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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的压迫性力量有多么巨大！而实际上，如果非要让雅姆的诗歌同“潮流”扯上关系的话，那么，雅姆的诗歌是自成一流。在那么众多的主义之中，雅姆曾标示自己是“雅姆主义”。
3．少女与虔信
很早，雅姆就在教堂的肃穆氛围中品尝到了静心默思的滋味。但他也曾失去过虔信。他曾自问：“我谈论天主，但是，我相信吗？人们说天主存在或不存在，对我都是一样的，反正村里的教堂温和而灰暗。”究竟是什么使他疏远了教堂？是长久以来人们对信仰的冷淡，尤其是成长中遇到的巨大困难和社会生活里随处可见的虚伪。他在信中痛苦地写道：“你不知道宗教虚伪是多么让我痛心，它在戕害法兰西。”然而，忘掉天主这一企图很快得到克服。他写信给马拉美：“让我们相信天主吧，让我们像你的诗句一样纯洁。”直到1904年10月的某一天，那时，他已为同自己心爱的少女成家而苦苦等了三年，而少女的双亲却不答应；撕心的痛苦让雅姆找回了童年时代的祈祷。他决心重新投入天主的怀抱。他写信给他的挚友：“克洛代尔，我需要天主。”
1905年，雅姆皈依天主教，克洛代尔辅弥撒（为做弥撒的神父递圣水、酒等）。雅姆以他诗人的方式信仰天主。雅姆也只能以他天性的方式去实践一个天主教徒的信仰。克洛代尔又何尝不是这样。诗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也许已携带了某种宗教感情，尽管更多的诗人在宗教上表现出泛神论的倾向。由于深嵌在诗人天性中的个人气质，诗人在宗教感情上总是渴望直接同神灵对话。但是，雅姆的这种宗教感情却难以被他的诗人朋友们所理解。他于1913年在巴黎相识的诗友，优雅、敏感而才情出众的女诗人诺阿伊就说过：“同他的圣水相比，我宁肯要他的露水。”这句话可是带着很尖的芒刺。但是，我们也可以追问诺阿伊，在雅姆的思想和作品之间，我们又怎么能分得开哪些是属于尘世的，哪些是属于天主的？这不仅是困难的，简直是不可能的。也许应该这么来理解：在被祝圣过的露水里，如同在仍然是露水的圣水里，雅姆奉献出的是同等强烈、同等纯洁的天性。
“我就是这样懂得了事物：首先，有一只很大的黄蝴蝶，其次，是风跑进了成熟的麦子。”雅姆把他感知事物的方式描述得多么具体、形象而生动！雅姆的天性就是善良、纯真而多情的。他对大自然、对田野上的朴素事物和对动植物的爱，植根于他的童年。面对大自然，雅姆总有一种狂喜，好像大自然里有他失去了的天堂。17岁时，他学会了采集草药。看到花朵，他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激动，无论是年少时走在故乡的山间，还是年老时漫步在巴斯克地区的山路上。在雅姆眼里，最平常的事物，最不起眼的生灵，向他披露最真实最可贵的价值，因为它们离伊甸园最近。雅姆相信，温良的动物们，野兔、猫、驴子、牛群、山羊，等等，这些小灵魂们，死后都进天堂，如同纯洁的少女。说到少女，雅姆有一种罕见的禀赋：成为少女的诗人。少女是自由、恩惠和快乐。从率真的无邪中去爱少女，你会觉得她们是一切创造物中最温柔最善良的杰作。没有谁比雅姆更懂得描绘圣洁心灵的初恋：“一种迷醉，太纯洁了，完全属于圣母的世界”；也没有谁能像雅姆那样，在遭拒绝的不幸和被接纳的感恩中，通过牺牲和忠诚，奇迹般地将尘世的爱转化为神圣的爱。
雅姆从爱出发，做他的一切选择。他曾坦言：“让我有时恨男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够纯洁。”但是，雅姆恰恰生活在一个不仅不够纯洁而且对他怀有敌意的世界上。童年时，城市拒斥他；青少年时，他因反抗学校，又被学校一把推开；他只好沉浸到大自然的爱中。当诗歌给他带来名声时，一方面，他赢得了纪德等作家的友谊；另一方面，他又遭到了另一些作家的抨击。事实上，雅姆生前赢得的名声是一种悖论。热闹的巴黎围绕他爆发了争吵：有人想独占他，有人想扔掉他。那些“自然主义者”声称雅姆是他们的，而当雅姆回答他们不是时，他们便不再承认雅姆的才华。雅姆的命运由于对自己本性的忠诚而变得独特。他并不索求名声，他只想成为他自己。在诗歌上，他之所以变得有名，恰恰是因为他在名声这桩事情上什么努力都没做。多么独特的诗人：他对知识是如此的天真无知，他对写作技巧是如此的不屑一顾！如果说这一切不是一种骄傲，那只能理解为谦虚的极致。所以，在雅姆的一生中，批评界从没有放下过攻击他的武器。而谦卑的雅姆骨子里并非没有骄傲，1926年，他秘密地告诉莫里亚克：“我知道我在法国是什么位置（诗人，我希望）：第一。即便我被贬低到最末一位，我对此也坚信不疑。”
4．雅姆与苇岸
也许，文学活动本身有着向外求得荣誉的特点。雅姆也想赢得诗人的荣誉。1920年和1924年，雅姆两次想进法兰西学院，但均受挫。最终，是心灵的朴素使雅姆悟透了这一切。他舍弃了文学能带给他的丰厚收入：“天主在我身上的全部工作，是逐渐将我从一切心中拽出来，远离现代生活。在这种孤独中，我拥有众人期望的一切幸福。”而文学荣誉其实并没有离开他。1937年，也就是雅姆去世前一年，两位大作家克洛代尔和莫里亚克，趁国际博览会之际，在香榭丽舍剧院为他组织了一场诗歌晚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从雅姆的内心中涌出的诗篇，如此善良、纯洁、天真、朴素、虔诚，以致构成了一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必然源自诗人独特的天性。他的诗句能在读者心中唤起某种罕见的渗入灵魂的温柔。他还有一双画家的慧眼，能抓住一只松鸫在空中划过的眨眼即逝的弧线，能测出景色中阳光的比例。他诗中的一切都是可见的。所以，这视觉上的特殊敏感，这心灵中的细腻感动，就构成了外和内；通过内外之间的来回运动，雅姆把不可见的心灵放到可见的文字形象里。从他最初的诗，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姆善于把句子的内在节奏先细细捏碎，然后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重组。他的诗句常常是蔓延性的，像树干长出枝条又长出叶片一样，让读诗的人乐意在一片阴凉下等待下一句。面对事物沉默着的神秘，雅姆最出色的诗篇几乎抵达了不可能的简单和不可求的自然。现在看来，他是真正的不朽者。读一读《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
而祈祷》吧，它是雅姆的了不起的名作。
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
该走向你的时候，啊我的天主
让这一天是节庆的乡村扬尘的日子吧。
我希望，像我在这尘世所做的，
选择一条路，如我所愿，上天堂，
那里大白天也布满星星。
我会拿好手杖，我将踏上一条大路，
并且我会对驴子，我的朋友们，说：
我是弗朗西斯·雅姆，我上天堂去，
因为在仁慈的天主的国度可没有地狱。
我会对它们说：来吧，蓝天的温柔的朋友们
亲爱的可怜的牲口，耳朵突然一甩，
赶走那些蚊蝇，鞭打和蜜蜂……
愿我出现在你面前，在这些牲口中间
我那么爱它们因为它们温驯地低下头
一边停步，一边并拢它们小小的蹄子，
样于是那么温柔，令你心生怜悯。
我会到来，后面跟着驴子的无数双耳朵，
跟着这些腰边驮着大筐的驴子，
这些拉着卖艺人车辆的驴子
或者载着羽毛掸子和白铁皮的大车的驴子，
这些背上驮着鼓囊囊水桶的驴子，
这些踏着碎步，大腹怀胎的母驴，
这些绑着小腿套
因为青色的流着脓水的伤口
而被固执的苍蝇团团围住的驴子。
天主啊，让我同这些驴子一起来你这里。
让天使们在和平中，引领我们
走向草木丛的小溪，那里颤动的樱桃
像欢笑的少女的肌肤一样光滑，
让我俯身在这灵魂的天国里
临着你的神圣的水流，就像这些驴子
在这永恒之爱的清澈里
照见自己那谦卑而温柔的穷苦。
“在你们法国，现在还有雅姆那样的诗人吗？”诗人蓝蓝曾当着我的面，向法国老诗人德里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德里没作犹豫，就开口回答了：“没有。”我知道，那一刻蓝蓝的内心该是多么失落，因为我以前已经让她失落过一次了。当她把同样的问题问给我时，我以猜度的口吻回答说，据我所知是没有了。也许雅姆的独特性是不可复生的，也是无从继承的。我觉得，热爱雅姆诗歌的人，一定对乡野之美有过亲身体验，对自然万物怀着亲近之心，而在当今法国，这样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有一次在巴黎，我同一位法国诗人谈到雅姆。他显得有些茫然，最后告诉我，雅姆已经过时了，仿佛我在向他打听什么似的。他的无知和失礼激起了我的话语。我反驳说，要过时就得曾经时髦过，可雅姆从来就没有时髦过，哪里来的过时？法国诗人中最不会过时的，恐怕就是雅姆这样凭天性写作的诗人了！这位法国诗人听后，不由得面露愧色。他承认自己没有认真阅读过雅姆。瞧，巴黎，巴黎的诗人们仍然追逐着新奇怪异的漩涡！怪不得老诗人雅各泰要从巴黎逃出，去普罗旺斯的小山村里隐居，亲近自然，宁静度日呢。
在当今中国，雅姆遇到了几位真正热爱他的诗人和作家，诗人蓝蓝、小海、杨键都热爱雅姆。而最早译介雅姆诗歌的诗人戴望舒，也肯定被雅姆感动过，因为翻译诗正是爱的举动。在我认识的人中，最爱雅姆的，要数散文作家苇岸。每次相聚，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同我谈到雅姆。他在文章中坦率地写道，“雅姆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他对雅姆的诗歌感知极深：严雅姆的诗是温善的、乡村的、木质的、心灵的、宗教的、古往的。”这些天，我又在重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我再一次感到，苇岸的心和雅姆的心是暗合的。1999年5月，正是为了慰藉病中的苇岸，这位温良、朴素得几近苛刻而又极端认真的朋友，我才从雅姆的诗集《报春花的哀伤》（我觉得这本诗集最能体现雅姆的诗心和天性）中，耐心而困难地译出了《十四篇祈祷》。可以说，这些诗就是为他而译的。我当时多么希望，通过雅姆的《十四篇祈祷》，上苍会赐福于苇岸，让他从重病中康复。
我还记得，把《十四篇祈祷》的译文送到苇岸手中的第二天，苇岸就打过来电话，说昨夜看了一夜，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然都读完了，现在内心非常平静。他还问我为什么第八篇没有译。我说第八篇还是戴望舒译得好，我就不想重译了。他坚持说，我想读到你的译文。于是我又重译了第八篇《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同苇岸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还在叮嘱我：“你以后一定要译一本雅姆的书，就算是为我译吧！”我俩早想合作翻译雅姆的一本散文的。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我不禁默然。苇岸是1999年5月19日最后离开我们的，在北京的郊区小城昌平。苇岸有着深厚的宗教感情，在弥留之际他一定想到了天国。遵照他的遗愿，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骨灰撒入麦田前的简朴仪式上，我分别为他朗读了第一篇《为他人得幸福而祈祷》和第八篇《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那天有雨，苇岸，这个中国的“自然之子”，也重返土地：肉身入土，魂归天堂。
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想替苇岸做一件订正的小事。关于雅姆，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一书第195页，写有这么一句：“年轻时经过几次失意的恋爱之后，雅姆终生未婚。”这次我查阅了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版的雅姆诗集《从黎明三钟经到夜晚三钟经》。从这本诗集后附的《雅姆生平及作品》中，可以确知，雅姆不是“终生未婚”，而是于1907年10月8日同一位虔诚的有教养的少女成婚。1908年得一女，名贝尔纳德坦，1909年又得一女，名埃马纽埃尔，1911年再得一女，名玛丽，此后，雅姆夫妇又分别于1913年得大儿子保尔，1915年得小儿子米歇尔，1917年得四女儿安娜，1918年得小女儿弗朗索瓦兹。1938年雅姆辞世时，他的四女儿安娜成婚，他的小女儿弗朗索瓦兹进了修道院。
古道画风
■ 孙 郁
1
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后来一件事情的出现，才解开了我的谜团，而且让我对民国的考古队，有了感性的认识。两年前王得后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桂伦先生，得知其处有大量名人书画作品，其中大多系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马衡关于西北考察队的贺联。这些墨宝均系题赠徐桂伦之父徐炳昶先生的。我这时才知道，徐炳昶原来与斯文赫定有一段神奇的交往。两人作为大西北考察队的队长，在凹世纪20年代末第一次开始了“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在那一次考察里，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徐炳昶、马衡、袁复礼、刘衍淮等中国学者，成为了朋友。中国现代史上首次西征的考古队伍，是在这个瑞典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所感到荣幸的是，与这次西部考古相关的墨宝，后来悉被我所在的博物馆收藏。徐炳昶的后人无偿地将其献给了国家。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我对民国文人的考古理念与野外实践有了一点点认识。开始接触考古学的书籍，当进入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猛然感到，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隐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它们提供的信息，在文化理念上引来的思考，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的特定内涵。
直到后来看到王忱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斯文赫定与徐炳昶诸人的形象，才更为清晰了。我以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编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原了东西方学人的人类文化学意识在那时的现状。时光过了七十余年，古道上的旧迹依然让人感到新鲜。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彻骨的，远远胜于书斋中的咏叹。野外考古，乃洋人所发明，初入中国，则阻力重重。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对探险与考古，还懵懵懂懂，连章太炎这样的人，亦对其看法模糊，和他一样的学问深厚的人，每每见洋人来中土探险，仅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并无科学的头脑。唯有几个留过洋的学者如刘半农、徐炳昶等，深解其意。若不是这几个懂得西学的人的存在，中国科学家大西北的野外考察，也许还将延续许久才能发生。
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冒险旅行的冲动。曾多次深入中亚深处，足迹遍布了“丝绸之路”的很多地方。他在20世纪初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并对西藏、新疆的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察。这个探险家在中亚地区的种种发现，曾震惊了世界。尤其对我国新疆、内蒙古诸地的实地考察，硕果累累。这个瑞典人有广泛的兴趣，亦结交了许多政坛、文坛的友人。诺贝尔就影响过他，他的探险生涯也与这个富有之人有些关系。中国古老的文明他是热衷的，而对新文化亦有所关注。当他向刘半农表达对鲁迅的敬意时，其实也隐含着对新生的中国艺术的尊敬。可惜他那时的兴奋点在西部考古上，未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深入的打量。不过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斯文赫定是希望西方能够了解中国的。他以自己的嗅觉发现，东方古国存在着神奇的力量，那些长眠于世和正在滋长的文明，是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的。
旧有的材料写到这位瑞典人时，曾以殖民入侵者视之。言外有文化掠夺之意。但我们如若读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见到那么多关于斯文赫定的描述，看法大概就有所不同了。日记里的片断没有刻意渲染处，写得朴实生动，一个敢于冒险、认真而又热情的瑞典科学家的形影扑面而采。斯文赫定才华横溢，对地质、天文、气象、中亚史都有所涉猎。亦有艺术天赋。我看过一幅他为刘半农作的素描，功底很深，刘氏的神态栩栩如生。据说中国学界最初对他是充满敌意的，可在后来的磨合中，许多人成了他的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史学界怎样看他，以我的感觉，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学界认知事物的方法，因了洋人的提示，我们的文化自省意识，才有了一次巨变。上下几千年，哪一个中国学者曾徒步走进大漠惊沙里探寻人类的足迹呢？仅此，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洋人，不得不三致意焉。
2
斯文赫定回忆那次与中方知识界的合作，念念不忘地提到了刘半农。连徐炳昶、袁复礼也承认，如果不是刘半农的努力，此次西行的计划很难实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对田野考察重要性的认识，是走在知识界的前面的。
刘半农给世人的印象是个诗人和杂文家，也是鲁迅兄弟身边的常客，为白话文的推进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上海的时候，常写些鸳鸯蝴蝶式的作品，要不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他也许真的要在旧式才子的路上滑下去。《新青年》改变了刘半农的人生之路，影响他的大概就是科学意识吧。他在北大和胡适那些留洋的人在一起，越发觉出自己知识的不足，亦有被人冷视的时候，于是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学习，搞起了语音试验研究。他的那门学问，懂得的人不会太多，但留洋的结果是，明白了实验的意义，对考古学与人类学至少是颇有兴趣的。
在斯文赫定决定到中国西部进行考察之前，中国知识界曾有很强烈的反对之声。西方考古者在中国的探险与搜集文物，引起了知识界的警觉，说是一种民族自尊也是对的。当中国政府允许斯文赫定赴内蒙古与新疆的消息传出后，1927年初的北京学界召开多次抗议的会议