位上升,又倒着流回来。中国人所谓“江河倒流”的比喻,在那里是自然的景观。煤球是黑的,这是中国人的常识,“颠倒黑白”更是用来斥责胡说八道。年轻的时候,曾听说地质队在野外作业的时候,烧一种专制的白煤球,一直想看一看,都没有如愿。大约在十年前,春节到东北探亲,在年夜饭桌上吃火锅,发现锅的下面冒着像酒精炉火一样的蓝火苗,再仔细一看,烧的是白色燃料,形状扁圆,直径约5公分,厚1公分。问过家人,说是酒精块,立即联想到白煤球的传闻。春华秋实也是古老的概念,从南到北,桃树都是一年开一次花,去年夏天到河南安阳万宝沟,由于小气候的原因,那里的桃树一年开两次花。
  
  三
  
  就是名本身,也是经常需要辨别的。东北管下水道叫“马胡路”,管车叫“骨碌马”,都是来自日语的音译。有一种口大底小的铅桶叫“微得罗”,则是来自俄语的音译。就连汉语,不同地区的语用习惯也影响到语义的差别,而且和历史文化的遗存有关。在俄罗斯旅行,到处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只是规模不一样。懂俄文的朋友说,克里姆林宫在俄语里是城堡的意思。而印度的古代建筑,几乎都叫红堡,原因是都采用当地产的红色岩石建筑而成。内蒙古的喇嘛庙叫召庙,召在蒙语中即是庙的意思。西藏不止一处布达拉宫,梵文的原意是佛教圣地。在冀西的山地,“听”和“闻”不分,当地的孩子经常说,快听听嘿,这是什么味儿?这显然是保留下来的古汉语的语义,闻通听在现代汉语中是规范的,而听通闻则只有古汉语和少数方言区使用。在普通话的书面语中,勾当是贬义词,而在冀西的方言中,则是一个中性的词。老乡见面的时候,经常的问
候是,干么儿勾当去?并列词组的位置颠倒也是语言的特点,东北人把“刚才”颠倒着说成“才刚”,原以为是方言,后来在《红楼梦》里看到这样的用语,恍然大悟是古汉语的口语习惯。语音的变化也是需要分辨的,东北的一些地区,理说成嘞,两个人打架的时候,经常说我不嘞你,书面语则写作理。语流的音变,更是口语和方言中很普遍的现象,北京地区民间把“我们”用鼻音连读成一个音节。“二巴憨子”则是“二百斤的汉子”的口语音变,“丫挺的”是“丫头养的”口语音变。
  人之初,学说话的时候,首先接受最多的是名,也就是语言概念。名与物的脱节是基本的文化情境,运用语言更是一个人的成长中,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儿子三岁时候,看着碗里的饭说吃不饱。我说妈喂喂,他说妈喂喂也吃不饱。突然明白,他是想说吃不了。接受文化知识,首先是从名开始。“文革”前出版的《新华字典》图文并茂,植物与器物都有一些小实物图案。而人的阅历有限,一生可能去的地方、可能看见的实物都必然小于名的概念。用索绪尔的话说,就是所指大于能指。而雅克·拉康则颠倒过来,认为能指大于所指。他是就语言的文化规范意义而言,对于名与物的关系来说,无疑索绪尔是对的,所指永远大于能指。特别是以历史文化为业的人,要在名的密林中发现草一样的物,可谓艰苦卓绝。在抽象的名与具体的物之间,寻找是终身的事业。汪增棋老先生曾考证出,古代诗歌中的“葵”,就是当下的木耳菜;而大淖则是蒙语中湖的意思。多年以前,耳闻有人拟写一本书,名为《红楼探绿》,专门研究《红楼梦》里的植物。也曾有人根据《红楼梦》中的植物,推断本事发生的地点。
  少小时读《木兰辞》,有“木兰当户织”的句子,在冀西的农家看见了木质的织布机。吴伯箫的散文《记一辆纺车》,收在“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电影中也时有以纺车为道具的镜头,到了冀西的农家才真正看见了纺车和纺线的过程。在字典中看见过铪铬,并说明是用恰铬床压制而成的一种食物,多用荞麦面和高梁面为材料,看见饸饣各床的同时也看见了制作的方法,只是材料是用白薯面和榆皮面。吃的小磨香油,也是在那里看见了生产队的磨油机器,但已经是以电为动力,与其他香油的区别大概是磨具的差别。初到东北,看到美丽的白桦树,剥落的白色树皮不用问就知道是什么。落叶松细密的枝权与铺在地上的暗黄色针叶,也很容易就推测出名字。很多年以前,在盘山看到一群少先队员拾满地的坚果,言是带回城市里当种子,再细问则知道这就是橡子,仰头望遮天蔽日的高大树冠,与书本中描写的橡树基本相同。在印度加尔各答一座殖民时期穹隆式白色建筑群中,看见一棵参天大树,下面落满了红色的小坚果,立即想起“相思红豆”的诗文。古代小说中,经常有给孩子过生日吃汤饼的情节,望文生义以为是煮饼,类似于现在的卤煮火烧之类的食物。在日本的超市上,看见一种宽面条,名字的汉字中国没有,是把膊和驼两个字的左边偏旁改成食字。专习宋代文学的同学,指点着说,这就是古代的汤饼,始知汤饼是一种面条。在京都博物馆看见一大截枯树,标签上注明是沉香。突然了悟,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指的就是用这种木料做成的香。日本的菜市上,还有一种叫牛蒡的菜,是约长一米的根茎,由大拇指粗逐渐变细,立即想起在前苏联小说中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而标签上注明的产地却是中国,估计是菜农专门为了出口而种植的。有一年去广东的鼎湖山,在一座古刹周围生长着许多巨大的小叶树。同行的朋友说,这就是菩提树。佛教文化中无比神圣的植物,原来就是椴树,东北人叫做椴蔫子。印度有一种毛织品,多用作披肩,但质地没有羊毛披肩的柔软,一位饱学的长者说,这就是《红楼梦》里所说的氆氇。那一年去云南,当地朋友送了一副红铜浮雕的木板,一只牛的肚子下面还有一头小牛,尾巴上吊了一只直立的小老虎。因为儿子属牛,便挂在他的床头。一直以为只是民间装饰用的工艺品,不知道它还有实用价值。后来看了历史博物馆的滇文化展览,才突然明白是一种小几的侧面造型,牛背是几面,尾巴上的虎是为了和牛头的重量平衡。
  至于在书本中不期而遇的知识,则更是每天都要经历的欣喜。在一本书法史的著作中,竟然看见张飞的宇,那是简约浑圆的篆体,这与屠夫出身草莽英雄的演义相去太远。而各种书本上记载的著名艺术品,更是听说了立即设法找来看。在国内外逛各种博物馆,最吸引我的是各种图画。在有大鸱吻的西安博物馆的地下室,看见了多幅墓葬中的壁画,里面有打猎的场面,有一种辅助的动物狸,近似于近世猎犬的功用,始知在唐代,狸是被驯养的动物。去年夏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安阳工作站,看到一件镇所之宝,据说全世界只有三件,是白陶的豆,古朴的造型与浅浮雕的花草图案都美丽无比,才知道陶制品有白色的一类,以前只知道有黑陶、彩陶。在香港看罗丹的雕塑展览,特别高兴的是看见了他的情人卡弥尔的雕塑,推想着这个伟大的女人,细腻的心灵被罗丹粗糙灵魂毁灭的悲剧。中文大学有一座张大千的展览馆,收藏着他一生各个时期的画作,既有早期的仕女,又有晚期的抽象风格,补充了我对于这位国画大师的了解。日本箱根的森林博物馆,从山坡蔓延到山谷,著名现代画家毕加索的展览馆建在这里,里面展出很多大幅的原作,比起印在画册中的效果强烈得多。联想到在长崎核爆展览馆中看见的一些实物,比如一个被热核熔化了的玻璃瓶,冷却之后变形弯曲的瓶颈,更深刻地理解了他的艺术对于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感受,变形的风格是主体思维的外化,绝不仅仅是形式的革命。在一个大厅里,我还意外地看到了华裔著名画家赵无极的画,一大幅挂在一面墙上,是完全靠色彩挥洒成的印象派风格。
  在俄罗斯的短暂时间中,各种艺术品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俄国人对于艺术的热爱,恐怕是举世无双的。东宫里仅法国展览馆,就有七八个展厅,每一个展厅都相当于北京美术馆一个展厅的规模。伦伯朗的画有二十六幅,塞尚的《女肖像》挂在显眼的位置。日本人热衷于建议你去看政治事件的遗迹,印度人热衷于让你看电影厂一类现代文化的设施。只有俄国人把艺术作为首选向你推荐,冬宫的讲解员骄傲地说,这些都是叶卡捷琳娜收集的,她是一个从德国嫁过来的公主。有一个讲解员还不无愤怒地说,韩默用一些过时的机器换走了我们好多珍贵的艺术品。德国人占领俄罗斯期间,还修了专门的铁路,为了抢劫诺夫哥罗德的一座巨大的青铜雕塑。这座雕塑上有200多个俄罗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从政治家到艺术家、科学家,形态各异地分布在钟形的主体建筑周围,顶端是彼得大帝。只没有伊凡雷帝,因为他曾经两次来过这里,屠杀当地反抗的民众,血流成河。幸亏德国很快战败了,被拆开的雕塑来不及运走。俄罗斯生活方面的文化细节,更使我时时经历着发现的兴奋。著名的伏特加,其实只有四十多度,比起中国的白酒来要低得多。土耳其浴室,只是一些建造在湖水岸
边的小木屋。酗酒和粗暴的洗浴习惯,在高尔基等作家的笔下,都是野蛮风俗的体现。在回忆萧红的文字中,经常有人提到她善做红菜汤,是用牛肉片、洋白菜和土豆加洋葱炖成的。南方则叫罗宋汤,都认为是俄国菜。到了俄罗斯之后,才知道真正的红菜汤,是用甜菜煮成浓汁,近似于果茶,而且没有肉。想来也是白俄根据中国的物产改换材料,迁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别是混合各种物质的烹饪传统。还有不少的小说中,都提到俄国农民对于胶鞋的喜好,婚礼的时候,即使不下雨也要穿着胶鞋出席。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果然遇见一位外省来的作家,穿着胶鞋从自己家的院子里走出来迎接我们。
  
  四
  
  因为从小对于名物关系的特殊兴趣,报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考古,所填的学校也是因为听说考古系很强。但是阴错阳差被录取到了中文系,于是宿命一样的搞起了文学。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兴趣经常不务正业地开小差。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大潮中,听说不少考古专业的高材生,为了生存在深圳监制假古董,多年的遗憾才释然。闺中密友中,有考古世家出身、且为名师的高徒,非常看重和她的友谊,因为补充和矫正了我对于历史文化知识的欠缺。在和她的交往中,看见了不少器物,使空洞的名词变得饱满。北大的女研究生楼,几乎集中了各个专业的学生,晚间的闲谈和节假日的聚会,都使各行各业的知识源源不断地涌流过来。本系的同学遍布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各个历史时段,更是人才济济。交往中得到的知识与思维活跃的刺激,都是语言难于表述的。毕业以后二十多年间,相见的各路高人不胜枚举,每到疑惑时,便电话咨询或当面讨教。尽管条件如此优越,对于名物分辨的结论仍然不时地发生变化。
  杜诗中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以讹传讹,以为是挥舞长剑舞蹈,治古代文化的学人著文,言剑器是舞蹈的名称,女人着戎装徒手而舞。青铜器上的饕餮铭文,最初有学者解说是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狰狞,后来又见到海外学者的文字,推断是远古的宗教巫术。去年到安阳,遇到一些殷文化的专家,当面讨教,言是殷人的图腾,这使以往相悖的说法豁然贯通。在那里的墓葬中,还看见了象骨的遗骸,解说员言河南之简称豫,象形的原意即是人牵象的意思,河南在上古的时代气候与生态都近似于昆明,故是多象之地。历史的定论,在一个重实物的时代不停地瓦解,名与物的考证也在不断地进行。中国的四大发明中,东汉蔡伦造纸之说流传深远,而在故宫博物院的1949年以后重大考古发现的展览中,有一片西汉时期的地图残片,画在一小片纸上。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说法,经司马迁的《史记》而无人置疑,而陕西近年的考古发掘证明,阿房宫没有被焚烧的遗迹。
  国学大师章太炎,当年极力贬损实物考证之学,如果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见权威也有妄的时候,不能迷信。少小时读《楚辞·山鬼》,注释云是一传说中的女性神仙,且配了披长发衣兽皮草叶的图像。上到中文系毕业,也没有其他的疑义。忽一日,看见有关苏雪林的文字,她治古代文学多年,且在海外专门研修过文化人类学。她认为“山鬼”是一美少年,这让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学业荒疏多年,记混了性别。赶忙翻出《神话词典》,找到词条对照,证明记忆无误的同时,又有新发现,有一说即是巫山女神。我的故乡是瓷都,宋代的青瓷不少品种出产在这里。南方亲友来访,或家人南行归来,青瓷是必不可少的赠品。其中又分哥窑与弟窑,哥窑有开片,且有铁线银丝般的效果,弟窑则分为两种不同的颜色,一种是梅子青,另一种是粉青。何为粉青,遍查辞书也没有结论。因为曾见过一只粉青盘,通体青色上着一块粉红釉的桃花,便怀疑是两种颜色的合称,而青瓷以单纯釉色著称,似乎也不可能另加其他的釉色。去年承故乡人的盛情,回到龙泉,在参观瓷厂的时候,终于对上了号。所谓梅子青,是翠浓的青梅之色,带着梅子的质感;所谓粉青则是略微发陈的淡绿色,近似于北方人说的豆青。也是去年,参观一层销会,见一只均瓷的瓶子,小口长颈大腹,呈典型的鸡血红釉色。厂家声称是玉壶,这又让我吃了一惊。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前后文昭示的都是素色,何来通红如血?以为自己又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怀疑玉不是指瓶子的质料和色彩,而是一种特殊的形制。急忙打电话请教行家,详细告知器皿的形状,问这可是诗文中的玉壶?他详细讲解了出土器物的完形过程,最后判断大概不是。
  关于门神的解释也多有歧义。以往多数民间的说法,是指唐大宗的两员大将尉迟恭和秦琼。去年夏天在万宝山,看见佛龛外面雕刻精美的彩色门神像,导游小姐说是中国最早的门神。那人物姿态丰富,并不仅是威严。而那里的佛龛,则是建造在唐以前。秋天到安阳,朋友极力鼓动去汉像馆,并说自己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一下就惊得晕了过去。跟着众人走进去,迎面一对残破的巨兽,果然浑朴雄强,而且动态近于挣扎与飞跃之间,确实诡奇凶悍。解说员也说,这是最早的门神,其中之一叫避邪,是放在墓道尽头、墓门外面的神兽,始知避邪不是动词而是名词。关于龙的解释,也多有变迁。小的时候,只知道是帝王的象征,有着至高无上的尊贵。成年之后,多说是上古的部落图腾。进一步考察龙的形态,则认为是各种动物拼凑起来的。身体是扬子颚、鹿角、马面、鹰爪等等,之后的推测,则认为是古代各部落归顺之后,将各自的图腾合并而成。这几乎成为定论,直到近日,刘宗迪在《读书》(2005年4月)著文《飞龙在天》,认为龙的信仰来自星象的观念,特别是农业民族龙星记时的风俗,而形象则是更多地来自蚕一类的昆虫。由于天文学上岁差的缘故,渐渐与农时相错。加上有了制度化的历法和历书,流传于民间,不需要以观星象来料理农事,所以才变得神秘邈远。这大概是关于龙的起源,文化意义最明确的一种说法。
  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领域,标新立异之说也越来越多。譬如,台湾有学者认为,《诗经》出自一个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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